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时事春节政治论文(2)
社会时事春节政治论文篇二
百年春节假期变迁
近日，全国假日办在网上发布“关于法定节假日放假安排的调查问卷”，得到了约211万人的反馈。据报道分析，大多数网友对现行法定节假日放假安排表示不满，他们的一大呼吁是延长春节假期。
时光回溯，一百年来，有关春节假期的安排，数次引起剧烈而广泛的社会争议，其中蕴含了政治诉求、时代变迁和民俗传承等矛盾。在民国时期，春节甚至一度被官方取缔。
各中小学不准放春节假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最初是采取以西历为主，兼用传统阴历的做法。1912年1月孙中山签发的《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中记载，“新旧二历并存”，“旧时习惯可存者，摘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
之后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延续了孙中山颁布的命令。1914年1月，北京政府内务部在致袁世凯的呈文中提出，“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袁世凯批准了该呈文。春节原来的民间称谓为“元旦”、“新年”，改历后，元旦指代阳历1月1日，而阴历1月1日开始叫“春节”，该称谓一直延续至今。
春节成为法定节日后，单位、学校在春节例行放假。1918年2月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就将春节放假公告，“本年春节假期定为一星期……”
但春节的命运在上世纪20年代发生了剧变。当时国民政府面临一个尴尬事实，就是国历颁布十几年了，社会日常生活还是沿用阴历。各军政机关和学校对国历是“表面上尚能遵用”。而商业结算、发付工资等一般社会生活均沿用旧历。
在此背景下，1928年5月，国民政府内政部提出了《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案》。内政部提案称，两种历法并行的现实是“贻笑列邦”，“抵牾国体”，“与吾人革命之旨，亦属极端背驰”。
提案的措施颇为严厉，严禁私售旧历、新旧历对照表。在放假方面，则严令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除国历规定者外，对于旧历节令，一律不准循俗放假”。
从提案开始，国民政府掀起了极具争议的废旧历运动，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春节的废除。一场针对春节的“围剿战”展开。1930年的广东省市政公报显示，查禁春节的措施非常严厉，公报令各中小学放国历假，不准放春节假，一旦查出，就将校长撤职。在废除春节运动中，上海华界的住户都收到一张类似传单的东西，标题是《上海市政府为推行国历新年通告市民》。
废除春节运动甚至引起了恐慌。在一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和老太太中间，有的人担心废除春节后“连生日、四时八节都要过忘了”。
废除春节，也有支持者。比如1930年1月30日的《大亚画报》就刊登了一篇《废历春节的罪恶》。文章谈道，“自从提倡国历，有许多腐败愚氓，误国历为洋历。由夏蛮夷，废旧历是大逆不道。这种人真是进化前途中的障碍物。”但该文同时提到，截至当年，民众对春节的兴趣依然很浓。
但绝大多数是反对的声音：1931年第1卷第27期《民众生活》在“编后的话”中称，“才过了国历的新年，眨眨眼又是废历的新年了。这个年字的头上，虽已加了废弃的‘废’字，但民间依旧十分兴奋。一切还和不废一样，可见字面上的‘废’，终究是空自好看，令人快意而已!”
1931年第4卷第1期的《时事月报》刊登了一幅叫《废历的前途》的漫画。在漫画中，废历被描绘成一个缺少一腿，拄着拐杖的残疾人，面对着一个“残废收容所”。
对春节的怀念也体现在知名学者的日记和回忆中。
1932年第2卷第3期的《民间月刊》刊载了学者顾颉刚的《论中国的旧历新年》。其中提到春节的快乐，“我自己做小孩的时候，每逢节令，吃到许多特别的食物，看到许多新奇的东西，尤其是大家穿了新衣裳，红红绿绿的走着玩着，满觉得自己是被一种神秘的快乐的空气包裹了，这种快乐彷佛是天上的仙女散下来的，充满了高贵而又温和的意味，又彷佛这些花样是天上规定了的，有不能改变的意义。”
在1934年春节前一天的日记中，还在读书的季羡林写道，“明天是旧历年初一，今天晚上就是除夕。我觉得我还有一脑袋封建观念。对于过年，我始终拥护，尤其是旧历年，因为这使我回忆到童年时美丽有诗意的过年生活。”
在普遍的反对声中，废除春节运动在1930年已经被当局认为不成功。
1930年1月2日国民党的《上海党声元旦特刊》发表《推行国历废除旧历的工作》，称实行阳历是“本党对内重要政策之一”，但也承认推行的艰难，“习俗相沿，积重难返”。文章承认，大多数人阴阳日历并用，而且认为阳历是一种点缀，商界年终结账的习惯也没有改。
1930年12月江苏省政府公报第75期承认，“将人民庆祝废历元旦仪式严予禁止仍不足以收实效。”
“革命化”春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12月23日，政务院颁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春节为法定假日，有3天假期。
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春节则充斥着浓郁的政治色彩。
1959年2月7日农历除夕夜，人们吃的是满桌的麻雀肉。在过去的一年，全国开展了“除四害”运动，麻雀被定为“四害”之一，被大规模歼灭。
在““””中的1967年1月30日，国务院发出当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决定职工探亲假在““””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
1967年春节，许多人不再寄送贺卡，而是改寄毛主席语录。过“革命化”的春节成意识形态主流，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末，春节的休闲意义一直被“革命”替代。
1968年1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读者来信综述》，称“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迎接今年无产阶级“”的全面胜利，这是各地读者来信表达的共同愿望”。文章提及，有读者来信称，“现在学校中有少数人，不关心复课闹革命，却筹备春节‘回家事宜’，这种现象要及时纠正。”
1970年1月23日的《人民日报》提到，在山西省武乡县农村插队落户的700多名北京知识青年决心春节不回城，就地闹革命，“在农村过好伟大的七十年代的第一个革命化春节。”该报道介绍，在贾豁公社杨桃湾大队插队落户的王术功等12名北京知识青年，认识到自己原先的“冬闲休息，春节回城”的想法不符合元旦社论要求，于是发出了坚守农业生产岗位，春节不回城的倡议。倡议得到插队落户的七百多名北京知识青年的热烈响应。这个县原来有20%多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想春节回城，“现在都改变了主意”。
1979年，对春节不放假的“革命化”终于开始出现了质疑之声。1979年1月17日的《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两篇质疑文章。一篇作者为黑龙江金河林业局物资库的梁衍德。梁衍德所在的林区这年春节不放假，理由是“为了打好‘三年大见成效’这一仗”。“这种做法以前有过，上面通知谁敢反对?”可梁衍德认为，“既然是‘法定假日’，除了像医院、铁路等确实不能休假的部门需要轮休外，都应该依法休假，不要任意去改变。”梁衍德称，“我林区第一线的工人不休星期日，一年中仅有这么几天假日，应该让他们好好地度过这个节日。你硬占了去，表面看来这几天出勤是有了，实际上该办的、当休的还不是挤掉别的生产时间?此得彼失，半斤八两，长官意志的疲劳战实际上难以收效。春节放假，工人高兴，为实现四化干劲更足。”
另一篇文章《让农民过个“安定年”》，作者为河北黄骅县李村公社通讯组郭德才。文章称，“前些年，越临近春节时候越叫劲。一到快春节了，上级又是‘强调’，又是‘要求’，‘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闹得群众不得安宁。农民一年到头，春节是放假休息的时候。说实在的，春节不放假，搞疲劳战术，群众过不好年，心里不痛快，干活也干不上劲。”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春节生活逐渐去政治化，成为百姓一年中最大的休闲时光。不回家的“革命化”春节，最终被“规模最大的周期性人群迁徙”春运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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