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学生政治论文(2)
高二学生政治论文篇二
政治转型下的台湾政治“秀”化
台湾自1987年宣布“解禁”以来，岛内政治便随着“本土化”和“政治转型”两个相辅相生的议题开始了台湾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但此时的台湾正处在世界“第三波”民主浪潮和台湾经济的高速发展期，庞大的中产阶级层的出现和来自美国的“亚洲民主的灯塔”的要求，使得当代的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不是内源型而是外发嫁接型的民主…。这种民主的特点是该社会的广大民众没有经过充分的启蒙而自发要求民主制度，而是在政治生活的实践中经政治人物的发动产生了民主参与的热情和知识。因而民众的民主认识不系统、缺乏理性的参与。一言以蔽之，热情有余、理性不足。
这种“台湾式民主”造就了台湾社会独特的政治现象：街头暴力、“议会”打闹、媒体绑架、闹市自焚……政治活动变成了一场又一场惊险刺激的“秀”，滑稽可笑的“秀”，极度煽情的“秀”，上至政府要员下至平民百姓，大家都以作秀的方式来参与政治。而对于这种政治现状，有学者也称之为“政治乱象”。2000年岛内朝野轮替之后，这种“政治乱象”与“台湾意识”交织在一起，模糊了岛内民众对“台湾意识”与“台湾独立”的关系，进一步地恶化了台湾的政治生态。
一、
台湾政治转型肇始于蒋经国时期。纵观其进程，政治本土化是贯串其中的一条主线，政治本土化促成了台湾政治转型。由于“台湾意识”和“本土化”共同推动着台湾的政治转型～因而作为“政治行动者”的台湾政治领导人，更多地借助于选举形式进行政治动员，进而达到整合和获取本土政治资源的目的。自2000年大选以来，台湾进入选票政治时代，各类选举目的并夹杂着民众盲目民主热情的选举秀成为了岛内政治生活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一) “解禁”后岛内民主大爆发引发政治转型
20世纪80年代中期，蒋经国在对压制和容忍党外反对运动的成本进行比较测算后，作出了进一步政治改革的“理性”选择。1986年9月国民党默许岛内反对阵营成立民进党，1987年7月蒋经国发布解除戒严令，1987年12月宣布解除“党禁”，1988年1月宣布解除“报禁”。这一系列的政治举动虽然还属于政治自由化的范畴，破坏的仅仅是国民党的强控制体制，但却开启了台湾的民主大爆发时代，岛内政治也同时向进一步“政治民主化”转型迈出关键一步。
台湾政治转型肇始于蒋经国时期。纵观其进程，政治本土化是贯串其中的一条主线，政治本土化促成了台湾政治转型。台湾政治本土化是由台湾特有的政治资源禀赋所决定的，台湾政治本土化是指通过改变由外省人主导台湾政治的局面，让占台湾人口绝大多数的本省人获得当家作主权利的趋势。从李登辉开始，本土化成为台湾政治发展的一大潮流。李登辉以民主化为名义，大力推动排斥外省政治势力的狭隘本土化路线，成功地将台湾政权的主导权从外省势力转移到本省籍势力手中：这无形当中就将台湾政治转型从为求得统治合法性而作出的策略选择，逐步演化为政治理念之争。这种政治理念之争的必然结果就是将台湾政治恶化为“民粹政治”，“民粹政治”带给台湾的只能是热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的政治秀。
(二) 选票政治点燃了台湾政治“秀”场
在1987年“解严”之前，台湾曾经实行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为了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和吸纳台湾本省籍人士参与政权，国民党当局进行过几次小规模全岛性的补选和地方县市长选举，但是从未举办过全岛范围的“中央层级”选举，从而形成了所谓的“万年国会”和“万年民代”。李登辉执政以后，岛内加快“民主化”步伐，逐步放开各层级选举。由于成熟理性的选举氛围并非一蹴而就，在开放选举的初级阶段，民主选举的恶劣面相继呈现。带有作秀色彩的台湾恶质选举文化由此而生。
在台湾的政坛上，各种政治势力和政党人物要有所作为，越来越多地依赖“票决”，因而投票人的素质高低、理性程度和责任心对台湾的政治取向往往起到很大作用。开放党禁以来，台湾民众超量释放选举热情，台湾政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成为选票政治。而超量的选举也使得选民的投票热情逐渐降低，传统式的宣传和严肃性话题往往不能打动民众对政治的关心，也不能使政治团体的政策主张和候选人的竞选纲领得到选民关注。泛选举化所导致的选民对政治的漠然和政治的游戏心态使得台湾政治界、传媒界深入思考这一问题，并根据选民层级、心态等将政治节日娱乐化，使得选民在轻松与娱乐中了解政治团体的主张，清楚政治斗争的方向，潜移默化中引领选民的心态，并在选举时运用媒体和其他载体相结合的方式将这一无形的心态转化为有形的选票，以获取选举的胜利。
选民积极投票，政客惯用的伎俩就是进行造势，吸引选民的注意。造势是台湾特有的政治文化，人潮汹涌的声势加上媒体画面的凸显，使选举成为超大型的群众嘉年华会。政治人物坚信，成功的造势活动可以凝聚支持者士气，刺激选民出来投票。候选人在政治“秀”场上往往喊出“决定性的一役”、“背水一战”、“决战某某地”、“某营绝地大反攻”、“某营收
复失土”等等极度煽情的口号，让选民感到“如果某人输了，大家就没有明天”的末日之感，从而将选民的恐慌变成候选人的选票。是故选举被称为选战，选战将台湾政治带人了恶质政治文化时代。造谣、抹黑、侮辱、谩骂，甚至人身攻击等极具表演性的行为是选战“秀”场上最常用的手段，不仅竞争对手间相互攻讦，而且其整个家谱也会被翻出来说事。而且，不仅政党间的攻击你死我活，即使是同党内部的争斗也是“刀刀见骨”。据台湾民意调查，选民印象最深的选举新闻是2004年的“枪击事件”，其次是“竞争对手抹黑手法”，之后是“下跪”、“聚众骚扰滋事”、“绝食”、“斩鸡头”、“落发”等等。这种仅以争夺民众的眼球为目的的选战态势，只能将台湾政治引向“秀”化。
(三) “媒体乱象”加速了台湾政治的“秀”化进程
根据《台湾年鉴》的资料，至2007年12月底止，全岛性的报纸约有30家，以综合性的报纸最多，具有较大影响的报纸有《苹果日报》《联合报》《中国时报》和《自由时报》，号称台湾报业“四大天王”，传统报业已开始与电子媒体合作，在网络领域取得部分市场;拥有超过6000种杂志;有声出版业计有7173家，其中九成设在台北、台中、高雄等人口密集、资讯便利、商机兴盛的市区;170家广播电台取得执照，其中公营电台7家，余为民营性质;获营业许可的有线电视系统62家、4家有线电视播送系统、8家直播卫星公司及86家卫星电视节目供应业者，5家无线电视台(台视、“中视”、华视、民视和公视)，一共制播15个电视频道节目，另外还有数百家有线电视台，比较有影响的是东森、TVBS、中天等。台湾只有2300万人，却有世界上最高的媒体覆盖率，“看报治国”是岛内舆论对台湾政治人物的讽刺，也由此可见岛内媒体在台湾政治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相比较而言，人口2.8亿多的美国也仅有两家24小时播出的新闻台，台湾却有8家之多。于是，想办法争夺受众眼球、取悦受众便成为各媒体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唯一的生存之道。因而，在台湾的电视新闻中，很多政治新闻趋同于娱乐新闻。有人曾用“媒体乱象”来描述台湾政治新闻的现状。
自2000年岛内大选以来，台湾的政局也已从当年的国民党一党独大演变为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对立。由于政治气候变化迅速，使得大众对于政治异乎寻常地关注，政治成了媒体恶炒的对象。媒体开始把政治与娱乐等同视之，政治成为娱乐的一部分。台湾媒体与政治的关系在选举活动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一方面，媒体成为候选人和政党“做秀”的工具：另一方面，选举活动给媒体提供了非常多的素材。台湾推销候选人的活动五花八门，有政治广告、政见会、歌舞秀、募款餐会、售卖选举商品、辩论会、悲情造势等，有些媒体甚至不惜歪曲和伪造事实来塑造候选人的政治形象，贬低竞争对手。
(四) 街头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台湾政治“秀”提供了更多舞台
台湾是亚洲街头运动发展较为成熟的地区，自1972年蒋经国出任台“行政院长”，极力推行所谓的“革新保台”后，在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中，岛内街头运动被重新激活并逐步活跃。期间，虽迭经中坜风波(1977年)、美丽岛事件(1979年)等多次重大打击，但民众抗争至民进党成立、台当局被迫宣布“解严开禁”时已达到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仅1987年，全台即发生各类街头抗争1900多宗。而随着“动员戡乱”的终止与各种法令的重修，岛内街头运动更得以借合法的形式持续推进，并最终促成了2000年台湾朝野政党首次轮替。
街头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台湾政治“秀”提供了更多舞台，最具典型意义的是2006年爆发的“百万倒扁”运动。这场发生在岛内经济持续低弥，失业率高居不下的全民政治“秀”，不仅声势浩大，规模空前，而且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政治秀场也足以让其成为岛内草根发泄怨气的最佳途径。无论是“9·15围城行动”，“10·10天下围攻”的红衫军的大型政治秀，还是来自网络“失业男”陈查理、菜场“女肉贩”的个人“呛扁秀”，街头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台湾“草根层”政治“秀”提供了更多舞台。但在这场平民政治秀的盛宴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来自民主政治意识推动下的政治参与，更多地不过是一场全民发泄总动员。朋友间宿年的怨气、员工对老板的不满、兄弟姐妹间的家庭纠纷，一时间都找到了发泄的途径，就是“呛扁”。甚至在运动的尾声阶段。岛内黑社会竟以“和平呛扁无果”为由在静坐的队伍旁边公开招募成员，“力劝武力呛扁”。岛内形形色色的人群都在“呛扁”的街头政治秀上演着自己的“发泄剧”，政治参与已经变质为社会矛盾的发泄，台湾政治秀将民主泛化为毫无实质的民主外壳。
二、解读台湾意识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台湾民众在反抗外国的侵略斗争中，冲破原住民和不同祖藉移民间的血统、文化、语言等层层障碍，形成一种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台湾意识”。台湾意识有三大特点和两面性。三大特点是：爱国性、反抗性和自主性，这是它的正面。而抱怨性、排他性、分离性、狭隘性是它的负面。在“解禁”前，负面的特性没有产生明显的社会影响。但白李登辉上台后，在政治本土化的现实环境中，“台独”分裂势力放大了这些负面特征。民进党执政以来，民进党和其它的“台独”势力对“台湾意识”的运用有着理念和工具的双重考虑，一方面通过凸显“台湾的主体性”来为“台独”创造条件，将其作为“台独”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将“台湾意识”歪曲为“爱不爱台湾”，与中国大陆相对立，进行民粹主义宣传，作为选举和政治斗争的工具。
三、政治转型下的政治秀歪曲了“台湾意识”
台湾政治进入转型期以来，台湾人民的国家意识面临前所
未有的挑战。日渐宽松的 政治 环境，客观上为分离主义意识的抬头和扩张创造了条件，进而直接影响了台湾人民的“国家认同”，导致“台湾主体性意识”的进一步 发展。因此，李登辉上台后，全力推行国民党“本土化”、“台湾化”、“民主化”的政策，宣扬“台湾意识”、“台湾精神”、“台湾魂”等论调，鼓吹“新台湾人主义”，强化台湾人民的自主意识，把台湾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诉求逐渐引向要求“政治独立”的歧途。并强行以“台独意识”来规范“台湾意识”和“国家认同”，使原本属于地域认同观念的“台湾意识”有逐渐滑为“台独意识”的倾向。2000年3月，在李登辉的纵容、扶持下，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夺取了台湾领导权，利用岛内人民的“本土情结”，大搞“去中国化”运动，把“台湾意识”异化成“反中共、反大陆、反中国意识”，进而推进为“台独”理念，不断鼓噪“台湾正名”，妄图彻底割断台湾与大陆的关系。
在2000年以来岛内一浪高过一浪的选举造势活动中，民进党当局刻意模糊了“台湾意识”与“台湾独立”的界限，特别是在陈水扁政绩缺乏、丑闻缠身等不利因素下，通过营造声势浩大的选举活动，将民众对岛内政治 经济的关注转移到统独之争，大玩“意识”牌以获取得票率。台湾政治转型以来，财团、黑道、利益团体堂而皇之地进入政治体系，以法规制度建构一套“黑金政治”，假民主之名，行掠夺之实。 社会大众的权益被牺牲。“金权政治”、“政商关系”、“选举桩脚”等等问题，无不凸显台湾民主政治的虚幻。此外，在李登辉、陈水扁等“台独”分裂势力的操弄下，“族群民众的政治热情在政治秀化的过程中被严重异化了，将在长时期的历史脉络中自然形成的认同台湾人根底的情感，即“台湾意识”，歪曲成了要求两岸分离的“台独意识”。
2008年国民党执政以来，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执政后，提出搁置争议，获取经济利益，促进台湾民生问题的解决等，是符合台湾主流民意的。尽管马英九有意淡化两岸之间意识形态，突出两岸利益共识，但此时的台湾政治已经完全被政党利益所控制，如何确保执政党地位，争取更多选民支持日渐成为国民党新生代追逐的重心。而“台湾意识”究竟是统还是独，这已不是国民党执政的核心话题，“台湾意识”仅是政党秀场多幕剧中的一幕而已。就目前来看，岛内政治尽管不再以“台独”作为政治走向，但台湾的政治转型尚未真正完成，加之影响台湾政治秀化的诸多因素仍然存在，看来，台湾的政治民主化进程还尚需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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