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是如何爆发的(2)

　　宛平县城，卢沟桥以及日军演习区域。

　　至此为止，这个连绵阴雨突然停止了的夜晚，似乎并没有十分特别的异样。可是，接下来，日本各方显示出的态度之蛮横与激烈，既出乎正常反应又令人疑窦丛生。

　　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接到卢沟桥事件的报告后，立即指示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机不可失”，马上派人与中国方面交涉，“占领宛平城东门，俾军使交涉顺利”。

　　于是，在明知“失踪士兵”已经归队的情况下，松井太久郎还是打电话给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声称：“有日本陆军一中队在卢沟桥演习时，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的军队发出的枪声，使演习部队一时纷乱，结果失落日兵一名，日本军队今夜要入城搜索。”

　　八日凌晨二时，宛平县长王冷斋，冀察政府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瀚、委员孙润宇、专员林耕宇与冀察政府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一起，开始与松井太久郎以及第二十九军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谈判。王冷斋县长反复解释说，经过调查，中国军队七日夜晚没有开枪，军中“每人所带子弹并不短少一枚”;经过中国警察搜寻，宛平城内“也未发现有所谓失踪日兵的踪迹”。况且，“夜间宛平城门已闭，日兵在城外演习，怎么能在城内失踪”?

　　但是，松井太久郎仍坚持日军必须进城，强调王冷斋身为地方行政长官，“应负当地处理的全责”，企图胁迫王冷斋当即速订一个有利于日方的协议，从而使日军不战而得宛平城。

　　王冷斋坚持先调查后处理的原则。双方正僵持中，有人报告说，日军驻丰台的一个大队五六百人，携带六门火炮，由一木清直大队长率领正向卢沟桥方向开进。中国方面的谈判代表与樱井德太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辅佐官寺平忠辅、秘书斋藤栗屋一起前往现场。车行至距宛平城约两里地的地方，王冷斋发现公路两侧和铁路涵洞已被日军占领，机枪大炮架设着，日军士兵都横着刺刀。寺平忠辅认为已达到了威吓中国县长的目的，再次提出中国军队撤离宛平城的要求：“事态已十分严重，现已不及等待调查谈判，只有请你速令城内驻军向西门撤出，日军进至东门约数十米地带，再商解决办法，以免冲突。”王冷斋再次予以拒绝。寺平忠辅凶狠地说，之前日军经常穿城而过，今天不能进去，这显然是中国方面别有用心。

　　王冷斋县长认为自己守土有责：我再驳斥说：“你接事的日子不久(寺平忠辅接任不及三个月)，或者尚未明了以前情形。我在这里从未允许你们演习部队穿城而过，你所谓先例在何月何日?请给我一个事实的证明。”这时，日本指挥官森田(森田彻)联队副，胁迫我行至战线，欲以武力恫吓。他们两人这种举动大似绑票。我仍坚持调查原议，斥责他们前后不应该如此矛盾，万一事态扩大，他们二人当负全责。

　　双方相持十余分钟，森田见威胁不成，乃向寺平示意，仍由寺平同我进城调查。就在中国县长与日本辅佐官在宛平城外的暗夜里争吵不休的时候，凌晨三时，远在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部里灯火通明，主任参谋大本民枝只用了两小时，便把一份旨在扩大卢沟桥事端的军事计划拟了出来。

　　日方把这份军事计划定名为“宣传计划”——把一份典型的侵略计划称之为“宣传计划”，这完全符合日本人阴暗诡秘的心理——这份“宣传计划”显示出日军好战军官的毒辣：

　　首先，“必要时不顾敌我双方的损害，果断地攻击”，“占领卢沟桥”，“至迟于九日正午前占领宛平城”。其次，“立即将秦德纯、冯治安绑架至北平警备队内，不许自由发表言论和行动”，这一任务由北平特务机关实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援助。至于如何对付尚在山东老家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境公署主任宋哲元，“宣传计划”拟订了五种方案：一、催促宋哲元乘火车迅速返回北平;二、或者让其乘坐飞机去天津;三、如果宋哲元不回，就严密监视;四、让宋哲元去青岛退避;五、以上若均不行，济南的特务机关“可果断采取最后手段”，由中国驻屯军负责实施。——谁都明白，日本特务机关的“最后手段”是什么。

　　此份“宣传计划”还附加了特别“说明”，强调要千方百计地“证明事件发生非我方有计划之行动”。只是这种宣传要有分寸，不然很可能适得其反——“过多强调，将陷于自我辩解。”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发生在卢沟桥的事件，到底是不是日本人的精心策划，上述“宣传计划”已经显出些许端倪。

　　宛平城的谈判依旧在僵持中，突然传来一声炮弹的爆炸声，急于占领宛平城的日军已经等不及了，于凌晨四时二十分向宛平城内开炮了。

　　一木清直大队长指挥五百日军向宛平城中国守军发起了攻击。中国守军第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立即向师长冯治安和旅长何基沣报告。冯治安师长的命令十分严厉：一寸土地都不许退让。中国守军扼守宛平城东门，任日军如何冲击，城门坚固如铁。日军的炮弹呼啸着飞过城墙，瞬间就将宛平专员公署炸塌了。此时的王冷斋在炮声中想起一个细节：指挥攻击的那个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曾在宛平专员公署成立的时候前来表示祝贺。奇怪的是，从日军驻地到宛平城好几里地，一木清直那天没有像往常一样骑马，而是徒步走来的。现在才明白，这个日本军官是在用步子测量炮兵射击的准确距离。

　　据守在卢沟桥的中国机枪手。

　　伴随着炮声，谈判双方的情绪都异常冲动。中国军队宛平城守军三营营长金振中，这个态度强硬的中国军人，坚决不允许日军踏入宛平城，过去不允许，现在不允许，将来也不允许。日方威胁说，如不允许，就要动用武力强行占领。怒火万丈的金振中营长踢翻了桌子，几乎与日本军官扭打起来。

　　此时，日军正面攻击宛平城未能得手，随即改变攻击方向，集中兵力猛扑卢沟桥铁桥和龙王庙的中国守军防区。两军在龙王庙附近遭遇，中国守军只有两个排约七十多人，而日军有两个中队五百多人。在日军的轮番攻击面前，中国士兵用步枪、机枪和手榴弹顽强阻击，最后用大刀进行白刃战，日军伤亡百人以上，两个排的中国守军全部阵亡。——从兵力对比上看，这近似一场蓄意屠杀。

　　天亮了，雨云密布。

　　七十多名中国官兵的遗体，血迹斑斑地散落在永定河边的沙坎上，一双双死不瞑目的眼睛望着灰蒙蒙的天空。

　　此刻，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了日本东京。

　　日军陆军部接到中国驻屯军第一封电报的时间是凌晨五时五十四分：丰台驻屯部队的一部在夜间演习中，二十二时四十分因受中国军队的不法射击，立即进入敌对状态，派出问罪使者使其承认事实，开始交涉道歉及其他事项。八日十时二十分，日军陆军部接到中国驻屯军的第二封电报：丰台驻屯部队当对不法射击进行交涉时，又遭到龙王庙中国军队的射击。我军于五时三十分对其进行攻击，并占领永定河堤防线。对卢沟桥城内的中国军队，正予以解除武装中。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说：“鉴于六年前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时使用的“诡计”，东京的军政要员们一致认为，中日两国这次是“又干起来了”。

　　在如何应对卢沟桥事变上，日本内阁和统帅部内部形成了“不扩大派”和“扩大派”两种不同意见。无论是“扩大派”还是“不扩大派”，在侵华问题上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分歧，分歧仅仅在于选择全面侵华战争的时机上。

　　“不扩大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战争指导课主任参谋堀场一雄以及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等人为代表，他们担心日本目前兵力不足，一旦发动对华全面战争，很可能陷入长期战争的困境，并格外担心苏联会从远东方向出兵夹击日本。——“目前我国正专心致志完成满洲建设和对苏战备以巩固国防，不要因插手中国而弄得支离破碎。”“不扩大派”认为，在没有动员十五个师团，“发动军需动员准备量的半数”，筹备五十五亿日元军费、作战期限限时于半年的条件下，全面出兵中国将是一种失策。

　　相比“不扩大派”，日本军政高层中“扩大派”的人数众多，包括陆军大臣杉山元、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以及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等人。他们认为，中国是个不堪一击的国家，只需动用三四个师团的军力，就可以征服中国。永津佐比重甚至扬言，只要将军舰开到塘沽附近，即使日军没有登陆，“北京也好、天津也好，将会投降”。至于对苏联出兵的担忧，“扩大派”更是不屑一顾，认为苏联正在经历政治大清洗，很多红军的高级将领都被斯大林处决了，严重的军心涣散将导致苏联无力介入。而英国在欧洲受到纳粹德国的牵制，美国因奉行孤立主义也不会介入远东战争。这样的国际环境于日本非常有利，应该利用卢沟桥事变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发动对华全面战争。为此，杉山元大将上奏天皇，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增派大量的部队，“事变大约一个月就可以解决”。

　　日本关东军军官几乎都是“扩大派”，得知卢沟桥“又干起来了”的消息后欣喜若狂，认为“目前北方是安全的，所以趁此时机应对冀察给予一击”。为此，他们报告参谋本部：“鉴于华北形势，已以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之主力及空军一部作好立即出动准备。”关东军高级参谋田中隆吉——那个上海“一·二八”事变中的点火人——此时已经跑到了天津，建议关东军和驻屯军联合起来，对中国华北地区发动全面作战;而关东军参谋辻政信甚至跑到了卢沟桥，直接对第一联队队长牟田口廉也说：“关东军支持你们，彻底地扩大下去吧!”

　　当时，七十三岁的皇族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未理部务，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也在生病疗养中，因此，参谋本部的工作实际上由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主持。作为“不扩大派”的核心人物，八日晚六时四十二分，石原莞尔以参谋本部“临命第四号”指示，向中国驻屯军发出了命令：“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

　　石原莞尔的命令遭到“陆军部内的强烈反对”。陆军部的军官们已拟出向中国增兵的计划：从关东军抽调两个旅团，从朝鲜军抽调一个师团，从日本国内派遣三个师团，共赴中国华北地区作战。海军部也下达了命令：“一、在台湾演习的第三舰队返回原防地;二、加强警备，以备事件扩大，禁止任意行动;三、准备好机动兵力，以备对华紧急出兵。”八日深夜，陆军大臣杉山元下达命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原定七月十日复员的步兵联队二年兵延期复员。”这样，日军等于又“增加了四万兵力”。

　　石原莞尔的命令刚一下达，中国卢沟桥再次爆发战事。

　　黎明即将来临之时，大雨又至。中国军队第三十七师二一九团二营由长辛店驰援永定河，于河西岸向日军发动了反击，双方在铁路桥和龙王庙阵地的争夺中反复拉锯。为夺回并巩固阵地，何基沣旅长亲自率领西苑驻军前来助战。二一九团组成突击队，乘着夜色用绳梯悄然爬出宛平城，在青纱帐的掩护下，沿着永定河向铁路桥靠近，然后突然向日军发起了冲锋。突击队员们没有开枪，而是使用了西北军最著名的大砍刀，日军猝不及防，被砍得血肉横飞，鬼哭狼嚎。其中一位年仅十九岁的突击队员，连续砍杀了十三名日本兵，同时生擒了一名。瓢泼大雨之中，一个中队的日军几乎全部被砍倒在铁路桥上。新的一天到来时，夺回了阵地的中国士兵站在永定河铁路桥上，背着的大砍刀在薄明天色的映照下寒光凛冽。

下页更多关于七七卢沟桥事变简介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