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日课题学术论文(2)
关于中日课题学术论文
关于中日课题学术论文篇二
唐宋时期中日“汉籍环流”现象初探
摘要：唐宋时期是书籍编纂事业繁盛和中日 文化交流的黄金时期。日本使者来华研读汉学经典、汲取汉文化，把大量的经史子集带回日本。开辟了一条通往日本的“书籍之路”。此“书籍之路”并不是单向流布的，尤其是到了宋时期，日本历代所创造的大量“汉籍”及中国散失的典籍,也沿着同一条书籍之路逆向回流到中国,直接弥补了中国古代典籍的缺失，对中日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唐宋;中日;书籍;汉籍环流
一、传入日本书籍的种类
唐代是国力强盛，书籍编撰事业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与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及东北南亚等邦国，形成了以“汉籍”(汉文书籍)为主要传播内容的文化交流圈。从唐初到玄宗开元年间，曾向唐朝朝贡，即与唐朝有过外交使节来往的国家近数百之多。“凡四蕃之国，经朝贡以后，自相诛绝及有罪见灭者，盖三百余国。今所在者有七十余蕃”。②开元年间还有70多个国家与唐有交往。
日本是同唐交往较密切的国家，以直接的汉籍交流为手段大力吸取唐文化。日本购求汉文书籍的力度，是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使节所难以比拟的。多次派出遣唐使和跟随使节团的留学生和留学僧(包括请益生、请益僧、还学生、还学僧、学问僧、学问生等)来中国研读儒家经典、汲取汉文化，并把大量的佛教经书和汉文典籍携入日本。中国典籍的东传达到了鼎盛。从630—894年，曾多次派遣唐使，每次人数从两百到六百不等。据日本学者 统计，至唐代为止，日本有中国典籍1 800余部，18 000余卷，而且隋唐时之经史子集各部均有，大致已摄取隋唐时代宫廷藏书之一半[1]。就其内容看，大致有佛教经典、儒家经典及其他诸子类书和医药典籍等四十余种。
(一)佛学书籍的输入
佛教是起源于古印度的宗教，西汉末年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东汉时与传统文化互相影响、 发展为民族宗教之一。从隋朝开始，有“使者昨曰：闯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有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③隋文帝为了把佛教作为治国政策的基本信念，则重兴佛教。有资料统计，隋朝有寺庙3 000多所，僧尼20多万人[2]。中国获取佛教经典，吸收佛教和隋文化是日本遣隋使的一个重要目的。唐宋日本新文化的形成，是以遣唐使为代表吸收中国佛教的基础逐渐上形成的。来唐的学问僧的主要任务也是求佛法，他们除了访师求法、研读儒家经典、广交文人朋友外，到处求购和抄写儒家佛经携回日本。与吉备真备同时归国的日僧玄,一人即带回经论1 076部,合计5 048卷[3]。日本僧人空海回国时带去了多部佛经，并在日本建立了密宗，成为日本密宗始祖。平安时代，日僧空海入唐求法归国后，分别创立天台宗和真言宗。日本佛教的净土宗、天台宗、真言宗、禅宗等几个大宗派实际上是唐代中国佛教在日本的分支。被誉为“入唐八大家”的最澄曾获大量佛教经书并携入日本。“沙门最澄言。最澄闻。……灌顶秘法。感皇缘而圆满。最澄奉使求法。远寻灵踪。往登台岭。躬写教迹。所获经并疏及记等。总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且见进经一十卷。名曰金字妙法莲华经七卷。金字金刚般若经一卷。金字菩萨戒经一卷。金字观无量寿经一卷。及天台智者大师灵应图一张。天台大师禅镇一头。天台山香炉峰送柽及柏木文释四枚。说法白角如意一秉。谨遣弟子藏经奉进。”①
(二)其他典籍的输入
1.儒学、史类与 政治书籍
遣唐使和留学僧和使节广泛地研读儒家典籍，并把大量儒学、政治和史类书籍带回日本，传播学习。儒学类的有《论语》、《孝经》、《春秋左氏传》、《周礼》、《礼记》、《毛诗》、《仪礼》、《尚书》、《周易》先后传入日本。公元604年，日本制定了作为国家立国准则与官员行为准则的《十七条宪法》，《十七条宪法》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其中的“国靡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是模仿中国儒家的“国无二君，民无二主”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观念。大化革新以后，日本仿照唐朝的 教育制度建立起自己的学校教育制度。《孝经》和《论语》被指定为必读的教科书。其余的被指定为选读的教科书，并根据它们的难易程度和分量划分为“小经”、“中经”和“大经”三大类;每人必须在其中选学两本。京城设立太学，郡国设立国学，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
史类的有《史记》、《汉书》、《南史》和《新序》、《晋书》、《齐书》、《陈书》等。日本的官方史书《古事记》(712年)和《日本书纪》(720年)都是按照中国的正史体裁编写的。《日本书纪》还引用了《史记》、和《新序》等史学汉籍。政治的有《开皇律》、《唐永徽令》四十卷、《唐永徽律》十二卷等。公元701年，日本根据《唐律疏议》制定和颁行了《大宝律令》。公元718年颁布的法律《养老律令》中的有关官制、田制、兵制、税制的一些规定，几乎都模仿唐制的。
2.诗文集、 医学和 艺术类书籍
遣唐使带入日本的诗文集有《开元诗格》、《诗赋格》、《李张集》、《白家诗集》、《百司举要》等二十多种，对日本的 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汉诗为模板的文集创作在日本得到了发展。例如有模仿唐人张志和渔歌词的《渔歌》;采用中国古体诗形式的五言体和七言体的编纂的《凌云集》、《和汉朗咏集》、《文华秀丽集》和《经国集》等诗集;在编选体和文艺思想上都受到了中国《昭明文选》的影响的诗歌总集《万叶集》等作品都和中国的汉文诗集有很大的 联系。
唐朝时代中国的《难经》、《脉经》、《甲乙经》、《黄帝针经》、《张仲景方》、《神农本草》和唐时的医学名著《千金方》等先后传到日本。日本专门设立典药寮，有医博士、针灸博士和按摩博士。针科学习中国医学典籍《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决》和《赤神乌针》;医科学习《本草》、《甲乙》和《脉经》。日本人结合中国传入的中国医学典籍，创立了本国的“汉方医学”。
中国有大量的乐书传入日本，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把《乐书要录》十卷、乐舞曲谱和定音用的铜律管等带回日本。在与唐朝音乐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日本的“雅乐”。
(三)书籍传入日本的渠道
1.来华日人购书和唐政府馈赠
随着唐代官私藏书量的增多，书籍买卖盛行，市场上出现了专营书籍买卖的书肆。当时一个名叫将义的人就藏书有15 000卷。“而好学不倦，老而弥笃，虽甚寒暑，手不释卷。旁通百家，尤经历代沿革。家藏书一万五千卷。”②唐代官方和私人的藏书量比以往任何一代都多，空前的藏书量和繁盛一时的书籍买卖，为来华日人搜取中国典籍提供了便利。对来唐的遣唐使来说，有比较充裕的条件购买书籍。一是来唐的外国僧侣及使者们的生活费用，主要是唐政府提供。日僧荣睿和普照，唐朝廷就每年给“绢二十五匹，四季给时服”。③另外日本学问僧和留学生来唐时，日本政府都赐给较充裕的钱财。这些优厚的待遇，为来唐的日本使者们求购中国书籍提供了条件。“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其才名远播如此。”②关于政府馈赠图书有史料记载的并不多，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日本著名僧人然来华，谒见太宗，“又求印本《大藏经》，诏亦给之。”[4]
2.入唐僧侣携带和商船载运
中国僧人东渡日本弘扬佛法,也携带大量佛教经典随行,如唐僧鉴真东渡日本所携经籍包括《摩诃止观》、《法华文句》、《法华玄义》、《六妙门》、《小观止》等天台宗章疏。据统计，鉴真东渡，带到日本的物品有佛像8种，佛具7种，佛经34种，字帖3种[5]。九世纪以后，中国商船频繁往来于中日之间，舶载品中就有书籍。“悉赏物，贸书以归”。④
二、回流中国的书籍
(一)日本使者献书
唐大历七年(772年)，日僧诫明等人把圣德太子编纂的和《法华经义疏》四卷和《胜经义疏》一卷带回中国。之后还有《三藏赞颂》、《本国大德论》、《屈十大德疏》等由遣唐使向后携入中土。804年日本使者最澄入唐时，把《法华经》、《无量义经》、《普贤观经》以及《屈十大德疏》十卷、《本国大德诤论》等佛教经书带入中土。838年日本使者圆载把圣德太子的《三经义疏》(即《法华经义疏》、《维摩经义疏》、《胜经义疏》)中的《法华经义疏》携入中土。唐代回归中国的书籍主要是些佛教经书，所带来的影响远不及宋代。
唐末五代，中国战乱不断， 经济衰退，国力凋敝，造成了书籍的严重散失和毁坏。而日本经过几百年的吸引移植隋唐代 文化，日本文化渐趋成熟，形成了日本新文化。为宋代向中日两国书籍交流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唐末五代时的战乱，中国的佛学典籍损坏和散失尤为严重。入宋使者为向中国表示敬意和好感，常常以献书为晋见之礼，来补充中土书籍的残缺。983年，乘中国商船来华的日僧，向宋太宗献中国佚书和日本“汉籍”：“宋雍熙元年,本国僧然与其徒五人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今》、《年代纪》各一卷。……其国多中国典籍。”①宋真宗时：“先儒多疑其书,唯晋孙昶《集解》以此注为优,请与孔注并行,诏可。今太学所立陆德明《释文》与此相应。五代兵兴,中原久逸其书。咸平中日本僧以此书来献,议藏秘府。”《玉海》卷四一《艺文·咸平三体书孝经》亦曰:《书目》:《孝经》一卷。案:《隋志》郑氏注。邢是《正义》云:世传康成所注，而《郑志》不载，先儒疑之。荀艇《集解》以此注为优，请与《孔传》并行。今陆德明音释用此。五代散亡，咸平中日本僧然来献。”[6]
(二)两国僧侣互赠书籍
在吸收和学习中国佛学的基础上，日本的佛教的 发展和佛学的研究也渐趋成熟，两国的佛学著作交流有所表现。公元995年，中国僧人源清用他的《法华珠示指》、《十六观经记》、《佛国庄严论》等换取了在日的《仁王殿般若经书》、《小弥勒经书并决疑》、《弥勒成佛经书》、《金光明玄义》等佚书。宋代日本官方虽然停止了向中国派出使节，但两国的民间文化交流还在继续，僧侣间来往仍然频繁。公元987年，日僧源信送给正准备回国的中国僧人齐隐，托其将庆滋保胤的《十六相赞》、《日本往生传》、慈惠大师的《观音赞》、源为宪的《法华经赋》和他自己的《往生要集》带回中国。源信在宋代的中国汉籍回归中是位较重要的人物。992年，他又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因明论疏四相违略注释》三卷两份托宋商送入长安慈恩寺。宋时期在中国汉籍回归中，作出贡献最大的应数日僧成寻。宋熙宁五年(1072年)成寻和他的七个弟子入华，并携入《法花论记》、《金刚顶经疏》、《善财知识抄》、《官符》和《日本诸儒参源信僧都房作诗》等，并将上百卷的天台真言经书携入日本。
三、余论
唐宋时期中日间的“汉籍”交流，主要是指中国典籍通过日本使者和中国商人等输入日本，而中国的佚书及日本人所创作的汉文书籍，又通过他们带回中国的文化现象。这种“汉籍”交流的文化现象，一方面为日本新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弥补了中国古代典籍的缺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参考文献：
[1]朱绍候.中国古代史(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316.
[2]扬曾文.佛教与中国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1984:51-53.
[3]喻松青，张小林.清代全史：第六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10.
[4]彭斐章.中外图书交流史[M].长沙：湖南 教育出版社，1998:60.
[5]吴延.日本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83.
[6]顾永新.《孝经郑注》回传中国考[J].文献，2004，(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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