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对有关经济主体伦理道德的思考
新形势下对有关经济主体伦理道德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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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08年9月初曝光的“三鹿奶粉事件”引起婴幼儿轻则肾结石、重则致命的新闻以来，在民众当中激起的反响又好象发生了8.8级大地震一样，网上的愤怒征讨、民间的无奈咒骂、百姓的失望疑惑、官方的应急举措、医院的络绎不绝……。在粮食掺假、农药残留之余悸还未平息之时，在大头娃娃事件仿佛还是昨夜噩梦还未休止之际，婴幼儿中毒伤亡事件又频仍发生，百姓的生存权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发展权遭到了可怕的威胁。某些人、某些企业为了追逐最大化的经济利益而人性沦丧、道德滑坡，当大家为这些义愤填膺时，每个具有责任心的理性的人不无陷入深深的思索。
1“三鹿奶粉事件”的原因
1.1事件的严重性
1.1.1数量之大：三鹿集团2008年9月11日晚发布召回声明，称自检发现2008年8月6日前出厂的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市场上大约有700吨。国家闻讯检查出22个问题奶粉品牌，并且象诸如三鹿、蒙牛、伊利、光明等等的所谓的名牌产品更是名列榜首。顿时，令人震惊、无语。
1.1.2伤害之广：据卫生部通报，截止9月21日8时，各地报告因食用婴幼儿奶粉接受门诊治疗咨询并已基本康复的婴幼儿累计达39965人;死亡2人，正在住院治疗的婴幼儿为12892人，其中有较重症状的婴幼儿为104人;已治愈出院1579人。
1.2表面原因
问题奶粉含有一种三聚氰氨的物质，它究竟是什么呢?据北京化工大学理学院副院长万平玉介绍，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在1834年最早合成三聚氰胺。它是尿素生产过程中的副产物，也是一种有机化工原料。一般被用于木材加工、塑料、涂料、造纸、纺织、皮革、电气、医药等行业。[1]
1.3实质原因
1.3.1标准与满足：按照国家卫生标准规定，婴儿一段奶粉的蛋白质含量不低于18%，二、三段为12-18%。厂商为了满足这红字标准、为了创立名牌、为了彰显优势、最终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不惜牺牲一切代价寻找低成本、高含量、创名牌的方法。
1.3.2检测方法
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有关人士说，在现有的国家标准奶粉检测中，直接测量蛋白质含量技术上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所以业界常常使用一种叫做“凯氏定氮法”的方法，通过氮元素的含量来间接推算蛋白质的含量。
这样就让富含氮的三聚氰胺就派上大用场了。试问我们的质检专家：“蛋白质等于氮吗?”检验蛋白质方法复杂程度的成本比伤亡婴幼儿还高吗?所取得的社会效益比目前免官职平民愤还低吗?
2“三鹿奶粉”反映的伦理道德问题
中国自古以文明而著称、以道德而传扬、以爱民而居功。可如今我们是社会主义了，但由于物质财富的贫乏，还远远不是马克思在一个世纪之前所描述的社会主义，还仅仅处于初级阶段，前无古人可效仿，后无子孙可借鉴，不免是“摸着石头过河”，“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没有经验的东西固然需要创新，但同时也不能抛弃先人遗留下来的经实践证明的行之有效的文明成果--伦理道德。
2.1经济伦理的重要性
2.1.1西方：经济伦理的思想基础可追溯至古希腊政治家梭伦“道德胜于财富”的思想，以及亚里士多德对财富的评价“挣钱是不得已而为之，财富显然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有用或者别的什么理由”。[2]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许许多多道德夫范、道德失灵现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最早在美国又兴起了经济伦理学的热潮。
2.1.2中国：古代已有义利之辩，孔子曾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董仲舒也曾表示“夫仁人者，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都说明了义重于利，道德高尚于纯粹追逐利益。
而我国现代只所以研究经济伦理方面的成果比较少，我认为与我国倡导市场经济比较晚有关。
2.1.3重要意义：研究经济伦理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邓小平对发展经济曾形象地说过：“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里应该指的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发展经济，达到共同富裕;这里的“好”应该指既遵循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法律，又遵循最基本的人性――伦理道德。温家宝总理也曾在2008年9月27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中曾对企业家提出两点要求：一要坚持创新，二要有道德。温总理于9月23日在纽约出席了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午宴上曾经说道：“一个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只有把看得见的企业技术、产品和管理，以及背后引导他们并受他们影响的理念、道德和责任，两者加在一起才能构成经济和企业的DNA。”
2.2 “三鹿奶粉事件”反映的伦理道德问题
2.2.1不实事求是、忽视社会主义道德。检验、检测机构对国家制定的食品含量标准不实事求是;对检测方法与手段妄自从简，不采取科学的论证与切实的措施，直至给不法商家造成漏洞可钻，严重缺乏为人民服务、以科学严谨态度对待工作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规范。
2.2.2地方保护、违反公务员职业道德。事故发生后，在群众反应病例时，政府官员地方保护，采取迟报、瞒报的方法，媒体保持沉默，最后到了病例越来越多、再也瞒不住了，政府才不得不上报，这些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严重损坏了公务员的形象，严重损坏了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
鉴于河北省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同志对三鹿牌奶粉事件负有领导责任，对事件未及时上报、处置不力负有直接责任，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免去吴显国同志河北省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职务;鉴于在多家奶制品企业部分产品含有三聚氰胺的事件中，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监管缺失，对此，局长李长江同志负有领导责任，同意接受李长江同志引咎辞去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职务的请求。
2.2.3不诚信、缺乏社会责任感。厂商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为了达到国家标准，生产时采取掺假的方法，事故暴光时又采取否定的态度，他们完全不顾消费者的利益，从不考虑消费者遭受伤亡事故时的损失与悲痛。厂商在这整个事件当中充当着一个赤裸裸的利益群体，严重违反了最基本的诚信道德，严重缺乏社会责任感。这也是突显的最主要的问题。
3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伦理
经济与伦理道德的关系虽然在某些牟利者看来是二律背反的，但从长远来看，二者仍然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经济对道德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可以扩充道德的研究领域，可以拓宽道德研究的范围。另一方面，伦理道德又可反过来创造良好的信誉环境，从而保障经济健康地持续发展。因此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伦理可以保障中国经济良性地、可持续发展。
3.1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牢固信念。
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存的经济体制，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不是象西方完全自由的市场，尤其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因此政府的适度干预是必要的。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全是放任自由的，今年九月初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政府救市计划及延续至今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但政府的这种干预是以发展国计、保证民生为主要目的;而不是为某些官员吃、卡、拿、要、勒索民众提供温床。政府官员必须信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最高宗旨，遵奉以人为本、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共产主义伦理道德。并且，经常开展一些反省、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要以实际行动践行这些伦理道德，不能只听于讲话，只见于报端。保护好、实现好广大老百姓的最基本的权利――生存权、发展权――是政府最基本的工作。
3.2反腐倡廉、树立贪财可耻的道德感。
常言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况且，人民选举代表在政要机构当职的初衷是让他们发挥才智为人民谋福祉、为人类解放与全面发展而行政、管理的。可是逆人民意志、反伦理道德的事件屡见不鲜、层出不穷，对负有责任的官员仅一“免”不能彻底弥补百姓的经济与身心损失，不能完全挽回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政府机关平时应该把反腐倡廉当作一项工作紧抓不放，谨记人民的利益，建立贪财可耻的强烈道德感来准确判断自己的行为;如有违犯者则严惩不怠，不仅用党纪党规的政治手段，还应用法律法规的惩戒手段。“干犯正义的人总是出于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确定无疑地伤害了一些具体的个人。因此，对它报以愤怒是理所当然的，而愤怒必然导致天经地义的惩罚”。“既然他们根本不会由于担心别人的痛苦而克制自己，那就只能用他们畏惧的东西来震慑他们。”[3]
3.3建立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职业道德。
实践规定着人们打算干什么，能够干什么;而道德则指引着人们为了何种目的，为了什么原因。
我们对各项产品的检测、检验都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国计民生的产品，但检测、检验机构一定要本着为人民负责的态度、采取正确合理的措施，不能动不动就拍脑袋、想当然地行事。不能敷衍地搞无谓的免检、走名牌误区，搞权钱交易;不能乱设一些质量体系认证机构，收钱了事，最终却把老百姓当小白鼠来实验。伤亡事故出来了，要么救助、要么官员出动解决问题，要么动用财政免费医疗，让其他纳税人的钱为这些错误买单。检测、检验、工商机构应该建立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职业道德，平时除了紧盯小商小贩以外，还要定期检查大企业、大品牌的经营情况，检查其“大”是否缩水，“名”是否符实。
3.4诚信经营、树立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明确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1款也规定了相应内容“经营者应当遵守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
虽然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利益最大化的追逐者，是增加财富的载体，但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应该是生产、销售、提供广大消费者需要的、健康、安全的产品与服务，而不是以牺牲他人权益而赚取血淋淋的金钱。企业应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诚信经营、及时披露真实、准确的信息，将自己的利益实现与社会责任紧密结合起来，真正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切实以消费者的需求为经营的出发点与归宿，将会更加得到政府的支持、消费者的信任，将会达到自己的预期目标。如果只抱着一时的侥幸心理、耍聪明、骗百姓，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曝光于天下、自食恶果。 “三鹿奶粉事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3.5树立高尚的幸福、价值观。
一个人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为人方式、行事手段。一个人的生活意义也决定了这个人的“本质如何，他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道路，他去向何方，为什么而奋斗。”[4]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的一分子，应该投身到这样一个神圣的事业上来，为人类的最终消除贫穷、共同富裕，为人类的最终解放、全面发展，为子孙后代的幸福安康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树立高尚的幸福、价值观，经常能为自己曾经而且正在做着的伟大而光荣的事业而兴奋、自豪。马克思曾经这样解释伟大与幸福：“对于那些思想高尚、致力于为全人类服务的人们历史称之为最伟大的人物;对于曾使大多数人幸福的人，经验颂之为最幸福的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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