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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书法家苏轼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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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书法家苏轼的学术论文

  苏轼是我国著名的古代文学家,他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这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仅供参考!

  苏轼的学术论文篇一:《试谈苏轼处世哲学》

  【 摘 要 】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 关键词 】苏轼 处世之道 人格风貌 生命精神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

  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

  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

  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

  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

  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苏轼的学术论文篇二:《浅谈苏轼词风快乐》

  摘要:世人皆知诗是唐代最佳,而词唯有宋词最美。宋代词坛名家辈出,豪放、婉约两派词人共同书写了宋词的历史。众所周知,苏轼开创了豪放一派,但这位豪放派的鼻祖却并不只以豪放见长,他的婉约词也写得清丽徐出,别具风采。就苏轼的婉约词而言,无论从数量、质量还是所产生的影响来看,都足以与他的豪放词相媲美。本文通过对苏轼豪放,婉约词的几个方面进行论述有助于更好的了解苏轼和他的豪放,婉约的词作,更好的了解宋词。

  关键词:苏轼;豪放;风格;意境

  引言

  宋代词坛分为婉约与豪放两派,可谓名家辈出,蔚为壮观;当时名作涌起,各具丰姿,它们像争奇斗艳的花朵一样构成了色彩斑斓的艺术殿堂,而苏轼无疑是这座殿堂中的艺术奇葩。在婉约词一统天下的时候,他敢于与之分庭抗礼,首创豪放一派。南宋的胡寅曾说:“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谬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1]这一评价概括了苏轼词作气势恢宏、风格豪迈的特点,而正如法国作家布封所说:“一个好的作家绝不可能只有一颗印章”,苏轼的词风也不拘一格,多姿多彩,豪放旷达之外也多有清新韶秀之作。

  提起苏轼的词,人们多会想到气势豪迈、奔放不羁的“大江东去浪淘尽”。的确,苏轼作为豪放一派的开创者,以广阔的题材、工巧的文笔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豪放词,而但其在婉约词上的造诣也是无人能及的。苏轼的婉约词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他的豪放词,在质量上也多上乘之作,受到诸多词学评论者的赞誉。[2]张炎也曾评价苏轼的婉约词“清丽徐出,出人意表,为周、秦诸人所不能到。”[3]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也对苏轼的婉约词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东坡词寓意高远,运笔空灵,措语忠厚,其独到处,美成、白石亦不能到。”[4]

  一、苏轼词风格特点

  苏轼的婉约词与北宋婉约名家的词作相比,不但不逊色,而且多有过人之出。他的创作不但吸收了晚唐五代以来委婉抒情的写作技巧,更打破了柔靡绮丽的传统风格。可以说苏轼的婉约词拥有自己独树一帜的特点,这才使得他的作品在异彩纷呈的北宋词坛享有盛誉。

  (一)气势宏伟,豪迈悠远。

  提到苏轼的词,我们经常会用豪放、气度不凡等词语来概括他的词风,读者也常常会被他那豁达的气魄所感染。我们读完其诗的确是这样,苏轼的作品中有一大部分饱含着豪迈与恢宏的气度,他常将个人的情感融入词中,在写人、咏景、状物中,以奔放豪迈的形象和磅礴的气势来展现自己非凡的理想。语言风格奔放不羁,读起来铿锵有力,令人读罢感觉酣畅淋漓。如《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通过狩猎盛况的生动描写,抒发作者的爱国热情和欲前往边关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上片写出猎的狂热情景,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既是写实,也是诗人虚拟的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情景,场面壮观,气氛热烈,格调高亢,笔力健劲,读时如身临其境,备受感染。为下片做铺垫并渲染气氛。诗人意在表明:自己精力正旺,大可为国家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含蓄地表达了报国杀敌的勃勃雄心和豪情壮志。这正是诗人豪壮的气概、博大的情怀所在。

  (二)清新放达,超尘脱俗。

  苏词在创造清新放达,超尘脱俗的境界时,营造旷达超俗的意境是苏词的又一风格。苏轼在这类旷达词中通过清空疏旷的艺术格调,在词中多用比喻、象征、拟人、烘托等抒情手法。渲染出旷放之境。对苏轼而言,词不仅是情感的载体,而且也是人生哲理的宣言。这种表现功能的转变也就必然引起表现手法的变更。将抒情与说理统一于一体。情是词的基础,理是词的美的升华,二者互为表里。苏轼的一首《定风波》别具旷境: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从这首词里,我们能看到他旷达的胸怀、开朗的性格以及超脱的人生观。上片“一蓑烟雨任平生”句,将词人一生的坎坷磨难,以及泰我在自若的生活态度,尽行囊括。下片“也无风雨也无晴”丰富了词的主旨,展示出词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脱有人生态度。尽管雨道中不狼狈而窜,斜照相迎也是预料中事。却通过对生活小事的描绘,表达出诗人不计得失、一切听任自然的超旷哲学。全词见出词人对人生风雨表现出一种听任自然,不怕挫折,乐观旷达的旷达胸怀。

  (三)推陈出新、情真意切。

  我们也了解到苏轼的词有很多婉约型的作品,同为婉约词,少了轻柔绮丽、缠绵悱恻的婉约之风,更多的是神韵悠远,读来令人回肠荡气。打破了昔日婉约的作风,内容上推陈出新。苏轼因为自己的人生遭遇和思想的独特性,决定了他必然会给那些传统婉约词注入新的活力。传统婉约词是以言儿女之情为主,其作用是为了娱乐遣兴。苏轼却一反常调,“以词为诗”,打破诗词固有的领域,使词不仅可以言情,而且可以明志。思想境界,高远志向,自然风物都可表现出来。苏轼之前,大多数词人的淡淡忧伤,多是百无聊赖之作,很少有写坎坷人生的肺腑之言。苏轼则不同,他在词中融入了个人深情之言,浑厚的思想经历,使词更贴近了生活。

  综上来看,我们不能只单方面地以豪放或者疏旷来概括苏词的总体风格,开创豪放一派,用一种恢弘不凡的气度,展现自己超凡的人生态度。同是婉约词,苏轼追求另一种清新优雅的审美情趣,体现出一种如诗如画的艺术美感。如“清丽舒徐,苏轼沿着传统婉约词的创作发展变化,推陈出新,这是对题材艺术美的改造。因此只能用风格多样化来概括苏轼词的主导风格。

  参考文献:

  [1]唐圭璋、周汝昌:《唐宋词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2版。

  [2]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12月第3版。

  [3]秋枫:《婉约词・图文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苏轼的学术论文篇三:《浅谈黄州苏轼心态》

  摘 要:苏轼,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全才,开宋代豪放词风,在宋代文坛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究其一生,黄州时期是其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拟以苏轼黄州时期作品为例,探寻苏轼黄州时期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苏轼;黄州心态;归于平淡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四川眉山人,我国宋代杰出的文学家、书画家,自幼博贯内外群典,年轻时就“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二十二岁进士及第入仕途之时,正值北宋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为了富国强兵,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但新法因损害了一部分人的权益,遭到强烈反对,朝野之中,分为两派: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苏轼既不支持保守派的守旧,又不支持变法派的激进,处在严酷的政治夹缝之中,总是备受打击,一贬再贬。1078年,更是因“乌台诗案”这一突如其来的文字狱,九死一生,历经磨难,终于在四个多月后被营救出狱,贬至黄州,无人问津,闲置四年。

  至此,苏轼的人生迎来了重大的转折:仕途上,开始颠沛流离;文学上,迎来大丰收,诗文都绽放出无穷魅力;性格上,吸收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形成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旷达性格。苏轼被贬黄州时期的心态研究,对研究苏轼一生都是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的。

  一、小地方来了大文豪

  黄州,位于湖北省东部,长江中游北岸,大别山南麓,在中国地图上它并不起眼,但在中国文人的心中它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只因为“乌台诗案”将我们的大文豪苏轼和黄州撮合到了一起。

  苏轼这一路行来并不风光,是被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的。同时他所领的黄州团练副使仅是虚授之职,并无实权,且不能随便离开黄州,甚至难以自给,苏轼便给自己实行了计划经济,在给秦观的信中,苏轼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

  苏轼垦地辟田,并把他的这块城东的地取名“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从此,名震天下的大才子“苏东坡”才真正诞生了。

  二、嗟老叹卑的苦闷

  被贬黄州之时,苏轼四十有三,虽然不在壮年,可也未到言老的岁月。我们不难从他这一时期的诗文中体味到此时苏轼的孤独与凄凉,这才是他叹老嗟卑的根源之所在。

  这段时间苏轼的诗文中数百次之多的提到自己“老”,须发皆白,如在给徐君猷的词《浣溪沙》中他说自己“湿薪如桂米如珠,冻吟谁伴捻髭须”“樽前呵手镊霜须”,寄给朱康叔的《江城子》中他又说自己“孤坐冻吟谁伴我,揩病目,捻衰髯”,甚至看到定惠院外盛开的海棠,他都会叹息自己“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

  苏轼的容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甚至担心前来探望的堂侄认不出自己了,在《侄安节远来夜坐》中他说:“心衰面改瘦峥嵘,相见惟应识旧声。永夜思家在何处,残年知汝远来情。畏人默坐成痴钝,问旧惊呼半死生。梦断酒醒山雨绝,笑看饥鼠上灯檠。”苏轼之“老”,当然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面改”,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心衰”。

  三、功业无成的愁绪

  苏轼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渴望建立功业,在早年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他就毫不掩饰地说要“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希望实现报国立功的愿望。

  可是到了黄州,苏轼不仅无法报国,连参与政事的权利都没有了,他在黄州也只能寄情于山水与酒水之中。黄州赤壁是他常去的地方,在那里他缅怀三国时代的那些英雄豪杰,更是在1082年留下了流传千古的“赤壁三篇”,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作者缅怀周瑜,自然将自己和周郎对照。我们来比较一下《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两人:

  面对古贤,想起他们能有所作为,而自己空有一腔热情,却只能混迹于渔樵之间,温饱都成问题,又如何能建功立业?

  苏轼想为百姓国家做点事,可是在黄州,他欲有为,却又不能有为,“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在自己的诗词中苏轼难掩心中的苦闷,苏轼欲学庄子,摆脱人世困扰,可是他毕竟是传统士大夫,苏轼常自问“何时忘却营营”,苏轼始终期待能回到朝廷,“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诗人曾供职朝廷史馆,王安石变法后被废弃,此处在诗中借花重开寓得到朝廷重新起用之意。

  即使无法参与政事,当苏轼见到当地有溺死女婴的恶习之后,“闻之辛酸,为食不下”,他写信给朱康叔,又亲自组织救婴,在自己经济拮据的情况下还捐钱,他以为“如果一年能救一百个婴儿,该是心头一大喜事”,尽管此时的他只是一介薪俸微薄、自耕东坡的囚犯。

  四、归于平淡的旷达

  初到黄州,苏轼便在定惠院住上了一段时间,安心研究佛老之学,黄州的几年,是苏轼思想剧烈激荡的几年,“乌台诗案”对他的影响甚深,在这里,他深化了对佛道儒三家思想的融合吸收,儒家面对现实、道家心灵自由和佛家超然物外的思想合而为一,他

  找到了清静的归宿,成为我们熟知的旷达的苏轼。

  元丰五年的一首《定风波》最能体现苏轼的这种心态: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读这首词,常有令人心情振奋,心境豁然,心灵净化之感,出游的苏轼从偶遇的风雨中体会到了人生的哲理,看破人生、宦海中的风雨沉浮,达到了淡泊从容、旷达超脱的境界。

  同一年所作的《前赤壁赋》中,作者通过主客问答,辩证分析了明月的盈亏、江水的消长,并借此抒发他的人生感慨,他再也不必“哀吾生、羡长江”了。如果说以前的苏轼看重的是一己得失的话,那此时的苏轼已经能将自己放入整个历史长河中,用历史辩证的眼光重新审视自我了。

  苏轼的心清静下来了,他重新审视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以往的种种对他而言已不仅是“人生如梦”,更是“也无风雨也无晴”了。和许多历史名家一样,在一场大灾难之后,苏轼成熟了,时年四十出头的他对人生重新燃起了勇气,《浣溪沙》中写道: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这正显现出苏轼人老志不老,对生活、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也是苏轼旷达性格的具体体现。

  五、走过黄州

  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在《别黄州》中悲伤地写道“投老江湖终不失,来时莫遣故人非”,他希望以后能够来到黄州归隐再见故人,不过遗憾的是,此一去苏轼就再也没有踏足黄州这片土地。

  苏轼落魄而来,落魄而去,可他走的时候身上却已多了一种旷达超脱、安贫乐道的个性特质,乃至后来他又先后被贬惠州、儋州、琼州等地,苏轼总是能从逆境中解脱出来,再也没有能阻挡住苏轼的困厄与坎坷。

  总之,黄州的苏轼是创作上丰收的苏轼,是思想上走向成熟、寻到真我的苏轼,他的诗词,敲击着我们内心的最深处;他卓立不群的人格之美,对于我们来说,更是极丰盈甘腴有无穷至味的精神榜样。

  参考文献:

  王新龙.苏轼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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