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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治2000字论文篇一：《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
摘 要：新政治经济学以使用经济学现代方法对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研究为核心，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新发展。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研究对象是政治对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的影响。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对当代宏观经济理论的影响，则表现在研究形式和研究方法所做的创新。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
“政治经济学”一词出现于17世纪的西方，作为一门学科则形成于18世纪70年代，其标志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问世。“政治经济学”一词从其起源就一直含有管理、控制甚至自然规则的涵义。后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写作的主旨为研究生产和分配规律的《经济学原理》中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探寻社会现象规律的科学。自19世纪末，“政治经济学”一词逐渐被“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的“管理、控制”涵义也由此变得不明显了。在1932年罗宾斯的一篇著作里，以边际主义的形式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因为愿望和稀缺之间的关系意味着经济学可以取代政治经济学”。[1]至此，“政治经济学”被“经济学”取代，但政治经济学的“管理、控制”特征仍是区别于经济学的，其研究对象是国家、公民以及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和规律。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等为代表，呈现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即以政治和经济、社会和个人、国家和市场之间相联系的现象和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为工具来研究政治过程以及政治过程对经济的影响，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被称做“新政治经济学”。从研究内容来看，新政治经济学秉承了政治经济学“管理、控制”的原始涵义，因此，它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延续与回归。
一、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
新政治经济学是对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研究，它仍然可以从层次上划分为微观与宏观层次。它的微观层次主要是研究政治对个体、企业等经济主体的影响;它的宏观层次即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主要从宏观角度考察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政治与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相互影响。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从研究方法上摒弃了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一系列的非现实假定，它的出现和发展将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核心地带。
1.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是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创新
经济学是一门解释的学问，即为现实中出现的经济事件或问题提出理论上的解释，然后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思路，所以经济学的发展都是“问题导向”的。这点在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中体现得更为明显。然而，20世纪初，执西方经济学界之牛耳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满怀信心地宣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到此已经确立且无争论的余地，所以，下一代经济学家将可以放心大胆地将主要精力集中于这些原理的应用，以适应现实世界中各种体制与实践方面的千变万化。但是我们看到，马歇尔的断言是错误的。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发表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尽管已经出版半个多世纪，但凯恩斯对经济理论的贡献问题，至今在学术界仍存在激烈的争论。原因就在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现象，但对解释70年代的“滞胀”现象则显得力不从心。这为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等人的反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契机。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在理论和方法上 “推陈出新”，但是20世纪的经济状况毕竟不同于亚当?斯密时代，因为各种各样的垄断和市场不完全(而不是完全竞争)支配着经济活动，公共部门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把各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由放任主义似乎已经不合时宜，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适度干预和调节是必不可少的，这又为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准备了条件。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在经济学界获得了支持，其政策主张又赢得政府的垂青。20世纪下半期以来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扩散，重新焕发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问题的兴趣，由此导致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提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复兴。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是批判与反批判的主要对象。凯恩斯革命是对古典传统的全盘否定。自20世纪60年代的货币主义开始，古典传统得到逐步恢复，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则部分复兴了古典主义的一些思想和结论。在这种向古典经济学传统复归的过程中，一些新的东西被添加了进来。弗里德曼在很大程度上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但是他系统地研究了货币需求函数，把粗糙的货币数量论改造成“名义国民收入的货币理论”，并用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来支持他的理论。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不但提出了很多新的东西，如理性预期假说、卢卡斯总供给函数、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实际的经济周期模型、“校准”方法，而且修改了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假设和结论。向古典经济学回归的趋势不但出现在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而且也出现在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
然而，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首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古典经济学，但这种复兴只是片面的，或者说基本的研究基础和方法并没有根本改变。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分析问题是以给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以及既定资源条件为出发点，研究经济行为者如何最优地对强加给他们的假定条件做出反应。这些假定无疑强调了严格定义的约束条件和市场环境约束下的消费者和企业的最优化，给定条件的变化被看作是外生的，或者完全不给予解释，或者把它留给其他学科。很明显，经济行为者的创造性活动在这种理论体系中是没有地位的，包括由人与人之间竞争联系到的社会关系本质，当然政治因素也遭到淡化。仅仅以直觉就不难发现，新古典宏观理论的假设和命题与现实相距甚远。正如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痛斥的，现代经济学已日益成为一种为自身而所存在的智力游戏。而且，“克莱默和考兰德对美国顶尖大学研究生的一项调查揭示了一种骇人听闻的状况：这些年轻的和未来的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或者对经济学文献没有兴趣。他们精明地感觉到，在经济学这个专业上的成功主要是取决于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知识”。[2]。这实在是对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背离。其次，在新古典经济学这种貌似 “科学”的体系中，经济学家们也丧失了作为社会科学家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深切关怀的人文精神，新古典宏观理论必须解释或者不得不解释的主要问题正是源于这种现实。这种非现实假定和对非技术因素(如社会关系、政治因素等)对经济的影响研究的缺失导致其无法完成宏观经济学的神圣使命。正如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所宣布的：“新古典经济学、金融等不是未来的潮流，因为如果没有考虑文化、政治和种族的性质(ethnicity)，我们就不能理解个人和团体的人类行为，就不能解释21世纪的复杂性”。[3]
从上述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和存在的问题来看，向古典的“社会或政治关系因素”回归是其重要特点之一。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把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等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恰好顺应了宏观经济学的融合方向，它的出现不仅将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心脏地带，而且也将导致政治经济学已有的传统出现重大的范式转变。[4]
2.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从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和“经济”具体分析。
“政治”是指一个社会运用国家权力做出“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和“如何得到”的决策，该过程是一个集体选择的过程。由于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集团、群体和党派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其利益是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这就需要社会在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和竞争性的利益中做出选择。政治过程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它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一个社会内部地区与地区、部门与部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还包括集团关系、群体关系和党派关系。推而广之，由于政治还包括国家之间的关系或多边关系、地区联盟、国际组织和全球性协议等，这便是国际政治。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中 “经济”的涵义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学所下的定义，也就是它研究稀缺的资源如何在不同的用途中进行配置，收入或社会产品如何通过分散化的过程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经济也是一个决策的选择过程，它要选择“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不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是一个分散的选择过程，而不是集体选择过程，经济决策通常是由理性的经济主体(个人或企业)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市场上分散做出的。因此，政治主要研究权力、决策程序和社会利益;经济主要研究资源配置、收入和财富分配，以及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既有一致性，又有矛盾性。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还包括社会、文化及其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反过来分析经济对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由此，政治经济学成为了一个“交叉学科”或者是“社会科学”。当代西方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权威罗伯特?吉尔平甚至拓展了这一学科在国际经济学中的应用，即应当是“分析在现代世界中由于国家和市场的并存和动态上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的一个研究领域”。 [5]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一个国家中政治对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的影响，包括宏观经济运行主体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社会利益矛盾性等问题。当然，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和利益的不一致性也是宏观经济学中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对象之一。
3.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学科区别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科都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对于新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存在异议，有人仍认为新政治经济学并非政治经济学，而是受新古典经济学派布坎南等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应叫以研究对象领衔的什么经济学，如政策经济学、行政经济学、公共选择经济学等。 [6]这种观点把新政治经济学等同于公共选择理论、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把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大大缩小了。
本文认为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是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式。它的古典形式是由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等经典作家获得的不同表述，即在“资本与劳动”利益冲突的格局内，探求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及政策。而它的现代形式，“相对于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4]政治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实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新政治经济学是以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正规技术工具来考察政治学对经济学的重要性为特色的。这种延续性同样适用于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
对于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许有人会认为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与公共经济学(或公共财政)及公共选择等学科似乎类似。其实不然。以阿罗和布坎南的理论为例，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其主要结论被概括为“不可能性定理”;布坎南的思路，其主要论证可以概括为“立宪商谈”――以比较小的代价在特定群体内部达成比较一致的同意，但绝不追求公共选择的逻辑自恰性。上述二者都包含着政治经济学和康德所定义的“公民社会”的主题――自由意志寻求使全体自由意志享有等度自由的社会秩序。公共经济学通常涉及的是公共部门的经济学，即政府的经济决策如何影响经济参与者。实证公共经济学研究税收或支出政策对个人和厂商的影响，这显然是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在阐述税收和支出政策是如何选择的问题时，公共经济学主要是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即把政府的福利最大化目标作为既定的，然而探索税收与支出政策，而不是用直接“命令”来实现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这是规范公共经济学学科范围的事。此外，公共选择涉及的是研究决策机制本身，强调的是运用经济分析工具去研究集体的选择。正如穆勒下的定义：“公共选择可以定义为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方面的研究，或者说是经济学在政治学科中的应用。” [7]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并不同于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选择理论。
二、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有很大不同，这点也表现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在自然科学著作中很少谈到方法论，而经济学著作中则在一开始就表述其方法论，如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均衡的概念等。经济学的宏观结论很多还需要借助计量经济学等来检验和应用，这就表明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是一种“解释性理论”的特征。在这里讨论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问题，其基础在于新古典理论作为一种范式其假设对于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是不适当的。目前，经济学和经济学方法论的所有复杂争论主要也在于这一点。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 “新”主要体现在方法论上。也就是说，这门学科的创新性并不体现在研究内容上，而是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它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弥补了上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要缺陷。
1.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应用
随着经济学与政治学分化为不同的学科，经济学家的注意力离开了政治和制度因素。对方法论进步的追求，以及对更为严密的经济分析基础的期望是这种分化的重要驱动力。然而，对这种严密性的分析，使得经济学脱离了社会科学的本质任务。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学从基本假设出发，它分析价格、激励等各种间接机制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自利的经济人行为的相互作用来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进而探讨这种状态下的效率问题。从这一角度出发的基本问题，本质上是数学中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为了分析这一问题，现代经济学又形成了一系列的参照系，例如，阿罗―德布鲁定理、科斯定理和莫迪格利亚尼―穆勒定理等，这些定理大都建立在严格的数学证明基础之上。
当今迅速复兴的新政治经济学，广泛借用现代经济学业已形成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在分析政治因素对经济结果的影响时，其基本假设是无论政治家、利益集团还是单个选民，都是理性人，利用各种资源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中关于政治与经济制度的理性决策，可以使用现代经济学的数学方法来研究。运用现代经济分析，首先，是概念性的。它运用最优化、激励和约束等概念来考察政治现象。例如，经济学中的最优化理论可用于不同利益集团理性决策问题;代际交叠模型可用于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决策对经济增长和代际再分配的影响;博弈论的方法可用来研究政府承诺的可信性以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问题。其次，现代经济学还提供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例如，分析局部均衡下的资源配置及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效果，往往需要借助供给―需求模型;分析企业控制权的配置对激励和信息获得的影响，以及对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通常需要运用委托―代理模型;分析组织内部的共谋问题、政府的行业规制问题以及集权和分权的利弊问题，又要使用非对称信息模型;研究经济增长、政府的财政政策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要用代际交叠模型;分析金融体制的脆弱性和金融危机问题，又要利用银行挤兑模型。这些模型是现代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分析工具，它们也基本上采取了严格的数学形式。由于现代经济学在研究的出发点、参照系和基本工具三个层次上都与数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形式化的数学模型就成为现代经济分析的重要工具和基本分析方法。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借助了现代经济学分析的概念和工具，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因此，宏观经济学之所以新，并不在于它研究的内容，而在于研究方法，即在于它广泛运用了成熟的经济模型;它的分析工具不在于选择机制本身，而在于经济分析工具的运用。
2.政治学与经济学分析相融合
早期的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个人和市场行为，而且涉及政治因素对经济结果的影响。因此，人们很容易认为，经济决策是在政治界做出的。但是，为了追求分析个人行为与市场的严密方法，经济学最终与政治学分离开来。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正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又转而注意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结果这个老问题导致的结果。实际上，政治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决策者往往会在考虑宏观经济问题并进行决策时关注其政治影响，这就为在宏观经济范围内研究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根据。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地区与地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或者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都在增加，这就使得经济问题就其性质和影响来说日益成为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则日益成为经济问题。国民收入增长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经济问题，但是无论是从提高个人的生活水平来看，还是从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来看，它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党派之间的权力之争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但它又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权力之争的背后就是经济利益之争，争权是为了争利。政治舞台上的声音是经济利益的要求使然。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试图把观察社会的政治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认识这个社会的特征，更充分地把握这个社会的基本性质。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概念和技术工具，系统地分析隐藏在宏观经济学基本问题之后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决策机制、承诺与信誉、法律制度和授权机构、收入再分配与公共品供给中的多相性及利益冲突、要素积累与经济增长、国际经济问题以及经济改革与经济转轨等问题。它的核心是研究政治力量如何影响经济政策，有效地将经济学与政治学融为一体，推动“新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总之，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的研究，重点不在于政治本身，而在于政治对经济的影响。
3.利益不一致性作为研究出发点
只有存在利益不一致性时，即社会参与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时，才涉及权力和授权问题。 [8]对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微观层面，利益的不一致性体现在个体之间的协商与博弈，而当一个社会的不同主体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性时，应该如何做出在总体上影响社会的集体决策，这就是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应该回答的问题。政治可以被看作是对集体选择机制的研究，探讨权力或职权是如何得到并如何运用的，可以被看作是运用何种机制进行集体决策这个一般问题的特殊形式。 [9]
在上述基础上，我们可以再回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这个问题上来。“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研究体现为目的与具有选择性用途的稀缺性资源之间关系的人的行为。” [10]因此，运用到政策选择上，包含着一个不明确的但至关重要的假设，即最优政策一旦被发现，就将得到贯彻实施。 [8]政策选择问题只是一个技术或计算问题。一旦最优政策被计算出来，政策制定者就会实施，因此，这一决策可以被看作是自动的。也就是说，由于政策制定者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者，最优政策一旦得到，便会无条件地接受并贯彻实施。最优政策结果与实际选择的同一性，意味着所得出的结果是规范经济学，而立即进行政策选择就会以实证经济学而呈现。
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过程，即研究首先从实际政策与“最优政策”不同这一事实开始。后者被定义为受技术和信息的制约，而非政策的制约。因为政策是可以随着最优政策的发现而短期变动的。面对利益冲突，政府所运用的政策选择机制很大程度上与仁慈的社会计划者所选择的结果大相径庭。这一实证观点暗含了一个规范的方法：规范政治经济学将探讨在现有的政治约束既定条件下，如何能够将社会很好地引导到实现特定经济目标这样的问题上。它不仅包括如何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克服政治约束，而且也包括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目标设计政治制度。
我们可以以一个例子来说明，假定一个经济正在经历恶性通货膨胀。显然恶性通货膨胀对社会所有成员都是不利的。技术问题是如何能够以最低的成本降低通货膨胀。曾经历过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经验表明，降低通货膨胀的必要措施是尽可能减少政府预算赤字。因此，福利最大化的政策制定者将会减少政府预算赤字。实际上，我们能观察到的情况是，在许多发生高通货膨胀的经济中，很多政府都难以做到尽快减少预算赤字，导致通货膨胀也在加速之中。其中最核心的障碍就是经济主体的利益不一致性。实证经济学的问题是，预算决策的政治约束是否能够解释这种拖延，以及拖延的时间长短如何反映解决预算冲突的不同机制。而规范经济学的问题是，如何设计政策，或者是涉及能够就如何减少预算赤字尽快达成一致的政策选择机制。
此外，在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上，居于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核心地位的利益不一致性还被用于研究经济改革与转轨、收入分配以及公共物品等问题。
总之，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以政治在宏观经济中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主体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社会利益矛盾性等问题为研究对象。它的研究特色在于，既在社会因素中凸现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方面顺应了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复兴，又应用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利益不一致性为出发点对政治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进行研究。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将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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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6] 胡培兆.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该“退役”了[J/OL].北京日报网络版，2006-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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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治2000字论文篇二：《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政治经济分析》
“三农问题”一直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在经济领域无法取得突破的情况下，政府在政治方面推行的农村基层民主——直接选举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它究竟给广大农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看看近年农民选举与农民负担并行增长就可以判断了。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中国农村政治发展呢?本文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对农村政治发展进行浅层次论述，探讨是什么因素制约农村政治的发展。
一、政治角度分析
1、从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的角度
中国现代化以稳健的步伐迈入新世纪，政治也呈现现代性的特性。政治“现代性有助于政治稳定，而现代化则孕育不稳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转型期是政治不稳定的高发期。对于中国来说，就有着许多影响政治稳定的危险因素，“三农问题”就是其中最紧迫的一个。而没有政治稳定，经济、政治发展就失去了首要的前提条件。因此，“稳定压倒一切”是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而通过扩大政治参与的水平和层次发展民主是实现政治发展目标的手段之一，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给如火如荼的农村民主选举以正确的定位是相当必要的——即它的推行与实施作为扩大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发展目标的有效方式。但我们绝不能忽视关于扩大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的另一层面的关系问题：就发达社会而言，两者是一种正相关，扩大政治参与意味着政治稳定的基础;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过程的社会，扩大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是一种负相关，是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关于这个问题亨廷顿早有论述，他认为扩大政治参与可能就意味着政治稳定面临考验。阿尔蒙德的论断则更加深刻，他说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可无秩序而有自由。因此，现阶段中国扩大政治参与必须服务于维护政治稳定的目标，这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应当认识到，目前政治稳定比较脆弱的时期，尤其是广大农村，这种扩大与提升无疑要受到很大制约，而制约因素表现出相对复杂与多样的发展趋势，如农民素质因素、农民生存条件、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社会的结构分化问题等，这些因素与中国处于转型社会即亨廷顿所说的现代化的阶段密切相关。
2、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稳定三者关系的角度
作为“政治稳定的设计师”，亨廷顿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政治体系的稳定都依赖于政治参与水平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关系，即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不稳定。要保持政治稳定，就必须在政治参与发展的同时，提高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主性、适应性和凝聚性。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还不足以使政治体系的民主性和开放性达到能容纳公众进行广泛政治参与的程度。从两者的发展态势来分析，中国政治制度水平落后于政治参与的发展程度，城市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农村。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目前中国农村政治发展实质性扩大政治参与而制度化水平相对滞后，孕育着政治失控的风险。同时，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又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发展程度是最重要的，而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等经济问题去寻求政治领域的民主建设，显然是不理性的。就目前农村状况而言，农民没有真正的经济自主，那政治民主又有什么意义呢?
3、从政治成本的角度
一个国家的社会财富是一定的，而中国农村占社会财富的比例是有限的。政府花在经济上的成本越大，相对花在政治上的成本越小，反之亦然。而政治成本相对于经济成本又有所差异，因为政治成本是一种纯粹成本，它不产生宜接效益，所以花费在政治上的财富是一种绝对消耗，从中国的实际而言，在目前农民负担过重、“三农问题”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过分强调发展农村政治，推行民主选举，势必会增加政治成本，从而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其结果可想而知。
二、经济角度分析
在对农村问题作政治角度的分析后我们发现政治始终无法脱离经济而独立存在，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究其深层次的问题，是因为农民没有民主或民主程度不够而导致贫困还是由于其他原因呢?我们不妨从经济角度作一些分析。
1、从“三农问题”的核心——“增加农民收入”谈起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可是究竟应该如何去做呢?让我们不妨先从收入的来源谈
起。据常识，收入是收益人挣来的，而深入理解收入问题则离不开对财富的认识，特别是财富中拿来作资本的那部分资源的状况。经济学上称之为“农民财富的产权状况”。费雪指出“资本就是产出未来收入流的财富”。农民收入的多少取决于农民拥有财富的多少。可目前中国农民的现状是可用耕地少，实物、金融资产不多，受教育程度又低，如此农民收入如何增加呢?收入水平低与贫穷又有什么差别呢?
然而从财富价值的角度看又是另一番景象。人人都知道土地所以值钱是因为它具有产出净收益的能力，土地的价值是由土地的预期收益决定的，所以产出的市值决定财富的价值，产出的市值又与市场交易紧密联系。如果没有市场交易，产出除满足生产者自身需求外，价值不大;但在交易条件下可能产生“物以稀为贵”的妙处，产出的价值就大。可见交易提高了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从而提高了交易各方的生产率。经济学家认为：市场交易的前提是清楚的产权界定，无清楚的产权界定，潜在的交易成本可能高到使交易根本无从发生。这样联系起来，即财富的产权界定影响产品市值，而产品市值又决定财富的价值。
由此可见，谈农民收入问题离不开对财富的认识，更离不开对财富的产权界定，所以解释农民收入问题的重点，不是政府意愿和收入调控政策，而是农民财富的产权财产状态。
2、对集体制的再认识
在农村社会里凌驾于农民头上的强制力量从何而来?国家税收的强制性勿容置疑，但农民的高负担主因不是税收，而是非正式的杂费，据统计，其约占交费比重的50%，这一切都根源于“集体”这一特别的农村组织。经济学家周其仁对集体制是这样界定的，认为它既不是合作的私人产权也不是国家所有权，它是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农村产权制度安排。包干到户后，土地作为生产资源，使用权被承包给农户，使用权得到界定，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产权处在含糊不清的状态之中。大包干三原则(交够国家，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中的集体，是一个未被清楚界定的领域，以至现今我们发现它竟是这么大的一块“公共域”，压得农民透不过气来，其导致的后果是集体掌握土地使用权，控制土地使用权以外的经济资源产权，并履行基层行政职能——这是农村强制力发生的机构基础，集体可以强制向农民征税，也可以强制地进行乱收费。因此，政府自上而下清理负担，绝非治本之策，清晰界定农村集体制是十分必要的。
3、政府管制与农村问题
农村的土地承包制是中国产权改革的第一基石。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曾以纯粹的制度分析对中国农村改革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农业改革的成功就在于农业产权的调整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即农村承包责任制，土地使用权的个人持有把土地产权权利和责任完全清楚的界定在个人身上，而这种产权结构与市场体制下的私人产权结构区别甚微。承包权界定了农民运用土地和劳动等本钱去挣得收入的权利，但是目前在政府管制下农民种什么、种多少、卖什么价、卖给谁统统都被管制，那么农民拥有的土地承包权就只剩下耕作的权利，而收益权和合约权都遭到侵犯，于是承包制“长期稳定30年”的承诺便在价格管制下大打折扣。在充分肯定承包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对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减少政府管制对承包制造成的不良影响，是农村问题得以缓解的政策选择。
三、政策选择
无论农村 政治 发展趋势是直接民主形式还是间接民主形式，倘若产权无法界定，民生问题还是不易解决，这势必会影响政治改革的进程和整体发展战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农村直接民主不能解决更大范围的民主问题。科斯关于“市场中的企业”理论，我们知道没有企业的市场虽然可能存在，但那一定是小范围的简单市场，市场要扩展出去，减少交易费用的 组织、制度不可或缺。
1、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制，清楚界定农民的私产
根据上文的分析，农民负担的根基在产权，农民自发的土地承包制奠定了一个基础，但这个基础并不牢靠;只有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制，清楚界定农民的私产，才可能有效保护农民的利益，毕竟政府保护农民建立在“农民可以依法保护自己”的基础上。
2、坚持公开、透明和广泛参与原则，进行渐进的农村政治变革
无论是微观决策层还是宏观决策层，无论是 经济事务决策还是 社会事务决策，公开和广泛参与可以降低信息的不充分性和不对称性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加各方利益群体的信息沟通，维护政治的稳定性。正如美国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言，公开性和参与性最大的优势是能够抵消潜在的成本。可见，目前从政治稳定的角度，农村发展政治民主不失为降低政治运作成本的良策，但由于受中国整体政治体制状况的制约很难有更大的突破，所以加快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农村政治变革则只能在渐进中求发展。
3、加快农村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建立
现代政治学将政府视为一个存在着“输入—转换—输出”过程的系统，选举作为选民向系统的输入形式，通过转换输出机制实现自己的利益，要实现这一机制，利益整合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它可以表达和使选民的意愿更集中，迅速清晰地输入，有效地表达和整合民意。因此，要加快农村利益集团的建立，使之成为解决目前农村问题整合机构，反映民意，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权益。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西方学者舒尔茨通过多年调查得出结论，农民也能在权衡长短利益之后，为追求最大利益作出合乎理性的反应，这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概念同样可以来解释农民的经营行为、潜在收益的代价，农民就可能选择联合。这种计算收益与代价的能力，既不需要太多 教育，也不需要太多 文化，几乎是一种本能。所以，目前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不在于农民本身而在于其他方面。在全球化 背景下，政府承认农民经济组织(专业性的)的合法性，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引导和扶持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经济组织(专业性的)的发育较之政治组织的发育更有利于缓和社会冲突。
4、政府消除管制，引导农村市场化进程
经济市场化过裎正是一个政治民主化的过程，而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市场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经济市场化的政策选择优于政治民主化的政策选择，而后才是两者相互作用的过程。政府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绝非通过管制来制约市场化的进程，而是应以正确的思路、政策引导农民自发市场化，以免违背农民的意愿，给农民造成更大的负担，或是打着市场化的幌子对农民进行又一次的“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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