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育论文范文(2)
关于教育论文范文篇二
教育惯性论
摘要：近年来，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甚或是社会教育，都普遍存在着教育理念落后、教育效能减弱、教育效用低下、教育效果式微等现象。贯穿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教育范式、教育思想、教育文化的惯性是支配上述现象出现的本源性规则。教育制度、教育机制和教育规范具有一定的的惯性作用;教育理念和教育学说的惯性作用也很明显;教育理性和教育精神的惯性作用贯穿在教育文化变迁的整个过程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教育的惯性问题不仅可以指导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且可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边缘研究和后续进展，其意义不可小觑。
教育惯性 教育范式 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文化
千百年来，有多少文人学士留下了万千文牍来探索教育的即时性和有效性问题，但始终没有找到一条可以万古通用的规律性东西。这其中的缘由是什么呢?难道是由于人性的不可教化抑或是由于社会演变的极端复杂性?事实上，贯穿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教育范式、教育思想、教育文化的惯性是支配上述现象出现的本源性规则。本文将从以下三个角度来探讨教育的惯性问题，以期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边缘研究和后续进展。
一、教育范式的惯性对教育效果的作用
“惯性”本来是一个力学概念。自1632年伽利略在《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首次提出“惯性”概念以来，笛卡尔、牛顿、马赫、爱因斯坦都曾对惯性原理做过独到的阐述和合理的补充。从今天物理学的最新进展来说，惯性原理的核心内涵“只要不受外力的作用，任何物体都会保持其原来的静止状态或匀速运动状态”始终没有改变。值得一提的是，力学上的“惯性”概念第一次被引入到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是由教育家冰心做到的。冰心在她的文学作品《小橘灯》的首发前言中指出：“只要看见这盏灯，我就惯性的想到以前发生的故事。”[1]虽然冰心在这里使用“惯性”概念的主要目的是强调一种“行为的习惯”，但令冰心没有想到的是，自此以后“惯性”概念便频繁出现在各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领域。著名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杨贤江指出：“与知识的惯性作用相比，道德的惯性力更加强大，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否则，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所以要我们大家‘建筑人格长城’，建筑人格长城的基础就是道德。”[2]在这里，杨氏不仅熟练地把“惯性”概念运用到道德教育领域，而且在无意识中提出了令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无比关注的“教育惯性律”问题。
联系古典物理学惯性定律的基本内涵，结合当今教育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我们发现研究教育的惯性问题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本研究认为，所谓“教育惯性”是指在不受任何外在环境的作用下，教育范式、教育思想、教育文化所恒久持有的维持自身现状和特点的走向和趋势。其中教育范式惯性是教育思想惯性和教育文化惯性得以滋生的前提和基础。从宏观教育学的角度看，正是教育范式的惯性决定了任何理想教育效果的有限性。所谓“教育范式惯性”是指人类已有的教育制度、机制和规范都具有一种维持自身存在的特点和趋势。教育范式惯性的原理不仅决定了教育制度、机制和规范效用的局限性，而且验证了这些教育制度、机制和规范的迭代继承性。下面就介绍一下教育制度、机制和规范影响教育效果的具体步骤和过程。
1.教育制度的惯性使得一切教育效果变得极难把握
古往今来，历朝历代，不仅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制定了品类繁多的教育制度，而且普通百姓也在潜移默化中自下而上形成了诸多的教育规则和教育方法。与此同时，诸代学者则通过各种出版物衍生出品项繁多的教育程式和教育理念。从人类变异学的角度看，除却这些制度的潜在规则和运作原理不说，教育变迁的显性制度可以说是多如牛毛。这么多的制度究竟是在约束谁呢?是普通的民众呢，还是官宦子弟?赵朴初说：“在中国古代，教育程式是以教俗化民为价值核心的。历史演化的残酷性和世代更迭的争斗性已经使得教育制度的连续性受到很大冲击。这种冲击几乎泯灭了人类原初教育目标的最低要求，并由之而使得教育效果的及时性大打折扣。”[3]赵氏在这里是要说明，由于不同朝代治者和被治者的教育诉求不同，教育制度的世代承继几乎都采取了革命的方式，新时代的开拓者往往采取了“前不见古人后不顾来者”的变迁逻辑，就使得新的教育制度几乎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旋律中逐渐吸收旧时代精华成分的。当一个新朝代对教育的真正灵魂摸索得差不多的时候，往往朝代更迭的时间又到了，于是新的一轮循环就开始了。试想在激流勇进的时代，对人的任何程式化要求都可能会在慢慢风尘中渐趋式微，而教育的真正效果将很难保证。
2.教育机制的惯性使得一切教育的当下效能微弱
教育机制是教育制度的具体化表现。教育机制的滋生一方面是由于宏观教育理论的抽象性特点，另一方面是由于理论只有掌握民众才能化为现实力量。在教育发展史上，教育制度的惯性往往采取了革命的程式;而教育机制的惯性则往往采取藕断丝连的形式。就拿明清时期盛行的科举考试机制来说，它实际上是三代以来推行的大学机制的历史性继承形态。尽管各个朝代对这一选拔人才的机制进行了不断的创新和修改，但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到适合的岗位上这一基本内核诉求却始终没有发生改变。我们的问题在于，由治者自上而下采取的各种变革抑或革新在政策层面上能否顺利推行下去，治者通过各种考试机制遴选上来的官员能否避开“机制导致腐败，绝对的机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样一种循环腐化逻辑。当上述问题不能通过各种传统的教育机制迎刃而解的话，那么我们只有把怀疑的重心转到正在发挥作用的现有教育机制上。换言之，在教育效能学上，一种教育机制(包括教育法律、法规等)无论其形式如何完美，无论其设计者的理念多么先进，也无论操作者的素质如何优良，它们的实际效果是很难测度的;在极为严格的学术意义上，它们会导致教育的效能渐趋式微。
3.教育规范的惯性使得各类教育的评价体系变得软弱无力
所谓教育规范是指规约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软性教育规定和教育范畴。这些教育规范是各种教育制度、教育机制等硬性程式的外化范式，具有软性特点且形态多变。尽管教育规范具有多变性，甚或有些教育规范具有昙花一现的特点，但由于这些规范的知识性特征，使得繁花似锦的教育规范的历史遗留变得一如既往。比如现代中国采取的初等教育教具规定，实际上早在私塾时代就已广泛使用。不仅如此，各朝各代的教育部门为了顺利达致治者的政治要求，都会对贯彻国家教育制度、实施国家教育机制的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提出了种类繁多的职业道德要求。看似这些职业道德规范都是当下时代的产物，实际上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大行其道了。比如古书有云：“人不学，不知义，玉不琢，不成器;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三字经》)这里所要求的“被教育者应该认真学习和教育者应该认真教育学生”的教育要求，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学生学习规范”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大学》中也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大学》)此文实际上提出了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必须从“明德”的理念出发，通过本末关联、先后关系、动静哲学、修齐治平等变换逻辑以达致最终教育目标的规范性要求问题。如果各个时代的教育规范都能如期发挥应有作用的话，那么我们对教育规范效果的评价也就失去了任何的意义。事实上，教育规范的惯性承继不仅没有使已有的程式发挥作用，相反却使得创新性的教育规定形同虚设;也就是说，一方面世代传承的教育规范像一张无边无际的网在规约着我们，另一方面人性的喜新厌旧特点又使得冲破牢笼变得极为艰难。特别是对于教育创新性评价机制来说，真正发挥作用的概率微乎其微。 二、教育思想的惯性对教育效果的影响
古往今来，有多少教育家创造了复杂多样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学说，并试图由之而将他们的教育思想渗透到受教者的意识和行为当中，但当他们静心反思的时候，却发现这些恢弘的教育思想只不过如昙花现世，稍纵即逝。那么这其中的缘由是什么呢?难道是由于这些理论或学说的历史制约性抑或知识逻辑的先天不足性?或者是由于受教者的生理幼稚性抑或心理变异性?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从教育思想的惯性谈起。实际上，自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思想的传递已经远远超出人的意识可控范围，并以自身特有的惯性定律绵延潜行。下面就具体探讨一下作为人类教育思想主要表现样态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学说的惯性问题。
1.教育理论的惯性对教育效果的干扰
思想是具有惯性的，所谓“思想的惯性”是指人类自诞生以来的所有思想都具有一种试图保持自身现状的特点和趋势。在思想惯性承继原理的支配下，作为思想之主要表现形态的理论更是具有极强的惯性作用。“理论”不是普通的思想，而是系统化和综合性的思想经过较长时间的演变而形成的稳态意识。正是理论的系统化造就了理论本身强烈的惯性作用，这种惯性作用不仅不能通过自然灾害、战争和革命等社会变迁形式得以消失，而且还会在新的环境中发扬光大。本文所指的“教育理论的惯性”是指人类在教育领域所研究出的所有体系化的思想所具有的一种维持自身现状和特点的发展趋势和能力。一般来讲，科学的教育理论在教育实践中会催生出正确的教育思维，并引导受教者采取正确的实践行动;相反愚昧的或落后的教育理论则会把整个社会引向灾难甚或毁灭。正如马克思主义所一贯坚持的：“科学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应该说，人类今天所能经验到的正向教育理论，大多都是经历了漫长岁月洗练的精华遗留，不仅不能忽视，相反应该加以吸收和利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伴随着正向教育思想不断传承的还有反向甚或消极颓废的教育思想。对于各种堕落意识和颓废思维，我们不仅不能漠视，相反要高度重视。因为一些封建的、资本主义自由化的反向教育理论会变化各种外观迷惑众生，从而延续着教育思想惯性传递的一般逻辑。
2.教育学说的惯性对教育效果的约束
与教育理论惯性作用密切关联的是教育学说的惯性。“学说”不同于“理论”，学说一般是指系统化和规范化的理论样态。一般的理论可以是丰富多彩的，但只有那些经过教育家系统研究和论证的理论才能上升到教育学说的高度。所谓“教育学说的惯性”是指那些体系性理论和规范化理论所具有的一种试图维持自身发展趋势和特点的过程和能力。纵观人类思想传承的历史，我们发现，那些以“学说”为递进范式的思想往往比以“理论”为探索范式的思想具有更大的持久性和稳定性。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动说”和西方一直探求的“天体物理说”，都在以无与伦比的惯性作用冲破着人类知识演进的枷锁，这种惯性的冲击力是无比强大的。我们的追问是：各种各样教育学说的惯性能否提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和水平?
事实上，就今天各种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表现来看，传统文化中的正向教育学说对提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对于各种反向的教育学说，我们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凡物莫不有对”，各种邪教学说不仅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行将就木，相反还会变幻各种样式来危害群众。当正能量稍微松懈的时候，也就是反能量猖獗反扑的时机。如果一个社会弥漫着消极颓废的反向教育学说，那么政治的稳定就只能是“墙头芦苇”了。在这样的境遇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以积极的心态迎接和宣传积极的教育学说，摈除各种错误的和消极的教育学说。
三、教育文化的惯性对教育效果的制约
所谓“教育文化的惯性”是指任何教育文化所具有的一种维持自身现状和特点的趋势和过程。在所有的教育文化中，“教育理性”和“教育精神”突出代表了教育文化的精髓和本质，所以本文继续探讨教育理性和教育精神在教育过程中的价值和作用。
1.教育理性的惯性能够引发教育终极目标的争论
理性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就西方思想史的演进来说，理性主义思潮早在荷马的史诗中就已肇始。《荷马史诗》的记载表明，“天下大事以和为贵”的理性主义思想已经深深扎根于古希腊人民的心灵深处。理性并不是万能的，但仅凭感性行事的社会更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社会的理性主义思想主要产生于秩序和政治统治的需要，也就是说当治者感觉需要维持现行治理秩序的时候，就会在整个社会大力提倡政治理性、法治理性和生活理性;当统治者感觉维护现行统治秩序的行政成本过高，而自己又无机会享受政治稳定福祉的时候，政客们便会通过各种传媒路径宣讲战争合理主义。事实上，战争合理主义就是借助于军事力量为少数人谋取感官享受的末世主义，换句话说，战争合理主义就是借助于感性主义而使社会倒退的军事狂热主义。除去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辨识不说，毕竟普通民众才是战争成本的最终负担者。
本文认为，所谓“教育理性的惯性”是指任何时代的教育理性都具有一种保持自身存在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倾向和能力。理性的教育是文明社会逐渐走向文化自觉的必要条件。但我们在推行理性教育的时候，千万要警惕以下两个方面的极端：一是借理性主义教育推行感官享乐主义的倾向;二是借理性主义意识传播反向文化的倾向。在上述两个方面，理性主义实际上就是霍布斯所讲的“狼对狼的状态”思想的外溢，也就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投机取巧、享乐腐化的社会样态的表现形式。事实上，一种所谓的理性教育，如果不能最终落脚到知识的汲取和传承上，那么它就失去了任何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2.教育精神的惯性能够引发教育效用的争论
人都是有精神的。从本质上看，有关对人的教育都是一种精神的传递和交流过程。精神性的东西不同于意识、认知、想法、思考等外在表层性的元素，精神是各种外象的内在主体基础。所谓“教育精神”是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教育理念在漫长教育实践中所形成的稳定性沉淀。教育精神反映了人的精神，是人的精神在教育创造活动中的体现，是教育本质力量的展示，是教育价值的体现，是人类对教育软力量的呼唤。所谓“教育精神的惯性”是指任何应用于教育领域的精神性因素所具有的一种维持自身存在并拓展自身视域的趋势和过程。虽然教育精神是极为抽象性的东西，而且教育精神的惯性也是极为普遍的，但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却很少有人研究过它。本文认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所世代传承的“和为贵”的精神、“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气精神、“助人者天助也”的团结协作精神、“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勤奋拼搏精神、“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心平气和”的忍让精神、“会用则存，节用则生”的节约精神都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稳态的教育精神。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随时经验到它，正是由于教育精神的惯性使然。相信随着时代的更替和岁月的变化，这种民族教育精神不仅不会衰落，而且还会逐渐发扬光大。 长期以来，西方世界的教育也在受着多种教育精神的制约。比如个人主义利益分配精神、英雄主义价值精神、功利主义市场精神、自由主义生活精神、大国主义霸权精神、公平竞技的博弈精神等等。从微观教育学的角度看，这些教育精神至今仍然深深扎根于西方人的心灵和魂魄中。大批西方教育家之所以能够经验到这些教育精神的巨大力量，也是教育精神惯性作用使然。当然随着历史的演进，这些教育精神也会继续支配西方人的意识和认知，并逐步使西方的实践历史得以纠错和发展。我们的问题是：中西方教育精神的差异性能否在交流和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的突破?也就是说如果价值导向的教育精神和功利导向的教育精神能够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话，人类教育发展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这也就引发了学术界关于教育效用的争论。所谓“教育效用”是指教育方式和教育思想所具有的实际教育效果。在这一领域，有人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境遇里实施各种教育的主要路径应该是以价值为导向的，如果只是强调市场导向，就会把我们的未来引向功利主义的泥潭，进而会导致社会的“达尔文式”混乱和“利维坦式”战争，也会使各种奇形怪状的信仰形式抛露街头;而有些中国学者和部分国外学者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指出，中国至少在100年内会采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模式，既然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那么追求合理的利润、强调市场竞争、维护市场秩序就成为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可逾越的重要诉求。所以，提倡合理的功利主义是有利于中华民族未来的。事实上，无论是价值导向的教育精神抑或是功利主义导向的教育精神，只要不损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只要不危害社会的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所做的就是密切关注、合理引导、尽量疏通、因势而为，相信在上述教育精神的融合和变化中，中国社会的人才教育战略将会实现历史性的突破，中华民族教育振兴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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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冰心.小桔灯.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 杨贤江.新教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3] 赵朴初.片石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冯娅妮(1979-)，女，山东聊城人，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学生管理科讲师，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国际教育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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