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学术论文
管理学至今已经发展了100年，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管理学学术论文，大家快来跟小编一起欣赏吧。
管理学学术论文篇一
共议管理学
《管理学报》2007年第5期刊发了《试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侧议》，从名词术语和研究经费两个侧面对当时我国管理学界的现状提出了质疑。时隔5年，我国管理学研究蓬勃发展的背后仍有诸多问题不可避免，值得反思。在此背景下，《管理学报》2013年第4期刊发了《再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质疑》(简称《再问》)，对管理学的3个视角(场域、属性、路径)以及对研究管理学的主体(管理学者)的两个视角(使命、品格)进行反思，旨在抛砖引玉，引发学者的真知灼见。
编辑部从众多学者回应文章中选摘了部分观点，供学者交流和更深入的反思与探讨。
[回应]
问题：学科边界是否是成熟学科的必然标志?管理学是否需要明确自己的学科边界?在当下，明确管理学的学科边界对推动管理学发展的价值如何?
管理学边界不清的原因
学科边界不清将严重制约该学科知识的传承、传播与创造，因此，厘清学科边界对于管理学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
《再问》对我国管理学科发展至今，学科边界依然模糊不清的忧虑之情，溢于言表，令人感动，发人深思。
边界不清的原因何在?我同意《再问》的观点，“研究对象未统一”是导致边界不清的重要原因，但对未统一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看法略有不同。
《再问》概括了3种不同对象：“组织”、“管理活动”、“组织中的人”，并认为“他们(指以组织为研究对象的管理学者)研究为实现组织目标如何将组织中的人、财、物协同得最高效，实际上将企业中的6项活动不同程度地纳入研究视野，场域就明显扩大，甚至无所不包。”这一说法值得商榷，人、财、物等组织资源，以及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等企业活动，是管理的对象，而不是管理本身。巴纳德、德鲁克被认为是“以组织为研究对象的管理学者的代表人物”，然而，他们研究的恰恰是有别于5种企业活动的管理活动，而不是别的什么活动。
其实，在西方的管理学中，“组织”、“管理”、“组织中的人”三者是统一的：管理是管理者所从事的工作，管理者在组织中工作，组织是由人组成的，管理者要通过他人并与他人一道开展工作。诚然，侧重于研究组织管理(实质上是指组织中管理者整体所从事的共性的工作)与侧重于一般管理(所有单个的管理者，不论是基层、中层还是高层，所从事的共性的工作)，内容上会有差异，但这种差异远不至于到管理学与财务、会计、市场营销学等不加区分的程度。
从我国的情况看，管理学研究对象不明是因为对以下问题的回答不同所致：管理学研究的是组织实现目标所从事的所有活动还是组织中管理者所从事的共性的工作?以企业组织为例，一般来说，研发、生产、营销、物流、财务、会计等都是实现企业目标所需要的，但并非是管理者所从事的共性的工作。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组织实现目标所从事的各项活动中，除了研发、生产、营销、物流、财务、会计等之外，是否存在管理者所从事的共性的工作?如果有，这项工作(活动)是否足够重要，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进而形成一个学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无论这个学科怎么称呼，都是有清晰的研究对象和学科边界的。
事实上，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学科边界模糊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以“管理者所从事的共性的工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周祖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从管理学研究对象的视角解读
《再问》倾向于将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于企业组织的内部，即以组织内部的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由此，《再问》选取的时间序列是：从法约尔首次提出对所有企业组织乃至一般组织都适用的管理理论，即具有普适性知识的概念、原则和研究对象的一般理论之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美国管理丛林时期对管理理论基本架构问题的争论。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管理学即管理理论研究是在短缺经济、卖方市场条件下的思维和视角，生产和供给问题，其任务主体和研究对象更注重企业组织内部人财物等资源的配置，具有典型的内部性特征。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世界多数国家的经济和市场处于过剩经济、买方市场、网络信息环境、技术创新和知识经济的结构形态。这一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管理学理论架构，其边际依然是企业组织，但企业任务的主体从生产转向了销售，因而企业的市场理念则从以生产为核心转向了以营销为核心的市场理念，以顾客为导向、以市场需求为核心，因而德鲁克说企业的本质是创造顾客价值而非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时期的管理学理论体系兼容了之前隶属于经济学的经营理论、厂商理论、营销理论，随之在学科划分上，这些理论及其相关的次级学科从属于管理学科门类，在美国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在中国，管理学从经济学科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学科门类并包容企业外部市场竞争理论，则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就是说，伴随着全球化和新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管理的任务主体和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市场需求管理，即以需求为导向的企业组织的营销和生产的过程管理，而如何满足需求变化、竞争变化，如何进行人力资源、财务金融资源、物质技术资源、信息资源和关系资源的管理配置，需要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营销创新和管理创新，创新成为管理活动的核心驱动力和管理学的核心要素。由此，也不难理解，对于管理学的研究对象，诸如管理丛林时期的“管理本身”、“管理活动”等，在21世纪当代管理活动的主体是“创造顾客价值”，这是概念内涵的拓展，也符合市场变化和时代发展。
笔者认同《再问》的观点，即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管理活动”，由此，当代管理活动的主体任务则必然是“管理实践”，或者说“管理活动”与“管理实践”是等同的。因而，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研究的主体任务则必然是管理实践，亦即中国管理实践。
(周建波，广东金融学院)
管理学的边界厘定和学科融合
科学理论本身是具备一定边界的。超越了理论本身的边界，理论的内容和形态就有可能发生变化。管理学同样如此。诚如《再问》所言，当下的管理学研究确有研究边界扩大化的嫌疑。然而，如果仅仅基于法约尔对6类企业经营活动的划分，而将除管理活动之外的技术、金融、财务、会计、营销活动等全然剔除出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又恐怕颇为狭隘。一方面，法约尔所论述的管理活动与当代情境下管理者面对的实践已经颇有不同。在管理实践越来越复杂和综合的今天，上述的非管理活动也不可避免地融入了管理者干预和作为的成分;另一方面，管理学的外延要大于企业管理学，对于非企业组织的管理无疑应该被纳入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中。这类组织中涉及的管理问题的存在形态和企业经营中的管理活动或许并不一致。
另外，当前在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之间相互交叉、借鉴融合的现象日益明显，对于尚处在发展过程中的管理学而言这种趋势尤甚。管理学本身就是在吸取和借鉴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基础上发展演化出来的。例如，管理学中的组织行为学研究与心理学之间一直就呈现出水乳交融的关系;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对于员工培训的研究其实与教育学中的有关研究也有异曲同工之处。由于学科交融的客观存在，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们研究的主题已经超越了纯粹的企业经营范畴，而事实上是作为广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与组织情境之间的碰撞。因此，明确管理学的学科边界，或许重点不在于圈定一个明确的界限，而在于厘清管理学科中的一些基本假设和基本问题(例如，管理活动中的人是怎样的人?管理活动中的人与人之间有怎样的互动法则?)。凡是在基本假设和基本问题上保持一致的研究，纵然研究主题相对较为泛化，也不应该影响其归属管理研究范畴的规定性。
(罗文豪，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深思]
“顶天立地”：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
管理学科属于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面对的“物理性事实”，主要研究“社会性事实”[1]。研究对象是“社会性建构”出来的，研究者及其使用的观念、知识、思维也都是“社会性建构”起来的。这意味着，管理学科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类似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相反表现为在相应文化滋养下发展形成的阶段性的科学和艺术的统一。不同文明各有自己解释世界的观念体系、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建立于其上的成功有效的组织管理，其内在的逻辑、规则、原理，自然会有很大差异[2]。其中，既有生产、经济活动与自然与物的世界相互作用形成的共同的“管理科学”，也有各种文明的观念、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孕育造就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集体化协作中相异的社会关系。过去政治色彩浓厚的“管理二重性”把社会关系简单化为阶级对立确实极端片面，但不等于管理上不存在文明类型带来的社会属性。学界对此意义上的二重性没有太大争议。争议在于后一面——社会属性侧面，是不是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或者有没有共同的部分。我以为，管理的社会侧面用来分解、协调、整合集体行为的部分(组织管理本身的原理，接近《再问》所指“内核”)是共同的。如BARNARD[3]关于“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组织平衡”，西蒙[4]讨论过的“层级结构”，马奇[5]“经验的疆界”，德鲁克[6]有关企业的目的，斯格特[7]概括的开放系统观点，理性主义视角的“目标具体化、结构形式化”等。管理学科中此类成果反映的规律和准则，是不论文化、不论组织类型(包括公共事业组织、行政组织)、不论情境，都普遍适用而无例外的。管理学科的独特“内核”，恐怕就在于此。但这只是基本原理或形式化定理，是空壳，没有具体内容。一旦装进具体内容，文明的、情境的内容就同时装进去了。如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契约导向与情感导向、明辨是非与中庸和合、上帝信仰与家国情怀等，因之成功有效的管理会出现多样纷呈的形态。家长制和契约制、情感导向和制度导向、清教精神和家国情怀，都有大量持久成功有效的例证。这并不违背基本原理，却又反映了文化和情境。
所以，“内核”是组织管理社会侧面，用来分解、协调、整合集体行为的基本原理或形式化定理。时至今日，这方面已经积累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但还没有达到体系化、系统化程度。尚需管理学界同仁志士努力奋斗。现实地看，成功的管理都是文化的、情境的、装进了内容的。组织管理表现在美国的成功、在日本的成功以及在中国的成功，各有成功的文化、社会、经济基础，其间有很大差异。
这也就回答了《再问》关心的若干问题。具有一般性的，表现为组织化形式的集体化协作过程中分解、协调、整合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组织管理原理或形式化定理，就是一般管理学的领域和范围。管理是组织整体行为系统中的一部分或一类行为[3]，揭示组织与个人社会性行为的组织理论是管理学的理论基础，或者说一般组织理论是一般管理原理的理论基础。“顶天”的是一般组织管理理论，“立地”的是文化、社会、情境下的成功有效的管理实践。论普遍适用，全人类共同的管理，那是一般组织管理理论;论成功有效的管理，那都是具体情境下的成功有效，而且成功有效的原理是与一般理论一致的。在此意义上，“管理学的中国情境”、“中国管理学”、“中国式管理”都是一回事，都是在探讨中国情境下的成功有效。但如果认为存在完全独立于世界的中国独自一套的组织管理原理，以为这就是普适的管理原理，那就错了。从中提炼抽象出的一般性原理或形式化定理，才是一般原理的构成。
之所以在上述相关问题上会产生不同看法或认识的偏差，大略有两方面原因：①混淆了成功有效背后的原理与成功有效的内容本身，两者搞不清。比如，契约制和家长制(不作严密表述，只指大意)，前者以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为基础，后者以集体主义、血缘和情感为基础。各是不同文化情境下整合集体成功有效的方式，但契约制和家长制本身并不具有普遍性质。具有普遍性，算得上原理的是巴纳德关于权威的基础最终在于接受方而不在于施与方所反映出来的原理。因为这对所有情境都有解释力。②在西方扑朔迷离、林林总总的管理理论面前迷惑了双眼。西方学术体制和教育体制鼓励探索创新、标新立异，只要有新意，不同门派、不同视角的研究都能得以生长。从细处着眼，注重分析的科学研究范式使得许多学者更关心某一领域的具体问题而不是学科的体系结构。各派理论各自发展自己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互不买账，一定程度上也是事实。如果不能拨开各派理论各自名词术语的迷雾，抓住实质，就很容易受迷惑和误导。
“顶天”的理论导向的研究和“立地”的实践导向的研究，一致的成分大于其间的差异。没有深入、揭示现实的“立地”研究，研究者没有必备的经济、人文、社科学养，不可能进一步提炼抽象出“顶天”的原理。巴纳德、德鲁克、稻盛和夫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同样，“顶天”一端的理论研究者没有深厚的人文社科学养、广阔的眼界、对企业和社会的深刻了解，不可能穿透和洞察组织管理现实的种种乱象，抽象、凝炼出一般管理原理意义上的理论结论。西蒙、马奇、明兹伯格、斯格特等是这方面的佼佼者。不管起点、导向是实践还是理论，最终都要通晓理论和实践，贯通理论和实践，才可能有大成就。
笔者不太赞成把法约尔到罗宾斯的管理过程体系作为组织管理基本原理的体系框架。理由主要有二：①“顶天”程度不够。五大职能体系主要反映功利性目标下提高效率增加效用的内容，服务于企业家赚钱的色彩比较浓厚，历史地看有其合理性。但现实中很多组织不是单一目标支配下的理性组织，也未必以效率效用为最高追求，管理学也不能只关注效率效用，更应该关注巴纳德和德鲁克倡导的个人、组织、社会的协调发展，提升学术品格。②五大职能体系反映的更多是高层管理者的行为或工作，而不是对集体化协作中分解、协调、整合性行为的全面概括。作为一般组织管理原理的理论体系，概括力和包容性略显不够。鉴于此，笔者在自己编的教材中，宁肯使用基于巴纳德思想的组织内部平衡、组织与环境平衡、内外动态平衡框架体系，因为它的适用性、包容性更强。
这就涉及管理学研究和教育的现状，管理学本身了。历史地看，西方管理学从为企业、企业家服务开始，首先发展了提高效率、增加效用的，管理的技术、经济侧面;然后逐步展开多方面的研究。其间，不能说不存在“共识”意义上的“管理学科体系”。《再问》提到巴纳德被誉为现代管理理论之父，国外公认巴纳德为近现代管理理论奠基人，说明巴纳德“组织论的管理理论”基本观点是得到普遍认可的。“大师中的大师”德鲁克关心的很多问题都是组织、社会问题，早已超越了狭义技术性、功利性企业管理的境界。斯格特整合各派观点，梳理组织理论发展脉络，整合的趋势已经出现。同时也不能否认，体系性的、反映管理学独自“内核”的一般组织管理原理确实有待于整合和提炼。这正是当代管理学者的使命。笔者认为，目前阶段梳理和整合已有研究，构建一般组织管理原理体系的工作远比界定管理学属性、理论形态和理论结构重要。学科本身不成熟到一定程度，事实上也很难给出客观公允的界定。
基于此，笔者近年来探讨“组织理论的整合框架”，搭建初步的一般组织管理原理的基础框架[8，9];以该框架为基础，初步总结概括中华文化情境下的成功有效管理，以期朝着“顶天”和“立地”两端努力。希望有更多的同仁志士来做这方面的工作，从“顶天立地”，理论突破和实践解读两方面为管理学添砖加瓦。
与此相关的管理学科范围以及研究范围，“泛化”(学科特点带来的泛化)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由于管理学出现晚于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研究对象都与人的集体化、社会化行为相关，所以交叉、边缘、跨界几乎是命定的特点。组织活动涉及个体行为、业务技术、经济活动、社会性作用，涉及环境内外交互作用，如果没有分门别类的、跨学科的研究，不能全面透彻揭示组织行为中制约和影响的各方面要素和过程，凝练组织管理一般原理就缺乏基础支撑。
《再问》一文提到的国内管理学科划分，笔者认为基本是合理的。基金委的“管理科学与工程”指向组织管理中的管理科学部分，“工商管理”指向经济组织管理的科学规律(虽然没有对一般原理和具体情境下的管理作区分)，宏观管理与政策指向国家或区域层面的管理领域，总体上是与学科特点吻合的。唯一的遗憾是既然设了工商管理门类，就应该同时设置公共管理门类。教育部《学科分类与代码》显然既有对学科规律的认知，也有现实的考虑，也属正常。
至于体现在管理学界个人层面的“乱象”不外乎体制因素和个人品格两方面。这些问题非学术问题，不说也罢。
(王利平，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登高望远，道术兼备——管理学的发展之路
讨论管理学的根本性问题，一定要登高望远，重道轻术。讨论具体管理问题，则可就事论事，重术轻道。理想的状态是道术兼备，但不同情况下也应有所侧重①。这里提出管理学发展的“三位一体”框架思路，或称“12字方略”，即“认清主题、问题导向、求本舍末”。
(一)认清主题
管理学的首要问题不是“对象”、“边界”或方法，而是主题，反之就会本末倒置。表1列出了中国人文社科领域主要学科的主题和现状。管理学区分于其他学科的关键在于主题不同，管理学研究最大的偏差是偏离了“激励与约束”这个主题;“无根”是说管理学本身缺乏理论基础。
如果明确管理学的主题是“激励与约束”，好些相关问题可以迎刃而解：①管理学的理论基础可以利用经济学和心理学。经济学强调经济理性，心理学强调心理理性。二者的结合更便于说明管理学的主题及其问题。②目前，“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涉及的主要内容大多属于管理学方法，多属“术”，特别是数学方法，但不是管理学主题。③表中所有学科均可归纳为“色与戒”或“阴与阳”的关系②。④同其他学科类似，“激励”与“约束”可有侧重主辅，但互相依存、对立统一，真是奥妙无穷。微至个人或团组，宏至国家或国际;软如思想道德，硬如军事法律，大多皆同此理。
(二)问题导向
管理学研究或理论创新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即依据观测到或调查、实验所得的事实和数据(“实事”为起点)，选择适当的方法进行科学论证(“求”的过程)，寻求和检验真理(“是”的结果)③，见图1。通常人们以为“实事求是”就是说真话，其实这是对其的“亵渎”。前提是“问题导向”，再经“实事”→“求”→“是”的过程，不断地证实或证伪，这也是各种学科发展的“基本路线”。
图1 “实事求是”示意图
管理学研究中，“问题导向”历来就深受重视，但真正做到却很难。如果没有提炼出“科学问题”，至少是真问题，再怎么“实事求是”也不会有好结果。从概念出发，研究“伪问题”是管理学研究的大忌，难免误入歧途④。
(三)求本舍末⑤
就理论的重要性而言，管理学问题是存在层次之分的[10]。图2给出了管理学研究的一般技术路线图。从低到高，“问题导向”意义下的问题可分为4个层次，即现象或观点型问题、问答式问题、难以解决的问题、最高层次的悖论型问题。层次较低的现象和问答型问题至多属于日常管理工作，可直接进入决策程序，因此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有的管理现象背后也存在某些规律性，但依然属于枝末细节，不是重点。管理学研究的最高境界是提炼出悖论型问题，并给予解读，再发展出相应的定理、定律。据笔者所知，管理学领域目前还较少提出这种层次的定理和定律。
图2 管理学研究一般技术路线图
管理学理论不够完善可能有3个原因：①偏离了“激励与约束”这个主题;②没有独有的基础理论;③较少提出高层次悖论。从理论上说，发现管理学悖论，提炼出科学问题，这对研究者是求之不得的事。从实践角度看，管理者面临管理学悖论，不能无动于衷。因而可行的逻辑思路是，针对复杂的难题→提炼出哲学悖论→将悖论归结为两难困境→根据轻重缓急明确取舍关系→桉“次优原则”做出管理决策或制定公共政策。然后，经过实践进行效果评价，同时进行逻辑检验，再进行新的或更高层次的问题探索。
这里以“价格规制悖论”加以说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公共(或宏观)管理问题，其实也是微观的工商管理(企业理论)问题⑥。该悖论可概括为：“没有竞争不知成本为何物”，“有了竞争不知成本有何用”。大意是，政府在对有关企业进行价格规制时，关键问题是对成本的测算和认可。但在竞争不充分的条件下，适当的成本水平和结构是不可知的，永远都是谜⑦。然而一旦竞争充分，成本数据可信，又不必再规制价格。面对这种“两难困境”，逻辑上分析只有两个方向性出路，即或是“反垄断”出路，或是“激励性规制”出路。对于这类管理学悖论，如果不能给予清晰解读，那就只能是“瞎折腾”，不可能做到“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此悖论来说，解读需要围绕“激励与约束”的主题，遵循“实事求是”的要求，从企业理论、产权界定、绩效评估、产业政策、财务金融、财政税收、法律法规等多方面多层次进行系统研究，既要有“为学日益”的正向解析，更要有“为道日损”的反向归纳，从而避免出现“开口便错、动念即乖”局面。
哪些管理学问题属于“本元”层次呢?比较典型的管理学问题有“团队生产”问题，“委托-代理”问题等。
(于立，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
[感想]
读了《再问》一文后，感受最多就是《管理学报》杂志社的同仁们对管理学发展现状的思考、疑惑，甚至还有一些焦虑。作为在管理学领域工作了30余年的教师除了有一些同感外，更多的是在对管理学科学性理解基础上的淡定与自信：
管理学的基础理论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已经将研究的对象锁定在了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上;也清楚地认识到对构成组织的基本元素人的分析与研究是研究的核心内容;管理工作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解决组织与其运行环境的匹配，解决组织中人的期望与组织目标的协调;也明确了组织管理工作的基本程序是计划—组织—领导—控制。虽然这些基本原理和工作程序在不同的组织和具体工作中存在差异，但“差别只存在于应用方式上，而不是在管理的原则上。例如，这些组织的管理者都同样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解决人的问题——而这种人的问题几乎都是一样的。”管理学基础理论、概念散乱、缺乏学科科学特征等诸多的问题，除了有将颇具人文社会科学特色的管理学科放入了自然科学的参照系外，更为重要的应该是如同人类不可能抓住自己的头发将自己从地面提起一样，还缺乏对自我思维逻辑、人生秉性的基本了解。甚至认为，可能这是不能和不应解决的问题，如果人的一切被彻底解谜，人类会立即失去生存必须的博弈和愉悦，甚至走向灭亡。保持这一点神秘，坚守这一点不解也就是保存了管理学研究的乐趣，甚至是这门学科存在的意义。
(谭力文，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的确，目前管理学界的问题不少，《再问》提到的很多现象基本上都是现实。包括基金委在内的资助机构等虽然为繁荣我国的管理学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也出现了唯高层次论文的倾向，实际对于中国管理学的深化研究是不利的。不管是叫“管理学在中国”也好，还是叫中国的管理学派也好，或者是叫中国特色管理、情境管理、元素管理也好，都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
我觉得既然是一种普遍现象，甚至在管理教育和研究最为发达的美国都出现这样的现象，那么：第一，它具有普遍性;第二，值得深入地反思和研究，所以《管理学报》的反思是值得推崇的，有价值的;第三，作为学者能够做什么?就是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一方面，按照“求真”的思路进行基础研究，另一方面，将基础研究的成果运用于实际中去。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做的工作是，建立自己的研究的逻辑和方法论体系。我们不缺乏研究的素材，恰恰相反，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素材，我们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也聪明，为什么做不出好的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研究逻辑是跟随型的，没有从源头上进行梳理。
(苏敬勤，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探讨]
问题：需要“管理研究的求真派”举证已经取得的科学化的管理理论成果究竟是怎样的?管理理论的科学知识体系最终会是怎样的?需要“管理研究的求用派”回答达到求用的目的过程就不需要求真的理论探索吗?百年来的管理理论构建中是否完全没有普适的真理性的管理知识呢?
有用就是真理
笔者尝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有用就是真理”。这一回答的出发点是真理的标准问题，简言之，真理并不是一套经过所谓“严谨的实证主义方法得出的结论”。换言之，求真派所宣称的“严谨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未必是真理，是否是真理，要看作为认识成果的结论是否“有用”。从这一逻辑出发，真正的“求真”实际上就是“求用”。当前管理学界所谓的“求真派”其实是“伪求真派”。
所谓“求真”当然是“求得真理”的简称，但如何求得真理?管理学界主流的办法是将“严谨的实证主义方法”作为求得真理的唯一手段，而其中隐藏的标准是典型的“符合论”真理标准。真理标准的“符合论”大意是当认识与客观世界相符合便是真理，否则便是谬误。随着科学哲学的发展，今天显然只有极少数人认为可以得到与客观世界完全符合的认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早就指出，不存在永恒的真理，只存在暂时被证实的结论。因此，结论与客观世界“不符”并不奇怪，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结论与客观世界“不符”成为一种常态，“科学化”之路先于管理学百年的经济学均承认这种“常态”，将自己定位为一种“客观世界的参照系”，奇怪的是，管理学界居然将这种“常态”作为一种标准而企图固定下来，将其称之为“暂时的真理”[11]。按照符合论的思维模式，客观世界既然是“永恒而真实地存在着”，真理怎可能是“暂时的”?“暂时的证据”又怎么能够作为唯一的标准?换言之，如果认同符合论，便不存在“暂时的真理”，而认可“真理都是暂时的”，就必须抛弃符合论的真理观。
基于此，要解决上述难题的唯一出路是另寻真理的判断标准，“有用就是真理”便是笔者赞同的检验管理学真理的唯一标准。“有用就是真理”是实用主义关于真理的著名命题，由美国哲学家、实用主义奠基人威廉·詹姆斯首先提出。他认为：“‘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或者说，‘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詹姆斯认为，一种观念只要能把新旧经验联系起来，给人带来具体利益和满意的效果就是真理;一种观念是不是真理，不在于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而是在于是否具有效用。
具体到管理学领域，既然真理都是暂时的，而效用则是立竿见影的，那为什么不用效用来检验管理理论的真理性?我们不能分辨“真与假”，但是可以根据实际效用来分辨“对与错”，从这一点出发，就不存在什么“求真派”与“求用派”的矛盾，所有管理学知识都是“求用”的，所谓主流的“求真派”都是“伪求真派”。
(吕力，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
问题：我进行管理研究是出于兴趣(求真)还是处于生存(求生)需要?我有长期的追求目标吗?我属于读者型还是听者型?我做过自己聊无兴趣的研究吗?我参与或容忍过制造垃圾文章吗?我参与或容忍过编凑数据吗?我为学术的纯净抵制过诱惑吗?我坚守“以文会友”，从未通过任何形式的物质手段营建过自己的社会关系吗?我是一个自觉的反思者吗?
管理学者何为?
有幸读到《再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质疑》(简称《再问》)的初稿，很激动。不完全因为学术，而是那份熟悉但从未如此直白过的坦诚。脑海中闪过一本书名——《社会学家何为?》。于是将“管理学者何为?”作为这篇感想的标题。
管理学者为“真理”而往，在哲学层面，只是传说;管理学者为“真知”而来，在经验层面，更是理想。在两个管理学院从教19年，所见所感，觉得“为稻粱谋”才像我们多数人的心声!管理学界从不缺冠冕堂皇、言之凿凿，但彼此能够意会：真知很少，垃圾很多(2011年在斯坦福，马奇当着几位中国知名学者和我的面说过，Top Journal里也有很多Junk)。应该庆幸，大学这个伟大的制度发明给了学者“合法”生产垃圾的权力——除非故意，能力所限，无可厚非。
超出《再问》想象的是，问题已不是“垃圾文章”和生产垃圾文章的“特权”;而是本来在“为稻粱谋”，气氛却变得分外喧嚣、浮躁而且偏执。不难发现，管理学者是否优秀似乎不再需要“提出什么、发现什么、证明什么、影响什么”这样的常识，而只剩下“千百十、江河湖海、项目主持人”，“项目X个，SCI/SSCI Y篇、顶级论文Z篇”。这种中国特色的学者画像难道不是对一个号称日益国际化的学界的严重讽刺吗?
作为一名对中国管理学界(华人管理学界、国际管理学界)多少有点儿了解的边缘学人，我想说：①相较其他人文/社会学科、自然科学，管理学界差得还远，不该那么热衷于追逐标签;②参照索绪尔“能指—所指”的任意性、符号主义的抽象性，尤其是当下国情，确信很多人会同意我的推断：这种符号可以代表学者的学术水平，当且仅当没有“权力、资源、关系、圈子、(范式)歧视、运气”诸因素显著影响的时候。还有一个反常的看法：各种头衔、称号，各类基金、等级的文章，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资本，它更是一种负债(因金钱和名望而对学术共同体所必需承担的责任)。如果没有多少“真知灼见”，没有组织管理的改善，没有AOM所期望的“For a Better Life”。历史地看，有一种结局会让人唏嘘：You Almost Own Everything, You Are Nobody!请不要用“酸葡萄”心理(一位善意的中大社会学博士生曾提醒过我)来调侃，我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我对自己的能力很清楚。我只是偶尔希望向有限的同行表达想法，更愿意面对我的学生娓娓道来。我被《再问》所夸大的愤怒，只不过源于一种非常卑微的愿望，我们的大学、学院、学界能不能安静些、踏实些，能不能少点儿无聊的折腾。我尊重那些“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称号”应该是对他们最好的褒奖，他们是中国管理学者的中坚，他们最有资格打消《再问》的忧虑。
去年，在一封回复英伦博士研究生的邮件时写道：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上的困扰不是国际期刊发表上的挑战，而是如何解决“为什么研究(为毕业、为课题、为指标，还是为‘增进知识，回馈社会’)，研究什么(从现实出发，还是从文献出发;无穷的变量关系猜想，还是深层机制的挖掘)，怎么研究(单一实证范式，还是多元范式;流行研究方法，还是现象与方法的匹配)这些非常基础性的问题”——我很愚钝，用10年时间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并希望用以后的岁月去身体力行，但愿这是给《再问》的一份简单答卷。
(韩巍，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对中国管理学者品格的反思
反思、质疑和批判无疑能促使学术进步，但是这种反思与批判只在没有外力和功利掺杂时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可以说，学者们在社会良知和学术使命驱动下进行的反思与互动，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必备要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这类反思和思考，也必然会因学者们自身价值观、立场、心智模式和经验的不同而有差异。但正是这些差异，才能使管理学研究“和实生物”，反之“同则不继”。从这个视角而言，对管理学特别是中国管理学的多元反思是必要的，对反思的反思也是必要的。《管理学报》近年来刊登了多篇关于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反思与商榷文章，这极为难得，也是中国管理学学术研究的曙光。基于此，有必要沿着《再问》可贵的反思精神继续进行反思和质疑。
管理学实践相关性和学科合法性的争论是“再问”或反思的起点。可以预见，这一争论不可能停止，也许，更加深入和广泛的争论正是管理学发展的动力和契机。这种论争除了涉及管理学研究的使命、属性、场域、方法与过程等内容之外，也必然促进管理学者文化自觉和理论自信之间的有机统一。从表面上看，管理学者的理论自信更多地源于实践相关性的“求真”与“求用”精神，而文化自觉则更多地源于学科合法性对“理论之美”与合法性理论对“善”的关怀。一般而言，实践相关性是管理学理论自信的坚实基础，但如果过于注重实践(如现实的或短期的管理效益与组织秩序)，尽管可能会增强学者的理论自信，也可能妨碍了文化自觉;如果过于强调理论性和文明性，尽管多了文化自觉，但又可能会降低理论自信。从本质上看，无论是管理学学术传统或学术文化所关注的“理论之美”还是合法性理论所追求的“善”，归根到底都要以“真”作为基础，否则，再美再善的理论也是空中楼阁。可见，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个“真”字，这是管理学者文化自觉与理论自信的共同来源，也是二者统一的基础。我们欣喜地在德鲁克和马奇等少数管理学者那里看到了二者的统一与均衡，而这在中国管理学者及其研究成果中却鲜得一见。究其原因，就像《再问》所指出的，“当前学术界缺失的是纯净的品格”!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再科学的研究方法也会被使用得扭曲变形。现实中，尽管中国管理学者大多追捧自我管理，但也大多有意无意地疏于或不愿对自己的学术品格进行管理与升华。当然，要求中国管理学者在缺乏必要的外部条件支持下进行自我管理与升华有些勉为其难，但是至少可以去研究、呼吁和争取相应的情境(如学术评价与职称晋升机制)改善，而且在到达一定的职业与生命阶段，如取得高级职称或“知天命”之后，可以有意识地放松或放下功利诉求，回归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终极使命，多一些“上下求索”、“求道”、“弘道”与“传道”的努力。从这个角度上，我们更加迫切地呼吁中国管理学者的学术品格净化。
总之，中国管理学者自身价值观、使命或者学术心智模式等主体性因素的成熟是决定中国管理学命运的基本要素，至少，趋于成熟的主体精神有助于推动良性反思与学术互动。可贵的是，在《管理学报》和一些学者的长期坚守之下，中国管理学术共同体的主体性正在成熟，主体精神正在发育。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要求中国管理学者不管环境如何都能进行高品质的自我管理以促进主体精神的进化。对于多数学者而言，主体精神的成熟和学术品格的净化需要一系列外部条件包括学术氛围特别是学术评价机制的完善，否则，学者的人力资本就会自动漂移、关闭乃至衰退。因此，中国管理学术共同体有必要研究自身内外部环境的建构与优化问题。如果内忧外患的局面得不到解决，那么，中国管理学术的繁荣难以摆脱画“景”充饥，甚至“皇帝新装”的命运。
(曹振杰，浙江农林大学管理学院)
问题：学科边界是否是成熟学科的必然标志?管理学是否需要明确自己的学科边界?在当下，明确管理学的学科边界对推动管理学发展的价值如何?
所有学科都是跨学科的交叉学科
《再问》一文指出了管理学边界不清的问题。杨玉良[12]认为，学科是按教学和训练所定义的知识分类，一定程度上具有人为性和随意性，学科划分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存在负面作用，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世界上的各类事物运行本来是没有学科(或专业)界限的，人们为了便于学习和认识事物的运行规律，人为地划分为许多学科。学科划分是为学习和研究方便不得已而为之，学科划分使原本完整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被割裂。
即使在某一学科内部看起来具有系统性、严密性的知识体系，一旦跳出这一学科，或者以另一学科的体系来解读，就会发现，原来认为系统性、严密性的知识体系也是支离破碎的!例如，地球上的客观事物本来是没有经度、纬度和时区的，为了认识地球上事物的方便，把地球划分为经度、纬度和时区，这一划分是系统的、严密的，但是，如果站在长江、黄河这样的水系角度，纬度和时区就把长江、黄河的水系分割在多个不同的纬度和时区[13]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按照某种知识分类标准(分类标准不止一种维度，而是有多种维度)划分而成的，如果以别的分类标准来看，本来看似边界明确的学科也就成为跨学科的交叉学科了。打个比方，人可以分为南方人、北方人、东方人、西方人，之间的边界并不明确，即使找到明确的边界(如长江或淮河)，如果以其他分类标准(如老年、青年、少年)划分，按地域划分的南方人、北方人都会跨到不同年龄、不同收入的类别中去。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令人惊讶的推论：“所有学科都是跨学科的交叉学科!”
不仅管理学会跨到其他学科，物理、化学这样的看似边界清晰的学科也会跨到其他学科。杨玉良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有一门学科叫物理化学，美国化学会办了一份《物理化学》杂志，物理学家投稿总是被拒，因为化学领域的审稿人读不懂物理学家写的文章。于是，美国物理学会就办了另一份杂志《化学物理》，这两者之间有多大差别很难讲。后来，两边的一部分科学家创办了一份新的杂志《物理化学和化学物理》。
当然，不同学科的边界清晰程度还是有差异的。与数学、物理这样的学科相比，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边界更为模糊，这些学科的边界不像动物、植物的分类一样清晰，而是像对地球的表面及内部进行的分类，既可以分为高原、盆地、丘陵、高山、江、湖、海，也可以分为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还可以分为某一段经度或纬度，这些分类的边界大多是不清晰的。
管理学与其他学科的边界，就像“温带”这一领域在地球上的边界，从经度或时区的标准，“温带”涉及地球上的所有经度和时区，从另一角度(如纬度)来看，“温带”只是在某些纬度范围内，存在高纬度区域与低纬度区域都属于温带的交叉现象。
基于“学科就是对知识的不同角度分类”这一认识出发，也能回答《再问》提出的“有中国管理学吗?”的问题。
管理学内部的二级、三级学科也可以从不同角度分类。按管理过程来分，有计划(学)、组织(学)、指挥或领导(学)等;按职能(功能)来分，可以分为战略学、人力资源学、财务学、营销学;按国别(文化、地域)来分，则有东方(中国)管理学、西方(美国)管理学等;按时期分，则有古代管理学、近代管理学、现代管理学。可见，“中国管理学”作为按国别(文化、地域)来划分的一个子领域，是可以存在的，也可以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的。
(孙继伟，上海大学管理学院)
管理学——学无边界
(1)无边界的管理学院 院系设计中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把管理学系放在工商管理学院里会有争议，把管理学系放在商学院里争议就会变小，把工商管理系放在管理学院里就没有了争议。原因在于管理学宽广的边界。通常，管理学院可以容纳工商管理系、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公共管理系。
(2)无边界的管理学特性 管理学有两大特性：科学性与艺术性，如同公理一样。直至听何镜堂讲建筑才意识到，原来科学性和艺术性也是建筑学的特性。进而追问，发现很多学科的特性都是科学性与艺术性。也有人说是实践性，但哪个学科不需要实践性呢?事实上，包括实践性在内的诸多特性都可归入科学性与艺术性的二元结构里，它们也非哪个学科的特性。当谈论哪个学科有这两个特性时，实际是在谈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特性，因为科学性和艺术性本身的特性就是应用广泛，包括学科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某种意义上，能够命名为一种学科，就已经是其特征所在，管理学的特性就是管理学，医学的特性就是医学，法学就是法学。如果认为这样的答案不够准确，那么管理学的特性实际上是没有边界的，例如，管理学的特性是科学性和艺术性，而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特点又是“无所不能”。
(3)无边界的管理学国别 中国需要“中国式管理”，但中国式管理首先是管理。事实上，管理从诞生起并没有国别。德鲁克和通用汽车并没有把分权管理贴上“美国式”的标签，全世界的企业(包括中国和日本)把事业部拿过来用，发现的确管用，从而贴上了美国的标签。因此，标签并不是自封的。“四大发明”被冠名中国，源于世界的认可，“中国功夫”被冠名中国，同样也源于世界的认可。如果中国式管理只在中国管用，那就不会有更多人来学习和推广，实际上就无法真正被冠名“中国式管理”。甚至如果中国式管理只在中国管用，那冠名中国又有何意义。由此，真正的“中国式管理”既是在中国有效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有效的，这才是中国式管理的实至名归，而到那一天，这个名号又已经不再那么重要，因为其真正突破了国别。
(刘祯，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感想]
实践者希望看到何种文章?
面向实践的研究，如没写一篇面向实践者的文章，是一件稍显遗憾的事情。现在也有不少学术文章在述及“理论贡献”之后，稍带提及对实践者的价值，尽管写作者深知，几乎不会有实践者会阅读发表在学术刊物的这部分内容。那么，管理实践者希望读到什么样的理论文章呢?
不管是思辨研究，还是质性研究，大型理论文章要谨慎下笔，毕竟“世间再无德鲁克”。除非有范式级的概念创新，否则，很可能成为语言朴实的陈述性(而非批判性)文献综述，或者老调重弹。对于以断因果联系，证明某些操作变量之间正(负)相关、(部分、完全)中介、调节作用等文章，单一的文章内容一般也难以变成实践者感兴趣的文章。因此，在我看来，中层理论，系统性地整合一组因果验证模型的文章，是较为合意的文章。
从实践者的视角来构思。正如人类学家要站在被研究对象理解其意义一样，管理学者要假想自己担当某公司CXO来自我头脑风暴。任何一篇具体文章的核心读者是可以清晰确定的。实践者相对求用。假如某研究项目是“家长式领导与中国民营企业绩效的关系”，若实证研究证明负相关，那么相关的切口可为：如何抑制家长式领导?具体而言，一要把实证中的操作性定义转化为“自测家长作风量表”;二要把负相关的逻辑图谱讲清楚，威权、德行、仁慈是如何变成负绩效的?为什么威权、德行、仁慈很可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会相互促进而是相互竞争?最终落脚到如何抑制家长式领导风格。
启发而不是教育。“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但管理实践者多是成人，经验和阅历丰富，而且多为人中精英，不少人还上过EMBA、MBA或听过各种培训，因此，填鸭式的知识讲授往往不是有效的传递思想的方式。所以，①文辞表达要轻松活泼一些，管理有科学理性的一面，但管理者也有感性的一面，可用案例(真实的或者情境化的)、寓言故事等。②奥卡姆剃刀——抓住关键，而不是事无巨细，经济学模型往往讲求简化，而管理者以“求用”而放弃各种假定而趋繁冗，但实际上，波士顿矩阵、SWOT分析都非常简洁并击中要害。无论什么模型，实际应用一定是情境化的，理论和模型的框架在于帮助他们更有效地获得信息。③如无必要，勿讲“常识”。
一些不够严谨的材料会极大地影响文章的专业性和可信度，甚至贻笑大方：①企业家接受媒体采访的只言片语，“听其言而观其行”;②有显著矛盾的数据(如实证中的相互矛盾的结论)，以及缺乏公信力某些机构发布的调查数据;③写作者未深入解读基础上的简化小案例。总之，学者作这样的文章，应严谨、有理有据，这一点与做学问没有区别。
(邓中华，《中欧商业评论》编辑)
放下理论，先去理解
对管理学的研究始自对管理的感悟。法约尔如此，巴纳德亦如此。法约尔是依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感悟到了“管理职能”的存在及其价值，也意识到“管理教育”的重要意义，才在自己晚年的时候把感知到的管理世界，以理论的方式呈现出来，写就了管理学领域的源头著作——《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巴纳德也是这样，直至《经理人员的职能》成稿之后，他仍然感到非常遗憾，没能把他内心感受到的那种“组织感”、那种强烈的“组织美感”表述出来——“还有一点也是我觉得相当遗憾的，那就是我没有能够向读者表述出组织感——一种无法表述出来的、强烈的审美感，这种感情最主要产生于个人习惯性的、感兴趣的深切体验”。可以说，这些作品之所以具有思想的力量是因为背后有对实践的感悟。
而管理学研究之所以量多质浅，面向实践的理论贡献乏善可陈，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相当数量的学者其心中没有一个真切的管理世界，因此只能从事基于管理学的科学研究，或称“理论研究中国化”，而不能产生应用于指导实践的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即“中国研究理论化”。这无疑跟我们的学科建设方向有关，即过分偏向于“理论联系国际”，而非“理论联系实际”，不重视管理实践;但也跟我们学者自身的研究选择有关，即惰于真正去接触实践，去感知整个管理世界的真相。然而，管理学归根到底是一门应用学科，是一门实践学科，倘若心中没有一个真切的管理世界，任何管理科学研究都注定是徒劳的。
尽管经验主义学派的研究目前不归入学院派的科学范畴，但毫无疑问，这个学派的许多研究成果至今仍然具有指导实践的能力，而且在学科发展初期，欧内斯特·戴尔、小艾尔弗雷德·斯隆以及德鲁克等的学说，都对西方管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像戴尔所倡导的“用比较方法对企业管理进行研究，而非从一般原则出发”，仍然不失为识别管理现象与发现管理问题的上佳途径。而“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或许也将经历类似的路径。
日本管理学的确立与发展，始自该国管理实践的勃兴和日本学者对本土实践的关切，诸如日后蜚声国际的野中郁次郎，早年就曾供职于富士电机，由此对日本企业的崛起和创造力有了切身的体验。现在一批富有中国智慧的管理实践也正在破土而出，真正志于从事本土管理研究的学者，此刻最应该做的或许就是放下理论，先去理解。只有在理解、感悟实践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提炼并形成中国人自己的理论和思想体系，为企业发展贡献力量。
(丛龙峰，《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编辑)
[探讨]
问题：所谓的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的百年纠结，只有分清学科性质才能合理解决，因困惑于学科严谨性而远离实践相关性的百年彷徨是否是一种误读?
解惑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
(一)管理学学科合法性的困惑根源在于参与者经验知识的易获得性和管理主体的普遍性
从个体意义而言，人人都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对管理现象有其自我感知，必然呈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多元理解。这种多元认知既为管理学创建及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个体经验知识，也给管理学的学科合法性困惑埋下了先天之种。从组织角度来看，对组织发展担负主要责任的各级管理者，也处在管理与被管理的交叉角色中，这种混合角色对行为主体所造成的认知干扰也是生成管理学学科合法性困惑的一个原因。
有人之处，就有组织;有组织之处，必有管理。所以，管理主体非常普遍。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在组织管理方面存在共性，也有特性。在创建与发展管理学理论时，任何组织都有天然的有为愿望，发出各自的声音，张扬各自的特性。一旦特性论的音调高于共性论之后，管理学的边界就显得错综复杂，难以分辨。
就此而言，解惑管理学学科合法性的举措在于：个体经验知识与组织经验知识的学术化;针对管理学理论创建及完善，不同管理主体需确立学术知识的包容共享机制，推进共性理论建设。
(二)管理学实践相关性的困惑根源在于以“实用思维”替代“应用思维”
毋庸置疑，管理学是应用科学。应用科学首先是科学，其次是能够比较直接地为实践提供策略与工具，这些“策略与工具”是建立在由学术知识所构建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但是，管理学场域中的一些外部利益相关者——企业、政府、社会公众，身处充满经验知识的现实情境，往往以“实用思维”来评价管理学理论的应用价值。“实用思维”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局部性、功利性，对能否解决“现实问题”的结果之重视远大于对解决问题的方法、过程与价值理性的科学审视。“应用思维”的功能也指向“解决问题”，但是也非常强调解决问题的方法与过程的科学性、价值性。由于提倡“实用思维”的利益主体控制着管理学界发展所需的资源分配权与声誉评价权，如此强大的力量使“实用思维”成为评价管理学实践相关性的主导思维。劝诫“实用思维”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解决问题的“实用方案”的失灵。英国管理学界的3位学者LEARMONTH，LOCKETT和DOWD在BJM发表了一篇论文Promoting Scholarship that Matters: The Uselessness of Useful Research and 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Research，对“何为有用的管理学研究”做了深刻批判。随着环境不确定的增强，“实用思维”会遭遇越来越多的烦恼与阻力。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应用思维”理应顺势而为，给力于管理学的实践相关性提升。
解惑管理学实践相关性的举措在于：直面实践的研究取向;学、产、政、媒等各领域人士加强沟通，共建知识生态。
(项国鹏，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深思]
对我国当前管理学研究方法的质疑
从20世纪80年代引入西方管理理论至今，中国管理科学研究和管理学教育已经走过了学习、借鉴、模仿的阶段，现在正面临着未来路在何方的问题，从“照着做”到“接着做”，再到“创新做”，中国的管理学越来越强调要有中国特色。管理学本质上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文化，因此，管理学要在中国得到更大的发展就必须本土化。在中国管理学研究迎来大发展，同时面临大问题的背景下，急需明确大方向。《再问》从管理学的边界、管理学的基础研究、中国管理学、直面管理实践、管理学者自我管理等多方面，对管理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及现状进行了反思和质疑，提出了一些亟待百家争鸣的问题，有助于推动管理学的中国化和中国式管理的发展[14]。
《再问》在回顾美国管理学研究论文发展过程时指出，学科合法性和实践相关性的矛盾，并非通过高度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就能解决的。美国管理学的权威期刊曾经历过“只接受科学的实证研究论文”的迷思阶段，时至今日，他们仍然在探索学科严谨性和实践相关性的动态演进，并倡导在经济管理科学研究中要相对减少运算和数学模型，而相对提高嵌入文化背景分析的程度[15]。中国的管理学者在学习和研究西方管理科学理论时，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可再犯“形式大于内容”的类似错误。《再问》一文正是在此背景下，从管理学的边界等问题入手，对“学科合法性和实践相关性”进行探讨，指明了管理学研究的战略发展方向[14]。
(一)中国管理学研究效仿西方研究的迷思
实质上，我们所关注的正是管理学研究方法在中国的迷思。特别是在美国的管理学研究，已经发生过此种定量研究方法大于研究创新内容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管理学研究和管理学教育仍在重蹈美国管理学界的覆辙。对定量分析、计量模型、统计计算的崇拜，犹如饮鸩止渴，在缺乏实质内容和创新的论文中，定量分析方法成了能发表论文的救命稻草，也成为一些缺乏真知灼见的学术期刊畏惧非议的不二选择。《光明日报》曾经刊发《平庸论文泛滥是中国科学的真正危机——畏惧非议已经成为不少期刊阻挡创新思想的口实》一文，细细品读该文，我们不禁为当下管理学研究出现的“形式大于内容”现状而感慨。其实，这不仅仅是管理学，也是整个学术界所面临的问题[16]。
对定量分析方法的崇拜，完全脱离了学术研究本身的价值。研究方法，具体而言包括研究证据的收集、研究结论的论证和研究结论的表述3个环节。过于简单的研究方法分类，例如定量和定性、实证和规范等，必然导致先天的对立。而实质上，方法本身没有对立性可言，方法服务于研究内容，内容的创新才是研究的本质。当下中国管理学研究方法的迷失，重点就在于功利主义作祟。
一方面，看似复杂的模型、公式和数据处理方法，为的是发表文章而不是对理论创新进行论证。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怂恿了研究者更多地选择热门的内容、保险的方法、万试万灵的形式。这种“唯形式”是问的方法论和“唯发表”是取的研究态度，对管理学或者对实践要求极强的社会科学而言，无疑是慢性自杀。
另一方面，管理学还没有公认的、真正完全属于本学科的研究方法[17]。同时，由于研究的外部实践性较难得到检验，在研究内部科学性和外部实践性都面临困难时[14]，量化建模分析就是一种“潜规则”，是参与学术探索的通行证。将复杂的模型以及不同的计量检验拼盘起来简单直接。但是，这种做法却完全脱离了研究本身的原始目的与价值，只是为了分配利益订立标准，再测量文章价值。而这种标准构建的前提，却是管理学研究内在科学性和外在实践性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其他的方法，如观察思考法、案例分析法、实验法、扎根方法等外部效度较高的研究方法，却受到无端排挤[17]。
(二)从迷思到问题的本质
量化研究方法在当下的中国管理学研究中，犹如“八股”枷锁一般。被“八股”的量化方法限制的是创新思想和能力，是对开拓性文稿非议的畏惧，是对证伪性文稿畏惧的因噎废食。无论哪种研究，哪个时代的研究，发展是研究的本质，创新是发展的第一步。每个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和想法都要去证实或证伪前人的理论、观点和想法，同时不断地接受后来者的证实或证伪。如果一篇研究论文缺乏必要信息来说明新认识，也缺乏如何取代旧认识的论证，那么，使用再复杂的量化分析和数理推导，也不过是舍本逐末，本末倒置而已。
创新性才是对科学研究论文的最基本要求，将量化的分析方法作为审核文章的首要录用标准，会把盲审变成盲目的审核。这些文章带来的所谓创新，往往是数据来源的差异、变量选取和测量的差异、计量方法的差异。虽然这些差异在表面上也可以说是创新，但事实上却毫无本质创新可言。在创新理论和八股方法中盲目地选择天花乱坠的公式、数据和图表，轻易并草率地放弃没有量化分析的文章，就会产生方法导向型的研究，其结果是研究者会越来越追求所谓的方法创新，而学术刊物也会越来越青睐数学模型堆砌起来的研究论文。因此，形式大于内容是当下管理学研究方法中存在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对量化研究方法的狂热崇拜，恰恰反映了当下中国学术期刊缺乏辨别优劣研究的能力。形式大于内容的选拔标准，反映的是对没有质疑的妥协，而非正确的发展观和辨证思考的态度，这恰恰印证了《再问》开篇所提出的担忧：国内学术氛围缺乏最基本的质疑品质。质疑是创新的前提，一篇看似无可质疑的研究论文，很可能就是毫无价值的，没有质疑的价值就是没有存在的价值[14]。令人担忧的是，批量生产的研究论文，在当下中国的管理学界却比比皆是[16]。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扬弃一篇学术论文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认为，绝不能将研究方法作为唯一的标准。在我们看来，真正的好论文标准应该是创新和存真去伪的结合。创新是本质，存真去伪是贡献;创新可避免思想的平庸和平庸思想的泛滥，正确的思想需要不断地存真去伪。
(三)人类学对管理科学的贡献
对于“什么是管理学最合适的方法”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要追溯到管理学的研究内容本身。什么是管理?我们非常认同《再问》一文中引用的韩德强所给出的定义：“管理就是通过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默契和明契)，来协调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完成工作)”。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认为，管理学研究的内容就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目的在于使人力、财力、物力相互协作达到最高效率。为达此目的，研究者应该走出“唯方法是论”的窠臼，提倡在研究中以目的为导向选择最佳研究方法或者将不同方法加以组合的学术和科研作风。一般而言，定量研究主要依靠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和计算，并对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的认识和把握;定性研究则是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互动关系中，通过深入、细致、长期的体验，调查和分析之后，对事物获得一个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和把握[18]。它们之间其实并不存在着什么优劣之分，而仅仅是方法上的差异而已。
从上述引用的管理定义不难看出，定性的研究方法对管理学的研究是非常适用的研究方法之一。至少在对管理学基本规律和基本事实的认定上，定性方法是进行初始研究的最佳选择，可以为我们指明研究方向并确定研究思路。再者，我们也赞同并一直致力于将管理研究应用到具体实践中，这与《再问》一文中“管理研究属于应用研究”的观点高度一致。《再问》引用了具有公认成果的管理学家，国内管理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以及其他领域的大家所发表的观点来佐证管理学是应用科学这一论断。这一论述清晰地表明，在定量分析中，由刻意选择的数据，或者遮遮掩掩的统计检验所带来的研究结果，在实践中的应用性并非无可挑剔。这些不仅是纸上谈兵，更是刻意的纸上谈兵，因为这些结果基本上缺乏可应用性和可实践性[14]。在此，并非对定量分析方法进行有意责难甚至否定，而是对滥用定量研究方法的事实表示担忧。
波兰前副科勒德克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盟高级顾问和波兰智库主席，在展望未来经济学研究方法时与我们对管理学研究方法变革的预期所见基本相同。他认为：伟大的学者坐在办公室就能创造新的理论并彻底变革经济思考方式的时代，天才的发明从车库里横空出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把数据放入复杂的计算机模型，已经不够了。我们不仅需要知道如何计算，而且还不能忘了计算的内容和原因。他建议经济学系和商学院要多多讲授人类学的内容，进行更多的文化研究。否则，我们也可能再次受到形式战胜内容的威胁[15]。
管理学以研究组织中人的行为为基础，换言之，就是对人的行为机制进行研究的科学，其理论基础来源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行为科学。管理活动则是在提升企业绩效的过程中，运用管理科学研究成果去解决领导与激励、组织与决策等实际管理问题。众多管理学理论中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并在不断深入发展的，正是那些高度概括，深入浅出对实践问题的定性研究结论，例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卢因的场论等属于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以及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理论等，都是属于社会学的基础研究成果[14]。而我们所从事的人类学研究，在管理学中的应用典范就是管理科学发展史上著名的“霍桑实验”。当前，在全球化背景下，对跨文化的经济行为和企业跨文化管理的研究，更凸显了人类学在经济管理等诸多方面的不可或缺性。管理的世界面临多种多样的问题，且都与文化相关联，需要应用人类学的原理和方法加以解决，因为人类学是迄今为止举世公认的、对文化具有独特且深刻研究的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19]
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正是研究什么现象对什么问题所具有的对应性答案，同时也解释着当今商业世界的多重价值观。不同于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以民族志为特征的定性方法，因为人类学所面向的问题新鲜而独特，且外围涉及面广，其答案不可直接被理解。人类学家运用参与观察的方法和开放式的提问搜集资料，提问的范围宽广且答案多元[20]12。当然，人类学家也运用定量研究来解决相关问题，但人类学家更擅长定性研究的(民族志)数据收集和分析。人类学家对研究人类的行为有超越研究感情的巨大贡献，对群体行为和文化感兴趣，并一直从整合的(整体论的)视角来看待人的行为习惯和信念。通过比较世界中不同文化组别的人类行为和价值体系，人类学家使用跨文化研究来理解人类的行为，并成为人类不同文化组别的代表研究者(跨文化比较研究)，人类学家在研究中尽可能从参与者的视角，即他者的视野而不是自己的视角(文化相对主义)来看问题。所有这些，都使得人类学对工商业领域的研究有着独特的价值[20]16。
在我国管理学界，有学者认为人类学在工商企业管理中主要应用于4个领域[21]。我们认为，人类学可以在工商管理以下五大领域发挥积极的作用：企业文化审计和塑造、企业生产领域、企业内部管理、企业销售领域、全球化和跨文化管理。人类学在工商管理中的应用，显示出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对于商业研究的重大贡献。工商人类学家所扮演的角色、相应的功能和所作的贡献，以及不同商业组织的需求和不同工商人类学的研究积淀，对工商管理世界的贡献普遍存在于管理世界中。工商企业常常受益于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借此来收集相关信息。比如，通过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人类学家能够运用人类学的技能、民族志的方法，对工商企业管理领域开展研究，使人类学发挥有效作用，提高业绩和盈利水平[22]。
(四)敢问“中国管理学”路在何方
经过30多年的发展，管理学在中国已不再是单纯的舶来品，中国的管理学者也不再仅仅满足于学习、借鉴西方管理学理论，并将之运用于中国的管理实践。相反，中国需要根植于、成长于、适用于中国的人与人的关系之上的中国管理学。这不是期望，而是需要。一方面，30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西方管理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容易“水土不服”;另一方面，中国已经积累起足够的管理实践活动和管理经验。这两方面的需求恰恰是来自于研究者的社会科学思考和探索。管理研究会因为文化的不同而有国界的不同，至少在很大程度上，管理中的规律和事实因文化差异而差别显著，而文化正是人类学研究的核心[19]。在中国的工商管理研究领域中，国外的相关文献只能对现有理论提供有限的参考价值，因为管理的本质在于本土化。西方管理理论的提出有其自身的制度环境，并与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紧密相关。因此，需要通过管理学家与人类学家的共同努力，加强管理人类学与工商人类学的中国本土化发展[22]。
2013年5月，在华东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主办的“管理学和营销学的人类学应用国际研讨会”上，笔者指出：如何提高企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话题。管理科学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不同的学科，管理科学发展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地从其他学科中吸取营养，并从管理的角度对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再开发，从而形成新的理论规范。在这种吸取、再开发的过程中，不可因为研究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偏废和妄自取舍。其实，参加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的管理学研究应该考虑接受并采用质性的研究方法，这是深入中国特色的情境去研究中国自身问题所必需采取的行动。那种亦步亦趋效仿西方理论带来的研究结果，不是纸上谈兵就是水土不服。而参与该次学术讨论会的企业界嘉宾们纷纷表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无穷的智慧与力量，管理学学者和企业家都应该重视对本土文化的学习及理解，汲取本土文化中的精华，为企业发展服务。《再问》提出，“中国管理学”需要继承性创新和开拓性创新，这与我们的认识和思考不谋而合。
综上所述，本文中提出的几个观点，旨在强调管理学研究的某些不利于学科全面发展的现象，重在担忧研究方法的单一，不应仅仅停留在研究方法表面层次之上。在中国管理学界出现的某些不十分健康的现象，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缺乏反思，缺乏质疑和批判，归根结底是没有创新的平庸研究当道，这已成为中国科学研究，包括管理学研究的真正危机[16]。在这场讨论中，仅以研究的方法论为起点，说明定性与定量两种研究方法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在实践的层面上，任何单一方法或模式的使用，都会带来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未来的实践中，“中国管理学”的研究必须理清这些乱象背后的实质，才能产生适合本土企业的科学管理方法。
(田广、汪一帆，汕头大学商学院)
[感想]
管理学者的自我管理
《再问》系统回顾了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国际管理学流派的变迁及其背后的逻辑关系。文章中提到管理学研究是远离实践?还是直面实践?有趣的是以20世纪数一数二的管理学大师德鲁克与马奇为例进行诠释，德鲁克属于直面实践派，而马奇则是远离实践派。他们对管理学的研究路径看似大相径庭，而追求的目标却是惊人一致。德鲁克以自我修炼成的“美”(即对事物精确表达和化繁为简的能力)、用“善”的方式实现管理学的“真”;而马奇则与实践保持适当的“距离”，以拥有丰富人生阅历的“善”，用美的方式来实现管理学的“真”。他们毕生追求真、善、美的统一，推动了世界管理学理论的发展。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和马奇的学术经历为中国管理学者树立了管理学研究的标杆。
2013年4月27日我在每周一次的研究团队学术研讨会上，与学生们分享了“再问管理学”文章。攻读博士、硕士、学士的学生们对该文理解之深令我感慨。本科毕业班学生杨楠所说感动于文章的“知性之美”，“求用”与“求美”的关系。她认为做毕业论文与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要平衡“求用”和“求美”的关系。撰写本科论文首先要在求真、求用的基础上完成论文，即基于访谈、其他相关资料真实地阐述案例，然后尽可能“制造知性的惊喜”。硕士研究生李洋结合正在撰写的航天企业案例论文，从另一个角度反省处理二者关系的艰难。他在修改论文时，发现自己的文献研究与数据的用错之处以及相互矛盾的地方，他认为是“美”和“用”、“真”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在最初解读与处理数据时，急功好利，非常想在短时间内将数据整合成“美”的理论模型，不由自主地误解论文数据，因此研究也就变得无“用”。博士研究生胡京波则认为优秀的研究是平衡“美”与“用”、“真”的关系。学生们的深刻感悟展现出研究要制造“知性之美”以及“急功好利”将阻碍“美”、“善”、“真”的平衡与和谐。
虽然目前国内学术氛围诚如“再问管理学”文中所述：“当今我国的管理学者既处在急功近利的世俗化大环境中，又处在缺乏学术精神的‘学术研究气象’里”，但这不应成为管理学者自抛自弃的理由，更应该牢牢树立推动管理学领域进步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理念，以不急功近利和不屈服于权贵的学术精神，最终形成踏踏实实专注于研究的良好学术氛围。这些话看似极普通的道理，人人皆知，试问有几个人能做到，能持续做到?
晚年的白居易曾向鸟窠禅师请教“佛法大义”或说一个人怎样做就算是奉行佛法?鸟窠禅师回答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意思是，凡是恶的念头、行为与语言全部断除，凡是善的念头、行为与语言努力地去培养并实践。白居易惊讶地说：“这个道理连三岁小孩也知道啊!”鸟窠禅师慎重其事地回答白居易说：“三岁孩童能道得，80岁老翁行不得。”三岁孩童皆知的道理，我们这一代的管理学者怎么会不懂?问题是我们这一代管理学者为什么做不到?或者说做得不够好?当我们能以自我管理为前提，直面中国企业管理实践，运用科学研究方法，努力制造知性之美，平衡“求用”与“求真”的关系。也许管理学研究对象的边界是模糊的，还需要清晰;组织管理的定义是过宽的，还需要再定义，等等。这些问题在研究中依然重要，也许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当下做起，基于中国管理实践活动，萃取相应的因果关系，诠释中国企业的成长故事，发展中国流派的管理学，
我期待我们这一代学者离开学术舞台时，能对自己说一句：我很棒。
(欧阳桃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组织的多样性和管理学研究的多元化
(一)超越法约尔时代
鉴于法约尔所处的正是由工厂式组织向公司式组织的转化年代，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张表明了社会需求的急速增加，“生产导向”是当时公司活动的主要任务。而以往工厂管理所注重的生产线管理效率及其成本控制已不能适应大企业运作。从法约尔的著作标题和字里行间，可见其用心所在，即强调管理重心已经从工厂管理转向公司管理。
按照组织理论的自然系统视角，法约尔学说仅仅反映了组织理性的使然，自身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冲突而无法自圆其说，其致命的地方是，它是封闭式的，无法应对组织目标的复杂性和人性驱使下的非正式结构挑战。
目前，工商企业所面临的挑战来自于政治经济的全球化以及人类工作生活现代化，使得企业经常在现实与虚拟空间进行转换，因此，企业必须保持其自身的适应性，其边界、结构和战略的选择也要以适应性为重。组织理论的开放系统视角为企业边界的确定及其结构和战略的选择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想象空间。管理学界所讨论的中外企业的“得失”，来自于对当下的环境、行动者、结构和战略多元化的选择的“得失”讨论。所以，超越法约尔时代，对于当今的管理学者来说，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二)对管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解
(1)世界上不存在为管理而管理的管理学 众所周知，管理活动要和其指向相一致，才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理由。国内外管理学界在研究管理现象和问题时，往往忽视了管理学研究对象的这一特性。管理作为一项谋求组织效率和产出效果满意化的现代活动，总是和其组织所处的时代及其环境变化紧密相连，因此管理活动的行使单位——组织与其所处的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才是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重点。德鲁克敏锐地发现，企业经营之神们实际上最容易忽视的是“什么是企业?什么是企业家必须知晓、承担并要回报社会的贡献的理念”。为此，德鲁克将企业的性质、企业与其所处环境之间关系及其由此所产生的战略性抉择作为企业家必须要领悟和掌握的必备知识。对此，国际管理学术界的研究主流仍具有强烈的批判意义，原因是：①企业总是会将获取的成功归结于自身努力，而忘记了企业所获得的一切来源于社会对自己的认可、理解、支持甚至于容忍;②学术界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研究对象和问题局限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③无论企业界或是学术界，所持的立场和视角大多以自我为中心的。认识企业要从企业所处的总体环境和互动氛围中加以把握。忽视组织所依赖并生存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以及忽视企业和社会关系的“为管理而管理的管理学”究竟有何意义?
(2)管理学研究对象的性质讨论 本文不主张对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内核做严格的界定，影响管理活动的外部和内部因素非常复杂，从而影响管理学理论生成和演化的因素亦非常复杂。类似直觉、感悟和领悟之类的认知活动在企业家决策和管理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类似哲学、哲理、经验、体认和试错，甚至于投机、故意犯错、外部容忍或保持沉默等策略性措施，均可能是导致企业成功或者失败的重要的认知来源。因此，不能武断地认为，围绕企业关注的效率和效果实践做些“经验性研究”，便可发现和提炼企业的成功之道或者“大败局”。本文主张，西方的系统性思维或者东方式整体性思维可能是管理学研究中要着重考察和论证的知识内核，总结各自民族、区域或者国家的文化传统及其生存方式，不仅可以获取经营企业之感悟，而且可以起到知识、才能和技能的代际传承，进而获取新的生命力之奥妙。
(三)对管理学学科性质的理解
综上，在定义管理学的学科性质时，不能将对自然科学的学术分野和边界界定方法强行套用到对管理学边界的讨论上。管理学对其行使主体的“附庸”性决定了其具有特定的时代性、时空特点、价值判断、生存和发展方式。
(1)对管理“附庸性”的认知 在论证管理学学科性质的时候，应该予以承认的是，企业作为一个营利性组织，应该首先是一个适应性组织，企业越是敢于并善于在商场上与各种外部力量展开互动，适当地展开有效的管理活动，组织的生命力越强，越能掌握生存和发展的主动权，越能促使企业具有持续性增长力。在市场经济体系较为发达和规范的条件下，许多行业内企业对顾客的影响力强，竞争能力亦强。德鲁克关于企业性质的讨论同样适用于对中国企业及其管理的性质的讨论，即中国学者和业界在考虑发展战略时，已经意识到外部环境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约束性，不得不承认环境对企业的制约作用。致胜战略的关键也从一味地扩张转向企业领导人及其经营层能否正确把握其所处环境和自身组织的关系，并由此考虑怎样去打造一个高效的组织生命体，以谋求持续性发展。换言之，战略不是一个简单的优化选择过程，而是能否“识时务”的结果。相对应国际管理学术界主流的研究趋势，本文认为，目前国际管理学界对于管理“科学化”的种种努力，可能会影响到企业实践者和研究者倾向于过分夸大组织自身对外部世界和内部组织的影响能力。
(2)对管理学研究特质的理解 如果一定要划定管理学的边界，讲清楚管理学的学科性质，反而会致使管理学“自然科学化”。在学科划分上，管理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是以解决企业效率和效果为目的的实用性学问。它所涉及的领域和现象异常复杂，抽象度低，缺乏自身的逻辑化学理，需要解释的现象和问题很多。与实践性很强的法学和医学相比，法学可以有普世性的法理理论和具体指向的判案支撑，医学可以以人体结构、病理知识等作为支撑，但管理学由于其行为主体和环境的差异极大，无法构建和发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知识结构和学理知识。管理学可以通过采用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经济学、法学、人文社会科学等独立性相对较强、学科边界较为明确的学科知识，对所涉及的管理现象和管理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并据此给出相应的判断和对策。因此，兼具学术理论和实践作用的管理学是寻求“差异”，对“差异”形成的“可能存在的构造与机理特征”的合理解释，以及相应应对方案的设计和策略的运用。在此意义上，管理学的理论研究特点应是“采百家之长，论差异之理”，但这不意味着管理学研究就是一门所谓“理论联系实际”或者“以实践结果论价值”的学问。它的可取之处在于，能否对社会和组织现象或问题及其可能存在的机制予以分析和机制性诠释。这种解释力越强，其理论建树意义越大。相应地，管理学者自然不应排斥各种学科的视角、知识和方法，但问题是如何掌握好将“跨界”的知识和方法与管理学所关注的现象和问题融合起来，提出有助于构建理论机理的研究命题和研究假设，从而发挥管理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理论创新的积极意义和促进作用。
(四)结语
就目前而言，注重对管理活动及其行使主体——组织及其环境所涉及的组织理论的吸收消化，注重对文化传统及其传承方式对中国管理活动的影响和作用的了解和掌握，注重对各种学科知识和方法的借鉴和转化，培养中国管理学者融合知识和构建假说的研究能力，应该会使管理学研究取得较为明显的进步。
本文认为，目前的争论陷入了一个基本无解的困境——尤其是在跟随和效仿美国学术评价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其矛盾冲突的焦点如上所述，是将管理学者对自身生存和提升的谋求与寻求理论价值及其对实践产生积极影响的宏大远景直接挂钩。出现的局面是，少数极力主张坚持本土化的管理学者，与多数遵循国际学术规范的管理学者，围绕着学术研究的话语权展开争夺。这毫无疑问已不再是对理论科学性及其贡献的坚持，而演变为一场利益之争。如此看来，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化”将无益于这场争论的进行。
总之，就全世界范围来看，管理学与其他学科相比较，是一门年轻、经验不足但大有发展前途的学科。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理论建构和机理解释上建树颇丰，这门学科的成熟度就相应得到提升。而现在最好的态度是沉下去拿出一些有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保持清醒的头脑，尽自己的一份所能，对全球管理学研究有所促进。
(郭毅，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编后
自《再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质疑》(简称“《再问》”)一文刊发以来，引发学术界热烈、持久的关注，编辑部收到28位学者的回应文章以及大量学者的来信。其中既有回应，也有探讨;既有感想，也有深思，也有学者对这样的学术讨论给予了肯定和支持。
总之，《再问》一文得到高度关注，其根本原因是其顺应了中国管理学界自身反思与发展的时代需求。伴随着中国管理学研究项目的数量与论文产量的与日俱增，管理学研究在“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方面的作用并没有同步增长。基于此，《管理学报》在国内率先搭建平台，推动学术界对中国管理学发展的争鸣与反思。从我们收到的回应文章来看，这一举措收到实效。
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不仅迫切需要质疑和反思，还需要在质疑与反思之后的建设。《管理学报》欢迎更深入的质疑与更深刻的反思，同时也欢迎真正的建设性的创新。
注释：
①完美的表达是“守于道而以术御事，精于术而以道为本”。
②“色与戒”的关系字面上可能有些不雅，但却概括了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人文社科的精髓。在某种意义上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即是“色字当头”，但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又是正确的政策导向。
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名言的意义不可低估，但其并不是严谨的科学命题。是否“唯一”存在争论，“实践”也不是“标准”，而主要是途径或方法。
④管理工作与管理学学科建设不是同一概念。区分管理与管理学十分重要。
⑤“求本舍末”可以理解为“抓大放小”。
⑥基金委管理科学部下设“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和“宏观管理与政策”三个处。有一种倾向是，似乎只有一处研究管理学理论，但这是“自掘坟墓”的观点。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一般的国际惯例——JEL学科分类中，这三部分都属广义的经济学门类之中。更有趣的是，按该学科体系看来，困扰人们的学科研究对象、学科分界、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将不存在，因为都有相关的来源和归属。如此看来，中国学者自己陷入了“学科悖论”：即不在最高层次单设管理学科，“天下本无事”;如果单设管理学科，又感到缺乏理论基础，较难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
⑦过去管理部门和一些学者总是争论如何确定利润率，现在看来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最极端的是军工产品定价，不论成本如何，都是加上一定的(比如5%)利润，即所谓“成本加成”定价方法。与此类似，基于所谓“生产价格理论”的政府定价更是法理不通，是对相关理论的片面理解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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