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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冷战爆发为止苏联实施的和平共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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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分析冷战爆发为止苏联实施的和平共处政策,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吗?

  绪论

  冷战给人类历史留下了重大的影响,其中最令人嗟叹不已的后果之一便是苏联的解体。苏联是怎样走上这条不归路的呢?人们在解释这个问题时,往往沿袭冷战时期的究责思维,停留于政治学的层面而未能上升到史学的高度来进行分析。鉴于此,本文试分析冷战爆发为止苏联对西方政策的发展沿革,以期有所补益。

  20年代--和平共处

  弱固不可敌强,作为资本主义大洋中一座“孤岛”的苏俄政权正是这种处境,其建国伊始所颁布的《和平法令》提出,“本政府向一切交战国政府和人民建议,立即缔结停战协定,……使各国最高人民代表会议完全可能召集起来最终批准和约条件。”该法令通篇引用西方的“民主”、“民族”概念而极少触及意识形态矛盾,表露了谋求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强烈愿望。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党也在制定新的党纲,与共产主义理想相悖的“民族自决”原则被写入党纲,为何做出这种决定?列宁的解释是:“既然各个民族还处于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或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无产阶级的民主的道路上的不同阶段,那么我们党纲中的这个原则便是绝对正确的”.列宁认为当前各个“不同阶段”应该和平共处而非一决胜负。在建国初期朝不保夕的绝境之中,苏俄甚至不惜牺牲大片国土以求取与德国的和平共处(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当然与此同时苏维埃政权也曾做过的“输出革命”的冒险尝试,尤其是对波兰的反攻,但是最后在 1922 年底于沙俄版图内成立了苏联,这是在实践上对和平共处宣言的重大履行。

  但苏俄的和平共处愿望并不能得到认可。1921 年底苏俄照会英、法、意、日、美五国政府:为了消除战争危险和发展合作,愿意“对其他国家及其国民承认 1914 年以前沙皇政府所借的外债”,条件是“给予俄罗斯政府优惠条件”,保证停止威胁“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及友邦远东共和国”,并缔结最终的全面和约,承认苏维埃政府。苏俄的求和意图十分明显,但是在随后1922 年 4 月召开的热那亚会议和 6 月召开的海牙会议一再被拒绝。1922 年 9 月 12 日和 24 日苏俄又两次发出照会,要求参加洛桑裁军会议,11 月出席了会议,12 月苏俄又于莫斯科召开邀请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裁军会议。这两次会议上苏俄的建议还是被一再拒绝,在洛桑会议上甚至遭到了“寇松的最后通牒”,不过苏俄还是自行在短期内将军队由 500 万削减到 80 万。西方的顽固态度说明,意识形态矛盾是客观实际的存在,不能被苏联人主观的求和声音所掩盖。

  不过西方国家并没有坚持最极端的行为,仅在 20 年代的头两三年有过进攻,即彻底止于 1922 年的武装干涉和 1921~1923年间的粮食干涉,之后主要致力于消极封锁,苏维埃政权“有了喘息时机,……已经基本上能够在国际上生存下去。”早在1922 年苏联便在德国身上打开了缺口(拉巴洛条约),1924 年以后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期,东西方之间的矛盾由此略微缓和,一些国家相续与苏联建交,甚至签订了中立条约.西方的态度之所以不甚严厉,其社会经济的好转和苏俄社会经济的孱弱都是客观因素,但最根本的因素则是西方国家间的重重矛盾,苏俄的和平共处政策本质是在争取意识形态间的矛盾与西方国家间的矛盾的制衡。列宁曾对猖獗一时的武装干涉分析道:“……我们的处境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危险。从前帝国主义者互相撕杀。现在英法美集团打败了另-个集团。他们认为主要的任务是消灭世界布尔什维主义,摧毁它的主要支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然而西方世界实际上并未产生真正的胜者与霸主,各个战胜国、战败国之间依旧各自为政,所以武装干涉迅速被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所取代。

  30年代--加强缓和

  情况到 30 年代急剧恶化,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世界范围的经济政治危机,另一方面苏联开始了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西方对苏联的敌意不可逆转地飙升起来。对此,苏联加大了为和平共处的努力,在 1932 年 7 月 25 日与波兰、11 月 29 日与法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又在 1933 年 7 月同阿富汗、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伊朗、罗马尼亚、土耳其等七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还在 1933~1935 年间同美国、西班牙、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哥伦比亚、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国建交,这是继 1924 年以后的又一个建交高潮。当然,此时苏联最为引人关注的动作是集体安全政策。

  集体安全政策常被认为是卑劣的两面政策。1934 年拟建的东方公约包含德国,1936 年苏联向柏林派驻贸易代表,1938 年又与德国签订了新的贸易协定,可见苏联的确实行了一种“两面”政策。但是,这是一种“两面”的缓和政策--现在一般认为,集体安全体系是一种内向型的国家集团体系,包含所有该体系的成员国,没有明确的共同敌人,甚至包含潜在的敌国。可见“两面”性正是集体安全政策的内在要求,这一政策是针对整个西方而非德国,其目的是求和而非攻击。我们还可以看看苏联对日本的政策,日本是较早(于 1925 年 1 月通过签订日苏基本条约)与苏联建交的国家之一,在日苏关系紧张后,苏联在 1931 年至1933 年间两次向日本提出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请求,1933年底又提议美国、苏联、日本与中国间签定互不侵犯条约,可惜日本并不肯接受建议。难道苏联的集体安全政策是要联合法西斯进攻民主国家吗?这当然不可能,那么解释只有一个:苏联是与西方全体谋求缓和。集体安全政策的推行仅仅是以与德日德国的关系恶化为前提,而并不保证维持与德日关系的恶化,相反它要保证的正是与德日等西方国家的和平共处。

  苏联对于维护自身安全的集体安全政策自然是忠诚的。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在 1939 年 8 月 4 日致电柏林说:“我得到某种印象,苏联政府现在非常坚决地要同英法签署协定,只要英法能履行苏联的一切期望。”英国驻苏大使西兹也在给哈里法克期的电报中写道:“迄今为止的一切表明,苏联军事代表确实很严肃地对待军事谈判。”直到 8 月 15 日,苏联接到德国的第一份邀请时仍然没有答应,苏联对集体安全政策的忠诚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尤其需提及的是,美国学者罗伯茨利用在苏联解体之际流出的解密文件集《危机的年代》推翻了一个个关于苏联临阵倒戈的神话,具体参见其文,这里就不做引述。

  问题在于,英法等国一开始就背叛了集体安全政策,或者说,识破了这一政策。尽管苏联极力鼓吹法西斯的威胁,但西方国家都很清楚自己的首要敌人是苏联--兄弟阋于墙,东御其悔。1933 年 3 月墨索里尼建议缔结英、法、德、意四国公约,随后四国在罗马召开了贯穿着反苏的“洛加诺精神”的谈判会议,于 7月 16 日签署了《四国公约》,规定相互合作和修改凡尔赛和约,随后美国政府称赞该公约是“良好的预兆”.而稍后苏联所发起的东方公约则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谈判从 1933 年底持续1935 年中旬无果而终。此后德意日在埃塞俄比亚、西班牙、中国等地区的军事行为受到西方各国的一再容忍与暗中支持.到1938 年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公然会晤慕尼黑,向德国进献捷克斯洛伐克。而到 1939 年,在清除波兰这道苏德间的最后屏障的关键时期,在伦敦英国与德国进行着秘密的高层谈判的同时,英法派出一批二流人员去“参加”莫斯科三国谈判。在伦敦,英国人要与德国分享世界;在莫斯科,他们提出不承担对等义务、不承认间接侵略、不允许过境支援等一系列无理要求。只要是具有一般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英国人和法国人所需的不是苏联能够接受的真正条约,而只是关于条约的谈论,以便在本国舆论面前利用臆造的苏联的固执态度来使自己便于同侵略者进行勾结。”

  尽管苏联竭尽可能地谋求和平共处,但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不过和平共处政策并未中断于集体安全政策,苏德条约条约序言中指出“从加强苏德间和平事业的愿望出发”,一个月后苏德共同声明“为了防止战争的延续,德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将共同协商以采取必要措施”--虽然从西方整体上寻求制衡的尝试接连受挫,但是现在在局部上(德国)出现了一丝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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