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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内外形势论文篇三：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判断及建议
摘要：本文分析了当前背景下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的现状和走势，包括：经济转型期中国不需要过高增长率，负利率只是加息的一个理由，强化一次收入分配市场化机制，准备应对新一轮升值博弈，全球若触发第三次大萧条谁之过，金融资本不应该自由流动。
关键词：增长率 利率 加息 收入分配 人民币汇率 升值 匹斯堡提案
一、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建议
1、经济转型期中国不需要过高增长率
因为房地产的调控，因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一个多月前还此起彼伏的经济过热，升值加息的声音，忽然变作中国经济将“第二次探底”和“经济下滑”的预估，大有2008年金融海啸暴发时的那种架势。笔者认为，使用与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同样的表述，来描述下半年的中国经济走势，有危言耸听之嫌。
2010年与2009年的增长形势完全不一样。2010年经济已开始V型反转，根据近期的数据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基本稳定。特别是经济领先指标――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已连续15个月在正常水平以上运行，5月虽较4月有1.8个百分点的下降，但仍在50%的正常水平之上，显示未来三到六个月经济将呈现增长之势，只不过态势较之前更趋平稳。
相对2009年中国经济“探底”至十数年来的季度经济增长最低点并面对可能继续大幅下滑风险的形势，2010年房地产调控和其他宏观调控对经济的影响，包括投资增长从32%的水平回落26%左右，应是对已呈现的经济快速增长态势的主动调整，而非“二次探底”的危机形态。
因此，所谓“二次探底”和“经济下滑”，不是对经济现状的合适表述：所探之底是2009年第一季度6.1%之底，还是9%至10%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之底?经济下滑，是像2008年那样从上半年的10.4%的增长，“滑”到第四季度的6.8%的增长，还是从第一季度的11.9%“滑”到9%至10%的潜在增长率?2010年二季度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都低于第一季度，但若以“二次探底”，“经济下滑”这些与危机相伴的字眼，判断正在走出危机的中国经济的形势，无疑会产生误导效应。
更重要的是，中国不需要过高的增长。2009年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实际达到11.7%。2010年一季度“GDP”增长11.9%。如果2010年第二季度乃至全年延续一季度那样的快速增长态势，全年经济增长可能超过9.5%至10%的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就会出现经济偏热。
要小心了，推动超过潜在增长率的更高的增长，可能引发通胀恶化。经济学理论证明，在经济处于潜在增长率的时候，刻意推动更高的增长，可能推动更大的投资，过大的投资需求一定会增加过多货币供应，推动短期总需求偏离潜在增长水平，工资水平也会相应上涨，价格势将偏离均衡水平上涨。如果短期内充分就业的均衡水平不能提高，这种偏离产出均衡水平的状态就是不稳定的和不能持续的，很快不得不在新的价格水平上回到原来的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这时候如果继续增加货币发行，上面的过程就会重复，结果就是价格水平不断上升，通胀形势在循环中不断恶化。这对于当前通胀预期的管理，避免通胀形势恶化是非常不利的。
推动超过潜在增长率的更高的增长，也是资源消耗的低效率增长。2009年，我们以32%的投资增长，获得了8.7%的经济增长，粗略匡算一下，大约4%的投入收获1%的产出，显示中国经济处在规模递减状态。如果继续推动更高增长率，可能需要5%甚至更高的投入，才能有1%的产出。这种资源消耗型增长非但不可持续，也与刻不容缓的转型战略相背离。在由技术进步推动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改变之前，推动这种低效率的高增长，后患无穷。
再说，第一季度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6%，房地产投资增长35.1%，超出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5个百分点。超过潜在增长率的11.9%的增长，相信房地产投资驱动是个主要加速器。而房地产在严厉调控政策下降低增长速度，将超过潜在增长率11.9%的增长拉回9.5%至10%的潜在增长水平，是2010年经济的平稳运行的目标实现的关键之一。
笔者认为，实现2010年的潜在增长率的平稳增长目标，可以得到政策和外部环境改善的支持。7.5万亿的新增贷款加上2009年未使用的银行信贷，能保证25%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在各种刺激消费增长的财政政策推动下，消费保持15%至16%的增长水平完全可以预期。
不过，对5月出口48.5%的增长不能盲目乐观。在2009年同期平均超过25%的出口负增长的基础上，2010年同比的高增长数据，并不能说明出口在非常强劲地恢复。如果叠加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带来全球范围内产生的影响，全年出口增长的平均预期需要有所调整。
当然，在对2010年的经济增长的诸多驱动因素中，顺差增长的贡献都是非常保守的。笔者对世界经济复苏态势以及全球贸易形势都持非常审慎的态度，不认为世界贸易能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基本判断顺差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仅是在低水平上转负为正。
欧洲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使欧洲经济放缓，制约中国出口增长是不争的事实。但欧元贬值增加出口对欧洲经济的正面效应，可能会部分抵消欧元区各国削减财赤产生的负面效应，经济增长或可从1.3%下调至1%，但不可能降至2009年那样的负增长。特别是刚性的消费市场一般不会因为经济放缓而大幅萎缩，中国一般消费品的出口增长可能低于年初预期，但调整幅度不会特别大，也是可以预期的。
从总体来说，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可以保证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达到9至10%的平稳增长水平，而净进出口的改善，将在边际上增加实现2010年增长目标的保险系数。
2、负利率只是加息的一个理由
4月CPI增长2.8%，相对2.25%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实际利率变负了。因为翘尾影响，2010年CPI会显得增长较快。加上食品价格，以及要素价格机制改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年中CPI可能达到2010年最高水平。估计会有一段时间有效利率为负。加息之声音随之又大了起来。
提升名义利率，对改善实际有效利率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在目前一般消费品生产仍然过剩的情况下，负利率对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的扭曲，只会产生非常边际上的影响。换言之，一定程度的负利率不会导致供求形势的变化进而推动价格水平的上升。
与其他单一影响的货币工具不一样，利率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就决定利率的调整有利有弊。比如当前通胀预期管理的政策目标，是
过剩流动性的合理管理，而利率并非调控流动性的最有效工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关于危机分析中指出，利率对货币总量的影响不大。虽然与IMF分析的原因不同，国内利率调整对流动性管理的直接影响同样很有限。选择数量化的调控方式，比如存款准备金率的提升，公开市场操作，包括发行三年期央票，对调整流动性规模，更具灵活性，更有直接效果。
由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对于一些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对地方融资平台融资风险的控制，市场化利率工具的作用，也大大低于监管部门的一纸禁令。这已是得到反复证明的。
调控房地产市场，利率是重要的手段之一，但暂时还不是最必要的工具。遏制地方政府过度投资推动经济过快增长的冲动，加大对银行信贷的监管力度效果可能更明显。银行目前的房地产信贷利率，仍然存在7%～8.5%不等的折扣利率。取消利率折扣，相当于一次性提升1.5到2.5个百分点的利率，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比小幅渐进的利率调整大得多。如果银行在恢复正常放贷利率以后，再启动贷款利率上浮10%的规定，等于再增加64至65个基点的放贷利率，综合效果超过8到10次0.27%的利率提升。因此，调控楼市，无论如何应首先观察利率恢复正常水平后的效果，才能决定利率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整，而不是把顺序倒过来。
利率提升对套利资本的流入有巨大吸引力。各国刺激经济的低利率政策还没有撤退，所有主要货币的利率都基本在零利率附近。如果中国发出进入加息周期的信号，而利率调整不可能一步到位，就相当于吹晌热钱流人的集结号。特别是在套利人民币升值欲望始终强烈的氛围下，资本可能出现2005年至2008年上半年那样毫无顾忌不断流入且难以遏制的态势。跨国公司内部，以及我们的海外企业，以及在海外注册在中国运作的公司，千方百计把资本项下转换成贸易项下的资金操作。近期顺差减少，不排除是“借道”流入资本在人民币汇率稳定预期下减少的缘故。
眼下中国流动性宽松，大规模资本流入，结汇造成的过剩流动性，将叠加已经宽松的货币，加剧通胀恶化的货币环境。2007年，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的环境，使猪肉价格上涨成为上一轮通胀的导火线。2010年，粮食因干旱减产，劳动力工资上升，国际大宗产品价格上涨，都可能成为点燃经济运行中遍布的过剩流动性的干柴的导火线，引发新一轮通胀。
热钱不是直接投资，主要投资股市楼市。我们正在艰难地调整房地产市场，全力遏制泡沫的进一步扩大。如果房地产市场的“末日效应”得到“热钱”支持，则泡沫风险就不可避免。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那带来的影响将是经济社会全方位的。
欧洲正在危机中动荡，金融资本对相对稳定的新兴市场更有兴趣。所以，对于与全球主要经济体不同步的加息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对通胀预期管理初衷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我们不能不特别警惕。
随着经济增长的恢复，价格水平上升完全正常。美国预期2010年经济增长2.4%，通胀水平预期增长1.2%，通胀水平是GDP增长水平的一半。我们预期中国经济2010年10%的增长，通胀增长3%至4%，与美国相比，仍是高增长低通胀的态势。较高经济增长水平，具备较高的通胀承受能力。另外，也不是CPI上涨就是通胀恶化。与2009年中国农村8.5%，城市9.3%的增长水平比较，中国经济可承受的通胀水平应大大高于现在的2.8%。而一定程度的通胀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要素价格机制调整，食品价格以及其他一些成本因素对最终消费价格的传导影响，如果在可承受的水平之下，应是正常上涨。如果超过可承受水平，则应启动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机制，必要时采取限价政策。因为由季节性因素、自然灾害、国际大宗产品价格上升等带来的价格水平上升，不是加息所能解决的，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更有针对性的政策。
在当前通胀预期管理和保增长的平衡过程中，调整利率增加资金成本，对于本来就贷款难的中小企业，会进一步加大信贷成本减少边际收益，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稳定。
决策需要全面对称信息，反复权衡利弊。如果利大于弊就该当机立断，如果弊大于利就不必大动干戈了。笔者以为，负利率仅仅是提升利率的一个理由，在当前的形势下利率调整的综合效果是弊大于利。
3、强化一次收入分配市场化机制
近期一些企业加薪与两个因素有关：改革开放多年来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因为相对劳动力过剩，工资没有随着劳动生产率提升而同比上涨。第二代农民工受了至少初中甚至高中的教育，他们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大大超过其父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企业的培训成本已经由社会支付了，所以企业应该把这部分减少的成本作为工资，支付给已经具备更高素质的新一代劳工。
工资上涨采取如此补偿方式说明一次收入分配机制到了改革的时候。一次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主要聚焦工资的提升。工资收入的提升要形成更市场化的机制需要在两方面下工夫。
通过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工资水平。如果我们大力发展最能吸纳就业的中小企业，创造一个劳动力偏紧的市场，供求的缺口自然就会通过工资上升得到平衡。中小服务企业的发展不论是创新型服务还是一般性服务，应该有巨大的空间。只要政策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完全可以成为一次收入分配市场化形成机制的基础。
二次收入分配：减支就是增收
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二次收入分配)对低收入群体进行适当补贴，提供更多的公共品减少老百姓相应的支出，对居民收入是实质性增加。
当前对收入增加最有帮助的财政转移支付有三方面：
一是加大支持城镇化的力度。加快推进城镇化，创造更多城镇就业机会，就有更多的农民变成居民，就有更多农民收入变成居民的收入。2009年城镇人均收入超过万元，虽然农民人均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两者之间的差距仍然巨大。有研究指出，2015年中国人口达到14亿，城市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也就是未来5年应该有近两亿农村人口要变成城镇居民。这意味着这两亿人的人均收入至少将增长100%。
二是加大支持保障体系完善的力度。日本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加大保障体系的投入，从占GDP的不到2%上升到超过4%，雇主承担的社保支出从占GDP的2.5%上升至6%以上，居民储蓄发生很大的变化，从24%下降至15%左右。储蓄的下降是因为保障体系的完善为将来的生活埋单，未来生活的安全感增强，不用通过现在的高储蓄为未来的支出做准备，储蓄的动力就下降了。储蓄下降带来支付能力的增加，当期消费就增加了增长的内 生动力。
如果能够切实按照我国新的保障体系的低水平高覆盖的方向，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不断在社保领域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退休生活的安全感增加，为将来生活保障的储蓄减少，老百姓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也会大大增加。
三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居住支出是收入中一个重要部分。2009年房屋月供比上升到70%～80%，大城市超过100%。如果一般收入群体的收入80%要支付房屋消费，而且在收入增长远远跟不上房价上涨的态势下，人们一定要减少当期的其他消费加大居住支出。居住消费支出都是以数十年计算的，也就意味着消费支付能力要被锁定数十年。高房价无疑打压了消费增长的空间。所以，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投入，至少可以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减少一般居住性需求的支出，释放出巨大的当期消费支出能力。
形成分享式收入分配机制
研究显示，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目前占GDP比重在36%左右。按照2010年财政收入可能达到8万亿和2009年GDP34万亿匡算，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约24%左右;企业收入占到30%。
这种分配比重显然不利于中国从投资为主向消费为主的增长方式的转型，因为居民的消费增长缺乏基本的内生推动力，而这恰恰是实现消费增长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变最基本的因素。
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60%左右，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居民收入也占到GDP的50%左右。显然，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合理。
改变不合理的分配比重需要改善相应机制。首先，应对中小企业实施减税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创造偏紧的劳动力就业市场提升工资水平。
其次，加大国企向政府分红的比重。国企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大规模亏损到90年中后期实现收入增长，政府投入了巨大的改制成本。国企在扭亏为盈后理当向政府分红，增加政府转移支付的能力。政府向民生领域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应是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中的重点之一。
第三，垄断行业向民间资本开放，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使垄断收入更公平地分配到各经济主体。
二、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建议
1、准备应对新一轮升值博弈
5月出口同比增长约48.5%，顺差195亿美元。这一数据超过前期国内外预期。这种“预期”与实际数据的反差，给了美国国会以舒默为首的那些一贯拿人民币升值说事的议员以借口。最近舒默准备重提几年前三位议员联名要求美国政府施压人民币升值的提案。而《华尔街日报》对于美国财长盖特纳关于中国贸易顺差使用了“愤怒”这样的字眼，非常情绪化也非常有煽动性。看来，中国要准备应对新一轮人民币升值的博弈。
国内外的所谓预期，一些特别是香港和国内证券市场分析人士的“预期”，实际上有非常大的误导作用。4月所有的分析还在说中国经济过热，人民币应该升值，同时加息防治通胀恶化。5月中旬统计局公布4月CPI同比增长2.8%以后，甚至有分析人士“预测”，央行次日就将提升利率。但自5月下旬开始，中国经济将“大幅下滑”，“二次探底”成了热点话题。这些分析，夸大房地产市场调控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夸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商品欧洲出口的影响，扭曲对中国出口增长“预期”的判断，使正常的出口数据与所谓“预期”产生人为的差异，有可能成为引发成为中美之间的新一轮汇率摩擦的借口。
较大的“预期”与顺差数据的差异，来源于～些似是而非的分析。
比如，对欧洲危机的滞后影响的判断有误。事实上，目前出口增长是前期订单的交货数字，本月出口形势判断理应根据前期的PMI新增订单指数来判断。前期PMI的出口新增订单呈高位运行，虽然多是短期订单，但至少对未来三个月的出口形势的增长态势有领先的指标性意义。换句话说，5月出口增长幅度是能预期的。如果欧洲经济大幅下滑进口市场萎缩，其影响应在新的订单出台后才会显现。
又比如，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也判断过度。资料显示，对欧出口约占我国出口份额的19%，比重最大。分析显然过度评估了欧洲危机可能对中国出口的最大市场所产生的影响。由于主权债务危机以及危机处理效果的不确定性，欧洲经济增长可能再次放缓。但是由于欧元贬值带动出口增长，可能部分抵消未来紧缩政策对经济带来的短期负面影响。而紧缩政策的长期影响应是正面的。因此笔者认为，欧元区经济的下滑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不会比2009年的形势更恶劣。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也相应比2009年要小。夸大这一影响的结果，使中国贸易本属正常恢复增长的态势不能平和地被接受，引发美国人对本属正常的5月数据借题发挥了“愤怒”。
另外，数据上的大幅改变与2009年的负增长有关。如果考虑2009年5月出口呈同比25.9%的下降这～因素，48.4%的增长与危机之前的水平还有一定距离，说明外需形势仍与我们年初的判断一致：世界经济整体呈复苏态势，但是远未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现在还要叠加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虽然整体外贸形势会改变2009年的颓势，而顺差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是小幅转负为正。
还有，不该忽略进口增长大干出口增长这一变化。因为基数的问题，确实存在相当规模的绝对顺差。但是中国经济活动活跃，刺激内需增长，对进口商品的需求也大幅增长。从进口增长与出口增长的比较而言，除了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和少数几个国家，中国的进口增长小于出口增长以外，对于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和欧洲，中国的进口增长都是超过出口增长的。这应该是一个较大的变化，进口增长，特别是从美国的进口增长，如果美国真正解禁一些高科技产品的限制，应该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应该提醒美国人，这是他们的问题。在上次战略对话期间，美国商务部长说，只有2%的中国提交的购买产品被禁止，但对这2%的产品的总值占98%的产品价值的比重则避而不谈。我们应该提交更多的中国需要的美国产品采购单。中国进口增长，对全球贸易的恢复，对全球经济的恢复，能产生非常积极和有利的推动作用。
这些道理，我们需要不断对美国政府讲清楚，人民币汇率绝对不是国际贸易平衡和国际经济在平衡的关键所在。不能让正常的贸易数据成为再次博弈人民币升值的借口，也没有必要陪美国议员玩人民币要不要升值的游戏，不能让人民币汇率成为G20峰会和其他国际多边平台的话题。
最近部分出口加工企业在严峻的压力下加薪，很清楚地表明，在出口产品价格不能提升的前提下，简单提升人民币汇率，将使提升劳动力工资的空间完全丧失，进 而直接阻碍出口加工贸易企业的第一次收入分配改革。这就是笔者一直在说的道理，在国内的要素价格机制的改革完成以后再来评估，人民币被高估都有可能。所以，要顺利完成我们的改革，绝对不能单边升值，推动企业家与美国进口商谈判，提升出口加工产品的价格，是最重要的。
2、全球若触发第三次大萧条谁之过?
美国的次贷危机，金融泡沫，经济大幅衰退，引发了全球危机。如果全球触发第三次大萧条，首当其冲最大的责任正在美国自己身上。美国理应尽全力恢复经济，带动其他经济体走出危机，补偿因引发危机而带给全球经济的巨大损失，而不是批评其他国家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的政策，更不能让其他国家牺牲自己的利益，为美国制造的危机埋单。
克鲁格曼先生又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危言耸听，称世界经济可能触发第三次大萧条。而这主要是由决策失误引起的。他认为，世界各国政府现在均对通货膨胀表现出过度担忧，而事实上，真正的威胁来自通货紧缩;各国领袖都在宣称收紧开支的必要性，而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支出不足。这一切在上周末让人深感失望的20国集团峰会上均得到了生动体现。他的结论是，各国如果过早实施财政紧缩计划和退出经济刺激，那么为这一政策埋单的只能是那数百万失业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要持续几年处于失业状态，甚至有些人永远无法再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明明是美国人犯的错误，板子确偏偏打在其他人身上。克鲁格曼先生的观点实在非常偏颇。
首先，欧洲紧缩财政不是因为担心通胀。全世界都知道，短期内，欧洲暴发大规模主权债务风险，许多国家不可能再发新债还旧债，根本不可能再在市场上大规模融资。如果减税，财政收入本来就入不敷出，无疑雪上加霜，欧洲已经没有财政扩张的空间。
欧元区各国没有本币，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随心所欲地发行货币，也不可能通过货币贬值来解决巨额债务危机。紧缩财政以改善国家资产负债表，是欧洲的无奈之举。
其次，欧元贬值对欧洲出口有利，对欧洲出口产业的就业也会有利，在一定程度上能补偿财政紧缩带来的经济下滑。如果说以失业为指标来衡量欧洲是否会触发第三次大萧条，那欧洲在2008年由华尔街引发的金融危机中，失业率已达到16年来的最高，早已进入萧条。而美国出现26年最高的失业率，几百万人已失业一年以上的现状，也早就触发了第三次大萧条。
事实上，克鲁格曼先生高调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施压人民币升值，甚至不惜打一场全球贸易战，非常可能误导美国政府和其他各国政府重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的决策错误，成为触发第三次大萧条的因素。
我们已经看见一些风险。美国政府施压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出口商品的惩罚性规模已占3%左右。这对于才安排了4万亿刺激计划，并刚从全球经济危机中复苏，就业仍然有巨大压力，增长仍存在不稳定的因素，需要时间和空间来转型和结构调整的中国经济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对美国对全球经济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也是非常负面的。
事实证明，推动中国加大政策力度，保持过高的增长，施压人民币升值，打压中国的出口，迫使中国给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提供增长空间，都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力所不能及的事情。美国经济占世界GDP的25%，欧洲占24%，日本占7.51%左右，中国与日本差不多，2010年可能在7.5%到8%之间。要中国牺牲自身利益拉动全球经济，特别是为占世界经济60%以上的发达国家经济的恢复提供条件，结果完全可能“事未成身先死”。
更残酷的是，中国不可能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和恢复，但如果中国经济不稳定，那对世界经济的恢复绝对是雪上加霜。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等所有的主要经济体都处在二次探底，甚至所谓第三次大萧条边缘的时候，如果中国经济在不断恶化的外部环境下再次大幅下滑，对全球脆弱的经济一定成为最后一根稻草，最后对谁都没有好处。
6月29日，中国股市大跌。而接下来全球股市大跌，有分析就认为与中国股市大跌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已说明了世界经济的关联度。打压中国经济，美国经济可能要承受损人不利己行为的恶果，包括触发全球经济进入第三次大萧条。
最不能接受的是，克鲁格曼先生把全球可能触发第三次大萧条的责任推到其他国家身上。美国的次贷危机，金融泡沫，经济大幅衰退，引发了全球危机。如果全球触发第三次大萧条，首当其冲最大的责任，正是美国自己。美国应尽全力恢复经济，带动其他经济体走出危机，补偿因引发危机而带给全球经济的巨大损失。而不是批评其他国家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的政策，更不能让其他的国家牺牲自己的利益，为美国经济恢复创造条件，为美国制造的危机埋单。
若说存在触发全球第三次大萧条可能性，美国经济复苏的不稳定因素，才是巨大的不可测风险的关键所在。美国复苏存在几大风险。第一，至今看不见如何解决创下26年来最高纪录失业率的出路。试图通过五年之内出口翻番创造就业的战略，还未开始就遭遇欧洲主权债务的当头一棒。第二，房地产市场恢复遥遥无期。4月相关政策一结束，房屋销售5月应声下降30%。第三，起死回生的银行至今未恢复给实体经济，包括企业和滚动性消费的贷款，使经济恢复可能产生恶性循环。第四，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带来全球贸易的再次大幅下滑。第五，国债余额占GDP的93%，2011年将超过100%，存在比欧洲更严重的主权债务风险。与欧洲不同的是，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制下，短期美国能印发钞票来缓解主权债务风险，长期来说，不排除通过通货膨胀来解决债务危机的可能性，那势必给全球带来将来通货膨胀的巨大担忧。
美国理应全力以赴地解决自身的问题，不能再千方百计转嫁自己的危机和风险。而全球果真触发第三次大萧条，克鲁格曼先生的推波助澜作用也难辞其咎。他指责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各国政府采取紧缩政策是巨大的决策失误，使大萧条持续达十年之久。但是他高叫的“贸易大战”，恰恰也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各国政府政策的巨大的失误之一，也是延续十年经济大萧条原因之一。这一点，不知克鲁格曼怎么解释?
3、金融资本不应该自由流动
仔细分析匹斯堡提案，包括美国最近参众两院通过的监管方案(虽然还没有最后综合，我们暂时以“美国方案”称之)，我们认为新兴市场国家最根本的利益并没有包括在匹斯堡峰会金融监管改革提议的框架中，美国方案更不可能从全球的角度来制定监管方案。
国内监管不能取代全球监管
匹斯堡提案和美国方案基本上是在建立一个各国内部监管体系的国际统一标准。这当然很重要。对 于发达金融市场来说，这是危机后的“亡羊补牢”式事后监管。对于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深入研究这些监管方案，可形成“事前”的防止危机形成的监管体系，站在危机治理的肩膀上推动金融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
但是各国的严格监管体系不能取代金融资本(证券投资资本)的全球监管体系。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G20峰会最大的意义在于，建立危机后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新游戏规则，最核心的部分是建立国际金融资本流动、商品市场和衍生品市场以及外汇交易市场的统一监管准则，恢复正常的而不是投机当道的国际金融市场的秩序，防止受到金融泡沫危机的再次伤害。
金融资本的全球监管一直遭到最强势的金融资本国家美国和英国的反对。经过这场金融资本全球爆炸制造的虚拟泡沫危机以后，德国和法国反复提出全球监管的问题，美英仍然坚持认为监管是各国自己的事情。G20峰会形成的匹斯堡监管议案，以及美国基本成型的监管方案，基本没有涉及金融资本全球监管的问题。
金融资本与直接投资资本属性完全不同
美英的反对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美英反对金融全球监管的基本理由，也是华盛顿共识倡导的所谓金融自由化，但是金融资本的自由化是否带来全球的多赢，并没有理论根据。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入商品市场，扭曲大宗商品价格，是违反经济学基本原则的。而实践中，金融资本屡屡成为危机的始作俑者。
直接投资资本的全球流动带来的共赢，是得到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的充分证明的。但是金融资本与直接投资资本的属性完全不一样。金融资本是博奔高风险，追求高收益。特别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当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入时，制造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当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出时，往往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线。实践证明，金融资本的大进大出多次制造了地区性、全球性的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上世纪80年代南美各国的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以及这次百年不遇的危机，都烙上金融资本巨大破坏性的烙印。
美国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希望从理论上支持金融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伯南克在其著名的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模型中假设，发达国家应该是资本输出国，发展中国家应该是资本输入国。中国和美国正好相反，两国的资本流向违反这个“假设”，所以中国应该开放金融市场，才能实现全球再平衡。伯南克混淆了金融资本和直接投资资本的概念。发展中国家需要流入的是直接投资资本，而不是开放金融市场，放任金融资本自由流进流出。推动金融资本在国家之间完全自由流动是在偷换直接投资资本的概念。
金融资本扭曲商品价格
2008上半年，金融危机使金融资本大规模转战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推动大宗商品价格完全脱离均衡价格而大幅上涨。最典型的是石油价格上涨到147美元。在美国航空公司的压力下，美国国会要求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展开调查，是否存在操纵价格的行为。调查结果显示，价格大幅上涨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投机行为所致。
石油本属大宗商品，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商品的均衡价格应该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但是当商品市场变成一个投机性为主的市场以后，投机资本既没有对石油的任何需求，也不需要石油供给，从根本上扭曲了商品市场供求定价的基本原则。其次，投机资本不受效用最大满足度的约束。无限膨胀的“赚钱效用”，使投机资本有强烈的动机在油价上涨时把价格推得更高，在油价下跌时把价格打得更低。2008年石油价格最高被预期涨至200美元，最低的时候被预期降至20美元。金融资本的投机行为从理论和实际上破坏了石油价格形成机制。如果不限制金融资本在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大规模投机行为，大宗商品价格的大起大落永无宁日。
最糟糕的是，高油价带动了生物制能的原料玉米价格的上涨，进而带动粮价的普遍上涨，以及所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全面推动全球的通胀。2008年上半年，当油价涨至147美元时，70个国家爆发两位数的通胀，一些国家甚至因为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爆发社会动乱。
在理论上没有得到像直接投资资本那样带来全球共赢的证明之前，在实践中高风险高危机的基本属性没有有效改变之前，金融资本完全没有约束的所谓“自由化”应该被排除在国际金融新规则之外。
换句话说，金融资本在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流进流出，各国有权根据本国的情况对金融资本的活动进行更审慎的管理，应正式纳入国际金融管理体系，而不应该受到非市场化干预的指责，更不应该把对金融资本的合理限制作为“非市场化国家”判断标准之一。金融资本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活动，要被限制在对冲和套利的规模，过度的投机行为要严格禁止。
G20峰会重建全球金融秩序，应从否定华盛顿共识的核心金融资本的自由化开始。金融资本本不应该“自由流动”。金融资本的全球监管是新兴市场国家在新监管框架中最重要的诉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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