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共政策的探究论文(2)
关于公共政策的探究论文
关于公共政策的探究论文篇二
《公共政策失灵原因浅析》
摘要：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规定性就要求大家以哲学的思维方式来把握时代、把握时代问题。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由于公共政策的失灵，使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表现出了不同的问题，但究其原因就在于权力的异化导致了公共政策的失灵。
关键词：公共政策;社会利益;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X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5-0122-02
一、权力异化是根本原因
经济人理论认为，谋求自身利益是人类与身俱来的本能和意愿，而经济人实质就是指把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当作个人做事最基本出发点的人，他不惜牺牲任何别的东西，追求的是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经济人内涵在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后得到成熟，在经济人适用范围上作出重大突破的是上世纪 70年代崛起的公共选择学派。传统经济学总是将政治过程与经济过程割裂开来，在分析私人活动与公共活动时使用着两套截然不同的假定：在私人经济领域里，驱使个人行为的动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公共领域里，政府却是超越一切私利之上、专求社会福利的超然组织，政治家和政府官员都是大公无私的圣人，是以促进公共利益为唯一目的的“公共人”。[1]基于对政治和经济领域内人性的不同假设，当经济市场由于人的自利性导致失灵的时候，那么就需要大公无私的政府来介入，以矫正市场的缺陷。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干预就是这种假设的产物。凯恩斯主张政府通过公共政策对市场全面干预，结果却引发了上世纪 70 年代西方国家的滞胀现象。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反思：政府是否真是专求社会福利的超然组织?政治家与政府官员是否真是一心为公的圣人?正是在这种反思过程中，公共选择学派应运而生。公共选择学派把“经济人”假设应用于政治领域，认为个人在政治活动和集体选择过程中，同样追求的是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布坎南指出：没有理由相信，同一个人，在私人领域或经济活动中，追求个人利益及其最大化，而到了公共领域，或政治活动中则追求公共利益及社会利益的最大化。[2]
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组织、群体、阶层乃至每一一个个人都会有自身的利益诉求，这些利益诉求完全不同，包括政府自身也不例外。恰如哈佛著名教授亨廷顿所言：“政府机构也有其自身的利益考量，这些利益考量不仅存在，而且还很实在。诸如：总统的利益是什么，参议院的利益是什么，众议院的利益是什么，最高法院的利益是什么?”[3]
在追逐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政府为了其效用的最大化，极有可能出现“权力自肥”和寻租的后果，这就导致了公共政策目标的偏离，从而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作为政府机构中的行政管理人员，其具有双重属性：一面是“社会人”，一面是“经济人”。从“社会人”的属性出发，政府机构中的行政管理人员履行工作职责同样存在着基本的交换关系，他们用自身的劳动来获取个人的进步和自身价值的实现以及周围人群的认可和尊重;从“经济人”的属性来看，政府机构的行政管理人员履行工作职责则是同样是为了获得与自身劳动付出相匹配的经济报酬或者补偿，但是由于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往往会想方设法得到远远超出自己付出劳动甚至根本就不是自己所得的那一部分利益。
二、公共政策失灵的原因
1.政策制定过程科学化不高
如上文所述，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每一个群体、阶层、个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在他们这些利益诉求之间，既有追求共同利益的一般，也有谋求自身利益的特殊。17、18世纪的思想家，如霍布斯等人很早就告诉我们，如果任由人们依靠自身的强力或者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分配，那么终将会出现会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毫无公平和正义可言。为了保证人类社会的有序和正常繁衍，人们必须公平、公正地将各种利益资源进行分配，现实生活中，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阶层和个人，都有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冲动，为了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可能会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利用各种资源，来完成与其他利益不同体的博弈、合作和竞争，最终实现利益的相对均衡。
当今时代，全球化、信息化浪潮叠加，信息化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现行的政策制定过程中，经常会偏离一些规范化的程序和形式，或多或少地出现凭借决策主体即领导说了算、一言堂的现象。
2.公民参与度不高
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和实质就在于公民的政治参与，它也是政治文明发展与否的重要标识，“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有权威的分配”，在这个价值调整过程中， 涉及到每位公民的利益， 所以政府政策的公共性体现为政府的政策为公共服务的程度或者说是政府符合公共利益的程度。[4]然而我国政府政策的公共性往往不足，强势群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往往能够通过自身的优势诸如经济实力、社会关系、社会舆论资源等因素来影响、左右公共政策。
3.制度的缺失或无效
公共权力能否正常行使决于决策的科学与否，而科学理性的决策的关键就在于数据信息的准确和实时以及决策程序的规范和科学。但是在实际的公共管理过程中，由于公共事务自身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有时对于信息的可靠性和准确性都无法进行判断，也就不可能有时间按照规范化的程序来进行可行性分析，而必须“摸着石头过河”，这也导致了决策主体往往会听从于自己的经验才猜测、预判事物的发展，从而做出一种有限的理性选择，最终就可能偏离政策目标。
三、公共政策失灵的防范
1.培育公民社会是基础
公民社会其实质就是促进每一个公民个体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进而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社会关系的大变革、大调整，使得当下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逐渐被激发和扩大。各个不同的利益主体经常会通过政治体制来实现自身的利益的维护，从而自觉不自觉地通过各种形式进入现代政治的运行过程之中。这一进程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使得建立在过去数千年农业文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臣民意识”(它以高度的权威和绝对依附为基本特征)转变发展成为了当下的“公民意识”(它强调独立、自主、自治能力)，通过契约、法治不断地重塑国民的政治人格，进而培育出公民的政治责任感和公共精神。它强调通过规范程序让公民积极广泛地参与进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维护其自身正当合理的政治诉求、经济诉求，最终希望通过对政治系统的影响来实现自身的利益在这样的政治参与过程中，公民由此而形成的平等、责任、自由、民主和权利等意识终将内化成为个体心理深层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从而培育出自由理性、民主参与和具有公共情怀的公民意识。公民社会中，人们对于公共权力将会采用一种理性的目光，相信公共权力来源于自身，而非天赐或者其他政治生活、公共权力的行使都将建立在大多数人同意和契约的基础之上，而非少数人的旨意。 2.制度创新是有效途径
在各个利益群体的政策博弈中，公共政策的最终制定都将由所有参与者的互动来决定。因此，一个好的制度将很好地保证结果的最大公平性。作为防范公共政策失败的有效途径，制度创新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制度是一切公共政策实行的最低保证，没有制度作为政策 ，尤其是同基本国情、时代特点相配合的整套制度，公共政策都缺乏有力的支撑;其次，制度使公共政策的土壤，不可能离不开制度的规范和约束;最后，公共政策的失灵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前车之鉴，可以防止新一轮的政策失灵，从而最终建立公共政策走向成功的长效机制。
3.提高政府行政管理人员的道德责任是必要手段
政府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业化是当前世界发展的主流，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政府行政管理人员拥有公共权力并行使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来源的社会性决定了他们可以操控着整个社会的每个方面。行政人员和公共权力之间的职业关系，使得行政人员这个群体具备了天生的特殊性，和其他职业的人员相比，也有着根本的不同。公共权力是行使支配性权力，这样的支配是其他任何职业所不具备的。因此，政府行政管理人员理所当然应该具备理性和道德的双重属性。因为其具有理性，因此，他们有追逐自利的动机，但是，因为理性和道德的约束，他们更应当追求最大化的公共利益。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才是政府最基本的职能和工作。
对于行政管理人员道德意识的培养，必须要紧急结合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分析新情况，总结新特点，有针对性建构一种新型的现代行政文化。文化对于人及其价值观、世界观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行政文化也不例外。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官本位、人治文化至今仍充斥于当代中国的行政文化当中。所以要重构现在的行政文化，必须从根本上破除这些腐朽的文化。
参考文献：
[1]张红.政府的“经济人”特性研究[J].经济与管理， 2003 ( 11) ： 52
[2]陈振明.公共管理学[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203， 208
[3] [美] 尼考劳斯.扎哈里亚迪斯. 比较政治学： 理论与方法[ M]. 欧阳景根，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321.
[4] 李景鹏. 论政府公共性 [ J] . 天津社会科学， 2002( 6 ).
作者简介：夏彤(1992.8―)，女，现就读于广东培正学院国际贸易与经济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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