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当前大国关系新变化的形势与政策论文(3)
(五)印度对外政策的调整与变化
当前的国际局势对印度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战略机遇期”。印度由于政策调整和实施得当，经济发展迅猛。媒体和舆论更是普遍看好印度，并且预言在不远的将来印度会超过中国，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和经济大国。另外印度的国际环境很好，与大国关系和谐，没有敌对的大国。大国都看重印度的战略地位，争相与印度发展关系，利用其地位来平衡大国力量对比。同时，印度的战术性回应也非常好，在大国中搞平衡，全方位维持同各大国的友好关系。
但是，印度也有战略目标不明确的问题。外交上的得势容易使决策者产生自大的心理幻觉，导致忽视国力的限制而去争取同国力不相称的地位。这一点在军事上有明显体现。印度试图大力发展军事实力，一方面发展海权，实施三艘航母战略，欲取得印度洋的控制权，这已经触动了美国的神经;另一方面又大力发展陆权。这样，海权与陆权的同时推进使得军事力量的发展大大超过其国力的承受能力。
(六)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
伴随着正在崛起的过程，中国本身已经成为改变国际格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于国际格局变化来说，中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中国。中国与世界关系极其复杂，其中存在着四大变量：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中国正在影响世界;世界也在影响中国。由于世界时刻变化，这也就要求中国应紧紧把握当前局势，同时也面临着外部的新压力，中国外交也需要一个适时适势的改革。中国外交总体上是有效的、稳定的和富有成效的，为改革开放的成功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人自己在观察中国实力时与外国人存在着集体心理差距。中国人往往只看个体或局部，受害主义思想仍然存在，所以我们个体所感受到的中国实力并不强大;外国人看中国往往是看整体，如GDP的快速增长和巨额总量，客观上的总体实力在心理层面得到反映，所以认为中国非常强大。
未来一段时间大国关系的关注点
未来一段时间里，以美国为中心的大国关系将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主要涉及美国未来政策的调整，美俄、美欧和美国与新兴经济体的关系。大国关系可望继续向着重视相互协调与合作的方向互动和发展。大国互动的手段和架构将继续保持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并保持动态均衡。
(一)美国未来政策的调整
美国对外战略和政策的调整，将继续对大国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其他大国出于不同考虑，对美国展开制衡、互动与合作，但侧重点和程度不同。受自身困难处境的制约，美国在重大国际和热点问题上与其他大国加强磋商与寻求合作的多边趋向继续回升，并做出必要妥协。尤其美国与日本、欧洲和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之间的战略合作继续稳步推进，合作多于竞争。
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主要受以下问题的牵制：
首先，伊拉克严峻局势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伊拉克在近一年来，局势没有出现明显改观，仍然难以控制，暴力事件接连发生，平民死伤严重。美军伤亡人数不断攀升，军费开支巨大。美国面对着国内外要求撤军的强大压力，要求美军撤离已经成为整个世界的呼声。美国国内要求撤军的呼声也很高，2007年7月12日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军在2008年4月1日前从伊拉克撤出所有作战部队。美国的一些盟友正从伊拉克撤军，盟军队伍日渐冷清。但是就目前局势来看，美国撤军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美国决不能丧失对伊拉克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决不能让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成果付诸东流，所以这个问题是困扰美国政府的梦魇。
其次，全球反美主义情绪不断高涨。俄罗斯、非洲、拉美有强烈的反美情绪，伊斯兰世界有更多的仇恨情绪，“老欧洲”也不断抱怨。美国国际形象存在问题，海外形象大大下降，所以公众外交也越来越受到美国政府重视，成为其外交战略重要组成部分。[21]
再次，核扩散方面美国是忧喜并存。一方面，朝核问题取得重大进展，最终解决的可能性在增加;另一方面，伊朗核问题的热度还会持续上升，布什政府发动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如何处理好伊朗核问题将是布什执政后期对外事务的关键环节，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具有指导意义。
(二)美俄关系
传统地缘大国俄罗斯的复苏向美国提出了挑战。从2006年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天然气纠纷开始，俄对独联体中亲美国家采取越来越强硬的态度，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直接和间接挑战美国。从海底到陆地、天空，甚至延伸到外太空，俄罗斯都采取进攻性的姿态。特别是2007年10月普京高调访问伊朗，成为1943年以来首位访问伊朗的俄罗斯领导人。俄罗斯公开支持伊朗和平利用核能，坚决反对美国对伊朗动武，并进一步加强与伊朗的能源战略合作，还签署了向伊朗空军供应50台涡轮喷气发动机的协议。[22]普京在伊朗核问题上与西方大唱“反调”，不仅显现出俄罗斯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战略利益的意图，也充分反映出俄罗斯强化与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相抗衡的原则立场。布什宣称伊朗如果拥有核武器，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正是对当下形势的担忧，若伊斯兰极端势力与俄罗斯联手对抗美国，对美国而言无疑是一场噩梦。所以，美国面对双方全球领域的竞争或将持续升温的趋势，可能不得不适当考虑和照顾到俄罗斯的强烈反应和地缘利益。
(三)美欧关系
美欧关系是同处西方阵营里的兄弟关系，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整体上看是比较团结。双方虽然由于伊拉克战争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但欧洲还是参与到战后的重建和维持秩序中。随着法、德新领导人的上台，在伊拉克战争、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上产生分歧而疏远了的跨大西洋关系，正走出低迷，回归正常。
2003年，围绕伊拉克战争，美国与传统盟友法、德产生了严重分歧。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将法、德等反战国家划归为已经“过时”的“老欧洲”，美欧关系也因此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危机。美国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相联系，欧洲认为这是危险的做法，并警告美国不要把反恐引向“文明冲突”。美国一味强调使用军事手段反恐，欧洲主张使用政治、经济、外交等综合手段。欧洲还批评美国在巴以冲突中过于偏袒以色列，指出美国激化热点冲突只能导致更多的恐怖主义。伊朗核问题也是美欧之间分歧所在。在反对伊朗发展核武器这一战略目标上，美欧双方并无分歧，但在达到这一目标的战术方法上，美欧有着明显差异。美国对伊朗的态度日趋强硬，以接近战争的口吻警告伊朗。在伊朗和中东有重要利益的法德两国领导人均主张运用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强调军事行动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但是基于共同利益，欧盟正在向美国立场靠拢。另外，美国和欧洲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分歧也非常大。
2005年和2007年，德、法两国新领导人先后上台，为改善美欧关系提供了契机。默克尔上台后与美修好，法国总统萨科奇更是称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这些欧洲新一代政治家相继表现出对美国的新姿态，预示着更多的合作而非冲突将成为下一阶段跨大西洋关系的主导。2007年11月，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默克尔先后访美。与此同时，“跨大西洋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华盛顿举行，对推动跨大西洋合作具有重要意义。美欧的对俄政策和对华政策分歧逐步缩小，尽量强调步伐一致。美国与法、德等国关系改善的真正原因还是双方共同应对重大的地区和全球问题的需要。虽然共同的战略目标和利益把美国与法、德等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这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美欧合作，仍然还不能确定。所以美欧关系的未来发展将是大国关系关注的焦点之一。
(四)美国与新兴国家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
21世纪初国际关系最大的特点就是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兴起。新兴市场国家正在成为全球经济新的重要力量，促使世界经济力量结构发生巨大的变迁，同时也影响政治格局的面貌。对于印度，美国十分重视其经济潜力、地缘政治地位和在亚太安全中的作用，称印度为美国的“天然盟友”。近几年印美关系不断升温，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
美中关系的复杂性超过以往任何大国之间的关系。面对中国正在崛起的趋势，美国存在着对中国的国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调适问题，尤其是容易导致非理性的反应，如军力对比变化、食品和玩具不安全等，心理土壤极其脆弱，容易受到外界评论的左右。国际关系史告诉我们，新崛起的大国与现存的大国之间的关系总是十分复杂，涉及经济、文化和军事战略层面。这些问题如何解决，事关美中关系能否长期稳定。美中关系遏制与接触的两面性继续存在，但关系互动发展相对稳定。鉴于中国在诸如反恐、朝核、伊核等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重要性，避免对抗、与中国进行接触与合作也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美中之间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2007年11月两国国防部首次建立军事热线电话，在台湾问题上的合作等都是理性的反应。总之，一方面期望中美关系很好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中美关系全面恶化也不容易，安全、贸易、金融及人权等领域将是分析美中关系未来发展的关注点。
中国外交新变化与外交调整的重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经历过两次“外交革命”。
第一次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交理念和实践出现巨大转变，由“”时期的意识形态驱动转变为国家利益驱动，国际形势的定位也从“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中国外交从意识形态因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开始真正地为国家利益服务。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转变和“外交革命”。
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由被动外交向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机制的外交转变。这是外交方式的转变，具有深远意义，也被普遍称为“新外交”。中国在1971年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一直对参与多边机制和维和行动讳莫如深，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中国利益的全球化，中国逐步认识到多边机制的重要作用，中国外交开始自信地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多边机制规则的制定。这个时期的标志就是提名香港前卫生署长陈冯富珍参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她的当选是中国人首次在重要国际组织担任领导职务，表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再沉默，而是要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服务。
所以，中国外交调整的最大变化就是“新外交”的出现。[23]这表现在：中国致力于塑造和维护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不急于行动，而是深思熟虑后再做决策;倡导和坚持多边主义，更加积极地参与多边合作;经济优先，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时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强调周边关系、也重视大国关系、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及多边外交，“以邻为伴，与邻为善”成为中国处理与邻国关系的准则;将“以人为本”引入中国外交，随着中国公民越来越多地走向海外，近年来中国公民个人利益在海外受损的情况增多，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外交开始向领事事务倾斜，把更多的外交资源放到公民个人利益的保护上。中国在外交实践中也表现出三个新特点：首先是自信，中国从领导人到老百姓都更加自信;其次是能力，中国官员都经历了长期学习过程，多数官员在海外学习或培训过，能够以西方的方式应对西方的游戏;再次是示范效应，将其他地区发展模式的经验拿来供中国学习借鉴。中国因素在国际事务中进一步凸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中国的力量，包括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力增强;第二是中国的模式力量开始具有影响力;第三是中国的具体外交成就。这也带来了两方面的政治后果，一是其他大国对中国的防范心理增强，二是“中国责任论”的呼声高涨。
中国“新外交”由五大部分组成：周边外交、大国外交、第三世界外交、多边外交和新兴的“软实力外交”。中国外交指导方针从以往的大国外交优先转向“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呈现“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总体格局。以2005年国家教育部提出的将在2010年前在全球建成100所孔子学院为标志，“软实力”外交正式登上中国外交舞台，成为中国外交的独立组成部分。温家宝在2007年2月26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强调，应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温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精华，例如‘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尊师重教’的教育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社会伦理思想，等等。我们要运用各种形式和手段，包括巡演巡展、汉语教学、学术交流和互办文化年等，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增强国际影响力。”“善于运用灵活多样的对外宣传和交往方式，尽量使用国际社会听得懂、易理解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交流，增强宣传的有效性，努力引导各方面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和国际作用，营造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24]十七大报告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将“软实力”建设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5]应当在新形势下，推进中国的文化外交战略、公众外交政策、突出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在和谐世界语境背景下促进中国外交的更好发展。
新时期，在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中国外交在稳定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进行微调。大国关系上，希望改变传统的大国关系模式，探索新的伙伴关系，实施新的大国战略。大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同世界主要力量进行战略对话。发挥五大战略对话机制——中欧、中俄、中日、中美、中印的功能。战略对话并不着力于解决具体问题，这是一种为了谈而谈的对话，消除对方那种模模糊糊的担心、疑虑。当前，中国外交要谨慎处理好以下关系。
首先是推进与美国的合作。中美关系极其复杂，有利益共同点，也有利益冲突点。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上越来越主动，中美关系逐渐不再由美国单方面定义，而是中美双方共同定义，也就是说中国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正在加强。中美关系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台湾问题、贸易问题以及美国对华存在战略疑虑的问题。因此，要加强与美国的对话与协作，拓展利益汇合点，发展建设性关系，保持高层和各级别的交往，扩大各国在反恐、防扩散、联合国改革、亚太事务、能源、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等重要领域的对话与合作。
对日关系方面，应不失时机地寻求稳定，借助新领导人的上台和现有的战略对话机制，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从2005年中日首次战略对话的15小时发展到2007年第七次战略对话的三天时间，表明中日两国正利用战略对话机制保持探讨改善和发展关系的重要渠道的畅通，对稳定当前中日关系起到了较大的作用。由于双方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历史性问题，双方关系只要不恶化就是进步，所以，稳住当前正在改善的关系就是关键。
对于印度，主要采用拉住战略，使之在大国利益间保持平衡。印度作为新兴大国的崛起，战略价值极其重要，也是各大国拉拢的对象。美、日、欧、澳等国竞相发展同印度的关系，甚至将印度视为自己的民主大家庭中的盟友。发展对印关系，很大程度上都有对华因素，都想通过印度来牵制中国。所以，怎样使印度不出现较大程度的倒向西方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课题。面对这样的情形，中国要伸出橄榄枝，以和平、合作和发展的姿态发展对印关系。
处理与欧盟的关系是中国未来外交政策调整的重点和难点。中欧关系在度过一段友好期之后，随着欧洲新领导人的上台，双边关系正在下滑，麻烦才刚开始，所以需要认真对待。以下领域亟需认真对待：
其一是贸易问题。中欧贸易间存在着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等问题。2006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为1280亿欧元，而且缺口还在继续扩大。欧盟对华交替使用行政、技术、法律等手段，利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知识产权保护、非市场经济地位等解决巨额贸易逆差，中国已成为主要反倾销对象。鉴于2005年初国际纺织品贸易实现自由化以及欧盟开始高度关注中国高科技产品的低成本竞争优势等新情况，中欧贸易摩擦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存在“贸易战”的危险。另外，为解决逆差问题，欧盟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这些都是矛盾的焦点。
其二是人权问题。人权问题一直是制约中欧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双方在人权标准以及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观念差异。欧盟经常把军售解禁和经贸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并指责中国宗教不自由等。
其三是西藏问题。2007年9月23日，德国默克尔不顾中国强烈反对在官邸与__喇嘛进行“私人会晤”，挑战中国的底线。这与三年前__访欧时屡吃闭门羹形成鲜明对比。所以针对当前欧洲新领导人的政治倾向，中国在处理对欧关系时需要更大的智慧。
其四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影响中欧关系的政治因素之一，而欧洲议会则总是扮演麻烦制造者角色。欧洲议会曾数次通过决议，要求欧盟委员会及欧盟成员国支持台湾作为观察员“加入”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7月10日欧洲议会播放陈水扁大放厥辞的录像。经常出现一些欧洲议会的“亲台帮”为“曲线援台”摇旗呐喊。台湾“立法院”也经常以各种名义组织“立法院欧洲议会访问团”赴欧活动，邀请欧洲议会的一些议员赴台观光旅游。
其五是国际行为。中国的兴起最引人关注，这也直接导致“中国责任论”的提出。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欧洲对中国国际行为的不满越来越多。如在达尔富尔问题、津巴布韦问题、缅甸问题上指责中国，诬蔑中国对非洲搞“新殖民主义”。欧洲一向视非洲为后院，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达尔富尔等问题的指责表明欧洲对中国进入非洲非常不满。国际行为是双方需要认真沟通、消除疑虑的重要问题。
其六是气候变暖。在气候变化方面，欧洲一直担当着全球“领头羊”的角色。随着中国工业实力的迅速发展，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自然也在增加。西方认为，中国和印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在2015年前超过美国。默克尔也称，没有中国和印度等国的合作，“就没有气候保护”。双方在气候问题上的较量还将继续。
对俄关系要谨慎处理。最近持续较长时间的美俄矛盾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亦是挑战，中国应该避免在美俄双方选边站，基本态度是不介入。同时，中国要大力推进对俄关系。中俄两国政府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中俄关系的主要问题是隐忧，政治关系发展得好，但经济跟不上。所以，怎样使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相协调是处理中俄关系的新课题。
注释：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2]“金砖四国”是指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将它们的英文首字母组合起来为BRICs(发音类似英文的“砖块”)。最早提出“金砖四国”这一概念的是高盛公司。2003年10月1日，高盛公司发表了一份题为“与BRICs一起梦想”的全球经济报告。高盛估计，巴西经济将于2025年取代意大利的位置，并于2031年超越法国; 俄罗斯经济将于2027年超过英国，并于2028年超越德国。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剧烈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和俄罗斯。届时，现有的六大工业国将只剩下美国与日本。
[3]Jim O’Neill，How Solid are the BRICs?Global Economics Paper No. 134，Goldman Sachs，December 1，2005.
[4]Robert D. Kaplan，“Looking the World in the Eye”，The Atlantic Monthly，Dec12001，Vol.288，Iss. 5，pp. 68-80.
[5]Condoleezza Rice，Transf ormational Diplomacy，Georgetown University，Washington，D.C.，January 18，2006.
[6]Kennon H. Nakamura and Susan B. Epstei，Diplomacy f or the 21st Century ：Transf orma2tional Diplomacy，CRS Report for Congress，RL34141，August 23，2007，p. 5.
[7]Ivo Daalder and James Goldgeier，“Global NATO”，Foreign A f f airs，Sep1/ Oct12006，Vol.85，Iss. 5，p. 105.
[8]Knight Ridder，Building a global NA TO，Washington，Nov1 29，2006，p. 1.
[9]National Def ense Budget Estimates f or FY2007，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COMPTROLLER)，March2006，pp. 8-12.
[10]Condoleezza Rice，Transf ormational Diplomacy。
[11]成新轩：《欧盟经济政策协调制度的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12]李永群：《欧盟非正式首脑会议通过〈里斯本条约〉》，载《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0日。
[13]王芳：《进退两难的福利改革》，载《人民日报》2006年3月31日。
[14]升平：《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构想由来》，载《人民日报》2007年6月1日。
[15]需要指出的是，对贸易的态度主要由国家竞争力来决定，而不是国家文化。欧洲人首倡自由贸易，并且用坚船利炮开放东方国家封闭的大门，使得这些闭关锁国的国家被迫纳入西方市场体系之中。然而，自由贸易并不是西方的专利，当自由贸易在竞争中对其不利的时候，其心理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甚至是虚弱的。自亚当·斯密首倡自由贸易以来，人们对文化因素在贸易和开放程度上关注较多，如西方文化的开放性等。20世纪初，中国文人主导了民众对中国文化以及思想和世界观的认识，而这一进程应该主要由政治家、国际政治学者、经济学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在诸多领域共同来主导。
[16]World Economic Outlook ：Spillovers and Cycles in the Global Economy，International Mone2tary Fund，April2007，p. 212.
[17][日本]麻生太郎：《打造“自由与繁荣之弧”——开创日本外交新天地》。
[18]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19]同上书，第28页。
[20]李慎明、王逸舟：《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页。
[21]See U. S. Public Diplomacy，State Department Efforts to Engage Muslim Audiences LackCertain Communication Elements and Face Significant Challenges，Report to the Chairman，Subcommittee on Science，the Departmentsof State，Justice，and Commerce，and Related Agencies，Committee on Appropriation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Charles Wolf and Brian Rosen Jr.，Public Diplomacy ：How to Think about and Improve It，RAND Corporation，2004;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Alumni Association，“What Is Public Diplomacy?”Washington，D. C.，updated September 1st，2002.
[22]于宏建：《普京访问伊朗受关注》，载《人民日报》2007年10月18日。
[23]2003年，美国学者埃温·麦德罗斯和泰勒·弗莱沃明确提出中国“新外交”概念，指出中国不再以受害者心理来面对世界，而是积极、自信地参与国际事务，融入现存的美国中心国际体系中。
[24]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新华社2007年2月26日电。
[2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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