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自然科学学术论文(2)
国际自然科学学术论文篇二
科学理解与控制自然
摘要：大多数现代科学，为了符合“唯物主义战略”，采取限制理论构建的种类，选择与其有关的经验数据。我认为，采用唯物主义战略，不是因为需要获得客观性的理解以显示极高的价值认识，而是由于在唯物主义战略与控制自然的特定观念之间的“选择性姻缘关系”。因此，社会价值是接受唯物主义战略的根据。然而这并不损害这一观点：正确的理论接受是以“公正的”思考为基础，只要社会价值的作用同认知价值的作用保持恰当地区别。
关键词：科学理解 唯物主义战略 自然控制 价值中立
中图分类号：B0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2)02-0011-15
在习惯用语里，词组“科学技术”代表一个整体，在公众当中，科学往往根据它对技术的贡献进行评价。相反，现代科学传统通常把技术仅仅看做是附产品，并且主要根据对科学构造的世界的理解来评估科学。它把科学看作是为了把握世界因果结构并陈述(encapsulating)其可能性，不是为了技术这个附产品(虽然我们一直依赖它们)。科学理解的可说明性、理论表达的形式和证据，理论在科学实践中形成、构建和接受的特征，都可以被清楚地阐述，而传统观念认为理论无需假设任何与技术实践具有本质的联系。对实用目的的成功接受也许是一种正确接受理论并增加其有效论据的一个表征，但它不是一个理论的构成部分。
在这篇论文里，我提出重新思考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并将概括出一个推测性的恰当论题，即经典的科学理论、它们的普遍形式及其与经验现象之间关系的一般特征。这些特征是不能根据把握世界因果结构并陈述可能性的一般观点来理解，而是根据现代科学理解，是一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体现我所称之为现代控制价值体系的实践前景的理解形式。正是这种理解形式在基本秩序中解释着那些形成于基本结构、过程和规律的各种现象;并且它能够陈述事物的“物质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是通过参照这种基本秩序才能被理解的。
一、理解现象的什么?
什么是自然对象和现象，以及要理解它们什么?理解总是取决于上下文。随着背景、兴趣点、参与的实践、知识背景和参与的话语体系不同，理解的内容也会不同。然而，不管什么背景，理解的内容(事件、事物状态、现象)都包括下述相互作用的部分：1.它们是什么的描述――它们的种类、属性、行为、关系以及随时间的变化。2.它们为什么是这样的解释――它们为什么具有这些属性、行为和关系;它们为什么以它们具有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它们本源的解释。3.根据它们自己的发展能力以及它们与其他事物的相互作用，描述它们允许的可能性(包括至今尚未实现的可能性)。
理解实际上包括把握事物“是什么”、“为什么”、“可能性是什么”(莱西，1986;1991)。
上述三部分的任何一个都对一系列的解释开放。关于“是什么”，对象可能被看作是：经验对象;人类实践的对象――在实际生活中，为了个人、社会或机构的目标，要遵循和与之相互作用的东西;以及显现与其他对象具有因果关系的对象――无论是根据对象参与其中的现象与其他现象之间的规律联系，还是根据它在某结构或系统中的位置(如生态、社会甚至宇宙系统)，还是(以人类为例子)根据意向性的和交往的关系。
显然，根据对象被看作是什么的不同，关于“为什么”和“可能性是什么”的回答，将会采用不同的形式或反映不同的兴趣。为了说明这点，我们思考(例如小麦)种子，哪些可能性对它是开放?种子可以看作是很多东西，我选出两种：第一种是通过耕作生产可计算作物产量的对象;第二种是社会进程之内在一部分的对象。按照第一种思路，种子会是杂交和基因工程的产物，这样在特定条件下耕作，作物产量显著提高。按照第二种思路，种子成为高产量生产者的同时成为一种商品――某种在资本密集企业中生产和耕作，并在市场中买卖的对象――而不是农作物每年生产的一个常规对象，因此成为人类实践的一个对象与成为社会秩序是不同的。种子被看作在数量上增加的某对象时，与种子被看作其他对象时的根本社会改变是一致的。
因此，理解所采取的不同形式，并且通过这么做，是对不同实践之不同兴趣的反映。
二、科学理解
在现代科学实践里，现象――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被看作是符合规律的。我们以任何一种展现它们规律的方式将它们分为不同种类。为了展现规律性，构成现象的结构和成分及进程需要被确定，因为现象的规律性来自于基本结构、进程和相互作用的规律性。我们可以说现象形成于基本结构、过程和规律(我把这些简称为基本秩序)，并且现象是依照其如此形成所显现的而被解释。所有从属于基本秩序的对象都能够用定量的术语描述其特征;所有的相互作用是有规律的;并且规律(未必是决定性的)可以用数学方程式说明。
以这种方式描述，对象并非被解释为价值对象。作为基本秩序的对象，它们没有自然的目的、无发展的潜能、同人类生活和实践没有本质的联系。构成基本秩序的结构、过程和规律，在存在论意义上，是独立于人类研究、感知和行为;它们不会随着观察者的理论、观念、兴趣或价值观而改变。基本秩序容许一系列可能性对现象开放;据此，不同条件可以形成不同现象。我将称这一阶段的可能性为事物的物质可能性。它们并不包括所有可能性，那些被看作人类经验和实践对象的可能性，以种子的例子说明，物质的可能性包括增加作为产量，但不包括种子成为一种商品。
因而，科学理解是理论的呈现(或在理论帮助下呈现的)，包括其形成于基本结构、过程和规律的描述现象;并因此也包括从作为经验、价值和实践的对象中抽象出的现象。我们以这种抽象的方式去获得科学理解。但是在获得理解的过程中，现象必须被看作经验的和实践的对象。科学理解通过现象的观察和积极介入其中这两种实践而获得。而实践是在我称之为唯物主义限制/选择战略下实施的。为了忠于对象特征的研究，我们不能持有任何理论，哪怕是暂时性地持有，除非理论能够很好地对恰当描述特殊类型的基本秩序所使用范畴进行约束，并因此也对使用唯物主义范畴进行约束，而不是像目的论的、意向性的或感觉的范畴。
理论根据它们与经验材料之间的关系而被接受、否定或进一步检验。由于对使用范畴的限制，那些可被他们接受的材料是根据主体间性、(经验现象的)可重复性而被选择，并且用只包含唯物主义术语的描述语言来表达，通常定量的和数学的术语，其价值来源于测量、仪器介入和实验操作。这种方式的材料选择与唯物主义限制下形成的理论之间形成恰当类型的互补性，它促使被选择的材料在与理论相联系中起到证据的作用，因为用这种材料所描述的现象能被看作来源于基本秩序的表现。
为了确保理论的可靠，关于理论与经验材料之间必须存在的相互关系，这长期存在着争议。就当前的目的而言，我粗浅地设定，认为这种关系最好依据可靠材料形成的理论，并由这种理论高度建构的认识价值体系来分析。在唯物主义战略下，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建立经验充分的理论，具有展示解释力、统一力和预测力的理论，内部一致的理论，不包含“特定”假设来源的理论，具有与其他公认
理论以及某些事物的解释关系的理论。我没有对认知价值做更充分的阐述，是因为想要集中说明与科学理解有关的社会价值的作用(参考第五部分)，社会价值并没有跨越也没有取代认知价值在对理论的接受性上所做出的很好判断。
为什么遵循唯物主义限制/选择战略?为什么要遵循唯物主义限制/选择战略进行研究?或者，为什么在唯物主义战略下实施的研究被认为是典范?或者，为什么旨在陈述事物的物质可能性的研究被认为是典范?我通过把科学看作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的机构和共同体。让我们思考以下几个现成的答案：
第一种回答诉诸于唯物主义形而上学：世界确实所有现象都来源于基本秩序。因此充分描述某现象领域的基本结构、进程和规律的理论，将会如其所是贴切地描述其因果结构，并且有能力陈述它的可能性，因为基本秩序通过该领域的物质可能性被详细阐述。
第二种回答，它为培根派功利主义利益服务：当遵循唯物主义战略获得的理解是为了增强人类对自然实施控制的能力。与此相反，科学应该提供一种需要掌握现代实际生活和生活经验的主要对象和主要实践的理解方式，并因此让我们有效地生活在现代社会。
第三种回答，对描述基本秩序的纯粹知识兴趣的理论，这种理论常常伴随着我们根据这种理论而成功构建的事实。依照这些战略下获得的理论，常常是遵从一系列经验材料、实际应用的成功资料以及一些自然现象而建构起的认知价值。在这里也许有人会说，知识的总量在增加，并且有很好的理由认为，遵循同样的战略会促使知识总量继续增加;而且在目前，如果我们希望增加知识总量，特别是如果我们希望继续研究特定类型的现象(比如天文现象)，那么并不存在似乎合理的可供选择的战略用以探索。
我认为最好的回答是在适当提炼第二个培根派答案基础上，加入第三个答案的重要内容。我在这里无法“证明”这点。相反，我将通过探究遵循唯物主义战略与控制自然的鲜明现代态度之间的关系，提出自己的回答。我把这种关系称之为“选择性姻缘关系”，希望引起人们对韦伯经常用于描述资本主义和新教主义关系之术语涵义的关注。
三、控制自然
我将试图阐明控制自然的概念，以及对它(和它与自然对象相互作用)的特殊的现代态度。从重要意义上说，控制自然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现代性中，控制的特殊之处在于控制的程度，它在我们生活中具有卓越的与核心的地位、我们赋予它极高的几乎非从属地位的价值，以及我们试图努力地扩展和实现我们的控制能力。
就本性而言，人类是“在世界中体现和活动的”(泰勒1982)，也是社会的和文化的存在者(莱西1985)。人类是与物质对象相互作用的行动者，是与其他人类需要彼此解释的行动者。在这种解释中行为被描述为遵循行动者的信仰和目标，因而是可以理解的。当我们有意识地、成功地使对象服从于我们的力量，并把他们作为实现我们目的的一种手段来使用时，我们就在对对象实施控制。并不是每一个与世界有效的和有意识的相互作用都是控制的事例，但在某种条件下，所有文化中的控制就是操作和评价。例如互惠、亲密和尊重这些价值，就不是控制。在这里，与对象相互作用的价值――在行动背景里――被理解为有一种统一的标准，而不是降低为行动者的工具价值。
实践的理解，我们对事物的效用作用与事物对我们反作用的理解，显然就是控制的活动。所有文化都存在着以经验为基础的实践理解，同时具有在物质对象与实践理解之间的持续相互作用。成功的相互作用为这种理解提供决定性尝试，实践理解的形式也许恰好反映了相互作用的不同方式，在这些方式里，我们同物质对象的相互作用与我们同他人相互作用也许是相关的。
从属于社会价值的控制
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受制于它与社会的、生态的或宇宙规律的相适应情况，以及与特定的人类繁荣的观念相适应情况。因此，实践的理解形式，将反映出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如何积极或消极地作用于我们所希望的秩序;同时它也将说明这种秩序所允许的自然可能性。实践理解对事物的把握，被限制在一定的范畴，即那些同社会、生态和宇宙秩序有关的、以及为特定人类繁荣的概念有关的范畴。在这些概念和实践出现的地方，人类对待自然的特殊态度，可以通过诸如协调、适应、和谐、参与和辩证统一这些概念，很好地说明。控制从属于这些关系，而且范围有限，只有在一定程度上，即它对我们渴望的社会秩序和人类繁荣的理想所指向的目标有贡献时，才有价值。探讨超出这些限制范围之外的可能性是没有道德(或合理)的可理解性。
现代控制价值体系
控制自然的现代特殊态度(虽然并非没有争议)普遍拒绝其从属于其他对待自然的态度，从属于特定的社会价值及人类繁荣的理想。它需要通过实际生活(我们在其中生产、投资、分配和消费)有序地扩展其范围，而实际生活，主要通过技术进步的方式实施新的和影响深远的控制可能性来塑造。控制自然的成果开始统治生活经验，而且社会结构因为适合和容纳生活经验和实际生活形成的权力、欲望和利益而改变。
在现代性里，对自然的控制活动已经显著地扩展。虽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包括当思考未来的合理需求的可能性时)，但这并不是必然的。获得对自然的控制已经成为高层次的社会价值，虽然不被认为优越于其他价值，但也不从属于其他价值。当控制的利益与其他主要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不存在系统的择优或折衷方案。控制自然似乎因其自身缘故而成为价值，这显然不是一条清醒的捷径。而且它通过技术实施和进步，被看作能够服务于所有可见的社会价值和人类繁荣的理想，服务于增进人类普遍和长远的幸福。
于是，控制就从其他价值中被抽离出来，并伴随着相对独立意志而不断拓展其进程。在这种方式中，可生存的事物、渴望的社会秩序，以及富有意义的宇宙秩序，都成为从属于控制自然的价值。并非每一个实施控制的活动都是有价值的，因为人类的幸福具有相对的评价标准。某些行为应该被否定或指责，例如因为他们明显地带来大量无端的痛苦，这样的观点已被广泛地认同。或者说，对那些反映不同群体拥有不同人类繁荣理念的其他行为，存在着争议。与上述一致，控制自然仍被看做是增进人类幸福的关键。它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核心组织原则，一个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并伴随着这样一种信心：即进一步发展我们控制自然的能力将能够有效应对任何新问题和我们在控制中产生的不期望的负面影响，同时应对将继续改变地球面貌而造成的迄今为止还未想到的可能性。
在现代观念中，增进人类幸福很大程度上依赖技术进步。这部分地解释了社会关系瓦解的事实，以及伴随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构建新的社会秩序的必要。控制自然已经被看作是不从属于其他社会价值的价值。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典型的现代控制价值似乎不断地扩张人类对自然实施控制的能力。
价值是通过我称之为体系(或综合体)的方式被持有，价值体系被解释为有排列秩序，而且，在具体活动和实践中所显现的价值往往相互促进(详细内容参考莱西和施瓦茨，1996)。在现代控制价值体系里，扩展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排 在最高的位置。其中实施控制尤其是实施新形式的控制也同样有价值，由于这些价值的具体显现，体现其他竞争性价值的项目和机构必须在很大程度上被推延和调整(思考一下在本文中种子的例子)。而且技术对象和它们的产品往往被认为是价值对象――至少它们中的一些，在大部分时间。在现代性的动力中，其他社会价值(如自由企业和私有财产)，往往在相同的控制机构中表现，在这种相互联系中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现代控制价值体系的利益显然被一种理解形式所增强，这种理解形式能使我们更完美地表达出控制的可能性，并把这些可能性从与他们相互联系的生活经验、实际生活、社会安排及生态和宇宙结构中剥离出来。为了更好地表达，我们实施控制的可能性最终必须被彻底地表述为变量函数，这些变量函数能够被人类行为所直接操作，而这种操作应该在这种条件下进行，即我们的力量所能给予或维持的范围之内，或者依据世界(或社会)内在的、我们已经接受的方式表现和维持的样式。控制可能性的限制将不同于这种理解的限制――这些理解限制，虽然来源于人类独出心裁的研究及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但不可能超越这个世界(或社会)的设置。虽然世界已顺从我们在现时代不断扩张的控制活动，但是对于世界是否还未对这种扩张予以限制，以及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扩张会发生或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仍悬而未决。同样，在当前主流历史条件下，对自然实施不断扩张的控制能力(和与之相伴随的理解形式)是否是全面实现人类繁荣的关键，也同样悬而未决。
四、唯物主义战略与现代控制价值体系之间的“选择性姻缘关系”
我现在探讨唯物主义限制/选择战略和现代控制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它们在17世纪早期一起在历史上突显，都反映了经院哲学和文艺复兴时代科学的衰退，以及当时主流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和知识这些方面的混乱。然而它们早期的期望有所不同。而且在17世纪，培根，现代控制价值观早期最主要的代言人，强烈主张归纳法的应用而不是自然主义战略;而笛卡尔，唯物主义战略早期的系统阐述者，并没有将认识的价值和控制事物相联系。
很明显，作为理念，唯物主义战略和现代控制价值体系是不同的，它们的历史动力学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因此，例如，并不是所有在唯物主义战略下被完全接受的理论都能够指导我们扩张控制自然的能力――有很多不行;而且深层的理论提供了对那些既不属于技术领域也不属于实验领域之现象的理解，这个领域是我们实施控制自然对象的代表。同时，相反的，并不是每一次技术创新都反映了科学理解的加深。
虽然唯物主义战略和控制观是不同的，但是在现代背景下，它们常常是很难分开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研究中遵循这些战略同样有助于进一步显现现代控制价值体系;而采用控制价值体系则意味着在这些战略下推进研究――这两种作用，虽然并不是出现在每一个案例里，但是却作为一种稳定的、持续的和重复发生的模式，而又不总是以被预见和先行计划的方式，同时进行。战略和控制观如此有效地相互作用，以致于它们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变得完全相同。
让我们考察一下它们之间“选择性姻缘关系”的几个方面：
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和控制的可能对象
价值体系不可能在实践和机构中有任何程度的展现，除非世界以确定的方式存在。现代控制价值体系不可能得到显现，除非世界肯顺从人类行为的控制。
如果事物成为我们可能的控制对象，它们必须是什么样?为了这种目的，我们应该如何思考它们?我们应该以何种方式理解它们?假如为了引发事物某状态(s)，我们想要对某对象(x)施加影响，在这里，事物某状态(s)的描述是从它的生活经验和实际生活的领域中抽离出来的。于是我们需要确定它们现存的条件：1)事物某状态(s)的出现可以被看做为某对象(x)获得某属性(P)的功能;2)我们能够通过直接行为促使某对象(x)获得某属性(P);3)每种条件或者i)发生和维持在人类直接能力的范围内，或者ii)通过相似而独立的程序被控制在已掌握的某状态(s)范围内，或者iii)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接受它在这个环境中会保持现状;4)事物某状态(s)具有某对象(x)所发生的作用能反映出某事物状态(S)与某对象(x)的某属性(P)之间的某种规律性联系，也许受几种规律性联系调节，或者某对象(x)生成的某属性(P)引起了一个会最终导致事物某状态(s)的过程。如果存在着我们能够根据这样的计划(我称之控制计划)操纵的对象，那么事物某状态(s)的发生就是在我们的控制能力内。一种促使我们获得控制图式的理解方式掩盖着在我们控制之下的事物的可能性。它通过描述如何使它们呈现来掩盖可能性。
事物如果并只有被彻底接受的控制图式所描述，它们才在我们的控制能力之内。传统知识体系包含人们在熟悉场所参与实践和技术活动过程中归纳而来的各种控制图式，其特征、规律和复杂关系已经通过重复观察被描述，并通过一代代人被延续，这些图式往往体现在数字、关注点和普遍性上(正如我早先所陈述的)。
唯物主义战略下获得的理解不断产生一系列具有新奇关注点的图式，这种理解来自于有关基本秩序的假定，以及特定条件下用于解释某对象(x)生成某属性(P)和事物某状态(s)之间关系的假定，特别是这么做描绘了其规律性。(有时图式可以直接从实验研究中获得，从实验领域中观察现象和使用归纳法获得;有时候事实上只能通过这种方法。)因此，唯物主义所探讨的特定对象经常与控制的可能对象相一致，并且它们在实验和技术领域里成为最有效的对象，在这个领域里，我们在避免其他干预介入的范围条件下引发事件，以致于所有被引发的事件的后果，可以说，都超越了基本秩序。
因此，如果事物是或者能够成为它们在唯物主义战略下被描述的方式，它们就能成为控制对象――只要我们能够直接操作相关的引发事件，并确保有关范围条件保持在恰当的位置(或通过我们的直接控制或因为它们作为固定的自然条件而成为对主流理论的证明)，并且规律越普遍(主流理论的范围越广)，我们期望获得的控制图式就越多、范围越广。我不知道是否所有传统知识的控制图式都能在唯物主义理解范围内被重新阐释。无论情况会怎么样，唯物主义理解使我们通向超越传统限制的图式，如此的超越程度使得在现代实际生活中，控制的可能对象被看做是唯物主义理解的对象，这一事实已毫无争议。唯物主义理解所把握的对象，是以它们为了成为控制对象的方式而被把握的。
而且，因为唯物主义理解将对象从生活经验和社会秩序(及任何提出的宇宙秩序)的作用中抽离出来，所以它以不从属于其他社会价值而非常恰当地扩展我们的控制能力的方式陈述着这种可能性。它能够(并且确实)指导着其他社会价值的实践，但只能依靠已经蕴含在那些实践中特定的控制事例(如经济或军事实践)。从唯物主义理解的视角看，对象是根据内在秩序来解释的，无论在对象里展示怎样的价值意图(或我们使之成为什么类型的价值对象)，对象仍保持着相同的特征。因此，这种视角使得对象没有任何道德障碍地成为控制对 象。(再一次思考种子的例子)
总结：当依据唯物主义战略所获得的理论应用于超越人类实践界限的大量现象领域(并且规律蕴含在他们对自然趋势的陈述中)时，对唯物主义理解之对象领域的尊重实质就是对该对象的控制，并且唯物主义理解是最有效的促进我们增强实施控制自然的能力。
理论发展与技术发展的辩证关系
理论发展与技术发展是一种辩证关系，它们相互促进。一方面已经描述过，唯物主义战略下的技术进步有利于扩展人类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通常理论的发展依赖于技术的发展所提供必需的仪器和设备以实施相关的经验(实验)研究。特定的技术设计(越来越多的最先进和最低劣的技术产品)的效益是表现在唯物主义战略下对社会和物质之必要条件所进行的更多研究。而且有时技术进步为至今尚不知道、尚未构建或还不能接近的现象提供机会，或者提供模型，没有模型，特定现象可能仍然难以被探索;并因此为界定新的技术问题提供了机会。在这些情况下，技术成果成为研究的内在一部分;它们存在于研究对象中。所以，与技术的关系是内在于科学实践中的，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资金和支持的外在因素。
有时这种辩证关系的具体表现非常明显，反映出在很多研究机构中，科学和技术的利益实质上是一致的。有时技术发展引发了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因此只要通过努力研究特定理论问题是能够容易地带来技术产品;另外，这个技术产品也能够通过研究中所获得的理论及其应用之后而获得。相反的，有时理论研究是为了探索关于某种特定类型的技术转变成有用性的那种技术可能性。
控制价值体系，理论和技术发展
我强调，理论和技术发展之间辩证关系的展开，需要特定的社会和物质条件存在。它只能在主流经济和政治机构高度赞同和显现现代控制价值体系的社会中展开。这说明，这种辩证关系的展开与那些反映商品生产和分配的价值的实践和机构紧密联系。当前，随着新自由主义(或经济理性主义)的兴盛，有关的价值包括私人财产至上、自由市场和减少政府范围;显然，它们通常反映了人类繁荣的个人主义理想。
现代控制在社会机构中越是充分地显现，我们实际的生活和生活的经验就越是被对象所统治，这些对象是技术的产物，并在唯物主义理解的作品中得到说明。这种辩证关系的展开改变了实际生活世界，当这种改变不断地增强，就会成功地促使这个世界越来越需要唯物主义理解来引导;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使控制成为高水平表现。科学在带来一个需要解释的生活经验世界方面扮演着某种角色。
唯物主义理解：从控制实践中获得
主流理论与一系列相关经验材料的高度联系而表现出认识价值。通常，在唯物主义战略研究中，这些材料通过在实验活动过程中观察现象而获得，实验活动正是典型的控制实践。因为我们期望在实验活动中产生有关控制能力的理解，因此我们期望能够从实验中获得总结从而进一步实施控制(如技术控制)。
由于实验现象是在控制实践里发生，我理所当然地把实验现象看做是人类有意识行为的结果，而且作为具有人为因素的结果。然而，在实验活动中，我们唯物主义地描述实验现象，就像描述这些现象发生的领域范围条件。有意识的行为阻碍了我们对固定实验范围条件的弱化(它可能包含创建一个高度复杂和虚构的领域)并干预了我们走向初始条件。这促使人们感兴趣的现象最终用唯物主义术语来描述，并根据基本秩序来充分地解释。再者，我们希望通过唯物主义地概括能够在这样的领域中从这样的现象里获得总结，即在那些不是或不可能成为人类控制对象的类似现象和领域中，在类似于自然现象和领域中获得总结。
在唯物主义战略下，这种概括是充分获得自然领域现象知识的关键。我并不否定这些现象最开始可以(和必须)通过观察来获得，一定的秩序可以通过归纳推理来取得。但是，要以具有很强解释力的理论来特别地阐述这些现象，它们就需要通过范畴来阐述，而这些范畴是在实验(和仪器)活动的过程中形成，并对它们所遇到的现象给予理论上的澄清。语言和理论论断，即便在宇宙论上，也是来自于实验(和仪器)活动的。
我赞同那些强调现代科学的核心是实验的人。如其所是，实验是处在技术和自然领域之间，它为二者，即事物存在方式的模式和重要测试的内容提供了概括的基础。和技术一样，实验是一种人类的控制实践。正如某些自然领域的现象一样，实验现象也能够根据其基本结构、程序和规律而完美地描述，在实验中，我们能够识别和确定自然的力量，并因此能够筹划超越事物界限的控制活动。
因此，虽然唯物主义理解很好地延伸到控制领域之外，并且许多科学家因为这个原因而非常重视它，但是从控制的视角来理解它是更为恰当的。当世界对象通过控制实践的视角而获得时，在此范围内的世界对象就是可以理解的。于是，这种理解为我们提供了对与人类活动无关领域中的大量现象之因果结构的解释，并且这种理解能够拓展多广是一个广泛的经验问题。控制实践，在很多层面上，为唯物主义理解的追求提供手段。
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相关性
当唯物主义战略和现代控制价值系统之间的选择性姻缘关系是以对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认可为基础时，这就进一步深化了这种关系。这种形而上学坚持声称世界“确实是”这样，其中所有对象(包括人类)都可以通过唯物主义(也许最终是物理主义)的属性和关系来充分阐述;所有现象按照基本结构、进程和规律形成;并且事物的所有可能性都被它们的物质可能性所包含。于是原则上，遵循唯物主义战略能够给予我们对世界的完整解释;原则上，没有可能性被遗漏。我之前阐述过能够获得事物物质可能性有助于扩展我们对自然实施控制的能力，实际上，如果不存在着其他可能性，那么获得对世界的理解本身就有助于扩展这种能力。按照这种观点，似乎正是世界的本质成为控制态度的重要基础;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获得对它的理解就强化这种态度，因为事物进入了人类可及的范围内，它们就能够成为控制对象。如果它们事实就是这样，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行动中如此对待对象的原因所在，正如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所暗示的。原则上，所有其他选择似乎都被排除了，因为唯物主义形而上学暗示着我们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不能通过其他任何方式来理解。它同样认为，在控制实践不渴望或不期望带来的副作用的地方，原则上它们能够通过进一步的控制干预得到解决。
无疑，上述情况存在着张力。上述情况是通过有意图的叙述方式，而不是唯物主义叙述方式。我们对获得和应用唯物主义(包括物理主义)理解的认识，是通过有意图的范畴来阐述的，就像我们通常对人类行为的认识一样。这种理解模式与人类不能被当做控制对象的价值相联系。行动者(人类)就其本质而言不是控制对象，虽然(通过削弱他们的行动)可以使他们近似于控制对象(莱西和施瓦茨，1986;1987)。但是行动者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如果期望通过善于表达行动的范畴来系统描述一般的自然观，特别是当行动既是生活经验和实际生活的一个现象，又是科学实践的一个前提时，这个期望就是恰当的。
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内涵来自于对世界上所有现象和事物状态在唯物主义 战略下完美理论范畴的推断。但是却没有让人信服的理由去主张这样一种观点，即产生理论的行为首先就要在理论自身的范畴内被充分地描述(无论这些理论范畴是如何被归纳和抽象的)。也许它能够，但是现在还不行。同时，我认为，我们很容易把有意图的理解看作是实际上独立自主的。我说过，现行的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强化了唯物主义战略与现代控制价值体系之间的选择性姻缘关系。现代科学传统的早期意图是把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当为一个前提基础。大多数人认为这种意图失败了，代替它的前提基础是以推断与现代科学的成功预设之间的辩证关系。
但是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在遵循唯物主义战略过程中创建的主流理论，并不是现代科学显著成功的先决条件。只要存在着有待发现的基本秩序和一系列广泛的领域――大多数这些领域都由于人类实验干预和技术干预而形成的――在这些领域里的现象能够很好地被看作由基本秩序所造成的，这就足够了。如果我们要去接受我们必须接受的理论，世界的某些部分或方面就必然是这个样子。无需更多的预设;当然不是说不需要这样的理论预设，在这些领域里人类行为能够根据现象所展示的相同原则来理解这就需要预设。
我们能从科学的成功中推断出什么?当然，更多领域中的现象将会陷入唯物主义的理解之中，以广泛的理论所描述的规律代表着自然的普遍倾向(虽然这些规律一般不是非常重要的解释要素)。我们同样能够推出，越来越多事物的物质可能性将得到说明，因此越来越多事物将变成可能控制的对象。但是我们却不能从能够成为有效的推断出已经是或不可能成为其他。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内含能够从最普遍认可的、涵盖内容最广泛的理论那里来推断，但是这不能够成为我们赞同这种形而上学的论据。
那么，如何解释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吸引力?也许这是一元世界观的理解。也许是这样一种观念，除非世界能够在唯物主义战略下被理解，否则我们不可能获得一种与确定符合经验数据相符合的“明确性和特定性”类型的理论，并因此成为真正的知识。同样的，也许这是对两难选择不可最终说明的意识，虽然意向性很难对唯物主义施加影响，但是仍在进行的计划在处理这些难题上取得了进步。也许是缘于唯物主义战略与现代控制价值体系之间的选择性姻缘关系，这种关系所反映的理解方式已经开始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如此地统治着我们的意识，以致于在理解能力上，或甚至在智力上或期望能力上似乎没有任何其他的理解模式可与之相比。
无论哪种解释都很难提供接受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充足论据。我倾向于这种最后一个解释。因此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并没有为我们接受唯物主义战略提供论据，它与控制价值体系有选择性姻缘关系的唯物主义战略具有鲜明的不同。
五、认知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不同作用
我的解释把唯物主义理解与现代控制价值体系内在地联系在一起。这如何与我们广泛持有的价值中立观相一致?
科学作为价值中立(公正性、中立性、自主性)
为了阐述，我简单断言科学价值中立观是由三个部分组成：公正性、中立性和自主性。
公正性是指理论只有根据高度显现的认知价值，依据最严格的评价标准，遵循一系列充分的经验材料，才能被完全接受。在这里我不对公正性内涵做精确的阐述，但是它暗示了理论是否服务于特定价值系统或与特定价值系统的预设相符合，与理论是否被完全接受无关。中立性是指理论在逻辑上不暗示任何价值陈述，并且原则上它们可以在实践中被任何价值体系所采纳;以及不因为任何现有的基本价值体系而接受某种理论。自主性是强调科学探索程序的形成和制度化，是依据体现公正性和中立性的理论兴趣，而发现新现象能够增强这种兴趣。
我描述的科学理解否定了公正性吗?它是否陷入这样一种诱惑，几个世纪前培根清晰断言过的诱惑(1620/1960，格言第49条)，即试图从我们希望世界是什么样的方式里得出世界是什么。
科学是公正的但不是中立的
我已经阐述过，符合唯物主义战略所形成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人们所持有的特定社会价值体系而具有可说明性。然而，唯物主义战略和理论的这种符合远远不能成为理论接受的根据。事实上，它们最终是不相关的。当某个理论被完全接受时(或被包含于知识体系里)，它是对特定现象领域和特定层次之可能性的接受。这种特定领域和层次被彻底地接受，只有当它符合最高评价标准，遵循该领域中一系列恰当的经验材料，并高度体现认知价值的时候。
调查表明，在唯物主义战略下形成的很多现象领域和可能性层次的理论，都是以这种方式被彻底持有的。在很多领域里(我们可以明确阐述这些领域的范围条件)，现象是能够被充分把握的――通过认知价值的评价――这些现象是根据基本规律而产生，并且它们的可能性是通过它们的物质可能性而被完全展现。世界就是这种存在方式;我们还没有把它看做这种存在方式是因为我们期望控制它。之所以世界是这种存在方式，是因为(在某些部分和方面)它可以通过唯物主义战略的指导来认识，这种期望能够被更加广泛地实现。从长远来看，仍然遵循唯物主义战略的部分原因是遵循这种战略所获得的经验性成功，一种符合公正性的可接受理论的成功(阐明这一点就能理解某种被接受的理论是关于某种特定现象领域和特定层次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这么表述，接受唯物主义战略事实上是――以最普遍的术语――设计我们选择要研究的现象和可能性的种类。社会价值强烈地影响这种选择，这在逻辑上没有任何不恰当。于是，以描述这些现象因果结构和阐述它们之可能性为目的的理论，其可接受性是通过事实材料和认知价值来判断的。重要的是保持社会价值和认知价值的作用按照我们所描述的方式相区别。它们在不同的(逻辑)时期发挥着作用。要回答“为什么接受该理论”，如果答案除了认知价值和数据，还诉诸于社会价值(或要求与价值体系的预设相一致)，或者前者答案被后者答案所代替，那么该理论就仍没有被彻底接受。伽利略和李森科(Ly-senko)著名的典型案例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当权力也用以支持未被彻底接受的理论时，这就成为了悲剧。而另一方面，对于“为什么科学共同体要研究符合一定限制/选择战略的理论”的答案，通常都包含相关的社会价值，这点虽然没错，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答案本身并不充分，需要有遵循这些战略而成功的证据来支持。
因此，非常重要的是保持社会价值和认知价值的作用相区别，并把社会价值限制在适当的位置上。但是在社会价值发挥根本作用之处，理论就有可能不再中立，至少在面向现实拥有的价值而不是任何持有的价值的意义上说，有可能不再中立。对于某种理论阐述的可能性，它们在那些表达促使理论形成的研究战略并与战略紧密联系的价值的实践中，具有很大利益，而在不是表达这些价值的实践中，则很容易没有任何利益可言;正如人类行为控制的可能性，在纯粹的话语实践中没有任何利益(莱西和施瓦茨，1986)，同时包含把作物变成商品增加作物产量的可能性，在现行社会价值强调提高当地福祉、机构、团体的地方，几乎没有任何利益。因此在唯物主义战略的限制下，对某些理论解释的可能性，在体 现与现代控制价值体系相互作用的价值体系之外，几乎没有利益。
让我重新回到人类繁荣的问题上，我认为，它仍是所有实践和研究的检验标准。现代观点中，控制价值体系被认为是提高人类繁荣，但是该观点受到例如很多女权主义和环境观点的冲击，尤其受到所有贫困世界的大多数民众和草根观点的冲击。后面我集中阐述。
这种冲击是非常复杂。它挑战主流机构“发展”的社会价值和与之相伴随的极端个人主义理念，把它们更多地看作是他们经历大量遭遇和痛苦的原因，而不是补救方法。那些持有这些观点的人并不认为扩展我们控制自然的能力是恰当解决他们所面对的现实的关键;或相关的理解形式能够确实可能有助于社会转型的可能性，这种社会转型将服务于人类繁荣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这些理想和价值经常在草根运动里，根据广泛和公平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而实施，正如公民和政治的权利一样)。它们的计划通过理解来执行一通过训练、系统的、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理解形式。
种子
让我们再一次思考种子。讨论中所有的争议在这里都能集中谈及。记得我(在第一部分)介绍过，把种子看作是什么有两种方式。假设我们问：在“最优”物质条件下我们如何使小麦的产量最大化?这个问题从活生生的经验条件和主流实践活动中抽离出来，并在(展现出基本物理、化学和生物知识)唯物主义战略下被当作研究的一部分，在这里产量作为变量函数(相对于定量研究)如化肥、杀虫剂、水、机械应用和种子种类等的结果而被观察。这种研究就是典型的“绿色革命”，这些生物技术的后继者们，他们的实践活动也是在现代控制价值体系最主要的持有者之间进行的。在实践中接受来自于这种研究所获得的知识需要这样的社会条件，即改变当地社会秩序并使种子变成一种商品。虽然，至少从短期来看，绿色革命实践增加作物产量(和国家出口)，但是同时也带来其他后果，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如下概括的：
代替了富裕，旁庶普(Punjab)只剩下败坏的土壤、害虫成群滋扰的作物、泥泞的不毛之地以及负债而不满的农民――战争和暴力――生态崩溃和种族破裂肾密相连，并成为中央管理系统中要求有计划地消除自然和文化多样性以创造统一性之政策的一个内在部分。(Shiva，19991，pp.12，24)
在某种程度上看，这些宣称没有夸大其词，那些坚持现代控制价值体系的人仰仗进一步的技术进步(如生物技术)改变或阻止更多的损害，并把社会改组看做是“发展”的要求，这需要进一步实施控制。
另一方面，那些高度关注提高当地福祉、机构和团体价值的人则质疑这些实践，并认为在指导他们的知识里，这些实践几乎没有什么积极利益。这不是说他们怀疑绿色革命是受知识指导的，而是对知识的利益提出疑问，因为知识不能解释与他们价值体系现实化有关的可能性。当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完善地方机构和维持环境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如何生产小麦，以便使既定区域的所有人都能均衡地获得必要的饮食?研究也许对他们是有益的。它不是从活生生的经验条件和主流实践活动中抽离出来，也没有假定社会秩序问题是从属于新控制的实施。它不是孤立地看待生物学、生态学和社会学(或生产与分配)。它把作物产量问题锁定在以下各种问题中：农业生产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作用是什么?谁控制着产品?它有哪些应用?它是如何被分配的?产品生产的社会经济条件如何影响其分配?对健康的和生态的影响是什么?因此，考察作物产量不仅仅作为唯物主义变量函数的功能，而且作为社会和其他变量函数的功能，而唯物主义变量函数本身只是其中的一个功能。这种方法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当地和个别之上：当地土壤状况、种子类别、生态的合理方法、“天然”害虫控制的有效性、传统实践;以及当地社会一经济关系、需求、渴望和历史。一些与草根运动有联系的研究者提出，通过改善(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传统实践和研究的理解方式――遵循特定/选择战略的研究，而这种战略并不是从他们存在的生态和社会关系中抽象出的现象而得到，那么这种相关理解是能够部分地获得。
我无法判断这些努力的前景。但是我要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比较我对唯物主义战略的讨论，选择性战略与社会价值的密切相关，还不足以促使对该战略下“理论”发展的接受。认识价值的作用才是根本的。也许这个世界并不服从于选择性计划!(但是计划总是与它面临的困难是什么这样的探寻相联系，无论这些困难是来自于自然界存在的方式，还是来自反对社会力量的活动。)第二，选择性战略以特定社会价值的密切关系为基础，这本身并不是反对在这些战略下开展研究，只要我们保持认识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作用是分离的。
六、科学教育的相关性
我已经陈述过有关科学理解的特征和形式的观点。它表明根据不同的社会价值和人类繁荣的概念，科学能够应对不同层次的可能性。因此它对科学教育具有直接的意义。科学教育的任务，我归纳为，不仅仅是在知识、理论、技巧、方法论和实践中培养学生正确的研究和应用，不仅仅是教他们能够很好地判断哪些现象领域的理论能够被很好地接受，并掌握科学必须告诉我们有关的一般世界，而且要发展关于科学活动的特征及其应用，以及作为有责任的参与者个人所面对选择的批判的自我意识。
为了增强这种自我意识，必须：(1)研究科学在人类社会和当代生活中的地位;(2)研究影响科学追求、研究方向选择以及科学共同体和机构的形式和构成的因素;(3)研究科学(它的追求、它所获得的知识及其应用)与人类幸福的关系，并在与其他重要的社会和个人价值的关系中评价科学的价值;(4)批判地审视科学探求中认知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是警惕对在做出理论判断的过程中社会因素会默默地(和不恰当)潜入认知因素的机制;(5)获得一种有关什么能够和不能够从科学探索中获得的判断力，以及在体现不同价值的社会条件下科学是否有不同形式;(6)尝试批判性地评价这些有争议的观点。
我的论述直接指向这些争议的内容。为增强这种批判性自我意识的培养机制，也许或应该不在本篇论文的讨论范围。
七、总结
科学寻求对世界的理解。它也提供能够指导实践活动的理解。没有任何优先的理由去主张与实践有关的所有可能性都能够在一套有限/选择战略下得到解释。我认为在唯物主义战略下的某些现行理论也绝不是中立的;不顾现有的社会价值体系，这些理论也就不能在实践中得到运用。如果科学只是在唯物主义战略下完成它的研究，那么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原则将不可能是中立的。当科学从与它相关联的人类繁荣的概念中分离出来时，它也就失去了中立性。增强有关这些问题的意识将丰富科学教育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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