2016纪检干部讲规矩有纪律发言稿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强调指出，各级党组织要把严守纪律、严明规矩放到重要位置来抓，以下是纪检干部讲规矩有纪律主题教育活动中的发言内容，快来阅读看看呢。
纪检干部讲规矩有纪律发言稿
第一个问题，红军时期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在党的历史上，建党之初就有了一系列的政治纪律、政治规定。但是非常明确的，通俗易懂的，广大党员和红军战士都知道的，我觉得应该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始。
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同志领导了秋收起义。秋收起义本来的目标是占领湖南省会长沙，但是秋收起义一发动进攻长沙，就遇到了重大挫折。毛泽东同志果断决定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文家市会师，经过研究，决定向井冈山进军。部队从文家市向井冈山进军的途中减员很大，有的人休息的时候，到地里顺手拔几个红薯，到庄稼地里找到什么可吃的就吃了，所以毛泽东同志就认为，要制定纪律。当时最早的三项纪律，其中就有一项是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到三湾改编的时候建立了党代表制度。所以在上井冈山之前，就形成了红军的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
当时部队打的旗子叫中国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以后，和井冈山当地的农民自卫军，和王左、袁文才会师，对部队进行改造。在这期间，爆发了湘南起义，在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八一南昌起义，我觉得应该分为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八一南昌起义本身成功了。现在讲八一南昌起义失败了，我觉得不对。八一南昌起义本身胜利了，但是在南下广东的过程当中失败了。如果南昌起义以后，就地在江西和当地党组织、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那将是新的局面。但是当时还没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所以八一南昌起义占领南昌取得伟大的胜利以后，决定向南打回广东，进行二次北伐，在南下广东的过程当中失败了。之后，有一部分部队在朱德同志带领下进入到湖南南部地区，和当地的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湘南特委相结合，发动了湘南武装暴动。在几十个县里建立了各种政权，革命势力非常浩大。但是我们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很快又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呢?广东的敌人要向湖南南部进军，当时湘南的书记非常“左”倾，他提出一个口号，说把广东湖南大道两旁十里以内的房屋全部烧掉，让广东军阀来了以后没有地方住。这一烧不打紧，把人民群众逼反了，人民群众站到反动派一边了，结果一发而不可收。所以南昌起义剩余的部队和湘南暴动的队伍只好向井冈山转移。
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率领队伍下山来迎接朱德同志。他到湖南郴州下辖的桂东县，在这个地方一方面部队修整，一方面发展地方党组织，另一方面打探朱德同志部队的消息。在此期间，他又一次召集部队做报告，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我前一段刚到桂东去，还做了一次报告，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群众路线的起源。他们当地被称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发源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一个发展过程，在这里提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在湖南的桂东，正式定型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又逐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以守纪律、讲规矩有一个发展过程。什么是纪律?什么是规矩?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纪律，就是规矩。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一个队伍、一个政党有了铁的纪律，就会战无不胜;没有铁的纪律，就会成为一盘散沙。
到人民解放战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要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同志又重新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说本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一切为人民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谋利益，所以要求所有指战员要坚决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时陕北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那天晚上，中央事先专门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级党组织发了电报，要求一律收听。当时在大别山深处，刘邓大军正在大别山地区南北转战，这天晚上，部队开了会以后，邓小平同志要求直属机关在中央规定时间内，停止一切活动，把所有军用收发报机全部打开，听陕北广播电台的重要新闻。一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事情。
在1947、1948年的时候，中国革命越接近胜利，毛泽东同志越反复再三地讲遵守政策、遵守纪律。为什么?因为过去几次革命，打到革命高潮了突然遭到失败，所以在中国革命面临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特别谨慎，特别谦虚，特别小心，牢牢把握政策策略、政治纪律，确保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2第二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时期守纪律、讲规矩的典范。
毛泽东同志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本人在中国革命时期也是非常遵守政治纪律的。
比如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领导了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后来朱德同志率领南昌起义的剩余部队和湘南暴动的部队一起上井冈山，朱毛会师井冈山，革命力量大发展，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第四军。在井冈山上，革命处于开创时期，一切都非常艰难。毛泽东同志本来属于豪放型的人，诗词歌赋、古代文学、中国历史各方面的知识非常丰富，但在井冈山上，他感到很寂寞，没有谈话对象。他有时候心情也很郁闷，最大的郁闷来自秋收起义失败以后，瞿秋白组织中央临时政治局开了一个会，说秋收起义预定的计划是要占领长沙，毛泽东同志没有占领长沙，反而领了一帮队伍到山上去当山大王了，与中央的要求是不符合的，决定开除毛泽东同志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这个中央决议是由中共湖南省委和地方党组织一级一级传达过来的，结果一个省委代表上井冈山，他传达的是中共中央决定把毛泽东同志开除党籍。这与中央精神是南辕北辙的。那么毛泽东同志只好服从中央的决议，辞去党代表、政治委员职务，当一个师长，不能过问党的事务了。后来才有新的信息传来，中央只是开除了毛泽东同志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其他的中共中央委员职务、党籍都是保留的。毛泽东同志这才恢复了党代表、政治委员的职务。我举这个例子来说明毛泽东同志遵守政治纪律，上面决议传达下来，他要按党的政治纪律坚决执行，一丝不苟。
红军下了井冈山以后，在赣南闽西地区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红军的发展，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也有所发展。因为红军的成分很复杂，有农民，有过去北伐军的官兵，有俘虏过来经过教育参加革命的士兵，还有大量的游民，用政治术语叫流氓无产者。这些人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思想，在党内组织里会有反映。所以红四军在1929年前后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就要求说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不但要打仗，而且要执行中央的决议，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帮助地方建立革命政权和基层组织等等。要坚决地清除党内、军内的错误思想，要把党组织建立成先锋队。
有些同志就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说红军只管打仗，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建立地方党组织，那是党组织的事，是军队政治部的事情。当时也有点极端民主化，会上争议很大，最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被否决了。所以在红四军七大选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前委书记落选了，落选以后，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四军到地方去指导工作。毛泽东同志也是人，也会郁闷，所以到地方工作以后大病一场。在此期间，他在一个村子里一边养病一边读书，当地党组织还是给了他很好的照顾。我顺便说一下为什么叫红四军。这之前没有红一军、红二军、红三军，北伐战争时候，北伐军第四军独立团打先锋，战无不胜，被称为铁军。叶挺这个独立团实际上有一个师的编制，他在前面打先锋，第四军在后面当然也连战皆捷，也成为钢军。所以红军一成立就叫红四军，表示要继承北伐军的革命传统的意思。
在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四军以后，党内、军内一些错误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的纠正，不守纪律、不讲规矩的现象仍然存在。所以就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请毛泽东同志参加。毛泽东同志刚开始拒绝参加，后来会议上发生激烈争论，一部分人要求一定要请毛泽东同志同志回来。后来派人抬着担架请毛泽东同志回来，把毛泽东同志抬到会场的时候，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已经结束了，毛泽东同志就回到地方指导工作去了。在此期间，红四军派代表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同志听了汇报，并把他听到的汇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做了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经过研究，一致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红四军要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要立即请毛泽东同志回来主持工作。然后周恩来同志就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意见告诉了红四军代表陈毅。根据周恩来的传达，形成一个文件，《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当时是1929年9月，所以历史上称为“九月来信”，这个“九月来信”对毛泽东同志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中央“九月来信”由红四军代表陈毅带回到赣南闽西，就是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带到红四军以后，在红四军领导层进行了传达，大家一致表示坚决贯彻中央的决策，坚决拥护中央关于请毛泽东同志回来主持工作的意见。然后就派陈毅去请毛泽东同志回红四军。陈毅就把他如何向中央汇报，中央如何研究，“九月来信”的主要内容，红四军领导层一致拥护中央来信，详细地讲了一遍。毛泽东同志一听，说好，我立即回去。
毛泽东同志回去以后就召开了士兵座谈会、党员座谈会、基层干部座谈会、驻地群众座谈会，把红四军不守纪律、不讲规矩，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一一梳理清楚，在此基础上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然后召开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简称红四军九大。由于会议是在福建古田村召开，所以叫古田会议。这个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简称古田会议决议。这里面毛泽东同志亲自写到，“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同时，把党内各种各样的不讲规矩、不守纪律的现象一一罗列出来，并对每一项都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极端民主化，极端民主化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讲行军的时候，当官的骑马，我们也要骑马，要不骑都不骑，就类似这样。
最后，红四军九大取得圆满成功，毛泽东同志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古田会议决议贯彻以后，部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很快红四军和彭德怀的红五军联合在一起，发展为红一军团，然后又发展成为红一方面军，朱德同志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同志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创建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其范围包括赣南地区、闽西地区。以赣南闽西地区为中心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同志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开拓者、开创者、领导者。但是，后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当时王明二十多岁，从莫斯科回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向党夺权，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支持下，很快成为中央主要的领导人物。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中央领导权以后，他一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区(当时叫白区)，贯彻他的一套政治主张，一方面派中央代表到各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贯彻他的政治主张。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集中打击毛泽东同志，撤销了毛泽东同志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等重要的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剩了一项职务，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也是一个礼仪性的职务。苏区中央局书记，就是领导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央局书记职务，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的总前委书记，就是代表党中央领导红军的职务被撤销了;红一方面总政治委员也被撤销了，三项职务都被撤销了。毛泽东同志只好到瑞金附近一个山上，没事儿的时候读读书，跟附近庙里的老和尚聊聊天。那几年没人去看他，贺子珍到中央政府领一些后勤，总务部门对她也不那么客气。所以毛泽东同志政治生涯中也是几起几落，经历了辉煌与挫折、顺利与困难，人间冷暖也经受了很多。但是毛泽东同志在这期间也是守纪律、讲规矩的。被撤销职务了，也没有其他工作，就读书，调查研究，思考问题，没有同任何方面去说一些其他的活动。在革命斗争中有高潮有低潮，有一位革命导师曾经说过，革命高潮到来时创造历史，革命低潮到来时著书立说。列宁在受反动政府追捕的时候，在一个地方隐蔽起来写著作。毛泽东同志也是，毛泽东同志在人生高潮到来时创造历史，人生低潮到来时就认真读书，思考问题，等待着新的历史时机的到来。
2014年主持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议在古田召开，他在古田参观了古田会议纪念馆，接见了当地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老党员、老交通员，并且在参观过程中说，这里就是个讲规矩的地方。他指的就是古田会议决议制定了政治纪律，制定了党内军内政治生活的规矩。
纪检干部讲规矩有纪律发言稿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强调指出，各级党组织要把严守纪律、严明规矩放到重要位置来抓，努力在全党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守纪律、讲规矩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有力抓手，纪检监察干部是“警察中的警察、宪兵中的宪兵”，身处反腐败战斗一线，面临的诱惑和考验，相比普通党员干部可能更多。只有把守纪律和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从严立标定位。在守纪律、讲规矩上作表率，才能为推进“四个全面”重大战略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一、纪检监察干部要善于“自律”,争做守纪律讲规矩的示范者
对党忠诚，站稳政治立场。“天下之德，莫过于忠。”始终对党忠诚，是最大的政治。王岐山同志多次强调，对党忠诚是对纪检监察干部最根本的政治要求。忠诚才可靠，可靠才可信，可信才可用。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的执纪监督机关，必须由对党绝对忠诚的人来坚守。因此，纪检干部必须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对党没有私心，不怀二心，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自觉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事业。任何时候都与党的基本理论、路线、纲领在思想上高度统一，绝不背叛自己的信仰。
个人干净，严守为官底线。廉洁是为政之本，立身之节，廉洁自律是对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基本要求。当官就莫怀发财之念，身为纪检监察干部要更能安守清贫。干净，就要心存敬畏、秉公用权。查办案件是纪检监察机关的基本职责，是最重要、最核心的权力，直接关系到党的队伍的纯洁，关系到党员干部的政治生命。纪检干部必须以“严”的标准，将讲规矩、守纪律放在反腐大业历史责任的高度去认识、去践行，真正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赢得党和群众的信任。
敢于担当,构筑良好生态。圣贤胼手胝足，劳心焦思，惟天下之安而后乐。现在，对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中央的判断是依然严峻复杂，并呈现“胶着状态”。重任在肩、征途如虹。纪检监察干部作为党的纪律的执行者、捍卫者，岗位特殊、使命神圣、责任重大，更要“见得思义”、“铁肩担道义”。执纪监督问责得罪人在所难免，既然承担监督责任，就要敢于较真、敢于查处、敢于问责，不能摆架子、做样子，要有“啄木鸟”精神，把“病树”治好，把“烂树”砍掉，挽救一片森林。
二、纪检监察干部要敢于“律他”，争做守纪律讲规矩的推动者
明责尽责，抓实两个责任。党员干部不守纪律、不讲规矩，党组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党组织疏于教育、怠于管理、惮于监督，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发现不及时，对违反党规党纪的行为处理不严肃，就可能导致小错酿成大错、违纪走向违法。纪检干部应舍得投入心力、精力，找准职责定位，创新执纪监督方式，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敢于督促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分别管好“份内”的“人、财、物”，谋划和推动两个责任落地生根。
抓早抓小，强化纪律尺子。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靠党章党规党纪。党章规定，纪委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党的委员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我们要以关心爱护党员干部、“治病救人”作为我们执纪监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监督，抓早抓小、动辄则咎，防止党员干部由小错酿成大错。使纪律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党员不可逾越的底线。
相信群众，凝聚监督合力。“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社会财富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当前，人民群众最痛恨各种违法乱纪行为，对各种特权现象最为反感。我们要更加依靠相信群众的社会监督力量，用群众的眼光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坚持走群众路线，站在群众的立场上谋划思路、落实举措，从群众中获取持续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合力，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强大正能量。
三、纪检监察干部要甘于“他律”，争做守纪律讲规矩的践行者
主动接受监督，防止“灯下黑”。“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缺乏监督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脱离监督的干部，往往会犯错误，监督面前没有特殊群体，监督别人的人更要带头接受监督。纪检干部要积极支持、参与、配合好、维护好监督工作，正确对待组织监督、群众监督、社会监督等方方面面的监督，实现监督全覆盖，不留盲区，不留死角。善于在监督的环境里干事，乐于在监督的氛围中行动。
自觉遵规守矩，把权力关进“笼子”。“仁圣之本，在乎制度而已”。制度解决的是治理规制、行为规范、监督评价问题，对于党员个体而言是一种重要的他律力量。纪检监察干部要把遵纪守法、遵章守礼作为自己最基本要求、作出表率，当好样板。要织密反腐的“制度网”，从源头上进行物理隔断筑牢“防腐墙”;要把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突出出来，具体化，对纪检监察干部不守纪律不讲规矩的，发现一个惩处一个，让纪律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立足自我教育，着力拧紧“总开关”。“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纪检监察工作范围广、涉及面大，一些纪检监察干部存在“本领恐慌”。执纪者必先知纪，当前纪检监察机关应时时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加大对纪检监察干部的培训教育，定制课程“菜单”，开展对从严治党、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三严三实”等系列教育活动，解决好思想认识这个“总开关”，唤醒纪检干部党章党规意识，归根溯源、熟知“原教旨”，增强自身免疫力，做到明底线、知敬畏、守法纪、遵规距，打造一支有思想、有内涵、有底气、有魄力的反腐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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