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海局势的时事政治分析论文
就我国而言，台海局势的变化是由于各种结构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台海局势的时事政治论文，仅供参考!
台海局势的时事政治论文篇一：《结构性视角下的台海局势分析》
台海局势的嬗变是各种结构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结构性视角下台海局势分析强调整体性分析和关联性分析，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台海局势中基本结构为何的问题，即台海局势中各个子结构的基本形态;二是结构变迁的问题，即各个子结构之间以及与整体之间如何实现转换并导致整体的嬗变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既指涉台海局势基本走向一般性规则的研究，同时也涉及如何从结构性视角出发推动原生性结构调整，进而使台海局势向有利国家统一大业实现方向发展。
一、结构性视角的引入
按照一般的解释，结构主要与“功能”相对而言，指系统内部的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是系统组织化和有序化的重要标志。就系统整体来说，结构既是系统存在的基本方式，又是系统的基本属性，是系统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功能性的基础与前提。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结构强调的是“关系”的组合，其中部分(成分)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以它们对全体(整体)的关系为特征的。②结构体现了“关系”之间的相对稳定性，结构的变化对于系统而言更加具有根本性和深层次的决定意义，容易导致整体或系统发生较为重大的功能重组或是整体性的组织改变。
台海局势的结构性变化主要是指存在于台海局势中带有趋势性、长期性和整体性的变化，例如大陆和平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由此引起的台海局势结构性改变;与其相对的是较为表层的、短期的和局部性变化，例如台湾岛内政治人物与两岸关系相关的行为等。一般情况下，结构性的变化大都是缓慢的，其所显示的是两岸关系结构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性的层面;相对应地，表层变化则是比较快速的，反映的是台海局势中比较活跃的层面。在对两岸关系的研究中，表层分析与结构性因素分析缺一不可，是台海局势分析的不同层面。不过比较而言，结构性研究更强调趋势性和稳定性的系统分析，对于准确观察和分析台海问题更为关键。结构分析的基本规则是反对单纯研究外部现象和表层结构，强调把握事物内部的、深层的整体性结构，反对孤立的局部研究，强调从系统、功能关系中把握事物，反对单纯的经验描述和心理体验。也就是说，以结构性分析为中心的台海局势分析中，短期的政策分析与长期的趋势分析所依据的逻辑理路是同一的，都是根源于台海局势结构中各个部分相互作用及其关系变化形成的相对稳定状态。
强调整体性。以结构性视角来看，台海局势是有结构的整体，或者说是子结构在其中作为部分存在的整体。整体性分析事实上是对台海局势的基本框架进行解构和定位，是结构性分析的基础，没有整体性的分析，子结构就成为缺乏互动的松散联合，难以形成可以框束台海局势基本面貌的规范性架构。同时，整体性分析强调对各种影响台海局势的重要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充分考虑到单一结构与整体的关联性。例如，民进党的两岸政策结构中，“台独”路线一直是无法触动的“神主牌”，即使是在两岸和平发展成为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愿调整。这一问题典型地呈现出台海局势整体结构对子结构的影响，包括台湾民众对“主体意识”的认知、美国的台海政策以及民进党内的话语结构等均构成了对该党两岸政策的牵制，使其在“台独”立场上不敢调整。
整体性无疑是结构的定义标志，但整体却是以部分为基础的。如果没有对影响台海局势各个具体子结构的相关分析，所谓的整体性分析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在结构性视角之下，对台海局势的整体性研究是放在具体的子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中展现出来。不过结构整体性也并不意味着将整体视为在特定整体中所描述的所有子结构的简单叠加。结构分析理论一般坚持只有通过存在于部分之间的关系才能解释整体和部分的观点，即必须考察整体的联结以及各部分互相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强调整体性研究就是要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结构(系统)中各要素(部分)的关系上，关系对于要素具有优先地位。易言之，在对台海局势变迁的分析中，对各个子结构基本关联和相互影响的分析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同时也是动态的分析。台海局势的结构稳定性并不意味着结构的静止，事实上，台海局势自1949年两岸隔绝以来一直处于嬗变之中，这些变化包括了台海局势子结构的变迁、子结构关系的嬗变以及作为后果呈现出来的整体性特征的渐变等诸多方面。结构性嬗变和前文所言台海局势短期变化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变化所经历的周期更长，表现出来的趋势更加稳定。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台海局势整体结构所实现的并非简单的由部分到整体的转变，而是部分改变以后通过与其它部分的关联性影响改变子结构之间的关系，从而呈现出既有结构向新的更复杂结构动态转变过程。就台海局势而言，这种结构的能动性往往表现在某一或某些子结构发生变化后，通过联动效应影响到其它子结构，最终导致台海局势的整体性变迁。
二、台海局势中的几个重要子结构
结构性视角下台海局势的整体性变迁受到内部重要子结构变化的影响。或者说，整体性的变化是内部子结构变化后与整体之间进行转化的结果。大致来说，对台海局势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子结构。
1、台湾岛内民众对两岸关系的认知结构。在竞争性选举成为政治生态决定性因素的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认知结构变化对台海局势影响巨大。长期以来，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认知主要受国民党当局_宣传和民进党歪曲性宣传的影响，再加上台湾民众在这些宣传之上进行的自我观念建构，形成了对两岸关系一定程度上的偏颇性认知，其中包括对大陆的敌视和对两岸处于对抗状态的基本判断等。随着两岸关系的快速推进，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认知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和平发展得到了岛内大部分民众的认同，缓和两岸关系、共谋两岸繁荣成为岛内大部分民众的共识。台湾岛内近两年的民调大都显示台湾民众对于马英九缓和两岸关系的做法基本持肯定态度，对于两岸关系保持稳定也大都表示赞同。而在2012年台湾最高领导人选举中岛内对“九二共识”的正面认知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认知的这种结构性变化。
2、岛内政治格局的基本结构。2000年以后，台湾岛内政治格局进入一个剧烈变化的时期，政党政治的基本规则逐渐沉淀下来，政党政治力量对比格局也逐渐稳定下来。这种稳定性比较典型的外显性特征就是意识形态的动员功能开始消退，以民生议题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诉求动员效能开始上升。在政党政治运行模式相对稳定的背景下，国民党与民进党两个大党各自内部的调整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其中包括内部世
代关系的调整、基本诉求的调整、内部权力关系的调整等各个方面。同时，在意识形态动员功能开始消退后，岛内主要政党纷纷加强了对基层服务的经营，力图通过基层服务强化与选民的联结。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台湾岛内政治格局对比的变化并没有最终定型，“稳定”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力量对比平衡。随着台湾主要政党和政治势力之间的重新分化组合持续推进，以及各个政党政治动员策略的不断调整，岛内政治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基本样态仍会持续不断地发生变化。
3、两岸关系基本结构。在影响台海局势的重要子结构中，两岸关系的基本结构显然是最为直接和关键的影响因素。在传统的两岸关系结构中，对抗是主要的内容，这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内战的自然逻辑结果。目前两岸结构中虽然对抗性和分歧性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是合作已经是两岸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如大陆学者陈孔立教授所言，现在两岸已经从过去的“不合作博弈”转变为“合作博弈”，可以说是对两岸关系结构性变化比较客观的描述。也正是因为如此，和平发展时期的两岸关系有多种矛盾汇集，统一力量与“台独”势力的角力、支持与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力量相互缠斗，情势胶着。可以认为现在的两岸关系处于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时期，“我们其实是处在这样一个出发点上：即两岸关系是在长期的敌对之后求和解，双方是在一个有裂缝的基础上(‘九二共识’也是‘各自表述的共识’)进行合作。”也正是因为这样，目前两岸关系结构具有脆弱性和敏感性特征，政治互信与合作交流制度化都需要不断加强。
4、影响台海局势变迁的外部结构，主要是中美关系基本结构。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台海局势的基本样态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甚大。在美国的亚太战略布局中，台湾是一颗重要棋子。美国的对台政策在战略上一直非常清晰，即利用台湾来谋求美国在对华外交中的最大利益。但是在具体的策略上，美国的台海政策则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变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几十年来，中美关系的变化之大有目共睹。一方面，中美两国于对方来说已经成为关系紧密的利益攸关方。“对美国来说，即使最保守的美国战略界人士都不得不承认，中美作为全球化的共同受益者，在应对全球性挑战等问题方面具有大量的共同利益，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另一方面，“当今中美两国相互依存关系已经决定了硬碰硬的对抗只能是双方万不得已的最后选择。但只要中美两国在战略利益的追求目标上还存有差异和竞争”，“两国直接对抗的风险就将依然存在”。整体来说，中美之间既合作又存在冲突与竞争的局面在很长时期内是一种常态，美国利用台湾作为重要筹码谋求自己利益的做法不会改变，但是在具体的策略上会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当前局势进行弹性调整，从而对台海局势的基本样态产生一定影响。
三、台海局势的结构网络
各个子结构自身的改变，对其它子结构和台海局势整体都会产生一定影响，这些影响有时是以直接的形式表达出来，有时却以间接的形
式呈现。但不管如何，这些影响都以相互关联的方式形成了一个结构 网络，共同推动台海局势的不断变迁。这些子结构的调整可以分为原生性调整和继发性调整两种类型，前者指主动的调整，而后者则是因应主动性调整而产生的调整。
在台海局势的变化中，两岸关系结构变化对台海局势影响最为直接，故而两岸关系中出现的原生性调整影响也比较大。自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以来，大陆在两岸政策上的主动调整引发的两岸关系结构改变是典型的例子。随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战略的渐次展开，两岸关系中合作的成份逐步增加，两岸 政治对抗的强度开始下降，两岸交流与交往的规模与层次不断扩大和加深。及至新世纪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战略系统推展以来，两岸关系结构嬗变的速度加快。2008年，胡锦涛进一步阐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目的和途径，明确指出：“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基础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目的是为两岸同胞谋福祉，途径是深化互利双赢的交流合作。和平发展理论的不断完善，确立了新形势下大陆对台 工作新的战略思路和政策框架，成为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的基础。
两岸关系结构的这些原生性调整对台海局势的其它子结构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就岛内结构而言，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认知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对大陆的认知逐渐立体化，原先刻板僵化的认知逐渐瓦解。这种情况使台湾岛内涉及两岸关系的话语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台独”势力长期营造起来的“台独”话语霸权被打破。所谓“话语霸权”，系指具有政治权力的主体对其他话语体系的敌视和强势阻遏及干涉行为∞，“台独”话语霸权是泛绿阵营等“台独”势力长期营造出来的话语结构，即通过篡改历史、建构“台独”理念、引导政治舆论，甚至通过公权力介入话语体系等手段，取得了作为话语主体向客体单向表述的权力，对其它话语系统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在和平发展战略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两岸加强 经济联结已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马英九上台执政后缓和两岸关系、加强两岸 联系和促进台湾经济发展的做法，从 实践上建构出了另外一个“爱台湾”的方式，打破了泛绿阵营对“爱台湾”诠释权的垄断。“台独”话语霸权的打破具有多种结构性意涵：民众看待政治人物和政党更加理性和务实;岛内“本土”政治势力单独控制话语制高点的风光已经不再;大陆的影响力已经通过两岸交流和沟通不断投射到岛内，岛内民众对大陆的认知日趋真实等。
岛内民众对两岸关系的认知以及话语结构的变化对台湾的政党政治运作模式和政党政治版图对比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随着民众政治认知逐渐走向理性，台湾 社会在民主化初期形成的政治激情逐渐消退，政党政治过程开始向比较平稳的方向过渡。现在民众的关注焦点日益向民生议题倾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些变化推动着岛内主要政党在基本诉求方面不得不向民生议题调整。同样，在两岸关系的认知上，以前台湾百姓心中的两岸关系和自己并无太大的关联，对两岸关系是一种“无感”的状态，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可以切实感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自己福祉提高之间的正相关作用，两岸关系的好坏已经成为与台湾升斗小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这种认知结构的变化对政党的两岸论述和两岸政策产生了压迫性影响，国民党与大陆展开的政治互信建构、民进党不得不进行的两岸论述调整等动作背后都有台湾民众认知结构性改变的影子。
两岸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对美国等外部势力的台海政策也会产生影响。上文已经提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具有双重性，即战略层面和策略层面的分野。在具体做法上一方面坚持插手、干预台湾问题，导致中国的国家统一长久不能解决;另一方面防止台湾海峡局势的相对平衡被打破，以免干扰美国的亚太战略部署。易言之，美国不会乐见两岸走向统一，但是也不会冒被拉下水的风险支持台湾“独立”，对美国来说，两岸关系稳定才能实现其利益最大化。不过随着两岸关系的持续发展，特别是两岸政治互信逐步建立起来以后，美国插手台海事务的方式和手段都会发生比较显著的变化。经过民进党执政八年徒劳无功的“台独”冲撞，美国已经看到两岸关系太过紧张对其不利，故而对两岸关系缓和表示一定程度的欢迎，却又通过经济等手段加强对台湾当局的控制，防止两岸快速走向统一。不过随着两岸民众关系越来越密切，美国插手台海问题的空间会受到压缩，其想要的“不统、不独、不武”的局面越来越难维持。同时，随着中美关系的持续发展，台湾在中美关系中地位边缘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这也意味着美国阻挠中国国家走向统一所要付出的成本会日益增加，当这个成本增加到美国无法承受的程度，放弃台湾以实现自己的最大国家利益越来越成为可能的趋势。事实上，台湾岛内政治人物对此非常清楚，对遭到美国出卖的担心越来越明显，特别是一直将美国视为幕后最重要支持力量的“台独”分子，更是害怕被出卖。所以每次中美领导人会晤，台湾岛内各种政治势力的神经都高度敏感。
台海局势的结构网络中各个子结构之间的影响及作用是相互的，某一子结构的变化可能对其它各个结构都产生程度不一的影响。台海局势的结构性视角所强调者是台海局势的整体性以及各个子结构之间的关联性，即某一子结构变化对整体结构带来的逻辑后果，导致各个子结构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进而引发整体台海局势的嬗变。从这个角度上说，所谓的结构性视角更强调方法论的意涵。这一研究视角对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意义在于：如何通过整体结构的关联性分析，充分利用台海局势内部各个子结构联动的特征，把握台海问题的关键脉络，主动调整两岸政策，努力使台海局势向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方向发展。
台海局势的时事政治论文篇二：《台海局势发展带来的投资机会》
"海峡西岸"战略和未来 "三通"可能给福建经济带来快速发展机遇，首先带来的是毛利的大幅增长，从而直接带动福建地区商业贸易、交通运输行业的快速增长，其次是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投资热潮，相关受益的行业为钢材、建筑建材，机械等投资品，最后是延伸到消费服务业的需求，如食品饮料、医药卫生、金融。
"三通"主题投资宜以组合方式进行，我们推荐的组合：厦门港务，福建高速，厦门空港，厦门国贸，东百集团，三钢闽光，福建水泥，福耀玻璃，厦工股份，兴业银行。
1 多方博弈结果即将水落石出：暂不统不独
2008年早已成为台海关系各方的关键年。
早在2001年中国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之时，台独势力即筹划以奥运会为要挟，推动急独。2004年台湾"大选"，陈水扁更是以台独为主打理念，不择手段，甚至以"3.19"这样的恶劣手法，获得连任。在其第一个任期内，陈水扁在经济、民生上，几乎一无是处，民不聊生，目前其经济水平已远远落后于当初的"四小龙"中的其他三个成员。获得连任以后，民进党当局不仅不对此进行反思，改善经济、促进民生，反而将台湾民众榜上，以"去中国化"、法理台独、入联公投等手段不断刺激全体中国人民。其间，陈水扁等绿营大佬，纷纷被曝"贪腐"，甚至出现台湾百万民众"绿衫军"游行、静坐"倒扁"。陈水扁走到这一步，已没有退路，只能孤注一掷，不顾一起"押宝"台独。
然而，陈水扁之流的台独动作，大陆方面早有防范，以全球视野，围绕"台独"编织了重重罗网，展开了激烈的全面博弈。在过去数年，与中国有关联的国际局势可谓精彩纷呈。先有反恐合作，上海合作组织趋于实体化;次有"朝核危机"，六方会谈一轮又一轮;近几年，伊朗核危机又起，至今未能解决，等等。
对外与欧美等共同应对、处理一系列大事件。在国际合作中获得众多交换筹码，对内则大力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军事实力，中国可以说已经有了万全准备，有能力将台海局势控制在把握之中。
2 台海局势和平发展给资本市场带来的投资机会
台海局势和平发展，双方必然会进一步加大两年经济合作交流的程度，假以时日，真正的"三通"必然实行，这种经济互动将影响证券市场上相关股票的投资价值。
2.1 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的经贸关系
1 贸易规模
大陆已稳居台湾第一大贸易伙伴及最大顺差来源。2007年，两难经贸往来进一步密切，两岸经贸合作朝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展，两岸贸易额1244.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4%，其中对台出口234.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1%,创下近五年来的新低;自台湾进口1010.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9。目前台湾是大陆第七大贸易伙伴，第九大出口市场，第五大进口市场，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地;大陆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
大陆与台湾进口成长出现两极化现象。从对双方的经济的贡献来看，台湾对大陆出口对其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以07年为例，台湾地区实现GDP约3882亿美元，对外出口值为2494亿美元，其中出口到大陆地区的占三分之一强，台湾地区对大陆出口依存度明显推高。
2 贸易特点
从进出口产品分类看，大陆自台湾进口商品主要是台资企业所需要的机械设备、原材料及关键件。前五类商品依次为: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液晶显示板、初级形状的塑料、钢材、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钢坯及粗锻件、电视、收音机及无线电讯设备的零附件。
对台贸易仍集中在东部沿海省市。2006年1-11月，东部沿海省市对台贸易总额为779.6亿美元，占总额比重的98.4%,其中排名前五的省市依次为：广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
3 投资情况
按投资者注册地统计，自1995年至2006年，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目44845个，实际使用台资355亿美元。
台商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台商在制造业实际投资额约占同期台商实际投资总额的80%，其他投资行业依次是房地产业、电气水生产及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农业。在制造业中，台资主要集中在计算机、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机械制造、石化、金属制品等行业。
台商投资仍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占台商投资总额度的95%左右。按近几年平均投资比重，依次是江苏、广东、福建、浙江、上海、山东等省市;台商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仅占总额的5%左右，其中以四川、湖北最多。
2.2大陆与台湾地区经贸关系发展趋势
加强合作，这是大势所趋，一方面台湾人民有经济上的需求，台湾地区两党在政治上也有共识，另一方面大陆近期的政策也在积极鼓励两岸经贸交流。
1) 大陆对台政策有利两岸扩大经贸往来
需要指出的是，截至目前，台湾当局仍限制大陆2200多种产品对台出口，致使两岸经济长期处于"间接、单向"的不平衡状态，这种经贸关系仍是单向、间接、局部的。
从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来看，大陆对台经贸政策充分体现了台湾同胞的最大诚意和善意。未来两岸的经贸交流将立足于现有的发展基础，以双方的经济需要为基础，，以两岸 民间交流为形式，循序渐进，逐步走向市场化和正规化的轨道。
2)台湾地区需要加强与大陆的经济交流
台曾经是"四小龙"中表现最为有益的经济体，多想经济指标民列第一。然而，最近几年经济却一路下滑走向衰退，各项指标均为"四小龙"之末，简单易台湾经济总量在"四小龙"中的占比来看，已从最高时的27℅的比重下滑到23℅，2006年是深知只有20℅的水平，早已失去昔日的活力。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切呢?首先仍然是亚洲金融危机给台湾带来的巨大冲击：台币贬值，出口衰退，失业率大幅上升，除此之外"陈"当局一直坚持"去中国化"，拒绝"三通"，使两岸经济关系没有快速发展，应当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近几年台湾地区对大陆出口迅速增长是台湾外贸增长最重要的因素。考虑到两岸的成本因素，若实行"直航"将有助于两岸贸易往来，经过测算，两岸贸易之间的弹性为0.42，即距离每减少1℅，双边进出口贸易将增加0.42℅。
按照此计算，目前上海到台湾的贸易一般是通过香港或这是日本恒岛转运，而恒岛转运方式距离大约为935海里，而若实现直航，则距离可缩短为600海里(若是通过福建直航方式，则直航距离仅为150海里),缩短约36℅，这样贸易总量则可上升15℅。以2007年为例，台湾对大陆出口将增加151美元，大陆对台出口可增加35亿美元。
若以两岸贸易对台湾经济的推动作用测算，由表可知，
直航保守估计可以增加台湾GDP393亿美元，税收35.4美元，创造就业12576人次，工资上浮2628新台币/月，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着台湾地区的经济生活。
3)"海峡两岸"有望率先掀起一股热潮
未来两岸的经济合作领域有望从生产层面转向服务层面，服务业将是热门领域，零售业，物流业、地产、金融、电信、医疗等行业的投资将大幅增加。两岸经济合作领域也有望从南向北，从东向西扩展，不仅从过去以华南沿海地区转向华东沿海地区，而且将进一步向环渤海湾经济圈北移。
不过由于政策的积极定调，我们认为"海峡两岸"将率先掀起一股热潮。在2005年10月份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把海峡两岸写入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使这一地方决策上升到中央决策，从区域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有利于完善全国区域经济布局，有利在加快东部发展中发挥福建的后发优势。
2008年3月5号国家发改委向人大提交审议的《关于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中也写上了推动两岸直接三通。报告在"2008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措施"一节中说，积极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推动直接"三通"，实施和充实惠及广大台湾同胞的的政策措施，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经济发展。
福建也享有地理上的有势，福建距离台湾本岛的直线距离约为120公里，两岸海运的最近距离约为273公里，相对其他省份，享有绝对的运输成本优势和运输时间优势。
据国家建设部和福建省《海峡西岸城市群协调发展规划总报告》中规划，海峡西岸城市群规划确定经济区以福建为主体，涵盖浙南温州地区，粤东潮汕地区和江西省共二十个城市。其中以福州、泉州、厦门分别为核心城市，福州往北辐射宁德、南平形成东北城市群，厦门往南辐射漳州、龙岩形成东南城市群，结合浙、粤、赣等城市在空间布局、产业组织、生态格局、综合交通等方面进行设计。
3.3 福建在未来两岸"三通"中可成为中转枢纽
1)福建政府规划： 首重基建
按福建省政府"海峡西岸"战略施政计划，福建不断完善基础交通设施，为进一步推动闽台经贸合作和人员交往提供便利，也将使福建在未来两岸"三通"中能够成为可迅速对接的中转枢纽和综合通道。福建在全力推进海峡下次按经济区建设中，始终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中之重，科学规划布局，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建设进度。
到2010年，福建将基本建成"一纵两横"快速铁路网，铁路正线里程将达到2500公里以上;高速公路里程将达到2450公里;全省港口货物吞吐量将达到2.6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300万箱，建成厦门福州亿吨大港;民航旅客吞吐量
超过2000万人次，为促进闽台率先实现"三通"提供有利条件。
2)福建本地股的投资机会
"海峡西岸"战略和未来 "三通"可能给福建 经济带来快速 发展机遇，福建本地上市公司也必然受益于此趋势。目前福建的上市公司主要涵盖了20个行业，共46家自由流通市值达3172亿左右，有不少公司在该行业具备相当的优势
我们的投资选择逻辑：
我们认为"海峡西岸"建设和"三通"首先带来的是毛利的大幅增长，从而直接带动福建地区商业贸易、交通运输行业的快速增长，其次是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投资热潮，相关受益的行业为钢材、 建筑建材， 机械等投资品，最后是延伸到消费服务业的需求，如食品饮料、医药卫生、金融。
"三通"主题投资宜以组合方式进行，我们推荐的组合：厦门港务，福建高速，厦门空港，厦门国贸，东百集团，三钢闽光，福建水泥，福耀玻璃，厦工股份，兴业银行。
台海局势的时事政治论文篇三：《中国裁军与台海和平》
一、兵多将广不如精兵强将
欣闻中国军队将再裁员50万，这是一个好消息。兵不在多，在精，将不在广，在强。
军队是国之凶器、国之重器，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得已而养之，不得已而用之。
在军队与军队之间，战斗人员的数量是军力参数中较重要的一种。但是，如果将人多理解成“我们死得起”，以中国人的生命财产去作战术上的廉价交换，那么再多数目的军人也便只是失败政客的牺牲品。只有赋予每一个平民和军人的生命以崇高的价值，那时，人多自然势众，人少也不一定势寡。若干年前一位中国领袖在莫斯科演讲时说，核战争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人死掉一半，还有四个亿，被灭亡的将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剩下来的将是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世界。这种伟大言论，实在是对中国和世界人民极其蔑视、极不负责任的说法。
揆诸近代以来中国的战争史，遇欧而挫于欧，遇日而挫于日，以数十倍于敌方的兵力而受制受辱于敌方，乃是正常不过的结局。中国的人海战术不过给世界军事史增添一些笑料、给国人留下一些酸楚罢了。一个半世纪前，区区数千英军闯进泱泱大清帝国的国门，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此后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均以两万来人马，令数十倍于敌方的中国守军形同虚设、丢尽脸面，让至尊至贵的天朝皇帝狼奔鼠窜、威风扫地。抗日战争爆发时，军国主义的日本只有兵员二十多万，民穷国弱的中国倒有各路兵马数百万，几几乎亡国于日本，最后赖美苏盟军之力获胜，中国亦属惨胜。二战结束之后，国共两党的兵力之和已超千万之巨，此等创纪录的世界第一军事大国，只落得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名声。中国做军事大国久矣，做军事强国尚未有期!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大致有三个层次：其一是比制度之优劣、比文明的创造力之强弱，其二是比财富的拥有量和消耗量之多少，其三是比攻击力和破坏力之大小。军备竞赛是最末一等的国家间竞争，而在军备竞赛中重人数轻装备、重数量轻素质的竞争模式，则是末中之末的选择。
中国没有必要维持军队人数的世界第一，因为这项世界第一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害处多多。理由很简单：人多不一定打胜仗，人少不一定打败仗，此其一;人多则人头费多，人少可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并将食税者转为纳税者，可以或省下钱来提高装备水平，或省下军费作非军事用途，此其二;裁员的同时裁掉重叠的机构和无用的功能，可以趁机优化军队的人员兵种结构、军事领导体制和作战指挥体系，收减员增效之功，此其三;主动裁军不是向世人示弱，而是向世界输诚，中国对外既无恶意，就不必养重兵让四邻不安，此其四;骄兵必败，闲兵必乱，古来如此，和平时期的一支没有确定任务的庞大军队，往往成为内政致乱之源，此其五。
关于上述第五点，或可再详述一二。军队本是政权的工具而不应是权力的来源，本是守土卫疆对外使用的工具而不可用于国内的政争和民变，吴起所谓“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是也。但中国的军队向来有夺权和内战的传统，什么湘军淮军太平军，什么直系奉系皖系，什么川军滇军桂军，什么国军汪伪满伪，其所保所卫者，并不尽是沦落敌国的侨民与国土，不共戴天者，恰恰是同种同国的中国人!
中国军队的现行领导体制并不合理，两个中央军委、一个国防部，除了政协之外，其他权力部门名义上都负有军事责任，但责任分工不明，隶属关系不明，决策指挥体制不明。似乎军队是国中之国，是体制“特区”。如果不能制度化地确立军队对国家和国民的永久忠诚，不能长期有效地防止军队(尤其是军官)的军阀化、特权化、利益化、地方化、派系化，那么，一支庞大的军队本身倒是对国家安全的真正实质威胁。政情稳定尚好，一旦政局动荡，鲜有握重兵之军人而不干预政治者!历史已有明证。
二、谁在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
南蛮北夷，东戎西狄，这是处于文化和地理优越感之下的古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岁月流逝，夷狄们早已加入我们祖先的行列。“中国”本是一个相对的文化地理概念(如《吴子》“三晋者，中国也”)，处于华夏文化和农耕文明中心地带的人对周边的人皆可自称“中国”。儒家认为，天子有道，就应该天下一统，并不在意于“中国”和“外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只有江山社稷、“天下谁属”的区别。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此处“国家”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国谓诸侯之国，家谓卿大夫家也”(赵歧注)，可见，“国家”只是天子治下的一级行政单位而已。秦以后，屡有开国、亡国之说，但所开所亡者并非中国，而是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中国开于远古，从未亡国，薪火相传至于今日。从今日之“中华民族”的立场看，1840年之前的中国，所有的战争几乎全是内战，所有的安全威胁几乎都来自于内乱。有史以来，中国人民最大最凶恶的敌人，从来不是别国的别人，而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之类的风流人物。无怪乎先贤有言，“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所谓民族—国家的概念是与商船和炮舰一起来源于近代西方的，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也就源起于中西方的接触与对抗。鸦片一战，丢掉香港，甲午一战，痛失宝岛，从此唤醒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内乱纷纷，外祸连连，国人感受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与亡国灭种的危险，国家安全问题便成了中国最突出、最紧迫的问题。居于弱势的中国，往往把国家危亡之状或多或少地夸大了。随着二次大战和国共内战的结束，欧洲被削弱，日本被制服，苏联成盟友，众多弱小的殖民地独立建国，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空前好转。但耽于世界革命的空想，误于国际主义的梦幻，陷于反美反帝的迷思，社会主义中国变得好战起来。
人民共和国之初中国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论。先是认为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之间必然爆发战争，后又认为社会主义与“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之间必然爆发战争，遂以“准备打仗”、“打世界大战、打核战争”的国家心态来主导军队建设。抗美援朝华人喋血，越南热土几度硝烟，台湾海峡炮声隆隆，中苏边境剑拔弩张，满眼望去，中国人遍地是敌。随着中美和解、中苏亲善和周边缓和，邓小平时代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基本判断，认为“世界大战短期内打不起来”、“中国的国际环境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这是比较切合实际的看法。
今日中国的周边，日本军国主义和俄罗斯扩张主义的复活有远虑而无近忧，中俄领土争端已被一笔勾销，南海岛屿之争、中印边界之争、中日钓鱼台之争，有关各方均存维持现状设想，大都忌惮战争。周边之外，中国既不承担保护华裔华侨之责任，又没有军事结盟之牵连，庞大的陆军常规军本无英雄用武之地。
五十多年来，美国被当作“亡我之心不死”的第一号假想敌。第七舰队、“战略包围圈”、星球大战、NMD、TMD、美日安保联盟、对台军售、协防台湾、单边主义、先发制人，都曾引起过中国的安全关切。但其实中美双方都清楚，相互间威慑有之，所谓美国会主动攻击甚至占领瓜分中国，则纯属好战者和受虐狂们的无稽之谈。
中国会攻击谁，谁会攻击中国?说到底，除了用于内政的一百五十万武装警察部队和三百多万公安国安人员，再继续保持三百万正规军、一百二十万预备役部队的唯一理由，如果说有理由的话，只是内政问题，包括“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大陆人民即便有人沦为“乱民”，乱民也不是中国军队的敌人，那么，反对裁军的最大理由大约是“台海必有一战”、“晚打不如早打”、“打赢一场高科技局部战争”和“不惜与美国一战”、“要立足于对美作战”的说法。
三、台海和平与国家统一
如果不是国共内战，台湾问题已经因日本战败而彻底解决;如果不是朝鲜战争，也许“解放台湾”早已完成。五十多年来，大陆的台湾政策经历了“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变化，台湾的大陆政策也经历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到“两国论”和“一边一国”的变迁。至今，求统者统一无方，求独者独立无胆，台湾处于不统不独的尴尬状况，大陆处于不和不战的难堪局面。时紧时松的军事对峙和宣传攻势折磨着两岸人民的神经，持续不断的购武比赛、经援外交比赛消耗着两岸人民的财力。两岸的中国人在海峡两边文攻武卫，外国人却凭空多出一支外交利器、得到一堆谈判筹码!
台湾属于中国，属于全台湾的中国人，属于全中国的台湾人，也属于全中国的中国人。台湾居住的都是中国人，而不是中国的敌人，即使那些拥护台独的台湾人，也还是居于台湾的中国人。郑成功以中国朱明政府名义行使台湾治权，康熙的中央政府实现了对台湾主权治权的直接行使。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因日本战败而废除，自此台湾问题就不是中日问题也不是中美问题，而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不过，在解决国内争端时引入外国势力，在中国近代史上十分平常，外国人或有利己之意，中国人更有挟洋之心。譬如同盟会之有求于日本，孙文和共产党之有求于苏联，所以，蒋李陈之求助于美国，原是中国人的一贯做法，并不等于台湾问题的钥匙握在美国人手中。如果两岸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达成基本的共识，那么，美国政府又何至于要得罪十四亿华人?如果两岸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南辕北辙，难道国际社会就应该放任中国人自相残杀么?
将口舌之争升级成武力搏杀，将让已经淡薄的民族感情变得敌对，让已经疏离的国家凝聚力更加薄弱。武力攻台说到底就是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中国内战，但鲜血不会消弭民族的内部隔阂，武力只会往中华民族的伤口上撒盐。若由内战而招致外来干涉，最后承受损失的也还是中国人。战争方案或许是最直接最简单的国家统一方案，也或许是最麻烦最复杂遗祸无穷的解决方案。
关于国家统一的战争方案，我们不能不问：战争将永久解决台湾问题，还是无限扩大台湾问题?如果将抽象的国家利益分配到全中国人民身上，那么，战争的后果将使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增益几许、又损失几许?民族大义是抽象的，而两岸人民的生命价值是具体的。如果战争仅仅针对台独势力，那么用什么样的战争手段来保证不殃及广大的大陆和台湾人民?假使台独是相当一部分台湾人的政治主张，那么，这一部分台湾人的公民权利又应该如何得到保障?
近几年来，台湾的独派力量发展很快，但维持现状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岛上独派势力与大陆强硬路线两者呈正相关的关系，武力攻台的呼声越高，台湾独立的声音也就越强。这恰恰说明战争威胁在助长台独而不是抑制台独。如果真正以同胞之情对待同胞，以母亲胸怀对待儿女，台独主张将成为无的之矢。难道放松军事压力会导致台独势力的恶性发展?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摒弃战争思维，改走宪政道路，才是对国家、对两岸人民负责任的做法。确立和平统一、互不使用武力的大政方针，互商适合于地方自治纵向分权的宪政构架，双方都将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由互相消耗转为互相支持，台湾的民意是可以由保持现状转为倾向统一的，台湾回归的目标是可以逐步实现的。两岸二十多年来在经贸领域已经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如果两地的自由媒体、社团、政党也能够相互渗透平等合作，建立紧密的政治联系，那么，最后以一部全体中国人共同批准的宪法，产生一个由全体中国人通过公正自由的选举而形成的中央政府，这才是国家统一的最佳方案。
在国内问题上，战争永远是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军队是战争机器，军队的任务要么参战，要么备战，但军队的使命从来不是赢得战争而是赢来和平。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内战是最严重的内政，外战是最极端的外交。中国最老的兵法《司马法》说，“国虽大，好战必亡。”
再回到裁军的议题。如果台海不战、中美不战，中国维持300万常规军的理由就不复存在。中国庞大的常规军绝对可以减至百万人以下，而两岸军费的大部可用于技术和装备，或用于民生福利。这才是中华民族自珍自爱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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