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古代文学论文范文(3)
浅谈古代文学论文范文
《新唐书·选举志》说：“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为最盛焉。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家名臣者，不可胜数。遂使时局笃意，以谓莫此之尚。"唐人取士所以尚诗文，是因为诗文能够发挥性灵，畅达意气，不能以稍有作伪，以此涵育薰陶，顺其品质，无论刚柔狂简，一一裁而成之，以见于事业。(参邓子琴《中国风俗史》第四章)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云：“唐世举人，以姓名达诸主司，然后投献所业，踰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是已。"其中“诗笔"之说，是指唐人还把创作诗歌的手法运用到其他文体中去了。诗歌在当时的影响，于此亦可见一斑。
唐诗所以雄据中国诗史金字塔之颠峰，其地位连近世傲慢不可一世的的「进化论」者都不可动摇，也是因为它普及之广，底面积之大的原故。现在所知的2000多位唐代诗人中，其社会身分上至帝王将相，公卿士大夫，下至和尚、工匠、舟子、樵夫、婢妾，更多的是出身寒素的下层文士。元稹、白居易的诗不但传诵于「牛童、马走之口」，写在「观寺、邮候墙壁之上」，而且进入了今人所谓的「文化商品市场」，「街卖于市井」之中，供歌伎演唱，村童竞习(参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及白居易《与元九书》)。《集异记里》有一则故事，说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偶聚旗亭，“忽有梨园伶官数十人登楼会宴。三诗人因避席隈映，拥炉火以观焉。"渐而约定歌何人词最多，即分甲乙。昌龄高适诗先后被歌，之涣不服，又约“诸伶中最佳之人唱之……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二子争衡矣。"结果妙伎所歌，正为“黄河远上白云间"。其事虽不必有，但既出唐人所载，必为唐人艳羡。若以版税为生，名诗人当不必穷愁潦倒，吟诵什么《茅屋为秋风所破》了。
诗人而能生活在唐代，应该是一种幸运。他们吐词为句，发言为诗，任情率意，无不中规中矩。当然，必须是大家风范。只会写点“噢呀呀，我好痛苦好痛苦"，恐怕是没有“追星族"拽着找你签名的。
唐代这种钟灵毓秀的特殊风尚，形成了一个适合于诗歌发展的「大 环境」，一种有利与诗歌创作的「大气候」。诗歌之于唐人，有如空气和水，须臾不能相离，这也是后世不可企及的地方。五，不尽诗流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随着诗歌在唐代瀑布般奔涌之后，宋诗相对来说，更象一条经过人工补缀修葺过的河道，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这里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警僻的话：「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侯，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著伟大的诗歌创作 时代 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当然，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所以，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那末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了贪吃懒做的膏粱纨绔。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 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模仿和依赖的惰性。」
据说钱先生对《宋诗选注》并不满意，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五十年代的 政治 环境比较以后还算宽松，但是苏俄文艺 理论 已借助「批判俞平伯《红楼梦》评论的观点」，在古典 文学界声势浩大的传播开来，钱先生虽然无奈增加了阶级斗争的 内容 ，而小心地避开了当时流行的模式和用语，但是这本1957年刚刚完成的东西，在1958年就被拔了「白旗」。至今看来，这册薄薄的《宋诗选注》不仅编选眼光独特，而且序言和注解都别具一格， 被近些年来海内外的宋诗 研究 者奉为圭臬。
钱先生还对宋代的基本状况作了这样一番提纲挈领的形象评论：「宋朝收拾了残唐五代那种乱糟糟的割据局面，能够维持比较长时期的统一和稳定，所以元代有汉唐宋为『后三代』的说法。不过，这个『后三代』有点象『金三品』或者『诸葛三君』那样，是把铜去配比金子和银子，把狗去配比龙和虎。宋的国势远没有汉唐的强大，我们只要看陆游的一个诗题：《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宋太祖知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会把南唐吞并，而也只能在他那张卧榻上做陆游的这场仲夏梦。到了南宋，那张卧榻更从八尺方床收缩为行军帆布床。此外，又宽又滥的科举制度开放了做官的门路，既繁且复的行政机构增添了做官的名额，宋代的官僚阶级就比汉唐的来得庞大，所谓『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北宋的『冗官冗费』已经『不可纪极』。」
如果不拿同一把尺子衡量 历史 ，我们会发现各个朝代的优胜劣败原因不尽相同。汉唐盛大之际，周边谈不上有强敌，而宋代开国伊始，就面临北部和西北部民族建立的国家辽、西夏、金、元的轮番冲击，尽管纳币称臣，终不免国破家亡。所以有宋一代虽然是 中国 历史上一个重要的 发展 阶段，但谈起来总不免使后人摇头蹙额，痛心疾首。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如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就认为：「华夏民族之 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金明馆丛稿二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邓子琴《中国风俗史》也以宋为「士气中心时代」的发端，他认为：「中国宋代以后， 社会 、国家所以赖以维持不坠者，厥为一般士人之气节、做人之风格。」
从大文化史角度看，此说不但很有道理，而且至为重大。因为自唐代“安史之乱"后，先有藩镇割据，后有五代十国，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国势遂一蹶不振。于是有韩愈倡导儒学，自“古文运动"而上溯儒学道统，开“宋明 理学 "之先河，又有二程、朱熹以书院讲学，补济科举 教育 之偏颇，使中国文化得以体系性的延续和复振。而白居易出入佛道儒，通达性理的生活方式与态度，对宋代及后世文人 影响 也极为深远。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主流思潮的佛道儒“三教"也由北朝开始的“论衡"制度，经过较量融通，而在宋代实现了“圆融"。所以唐人尽可以潇洒，而宋人想潇洒也却潇洒不起来，只有以“达观"的面貌退而求其次。他们之所以好“讲"，正是为了实现这种文化磨合和复兴所必经的思辩。宋儒以“理学"著称于史，能够以讲究“词章义理"的“宋学"，与讲究名物训诂的“汉学"抗衡，靠的就是这种水磨功夫。
有人说，诗已被唐人做完了。后人如果不甘心，只有另僻蹊径。宋人也确实这么做了。他们一方面是“以文入诗"，开辟了“诗讲"一途，把诗歌当成文章来做;另一方面“玩潇洒"就另找方式，于是聪明地选择了唐五代看作“诗余"的小玩意儿“小令"，把它拿了过来，发展成为一种全新，而且更为复杂的文学形式，这就是名垂后世的“宋词"。既然有了宋词，我们似不必苛责宋人在诗歌上的絮叨了。
宋代诗坛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掌故，这就「乌台诗案」。北宋积弱，于是有「王安石变法」，也是改革积弊，力图振作的意思。王安石可是个敢作敢为的人，他的名言是「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把自周公设礼以来「敬天法祖」的大文化设计都抛在一边，可见决心和勇气。至于他变法的成败得失的评价，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情，当时不同意见 自然 不少，吵得不可开交了，于是出现了「党」，当时是「君子不党」的「党」，叫「朋党」。主张变法的执政派自然是「新党」，反对派或者有不同意见的人，则一刮塌子都被算作了「旧党」。「党员」的名单，是在他们倒霉的时侯，由对立面指认，用石碑把名字刻在上面的，不管参加活动，交纳「党费」与否，全然没有现而今因为功绩或功德，才能被「勒石纪名」的那般风光。
「乌台诗案」的受害者是鼎鼎大名的诗人苏东坡。「乌台」是负责官员监察 工作的机构御史台的别称。苏轼不同意王安石的很多政策，被目为「旧党」，追究他的舒?在皇上面前「锻炼」罪名时，说他「盖陛下发钱以本业平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求』;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无食盐』。其他触物事，应口所言，无不以讥谤为主。」
可怜苏轼才高八斗，无奈得如此生拽强咬，何况还有酷刑伺候着呢?只得一一交代作文篇目和过从友人，「其余委是忘记，轼有此罪衍，甘伏朝典。」这真是后世“坦白书"，“认罪书"一类文字的早期代表作，写过这一类文字的，很可以引坡翁为同调。平反以后苏轼曾回忆说：「是时约孙觉并坐客，如有言及时事者，罚一大盏。虽不指时事多不便，更不可说也，说亦不尽也。」又有《赠孙莘老》诗曰：「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这大概是「莫谈国事」的最早样板。这种拉扯时事作为 写作背景的办法，是把孟子「读其书，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的「知人论世」说反用之，现今的读者不会觉得陌生。这为后世开了一个及其恶劣的先例。王安石「新党」的主要继承人便是《水浒传》里出了名的恶棍蔡京、童贯等辈，他「改革」的流产原因，也就不问可知了。 六，模仿和创新
宋代以后的诗歌，更象一条人工运河，稳妥规整，顺直平坦，浩浩荡荡，沿着前人的定式流淌着，流淌着。却没有了激情澎湃，浪涛汹涌，尽管也想摆脱创新，但无论明人「宗唐」、「宗宋」之辨，还是清人「格调」、「性灵」之争，都象是河中偶尔出现的涟漪，顶多不过是个把漩涡，新鲜的思想和素材打这儿经过时，不过懒洋洋地打了个滚，又稳妥顺直地流淌下去了。
但是我们似乎也不可以因此指责说，这一千年间的文人都是无能的，因为他们的聪明才智是在另外的领域大放异彩，这就是接续宋词以后的元代散曲杂剧，明清小说戏曲。不过由于旨趣既多，难免不够专一，就象照像中想收入镜头的东西太多而散了焦，又象一个人既要双手不停地劳作，又舍不得抛弃背负的祖先流传珍宝， 自然 谈不上专一。明朝人袁宏道因此悟出应该「扬长避短」，反对复古拟古，主张创新变新，他说：「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 影响 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何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何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原不可以优劣论也。」(《叙小修诗》)他甚至破口大骂崇古剿袭之徒为「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人家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现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在而不诗哉!」(《与张幼于》)清人赵翼更有解嘲之语，道是「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们听来也不无道理，承认他们至少还有不输于前人的志气。
中国 文化推崇辩证法，但不是靠「否定之否定」 发展 的，而是在包容中继承，由包容中吸纳，从包容中融合，赖包容而发展的。「诗教」本为儒学大道，「诗言志」亦为儒学精要，做诗自然也成为儒学的一个部分。宋明「 理学 」被后人目为儒学的「二度复兴」，所以后来的科举中尽管以「制义」古文为要，但「试帖诗」也还是必修的功课。在诗歌传承上，唐代的「诗儒」杜甫理所当然得到了特别推重，他的诗格律工整，法度可依，不象李白那样才气纵横，飘忽不定。宋以后诗人大多崇杜，何况这些 时代 又有现成的苍生忧患可以描摩，可以抒写呢?
实际上，宋以后的诗是在模仿和创新中的摇摆。如果说，唐五代的诗歌评论，象和尚皎然之《诗式》和当过和尚的司空图之《诗品》还是品鉴赏析型的，所谈也多「明势」、「取境」、「雄浑」、「冲淡」一类，有如禅偈机锋，意会而不言传，那么宋人诗话就开始下笨功夫， 总结 起「作诗要诀」来。明清大量涌现的这一类著作，都谈得相当细致深入，具体而微，好比现在讲的「工艺流程」。李渔的《笠翁对语》「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还作为发蒙的教科书广为印发，为他开的出版社「芥子园」着实赚了不少银子。明代诗风先有以内阁宰辅「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雍容之作，愈久愈蔽，陈陈相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气体渐弱。」(《明史·文苑传》)为了矫正， 然后又有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这也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好意，可惜这些人的才识胆学，恐怕连「中」都不够，于是又出现了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他们「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依然复古，主张「(唐代)大历以后书勿读。」所以引出了前述袁宏道的一番痛骂。但袁氏「公安派」的主张，倒也将本求末，索性返朴归真，他认为：「今之诗文之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谓《劈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叙小修诗》)又说：「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答李子髯》)这当然是受明中叶王阳明以「王学」矫正朱熹「朱学」之弊端的影响，但一举步就要回到「上三代」，一投手就要扫尽几百年，毕竟都是行不通的。「王学」末路被讥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公安派」的世泽则一世而斩。同时又有钟惺、谭元春以奇峭幽深的「竟陵派」来矫正「公安派」，结果也差不多。明末也是个 社会 动乱而思想活跃的年代，很多方面颇象魏晋，但以诗坛而论，却又小气了许多，所谓两「派」，无论就实力还是影响论，都是「矬子里拔出来的将军」，或者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清承明制」，这不仅仅是指两代在典章制度层次的承袭，更重要的是文化意义上的继承。满州贵族二度入主中原时，既没有效法他们的先人夺取汴梁时的办法，将文物图书，宫室园林毁之一炬，人口财物掳掠一空，回到漠北受用，又总结了蒙古贵族顽强拒绝接收中原文化，以至百年后被逐入大漠的教训，一开始就决意在中原文化的根基上建立基业。他们以惊人的热情 学习 中国文化，以高度的自觉接受中国文化。这不仅使他们顺利地平息了江南士人和市民的反抗，康熙还利用「博学鸿词」的特科，吸纳了一批熟悉中国文化精要的「贰臣」加入了官僚行列。于是终于出现了宋明理学向往的「盛世」──康、乾之治。
「康、乾盛世」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后一个盛世，也是近世中西文化冲突交流以来的最近一个盛世，值得 研究 的 问题 很多。仅就文化而言，有几个值得一提的地方：
第一是「集大成」。中国漫长 历史 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各种 文学 艺术 样式，几乎都呈现于此时，尽管单独看来，并不是历史上的最高水准，但能「春兰秋菊，荟萃一时」，开成一个「博览会」，也并非易事。词作方面被誉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如纳兰性德及朱彝尊、陈其年等，散文方面如方苞、姚鼐等人为代表的「桐城派」，戏剧如孔尚任、洪升的《桃花扇》、《长升殿》，绘画如石涛、八大山人、「四王」和「扬州八怪」，长篇白话小说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短篇笔记体传奇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等，包括久已不作的赋体文学，等等。当然，诗坛也有吵得热闹的四派──王士祯提倡的「神韵派」、沈德潜标榜的「格调派」、翁方纲倡导的「肌理派」和袁枚主张的「性灵派」。虽然以前人 经验和后人眼光看来，这四派有一点象「瞎子摸象」，各执一端的味道，但是他们的 理论 准备、创作业绩和影响范围，显然都可以在宋代以后的诗坛上留一座席。
第二是「重总结」。这一时期文坛理论著述之多，是空前的。无论诗歌、散文、绘画、戏剧、都不乏大家之作，其影响直贯如今。其中袁枚的《随园诗话》、赵翼的《瓯北诗话》还比较全面的总结了前人诗歌创作的经验。
第三个特点是「善融通」。康、乾时代各种文艺样式之间的借鉴融通是相当广泛的，尤其表现在后起样式长篇白话小说上，如《红楼梦》是灵活圆熟地把诗词歌赋运用于表现人物，预示命运上，把戏剧手法运用于 组织故事，推动情节上，把绘画和园林艺术运用在营造典型 环境上。
这种成就其实和康、乾二帝的文化雄心是相匹配的。从《古今图书集成》到《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全唐诗》及《四库全书》等大型和超大型书籍的编辑汇刊，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相当及时的文化总结。作为皈依了中国文化的最后一代异族君主，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仿效历代英主，希望在「文治」上，包括文化建设上超迈前人。其中，乾隆弘历更是雄心勃勃，要作为创记录的「诗歌创作冠军」。据礼亲王昭?《啸亭杂录》记载，弘历的《御制诗》为「五集，十余万首。」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御制诗》是乾隆称帝六十年的诗作集，平均下来每天他要作将近十首。现存刊布的《御制诗》有五卷四万余首，加上当太上皇时的《余集》和皇太子时的《乐善堂集》中的诗篇，总计为四万三千五百八十四首。无怪乎他在去世那年回顾时得意地说：「予以望九之年，所积篇什几与全唐一代诗人篇什相埒，可不谓艺林佳话乎?」(《御制诗·余集》卷十九《鉴始斋题句跋》)当然，这更多的只是具有数字上的意义，而且即便是这种意义，也曾为沈德潜不得体的行为被大大地打了折扣。沈德潜既为天子近臣，而又兼着诗坛盟主之一，自然舍不得使自己为天子的代作之句埋没不彰，于是不知趣地偷偷地留下一笔私帐，沈死后乾隆极不放心，「命搜其遗诗读之，则己平时所乞捉刀者咸录焉，心窃恶之。」(参《清朝野史大观》)结果沈被死后戮棺。这事颇煞风景，全然没有了乾隆当日下江南，赐见已退休致仕的沈德潜时「水碧山明吴下春，三年契阔喜相亲。玉皇案吏今烟客，天子门生更故人」(《御制诗·赐沈德潜》)那份君臣「鱼水之欢」的风雅和情份。当然，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可以怀疑这首诗说不定又是哪个文学侍从之臣「恭拟」的。乾隆好以虚字入诗，有人很不以为然，鲁迅和周作人都作文挖苦过。可见如果单单是数量上的「吉尼斯世界记录」，那么不追也罢。
作为「文化政策」的另一面，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还罗织的细针密缕的「文字狱」，这正是自孔子删诗，创立「微言大义」说以来，由皇帝们亲自导演，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的连台戏。导演充利用了中国文字和词汇的多重歧义，搞得有声有色，卷进去的「演员」和「群众演员」又出奇地多，当时的观众可能都麻木了，但是后人看这场戏，却只有四个字的感想：「残不忍睹」。不料两百多年后，这个构思又被发扬光大，在更大的舞台上广泛深入地搬演起来，观众也上台充当了角色，其规模气势和富于想象，一定会令这爷儿仨汗颜，自愧弗如的。但这已是后话，按下不表。
乾隆逝后不到五十年，爆发了「鸦片战争」，中西文化开始了大冲撞，以后出现了太平天国，以洪秀全「奉上帝教」为思想武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社会变革的大波，然后有清廷所谓的「同治中兴」，诗坛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同光体」。这是最后一个传统诗歌的派别了。「五四」的文化选择，是「打倒孔家店」，全面批判以理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体系，紧接着开始了「文学革命」，白话诗和白话小说占领了文坛的主流，欧化的「新诗运动」也随郭沫若的《女神》、《凤凰涅?》大张旗鼓地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期拉开了帷幕。
但是，传统诗歌并没有相应地退出舞台，它仍然活跃在诗坛上，活跃在生活中，继续受到人们的喜爱。不仅深研传统文化的人士如陈寅恪、马一浮、熊十力、钱钟书等继续吟咏，一些新文学的闯将如鲁迅等私下也偏爱传统格律的诗歌。在文化上新旧交替之际，以传统诗歌形式反映时代现实 内容 的突出代表，首推毛泽东。毛泽东诗词不但为当代中国人熟悉，海内外评价也很多，就无须在下饶舌了。
七，结语
「诗为心声」。一部中国诗歌史，也可以看作中华民族的心路历程。通过《中华五千年，诗歌一万首》的选编，我们可以浏览到这一曲折动人的历程，或雄奇壮观，或哀恸欲绝，或蕴籍风流，或刚烈勇猛，或冲淡平和，或绚丽多姿，或愉悦兴奋，或柔情万种，或睿智明达，或质朴无华，或含蓄婉转……战争风云， 政治 兴衰，人际遇合，离情别愁，山川风物，民俗演进等等，也一一奔涌眼底。这是一个真正的海洋，但又不止于海洋般空间的博大，还兼有时间的悠远和想象的无穷。
「文化学」是一个当代热门话题。至于什么叫「文化」，据说上世纪末以来，中西学者已经提出了不下二百种定义。但我们认定的是以下这一种：即「文化是以 语言文字为符号的价值体系。」当今世界又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随着「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世界的淡化，随着「环保意识」增强， 科技 迷信的减弱，随着旧的价值体系崩解后，信仰危机的加剧，随着信息时代人们更明晰地认识客观世界后，对自身认识的需求，文化的意义再次凸现出来，如同纪元初始时期的「轴心时代」一样。有识之士已经开始认真反思人类的历史，展望着新纪元人类的未来。
诗歌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最本原而且最本真的艺术，它铭刻着人类的理性与情感，睿智与思索，想象与呐喊，坎坷与坦途。有人预言，今后艺术将成为人类的上帝。如果没有「彼岸」上帝的话，我想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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