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

　　马克思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的理解是十分复杂的。小编整理了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论文，欢迎阅读!

　　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论文篇一

　　马克思的实践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实践

　　【英文标题】Marx's Theory of Practice and Marxist Practice

　　【作者简介】(法)汤姆·洛克莫，美国杜肯大学哲学系教授。

　　130年前，马克思就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很多理论至今仍是我们的研习对象。马克思毕生致力于思考西方所谓的理论和实践(Praxis)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哲学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状态走向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马克思的理论不会自动实现，它的实现将取决于人们对其感兴趣的程度。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某种阐释，这构成了试图通过恰当的社会实践活动来实现马克思的立场的种种努力。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及德国的唯心主义

　　马克思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的理解是十分复杂的。人们引述它的次数远比分析它的次数多。这种常被人们挂在嘴边却不知甚解的状况使得许多深受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鼓舞的人也搞不清楚个中要义。比如，在一篇著名的文章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题目中，其所指的其实是“关于实践”的理论，这种理论本身并不是实践的一种形式。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这个理论本身就是不正确的。因此，这种说法通常只是指出问题的所在，而不是去解决它。还有其他一些遗留问题比如怎样去理解实践、怎样将它作为一种标准去衡量真理、标准意味着什么，以及怎样去理解真理等等难题都有待进一步澄清。

　　马克思所关注的正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如何将理论付诸实践的问题。他的这一思考，以各种形式并不同程度地展现在他的相关著述中，其中涉及他与黑格尔哲学的复杂关系、他对费尔巴哈的评论，以及他对19世纪资本主义各个方面的批判(如他的异化理论)等等。

　　在其早期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著述中，马克思最初论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极其复杂，至今仍然很少有人能完全予以真正厘清。个中原因部分源自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评论者(Marxist commentators)之间的悬殊——马克思是一个哲学天分很高并受过系统训练的哲学家;而马克思主义评论者通常并没有哲学天赋，甚至都没有接受过哲学训练。

　　就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区分出它的不同阶段，包括：马克思全面贯彻黑格尔观点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阶段，一系列批判黑格尔的早期著述时期，以及后来在构建马克思自己的现代资本主义理论时对黑格尔的某些观念(首当其冲就是理解社会现象的辩证法)的积极评价和运用阶段。

　　当马克思还是哲学专业的研究生的时候，黑格尔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而谢林对自然哲学的关注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依然停留在以一种特别的黑格尔式的方法去接近古希腊自然哲学的阶段，而并没有关注理论与实践问题。

　　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典型观点，是在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并构想他自己最初立场的过程中出现的。无论是在其早期著述中对黑格尔的批判，还是在其后期著作中对黑格尔的概念挪用，对马克思来说，这都是为了聚焦于关注具体的人，而这是黑格尔所忽视的。

　　马克思早期对黑格尔的批判后来集中体现在他的现代国家理论中。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1821)中概述了相关论点。受费尔巴哈的启发，同时也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受黑格尔的启发，马克思对黑格尔展开了最初的批判。

　　费尔巴哈认为，哲学的批判并不是为了打破而是为了实现之前哲学的内在目标。这是一种典型的黑格尔主义。在其早期著述中，黑格尔就已指出，康德的批判哲学的目的是为了真正的思索，但他却并没有实现这一目标。因为应该根据精神而不是文字去理解批判哲学。黑格尔将康德的这一建议应用到批判哲学之中，区分了康德意义上的精神和文字之间的差异。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理论原则上是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idealism)，在实践中无法予以落实。为了实现它的意图，批判哲学需要将康德的精神与文字相区别。对于黑格尔来说，完成了这一任务的正是费希特。因为是费希特接过康德的遗产，将批判哲学的精神继承了下来，这意味着一个持续的哲学传统的薪火相传，即后来的思想家总是在早期思想家的基础之上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并藉此实现先前的理论精神。

　　马克思在1843年所写的三篇批判黑格尔的早期著述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沿用了黑格尔的这一方法。要想厘清马克思思想立场的演变，就有必要详细考察包括这三篇著述在内的所有早期著作。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通过阅读黑格尔来反对黑格尔，并形成了一种运用费尔巴哈式的语言来批判黑格尔的黑格尔主义方式。马克思描绘了黑格尔未实现或尚未完全实现的东西，即先前的立场可以通过另一种哲学理论得到改善甚至实现。

　　以一种快速的方式，借助于宗教和哲学评论，马克思强调了人的自我实现这一《法哲学》(黑格尔)的核心。在马克思的解释中最有趣的或许是他认为，在哲学实现自己的过程中，哲学将会被消灭。马克思在这里将哲学的功能描述为旨在实现人类之善，这会受到宗教的阻碍，但却可以通过揭露世俗的人的自我异化的形式来得以推进。①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认为简单反映当时情况的哲学形式，与将被德意志国家所例证的黑格尔派理论之间是有区别的。因为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代表了那个时代人类自我认识的制高点，只有它才能提出人类自我实现的理想任务。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法哲学》没能考量“现实的人”(real man)这一概念，而这一任务则只能通过实践活动来加以解决。

　　在《____的本质》(1841)中，费尔巴哈指出，宗教是人类活动的自我投射(projection)，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以人、而不是以上帝为核心价值观。马克思认为，人创造出的宗教所提供的不过是一个关于人类自我实现的幻想。因此，他反对中立的哲学观，认为哲学的本质旨在实现人类之善。宗教的批判旨在揭露宗教的异化，而哲学的任务则在于揭示人的自我异化的世俗形式。

　　马克思随即提出要在(正统)哲学(即与社会毫不相关、甚或有害于社会的哲学)与那种基本上服务于人类的哲学之间进行区分，以黑格尔的(所谓“官方的”)国家理论为代表的正统哲学仅仅旨在保持现状。根据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似乎只消通过在想象中否定现代社会是人自我异化的产物这一假想的方式就可以达到缓解人的自我异化的目的。马克思则认为，异化是人自我强加的结果，他认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答案不在宗教中，而在我们自身之中。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的政党”或他的青年黑格尔派同行错误地认为“哲学的否定”在实现它自身之前是不会发生的。②为什么呢?因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用一个真正的社会世界观来取代那个虚假的哲学世界观。而所谓的理论上的党(也被称为右翼黑格尔派)则犯了相反的错误，即他们认为不用消灭哲学就能实现哲学。③

　　至此马克思在该著作中提出了两个主张：实现哲学才能消灭哲学，消灭哲学才能实现哲学。如果我们还记得，德国的哲学是德国人的自我意识的表达，这表明，一种哲学观由于它所面临的社会人物是有限的和可解决的，因此这些任务的完成(正如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就意味着，它将不复存在。

　　马克思现在则将他的“不实现哲学就无法废除哲学”的观点应用到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身上。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其实并不重视“现实的人”(real man)这一概念。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的问题可以在实践中得到解决，因为理论的任务(如人的自我异化的问题)唯有在实践活动中才能得到解决④。解决的方法就在于要认识到，人必须首先改变阻碍其自身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环境条件。马克思指出，当代革命始于哲学家(也即他自己)的大脑。他断言，哲学(基于他自己的立场)将会打破德国目前的现状。换句话说，只有先解放人，政治上的解放才有可能性。他进而认为，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而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当且仅当这一解放是由一个能代表社会整体的阶级所领导的话。因此，至少在德国，解放是否可能，将取决于市民社会中的某个阶级的存在，“它通过解放全人类来解放自己”⑤。

　　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首先，马克思只是假设需要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的阶级，即它可以解放所有其他的阶级，而且这个阶级的出现将会废除社会的阶级结构。这等于是给真正的人的自我解放的一个必要条件打上了哲学的“折扣”。马克思于是开始思考人类解放的现实条件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政治解放问题。其次，马克思并没有指明这个阶级已经存在，而是说这个阶级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才刚刚开始在德国出现。要之：工业社会的正常发展将会导致特定生活方式的终结。到底是哪种生活方式呢?这种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或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基础之上的生产方式，其维护的是生产资料资产阶级所有制，因此无产阶级就不会接受这种生活方式。

　　马克思总结了其哲学分析中的革命信息，目的不仅在于描述他生活的时代的社会现状，更是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他还断言，哲学将通过无产阶级来实现它本身。人类自由(此乃黑格尔的目标)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这继而又将会导致社会阶级结构的终结。反过来，其自身存在源自于阶级结构的无产阶级在意识到哲学的目的之后也会走向终结。⑥

　　在这一文献中，马克思并不认为我们必须离开黑格尔，他也并不认为我们需要超越黑格尔。相反，他认为，我们需要的是通过另一种理论来实现黑格尔的理论。简言之，马克思的那句著名的话告诉我们，只有消灭哲学才能实现哲学，只有实现哲学才能消灭哲学。这似可理解为，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必须通过另外一种哲学理论才能在实践中得以实现。

　　论德国唯心主义的哲学、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在这里打破了解决实践问题的理论方法，这一做法在西方哲学中十分普遍，例如在康德的道德论中，所有的实践问题都有赖于理论的解决。⑦而马克思则拒绝这种纯粹诉诸理论的解决方案。他认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应是哲学的中心议题，因此哲学在没有被人们实现之前是不能被废除的，而人们实现哲学的途径却并不在理论上，而只能在实践中。马克思的这一观念延伸出诸多问题，如对黑格尔理论的解读、作为一种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进行哲学解释的马克思理论的地位问题、实现马克思理论的实践问题，或更准确地说是他的实践与理论关系的实际实现问题。

　　就理论与实践的哲学关系总问题所展开的相关讨论，最终总会回到古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就曾把劳作(poiesis)、技艺(techne)和实践(practice)分开，其中所涉及的相关用语早已随着时代和历史的更迭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马克思最为关切的则是如何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理论的目标。

　　德国唯心主义一直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先是康德提出了这个问题。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康德先后给出了几种不同的观点。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提出了一种新颖的哲学观，即在所谓学院化的哲学观(旨在关注纯粹逻辑上的完美)与哲学家的世界观之间加以区分，他反对前者而赞同后者。康德把哲学称为“所有认知人类理性本质关系的科学”⑧，这似乎意味着哲学家并不存在，因为没有人能够胜任这个任务，唯有道德可以实现人类的天职。康德的主要观点是：哲学家就像“理想的老师”⑨，致力于实现人的完美，其最高形式是道德。在康德看来，若无人具备此条件(即在道德上是至善的)，那也就意味着没有人可以胜任康德意义上的道德老师的角色，因此也就没有人能成功地将学院化的哲学观予以世俗化。换句话说，康德的观点未能表明怎样在实践中实现哲学。

　　在上文中所论及的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的重要论述中，他指出，有一种观点认为，所有的实践问题都有一个独特的理论解决，这实际上就是将实践吸纳(或再吸纳)到理论中。康德不满意这样的观点，后来还试图进行修改。在《判断力批判》中，他进一步就此提出了看法，但无论是理论理性之于实践理性的从属关系(或大致类推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还是理论与实践借助于审美理性的彼此关联性等，都无法令人满意。

　　总之，康德对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处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虽然他认为道德也即实践理性是人类最大的成就，但他未能考虑到它的实践可能性。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他对实践理性进行了最重要的分析，他认为道德需要自由，但同时他也承认自己没办法予以证明。

　　黑格尔则把哲学看做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its own time comprehended in thoughts)⑩，即认为哲学是从历史时刻的视角去回顾性地把握所发生的一切。在那句著名的话中，黑格尔指出，哲学总是具有滞后性，“当哲学用灰色的颜料绘成灰色的图画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就变老了。对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轻，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11)。哲学思想总是跟随在对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进行哲学考察之后才出现的，因此这对于改变业已发生的既定事实来说已经为时太晚。所以这些哲学思想只能在日后通过改变世界来实现自身。总之，哲学家所构思出来的各种观念，有待于在社会实践中来实现自身。

　　马克思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实践

　　上述简评表明，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哲学理论与社会世界的关系问题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分析。马克思所做的，就是那句著名的号召，即呼吁改变世界，但这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理解哲学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他也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在实践中实现他的理论。

　　康德和黑格尔都以不同的方式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然而他们都还停留在对于这一关系问题的粗略理解的层面。针对同一问题，马克思的理解则更为深刻，因为他不仅试图把自己的理论与社会实践以某种费希特的方式联系起来，而且正如他所明确指出的，还力图超越单纯的解释世界的工作，转而诉诸对世界的改变。关键在于如何做到这点，如怎样在实践中实现马克思的理论乃至改变世界——这样的改变并不只意味着理论的苍白无力。

　　其可能性很多，如下三种观点似更可信：其一，认为哲学实现了它自身;其二，认为马克思或许已经找到了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可能性;其三，认为为了在实践中实现马克思的立场，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对其进行再解释、修改或补充。

　　第一种可能性意味着(似如黑格尔所表明的)，哲学可以实现其自身，所以，如果马克思的立场是哲学的、或者基本是哲学的，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它现在正在、或将来一定会自我实现。

　　显然，马克思的思想之所以可以吸引(且继续吸引)诸多人群的理由是各不相同的。虽然对他的理论感兴趣的人时多时少，但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到来，其信众似乎越来越多了。然而仅仅是对马克思的立场感兴趣尚不足以证明它正在或已经被正确地实现，因为我们不知道哲学的自我实现意味着什么、是怎么发生的。

　　第二种可能性经常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理解相关联，即马克思认为：因受周期性危机影响，不稳定的资本主义最终会走向灾难性危机。这意味着确信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最终会被自身压垮。马克思在许多著作中都表明，资本主义会由于生产过剩和日益严重的贫困(或所谓工人的“贫困化”)而遭受经济危机。

　　显然资本主义并没有因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消亡，而且当前的全球经济衰退(始于2008年)似乎也不符合马克思的分析模型。因为这场危机不是由于生产过剩或日益严重的贫困导致的，而是贪婪的银行家和其他金融集团的既得利益者占据了为自己、而非他人谋取暴利的有利位置所致。(12)这表明，经济危机理论急需予以更新和扩充内容，即有待将马克思当初尚未预料的情况加以广泛考量。

　　第三种可能性涉及重新解释和通过马克思主义来发展马克思的立场(常带有在实践中予以现实化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是由一系列对马克思著述的解释所构成的，其中既包括马克思主义者所撰写的大量关于马克思著作的研究性著述，也包括他们所撰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即其规范形式)的相关著作。最初为马克思主义的规范形式做出规定的是恩格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既然走进马克思的主要途径一直就是通过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就需要加以考量。恩格斯描绘了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抛弃了哲学而创立了一种新的科学的鲜活场景。随着恩格斯的实证主义化倾向以及其间接声称正确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马克思立场中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区别变得更加重要。

　　还有一种可能性，即所要区分的不是科学和哲学，而是哲学的科学与伪科学形式。在哲学界这种说法很普遍。有人可能会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摒弃哲学，而只是在哲学方法上达到了一个新的科学的水平。所以完全有理由把马克思的理论理解为一种哲学。然而，无论它是哲学的科学、科学的哲学，还是纯粹的科学，都很难看出它以什么样的方式、通过其所谓的科学地位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实现自我。

　　马克思—列宁主义(Marxism-Leninism)采取了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来改变世界(当然通过马克思的立场)。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形式，聚焦于共产党的核心作用。卢森堡指出，资本主义将自动解体。而列宁则认为这是由于共产党中央组织所发挥的革命先锋队的作用所致。由列宁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马克思理论的现实化增加了政治维度，更确切地说，列宁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看法是在政治框架中提出的。列宁以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先锋队理论来补充马克思的理论，从而拉开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序幕。

　　列宁对共产党的核心作用的具体强调显然是对马克思立场的进一步发展。卢卡奇后来又提议，这是一种可行的、在马克思立场的基础上超越马克思的道路，正如有理由超越恩格斯对于马克思思想做所的先驱性解释一样，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13)(包括为了在实践中实现它)。

　　该是得出结论的时候了。本文指出了这一问题在理论上以及首先是在实践中所涉及的如下三点：第一，早期的马克思认为，主要有两种哲学即关注实践问题的哲学和不关注实践，因此与实践问题无关的哲学。对实践感兴趣的马克思，通过对实践问题的理论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哲学形象，即通过哲学的方式来解决实践问题并借助于实践来实现哲学。在这一点上，他的目的并非采用科学方法离开哲学，而是用哲学来解决实际问题;第二，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观构想并没有在实践中得以实现，因此它尚待自我实现;第三，至今为止，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许依然是最为重要的、试图实现马克思理论的唯一一次严肃的实践努力。

　　实践观之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已是公认的事实。恩格斯所说的哲学必须被科学替换，可以被解读为：哲学理论应该被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所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则可以被理解为：旨在打造实现马克思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作为在实践中实现马克思理论的一种方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包含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实例，其一是苏联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其二是伟大的中国革命。

　　随着苏联的解体，苏俄试图在实践中实现马克思理论的实践尝试宣告结束。而中国在困难的条件下至今仍在进行这一伟大的历史尝试。马克思的设想能否在实践中实现，能否在中国实现尚需拭目以待。

　　不断努力以巩固中国革命所取得的成果是当代中国的核心任务。因革命形势的变化而导致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变革，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今天的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的道路从战争时代向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过渡，在这个过程中，会存在许多前无古人、亦无现成答案的问题，人们无法通过理论，只能通过实践来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马克思的理论能否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实现，还有待证明。但毫无疑问的是，今天的中国正在致力于把马克思的时代延续到我们的时代的伟大尝试，即试图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实现马克思的愿望。我们对此满怀期待。

　　[本文系作者受中国政法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CWM)之约而作，并经作者同意授权公开出版其简体中文版]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T. B. Bottomore, with a new foreword by Erich Fromm,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p. 44, p. 50, p. 50, p. 52, p. 58, p. 59. 也参见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0、10、11、17、18页。

　　⑦"On the common saying: That may be correct in theory, but it is of no use in practice," in Immanuel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ary J. Grego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73～310.

　　⑧⑨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Paul Guyer and Allen W. Woo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B 867, pp. 694～695, p. 695.

　　⑩(11)G. W. F. Hegel,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lated by H. B. Nisbet, edited by Allen Woo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 p. 23. 也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61年版，第12、14页。

　　(12)Richard A. Posner, A Failure of Capitalism: The Crisis of '08 and the Descent into Depress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3)Georg Lukács, Lenin: A Study of the Unity of His Thought, translated by Nicholas Jacobs, London: Verso, 1970.

　　来源：《江海学刊》(南京)2013年4期 作者：汤姆·洛克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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