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中美政治论文
中国是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而美国是是世界第一强国。两者中不可避免地发生摩擦，但也要互相合作。学习啦小编为大家带来了大学生中美政治论文，希望你们喜欢。
大学生中美政治论文篇一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与中美关系
摘要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是中美建交以来规格最高的经贸交流机制，同时也是唯一一个被美国冠以“战略”两字的中美之间的双边对话。本文试图探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动因和缘起，回顾以往所进行的两次战略经济对话，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进行定位，并分析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未来发展。
关键词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中美经贸关系 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5-0001-07
2006年9月20日，国务院副吴仪和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保尔森在会谈后共同宣布，根据胡锦涛同志和布什总统达成的共识，正式启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简称 SED)，旨在解决双边经济关系中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SED对话一年两次，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一个月前，布什总统在8月21日和胡锦涛同志的通话中提出了建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这一建议。[1]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由此应运而生，它是中美建交以来规格最高的经贸交流机制，同时也是唯一一个被美国冠以“战略”两字的中美之间的双边对话。这表明，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互动业已具备全球性和战略性的影响力，双边对话的意义已经上升到了战略层面。
胡锦涛指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既加深了相互了解，也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不仅有利于继续推进中美经贸合作，而且对地区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也将产生积极影响。胡锦涛希望双方充分利用好这一新的工作平台，认真总结经验，加强沟通协调，努力使这一机制越办越好，为全面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作出更大贡献。[2] 本文试图探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动因和缘起，回顾以往所进行的两次战略经济对话，分析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并就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美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的战略性对话。其动因在于：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中美两国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产物。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结束了中美两国长达23年之久的对峙，这不仅对两国政治关系、亚太与整个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亦为双边经贸往来打开了通道。1972年中美双边贸易额极低，仅为1288万美元，1979年也只达到24.5亿美元。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两国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1980年起两国又相互提供贸易最惠国待遇，从而为双边贸易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基础。根据中国海关统计，自1979年至1989年的10年间，中国自美国进口和对美出口的年度增长率分别为15%和22%，这一增长率既大大超过了世界贸易的年均增长率，亦远远超出中国外贸的年增长率。20世纪90年代以来，双边贸易额继续保持持续增长势头。1997年中美贸易额为489.9亿美元，2000年增至744.7亿美元，2002年增至971.8亿美元，2006年更是高达2626.8亿美元。美国1979年即为中国的第3大贸易伙伴，1996年则跃升至第2位。中国1980年是美国的第24位贸易伙伴，1996年起跃升至第4位。目前，中美两国已互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据中方统计，从1979年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开始到2006年，双边贸易额增加了106倍，相当于每年增长18.9%。美方的统计显示，双边贸易额增加了144倍，相当于每年增长20.2%。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全面评估对华贸易关系的报告中，列举了美国从对华贸易关系中的受益之处：廉价中国商品促进了美国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2001年以来，美国对华出口增长5倍于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的增长，2004年、2005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率分别高达22%、20%。[3] 正是因为存在坚实的基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才有了可能。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结果，是布什政府在经济领域对华新策略的体现。布什政府2001年上台以后，认为克林顿政府将中国视作“战略伙伴”的做法既过于理想化，也不符合现实，“战略伙伴”只能适用于日本和欧洲那样的盟国，中国绝对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当时的布什政府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便表示，中国是一个有着尚未解决的重大利益的大国，在台湾等一系列问题上，中国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而是要改变现状。因此，中国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4] 布什政府用“战略竞争者”取代了“战略伙伴”。之后，随着“9.11”事件的发生与国际局势的变迁，中美关系中合作的基调成为主流，“战略竞争者”不再出现在双边交流的词汇中。尽管如此，布什政府仍然认为中美关系对美国不具有战略意义，并刻意避免在双边关系中使用“战略”一词，中美副外长级的对话被美方称作高层对话而非战略对话即为明证。布什总统本人在形容中美关系时，亦仅用“复杂性”来表示。2005年佐立克副国务卿提出了“利益相关者”概念，这一源自经济领域的概念表明，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美国希望既享受中国发展的益处，又能引导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利益相关者”既是对中国发展的一种承认，也是对中国提出的要求。财政部长保尔森作为知华人士比佐立克更进一步，强调从长远的战略角度来处理中美关系，强调中美两国对世界经济繁荣的共同责任，强调中国的稳定和繁荣对于美国具有巨大的利害关系。保尔森称赞中国已是“全球经济领导者”，并说希望看到中国成功。因为领导者是要分担责任的，美国想要的是中国主动承担责任。保尔森说服布什总统，把两国经济关系上升到战略高度，开始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是中美之间众多高层对话中第一个被明确冠以“战略”之名的。这一举措表明，布什政府在经济领域实施了对华新策略，这是中美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因分歧无法结盟后，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的体现，也是美国在经济领域提升双边交往层次的体现。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为解决中美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而设立的一种对话机制。近年来，双方经贸往来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新的提升，贸易额不断攀高，相互依赖度持续加深，中美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持续发展的新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经济成长、开放度的不断提高，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日趋密切，双方经贸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发展迅速，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成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促进因素。然而，中美经贸交往在给双方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会出现一些分歧和摩擦，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新的讨论平台，去面对现实，着眼长远，坚持从战略高度和全球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有效解决经贸合作中出现的问题，防止误解和对抗，避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以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而且，中美双方都非常清楚，如果中美经贸关系因某种原因遭受重大挫折，对两国经济都会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美国对中国经济实力增长以及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认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2005年，中国的GDP超过了2.2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4位，占世界的份额由2001年的4.2%提高到2005年的5.0%。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茶叶、水果等产品产量已位居世界第1位。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棉布、糖产量居第1位，发电量居第2位。2005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了14，221亿美元，占世界总贸易量的6.5%，位居世界第3。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实力近20年来不断增长，已经成为一个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发展中国家。而且，21世纪初最突出、最明显的经济现象是中美经济主导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中美两大经济体在过去5年内创造了全球GDP2/3的增长。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外报纸声称，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有可能在未来取代八国集团(G8)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将聚焦双方长期发展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为双边关系更好发展奠定基础。最重要的是，两国的高层领导人将拥有定期交流的机会，可以私下交流彼此最大的需求。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认为，这个机制的启动不仅向美中两国，而且也向全世界各国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即美中正在为建立一个互利的关系而努力，这个关系包括减少经济风险和减少政治和安全的风险。吴仪表示，这个对话机制将对全球经济发展和全球稳定安全产生积极的影响。[5] 显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虽然是双边对话，但其影响却远远超越了双边范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虽然是经济领域的对话，但其影响亦远远超越了经济领域。
二
2006年12月14-15日，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为期一天半的此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由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特别代表、国务院副吴仪与美国总统布什的特别代表、财政部长保尔森共同主持。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主题，就城乡均衡发展、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促进贸易和投资、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5个专题、11个分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中国和美国在首次战略经济对话中不仅讨论了宏观经济问题，还在证券、金融、能源、航空等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实质性协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国设立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代表处;美国支持中国加入泛美开发银行;双方缔结了促进美国对华出口的融资便利协定;中国将加入“未来发电计划”政府指导委员会;中美同意于2007年1月重新启动双边航空服务谈判。中美还同意利用现有机制，增加更有效且环境可持续性更强的能源利用、促进个人旅游和商务活动、发展援助和多边开发银行贷款等方面的双边合作。保尔森表示，在对话过程中，美方从中方的介绍中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增加了对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和政策的了解。
2007年5月22-23日，中美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对于此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双方均表现出了高度重视。5月9日，胡锦涛同志和布什总统通了电话，就如何推进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进程，保持中美经贸关系的活力，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交换了意见。美国财长保尔森为了准备此次对话，取消了赴德国参加八国集团财长会议的行程。这固然是一种重视的表现，但同时也可视为对中方的一种压力。美国行政部门试图通过此次对话取得具体的成果，缓解来自国会的压力，避免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升级。
就美方来看，来自美国国会的压力压缩了保尔森的回旋空间。民主党控制下的美国国会，有将中国经贸议题引入政治领域的趋势，美国国会也正在酝酿诸多涉华经贸问题议案，涉及中美贸易不平衡、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开放国内市场、中国履行WTO承诺等等问题。而且，美国财政部每半年要向国会提交一份有关哪些国家操纵汇率的报告，而此次会谈恰好在这份报告提交之前，这也被认为是一个可以对中国施压的手段。事实上，受压之下的保尔森希望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能够取得一些具体进展，美方在会谈之前就已经放出风声，希望在国会眼皮底下进行的这次对话，能够不同于以交换意见为主的第一次北京对话而有所斩获。保尔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明确表示，“我希望看到具体的成果，以此作为我们正在朝正确方向前进的路标。”[6]
中方则采取了务实的策略，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率领的中国贸易投资合作促进团在美国24个州的25个城市开展了一系列贸易、投资促进活动，并陆续签署了138个贸易或投资协议，总金额高达326亿美元。此外，5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宣布自2007年5月21日起，将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三扩大至千分之五，从而向美方表明，中方在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三原则的基础上，正以负责任的态度和做法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
这次战略经济对话是去年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延续，参与对话的官员人数众多，双方共有33位部长参加对话，其中中方就有15位正部长、10位副部长，这样阵营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在中美两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对话期间，双方就服务业、投资、透明度与高技术贸易、能源与环境、经济平衡增长、创新等议题进行了坦诚交流和深入探讨。吴仪还带领部分中方代表与美国国会议员进行了四次交流和沟通。
通过讨论，双方取得了一系列有利于增强和深化双边经济关系的具体成果：在金融服务业领域，中国将逐步扩大符合条件的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投资总额度提高至300亿美元(原为100亿美元);允许外资法人银行发行人民币银行卡。美方确认中资银行在美开设分行的任何申请都将根据国民待遇原则进行审批;并承诺与中国开展金融监管人员的交流。中国和美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了多个合作协议。在非金融服务业和贸易领域，双方同意扩大现有双边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范围，大量增加两国间每年航班班次，在2011年全面开放货运航权，在2010年开始谈判客运全面开放的协定和时间表。在经济平衡增长领域，美方将向中方提供发展金融市场和农村金融方面的技术援助。两国同意就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人员交流和信息共享。在创新领域，中美双方海关签署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合作的备忘录》。根据备忘录的规定，中美两国海关将在人员往来、执法实践技术和执法经验交流、执法数据交流和案件信息通报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
三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一个过程，战略对话不应该成为追求急功近利结果的工具，因此，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着眼点主要在于未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购买力平价测算的全球GDP中，2004年美国的份额是20.9%，中国为13.2%;到了2006年，美国的份额降至19.7%，中国则升至15.1%。短短的2年内，中美差距就缩小了3.1个百分点。虽然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的GDP不是现实的国力，但是它反映了未来的发展实力。在美国和国际社会眼中，中国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因此，要从中美长期战略合作的高度来认识中美经贸关系。双方应从维护两国国家利益的高度来加强两国间的经贸合作，避免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各种问题，为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在尝试构建一个框架，着眼于中美两国长期经贸关系的框架。中美经贸关系业已发展了数十年，双边共同利益日益深化，但就未来而言，需要有更进一步的共同利益框架。所以，中美双方不仅应该在传统经贸领域，而且应该在非传统经贸领域加强合作，寻找更多的共同利益，这样，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就具有了持久的推动力。如同安全领域区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个部分一样，经贸领域同样也有传统和非传统领域之分。传统经贸领域指的是商品贸易、市场准入、服务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等，而非传统经贸领域则涉及经济增长模式，投资、储蓄与社会保险，教育，劳动力问题，环境保护，医疗保健等等，其范围更为广泛，合作空间更为巨大。而且，在非传统经贸领域的合作之加强，或许可以有助于双方在传统经贸领域减少摩擦，降低猜疑。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致力于建立和强化战略互信，没有互信，中美之间就没有未来。信任在任何关系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经贸关系在任何双边关系中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中美关系也不例外。加强有关经贸问题的战略磋商，不仅有利于解决经贸方面的摩擦，也有利于建立和强化战略互信，从而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两国政治文化方面的根本不同却继续制造着误解和不信任。例如，当中国官员向布什政府保证，贸易摩擦将会以合作方式加以解决，这意味着一种承诺。但华盛顿的情形就不是如此了。当共和党控制国会时，布什在阻止反华的保护主义立法方面就已经遭遇了很多困难。目前两院的多数席位都被民主党占据，问题就变得更加难以控制了。[7] 如何建立中美互信是两国之间面临的重大挑战。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一个协商的平台。中美经济之间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这样一个平台来协调，需要这样一个平台让双方决策者当面听取对方的想法和意见，避免错误判断，避免意见分歧发展成为冲突。解决贸易争端的最有效的途径是谈判，而最糟糕的办法就是惩罚性行动。协商并不是只有一方提出要求而另一方无条件照单全收。美国对中国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中国同样可以对美国有很多要求。目前，美国和中国已经有至少9个双边或多边委员会、对话机制、合作机制以及论坛等，这些机制都是为了解决中美关系中各个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但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8] 因此，如何区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与中美商贸联委会等不同机制，使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真正成为两国经济领域的战略对话，尚有待努力。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还负有探索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重任。作为世界上的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需要积极应对目前世界经济失衡的局面，直至重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在美国国内，目前有多种有关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观点。一种观点要求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需要一个新的类似1985年的广场协议。这些观点与其说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如说是显示国际经济秩序需要重建的迹象。新国际经济秩序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完整的，就美国方面而言，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亦需将中国融合进来。中国融入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应当是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市场经济。中美两国都有责任为此而努力，因为这是两国经济健康发展都需要的一种公共物品。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所要追求的就是在公共物品层次上取得共识，而这样的共识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前提。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面临着新的挑战。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进行了两轮之后，美国国会方面对对话的不满已表露无遗。在不少美国议员看来，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及已存在多年的贸易不平衡这两个关键问题并未通过对话得到解决，因此，美国国会未来通过对华强硬议案的可能性相应增大，将中美经贸问题政治化的趋势值得关注。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在对华关系(不仅是经贸关系)中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美国学者乔纳森?雅各比将此形象地称为：“美国对华经济接触一直在上演我们在政治电影中看到的‘好警察、坏警察’的经典游戏。布什政府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好警察’，而国会现在正在扮演短期的‘坏警察’一角。这两个角色似乎彼此明白对方存在的意义，因此不会将中美经贸关系推入绝境。”目前，民主党对华施压有加大的趋势，但我们不妨这样理解：美方的高要求是为了从中方得到高回报，议员们的要求也不会无限制提高，其最高点就是美方能在谈判桌上得到的最大利益。如长期对华持强硬立场的纽约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就曾表示，中国对美大规模采购并不能解决问题，“买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要改变游戏规则。”言下之意，中方要对美做出更大的让步。
事实上，中国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美国也已获得巨大的利益。在金融领域，中国已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取消了地域和客户对象限制，仅2005年和2006年两年，中国银行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就超过了182亿美元，远远高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截至2006年年底，74家境外银行在华设立了312家营业性机构，28家境外战略投资者投资参股了21家中资银行，31家境外金融机构在华设立了31家合资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另有44家境外保险公司在华设立了115个保险营业机构。中国服务业开放面向世界，而美国凭借竞争优势，成为中国服务业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例如，在过去5年里，美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银行占中国银行业吸收外资总额的近40%;美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的数量占境外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总数的近45%，其业务收入占驻华代表处业务总收入的50%以上;美资企业获得直销经营许可占在华外资企业的55%;中国通过买断和进口分账两种方式自美进口电影121部，占进口总数的52%;自美进口音像商品的比重一直保持在50%至75%。此外，美在华投资设立的近5万家企业，99%以上已获得贸易权和分销权。
欲解决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需要弄清问题的根源。以中美贸易不平衡为例。中美双方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美方认为原因在于人民币币值过低、中国对出口产品提供政府补贴、劳工权利保护不够等。中方则认为主要是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和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后果，如储蓄和投资相关性、劳动力和投资配置的国际差异等等。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是多重的：由于中国对外开放，外国在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90年代初的12.58%猛增至1996年的40.72%，2000年达47.97%，2006年更是高达70%;国际资本流动反映在贸易上的结果，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维持着大体上的平衡;美国实施对华出口管制，制约了美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商品的对华出口。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与2001年相比，美国对华高技术商品出口增幅比德国低287个百分点，比日本低100个百分点。美国对华高技术商品出口所占中国高技术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由18.3%降至9.1%，如果这个比重目前仍保持在18.3%，美国对华出口至少可增加700多亿美元。
中美经贸关系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与挑战，但主流趋势却是持续发展，这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是两国的努力目标。为使双边经贸关系更上一层楼，在新的经济与政治大环境中，中美之间应该建立正常的经贸关系。所谓正常的经贸关系指的是在正常的国家关系基础上，中美两国所进行的没有政治限制条件和其他种种人为障碍的经贸往来，它是中美两国在平等、互利、经济互补的原则下进行的。正常的经贸关系要求：(1)经济问题应与政治问题脱钩，用政治手段、政治方法去干预经济问题是不足取的，有害的。经济问题的发生、发展和终结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规则，只有真正做到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脱钩，中美双边经贸关系才能摆脱政治影响而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正常发展。(2)经济摩擦与矛盾是任何经贸关系所不可避免的，经济手段与方法应是解决经济摩擦与矛盾的基本方式。(3)谈判而非威胁更非制裁是解决问题的最主要途径，任何威胁、恫吓、制裁都是强权政治的表现，不是中美之间正常的经贸关系所需要的。(4)中美双方均需要用新思维去构筑正常的经贸关系。一个经济上强大的、遵守国际准则的、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中国不仅可以为美国提供商业机会，更是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支柱之一。当然，中国也需要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氛围。
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速是对其他国家出口增速的3.7倍。因此，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依赖进一步加深，两国之间的共同经济利益也进一步增加。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和国际经济研究所(IIE)最近在它们联合出版的《中国：资产负债表》一书中指出，中国给美国带来的经济利益是无可争议的。中国市场快速增长促进了美国的出口，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以及对美国金融资产的投资则帮助抑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为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和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创造了条件。基辛格认为，“中美两国关系发展也面临一些新问题，但无论如何保持合作关系至关重要。”[9] 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在全球化迅速推进的今天，中美两国的合作对于全球都至关重要。这或许正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要旨所在。而且，作为中美两国政府间最高级别的战略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应当成为两国间一个机制性的互利共赢的交流平台，不仅是美国，中国也应当从中获得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政策空间。只有这样，战略经济对话才能持久、有效、充满希望地进行下去。当然，由于中美之间软、硬实力的不对称性，从长远看，中国通过战略经济对话维护自身合理发展权益的路还会很长。
总之，由两国元首倡导设立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其目的是加强两国就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经济问题的沟通和协调，以增进互信，加强合作。应该看到的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有别于一般的经济对话，不是着眼于解决短期的具体问题，而是着眼于对中美双边经济、甚至对全球经济都有重大影响的大问题。这些大问题都不是在短时间内，或者是通过几次对话就能够解决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意义更多是增进了解，加强沟通，增信释疑。只有这样，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才能在后布什政府时代继续有效开展下去。
注释：
[1]《人民日报》2006-12-16 , 《胡锦涛会见出席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美方代表》。
[2] 同上。
[3]The Washington Post, Sept. 22, 2006.
[4] The New York Time, May 17, 2007.
[5]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21, 2007.
[6]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 22, 2006.
[7]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1, 2007.
大学生中美政治论文篇二
中美两军
剪不断、理还乱!中美两军关系三十年来一直纷纷扰扰，时好时坏。既有“和平典范”互送秋波的蜜月时期，也有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冷峻对峙。
中国军方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后，美军轰炸机就不经通报直接进入，为此引发中国民间舆论热议。事实上，中美两军自朝鲜战争以来，一直处于对立状态，这并非全是因为那场战争。几年前，笔者曾就这一问题探究根源，并进行了相关采访，在《长城月报》刊发报道，现供大家参考。
平地惊雷!一阵猛然响起的惊天炮声震撼着万顷碧波，激起层层怒海惊涛。霎那间，火光爆闪、硝烟弥漫、雷霆万钧。海上波峰浪谷之间，战舰驰骋、突破涌浪，以锐不可挡之势向着“敌人”目标冲击…… 2010年6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中国浙江省舟山至台州以东海域拉开演习序幕。
这是中国海军东海舰队舟山基地所驻第16快艇支队的年度例行演习，该支队下辖扫雷舰、登陆舰、猎潜艇和护卫艇4个舰艇大队，并装备有中国自主研制的“航母杀手”—— 022型新式隐身导弹艇。演习从6月30日开始到7月5日结束，每天零点至下午6时，各舰艇大队轮番进行各种战法演练与实弹射击。
中国东海军演吓退美军航母?
2010年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长马晓天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时表示：“因为是在黄海，距离中国领海很近，美韩举行这样的演习，我们是非常反对的。”
然而，对于这次比往年提前10天的中国海军军演，一些国家的媒体把它与即将举行的美韩军演联系起来。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中国海军这次演习时机“非常微妙”。新加坡《联合早报》也说，正当美国和韩国要在靠近中国山东省的黄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前夕，中国海军东海舰队“罕见地发出通告”，不能不让人和美韩军演联系起来。
不过，2010年6月2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解放军东海演习与朝鲜半岛局势没有关系。
但是，针对美韩军演，2010年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长马晓天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时表示：“因为是在黄海，距离中国领海很近，举行这样的演习，我们是非常反对的。”马副总长补充说：“(对于)他们的演习我们已经明确地表达了我们的态度，坚决反对。”
与此同时，匪夷所思的是，早就先声夺人的美韩军演却一拖再拖，实在令人玩味、让人猜测。按照原计划，美韩海军将在中国黄海的格列飞群岛北方、德积岛和鱼青岛海域附近举行大规模反潜演习。以驻日美军横须贺为母港的“乔治·华盛顿”号核航母将参加演习。可始料未及的是，韩国韩联社6月28日引述韩国军方有关负责人的话说：“原计划6月下旬在西海展开的韩美军演，由于美国尚未敲定重新布置分布在全球各地的第七舰队战力的日程，因此将延后至7月举行。”而此前的6月中旬，韩联社曾报道说，原定由美国第七舰队主导的“美韩演习”，变身“韩美演习”——改由韩国军方主导。
众所周知的是，对于这场即将发生在家门口的异国军演，中国方面反映强烈，一直试图阻止。韩国《中央日报》7月3日就报道，中国在此前曾通过官方媒体间接表达了对韩美联合军事演习的不满。就此有西方外电报道称，迫于中国的反对和压力，韩美将原定于上月进行的韩美联合军事演习推迟到7月份并缩小了演习的规模，届时，有否航母参加演习尚不确定。
于是，有媒体报道称，“中国东海军演吓退美军航母”。
美国视中国为敌人吗?
每年的战略经济对话不是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博弈，而是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美国国会三方的博弈，而好些时候是中美两国政府演戏给美国国会看。”
剪不断、理还乱!中美两军关系三十年来一直纷纷扰扰，时好时坏。既有“和平典范”互送秋波的蜜月时期，也有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冷峻对峙。但总体上讲是有来有往、磨而不裂。
2010年6月4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第9届国际安全大会上，中美军方高层激烈交锋，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朱成虎怒斥盖茨时说：“中国人把美国人当作伙伴和朋友，而你们美国人却把中国人当敌人。”这一罕见的强硬表态一反常态，颇令外界关注，因为像这样的针锋相对，实属少见。
据悉，这并非中美军方第一次交锋。在2006年的第四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崔天凯就当场质问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当时拉氏批评中国军费不透明。不过对于美国的批评，中方过去一般不正面回答。
无独有偶，2010年5月，在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期间，西方外交官在北京称中国将军是“驯服蛮夷”的专家。作为反击，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关友飞少将当着美国官员们的面指责美国是一个“霸主”，正在策划包围中国的战略联盟，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事实证明美国视中国为敌人。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在谈到2009年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认为，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所持的明确反对态度顺应民意。而“民意”正日渐成为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中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
中国军事专家宋晓军指出，2010是中美关系恶交之年，美国若不改变冷战思维，中美关系将很难发展。不过，宋晓军告诉记者，中国军方的态度，并非这次才如此，而是“一直都这样”。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在接受记者采访认为，这事反映了中国崛起，说话有底气了。不过，客观而言中国内部不是铁板一块，有主张和美国搞好关系的，也有主张强硬的。但自去年以来，国内一些不愿意向美国低三下气的人，包括主流战略思想界，觉得向美国妥协太多，不耐烦了，想突破原有格局，所以西方就说中国傲慢了。
曾撰有《战后西方四大国外交——英、法、德、意，1945——1988》等著作的周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军方的强硬表态显示出中国军人“更加自信”，因为中国综合国力增强了，过去能够容忍的现在有些难以容忍了。
周琪认为，当前美国在许多方面要求中国给予合作，比如金融危机问题，核不扩散问题，制裁伊朗问题(希望中国在联合国与它配合、认为这是中国的国际责任)，那么，既然把中国当做合作伙伴，就应该公平对待中国，认真考虑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谈到美国对台军售湾出售问题时，周琪表示问题非常复杂。就美国总统奥巴马本人而言，未必主张这样，他在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面时曾表示，希望和中国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甚至推迟了见__。
周琪表示，奥巴马的助手(中国问题专家)向她透露，奥巴马对中国是有诚意的，他并没有把中国当成敌人。但是，美国总统的个人愿望，也不能够全盘的、没有偏差实现。因为要受到国内外因素的制约。而美国国内的确存在反华势力，美国国会目前还不可能废除《与台湾关系法》。根据这个法律，美国有责任在台湾感到不安全的情况下，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国这次的理由是，马英九提出了军售要求。而美国的辩解是，让马英九在岛内得到更多民众的支持，是符合中美两国利益的。马英九如果感到不安全，提出购买武器，如果遭到我们拒绝，只能会降低他在岛内的威望。这样是不符合中美两国利益的，因为我们都不希望民进党上台。不希望出现第二个陈水扁。美国的理由最大依据是《与台湾关系法》，但是，《与台湾关系法》的废除不是奥巴马一己之力能够做到的。周琪最后说，“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寻找切实可行的方法，使得美国不断减少售台武器数量与质量，直至最后按‘8·17’公报的约定停止对台出售武器。”
周琪声称她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都有直接交流，了解中美两国之间存在较大沟通困难和相互不信任、缺乏战略互信。因为在美国确实有一些这样的人，就是想遏制中国，限制中国发展、担心中国威胁美国。但是从目前美国的决策者来看，至少不是主流，也可以说“不是奥巴马官方的立场”。
余万里也表示，美国决策体制特别分散，所以，有些时候中美关系出现问题不是美国政府所为，政府是被迫或被推动的。比如很多人权、经贸问题，其实都不是奥巴马想对中国怎么样，有时候是国内压力太大奥巴马不得不为之。比如美国工会，是民主党的“大盘子”，没有任何民主党人总统敢得罪工会，因此，民主党人总统上台中美经贸关系就会紧张，对华贸易出现可观逆差则意味着美国工人失业，而工会要防止工人丢饭碗，就会向国会、总统施加压力，要求修改或出台保护美国经贸利益的政策。
“有鉴于此，每年的战略经济对话不是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博弈，而是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美国国会三方的博弈，而好些时候是中美两国政府演戏给美国国会看。”余万里如是说。
而周琪还举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国会曾因为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对亚洲一些国家政策的软弱，提出一个议案，要求降低艾奇逊的工资。
两军关系是中美斗争的抵押品?
中美军事交流每次被打断基本上都是因为美国对台军售。台湾问题成了中美关系发展瓶颈。余万里把美方“遏制”中国的说法，换了一个词叫“对冲”：既有接触面，又有防范面，可能更多的是防范。
“中美军事关系是中美斗争的抵押品。”北大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余万里引用一位将军的说法，他则说，“只要有风吹草动先倒霉的就是两军交流。”
近年来，余万里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有过几项合作，对中美两军关系有了关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是所百年老校，是美国海军的诞生地，该学院是美军培养高级将领的少数“研究生院”之一，并有“中国海上力量研究所”。提出“海权论”的美国海军史专家马汉曾在这里任教，美国海军名将尼米兹、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沙利卡什维利及现任参联会副主席卡特莱特等知名将领都是这里的毕业生。2009年，余万里参加了该院海军战略理论著作的写作，负责撰写“中国海军战略理论对美国的影响、“美国海军战略(海权)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并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讲授“中国海军战略理论对美国的影响”课程。2010年3月，他还在北大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组织了一个研讨会，联手中国国防大学教授、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等参与激辩“中美海军避免冲突”。
余万里提出“木桶原理”说，中美军事关系在中美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等各种关系中，是最短的那块板子，也就是说中美两军关系距离更大。但这从理论上看不尽合理，因为军事关系涉及两国安全，安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这层关系不牢固，就说明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不是很扎实。余万里透露，在布什政府后期，布什就想推动中美军事交流，奥巴马上台以来也很重视。具体表现在，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去年5月讲话，称中美两国军事关系需要“战略再保障”，意思是推动两国军事互信。奥巴马去年11月访华，中国高层很重视，后才有中国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访美，美方也对徐才厚的访问给予很高评价。
如果要追溯历史，中美军事交流每次被打断基本上都是因为美国对台军售。台湾问题成了中美关系发展瓶颈。同时研究外交经济学的余万里把美方“遏制”中国的说法，换了一个词叫“对冲”：既有接触面，又有防范面，可能更多的是防范。因为美方的逻辑是，中国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可测性，因此要预防中国“变坏”。 所以不想放弃台湾牌。除了这个战略考虑外，美方还基于政治因素，传统的美台关系在美国政治上有很深基础，不是哪届政府对台特别友好，而是每届政府上台都要受这个环境的制约。这些考量因素包括台湾是个“民主体“，美国应该保护它——这在美国政治中是天经地义的，哪个总统也不敢背弃。同时，涉及对台军售时还有利益驱动因素，售价高昂的几百亿美元军火对美国而言是块肥肉。所以，总统很难改变现状，否则得不偿失。此外，在美国立法容易、废法难于上青天，《与台湾关系法》很难废除。因此，台湾僵局很难打破。可对台军售涉及偏偏又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所以，中美两国实际上处于两难之间，可谓进退维谷。
谈到利益关系余万里还指出，中美两军关系每每出现问题还跟两军交往缺乏利益驱动有关，所以“很脆弱”。他举例说，过去“海龟”留学美国后回中国都受重用，但中国军官留学美军院校后，回国未必获得重用升迁。就中国军方而言，跟美国人打交道没有什么好处，相反，向美军叫板还会获益，军费也可能会增加。
大学时期的余万里曾经在中国陆军学院军训一年，后来又赴美军海军战争学院著书立说，对军人文化有所了解。他为此说，“军人文化就是鹰派文化，不能指望他们像外交官那样行事，否则，这个军队也就完蛋啦。所以，我觉得中国军方的主张无可厚非，军人不这样思考问题就不是军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