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看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

时间：2018-11-14 14:35:50 诗琪1201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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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论述调查研究的文章，一部分是调查报告和土地法。其中第一部分收入了毛泽东写的《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1931年)、《<农村调查>序言和跋》(1937年、1941年)及《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这几篇文章是毛泽东同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调查研究实践经验的总结，内容丰富，理论性强。第二部分收入了《寻乌调查》(1930年)、《兴国调查》(1930年)和《才溪乡调查》(1933年)等多篇调查报告。在收入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进行调查研究的时间之久、规模之大、次数之频、内容之广在党的领导人中是独一无二的。毛泽东在实践中形成的调查研究理论对于我们进行社会调查无疑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一、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阐明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1930年毛泽东写了著作《反对本本主义》，文章劈头就提出一个重要的论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个论断是对调查研究重要性的言简意赅的概括。通读《文集》，毛泽东阐明的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把调查研究当作认识世界的一条重要途径

　　毛泽东说：“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要了解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向社会做调查”。[2]可以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马列主义的创立和发展，马列主义就是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所以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做了许多调查。”[3]毛泽东十分强调对中国革命的调查研究，他说：“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4]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十分落后。使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非下大力搞调查研究不可，因为“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比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5]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6]一句话中有三个“中国”，足见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调查研究的重视。因此，无论是《寻乌调查》、《兴国调查》还是《长冈乡调查》等，毛泽东都是立足于国内进行调查。这些调查研究对他认识农村、分析问题是极为有利的。“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7]，“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8]可见，认识世界，特别是认识中国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是基本途径。

　　(二)把调查研究视为解决问题、制定正确政策的前提

　　对于调查研究是解决问题、制定正确政策的前提，毛泽东说的很清楚：“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9]他认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10]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也必须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毛泽东指出：“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11]在1930年10月写的《兴国调查》中，毛泽东又强调：“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12]

　　在《文集》中，可看出毛泽东进行农村调查研究的一个特点就是与解决土地问题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正确的土地政策。在总结湘赣界1927年至1928年土地斗争的经验中，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起草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1929年，红四军向赣南、闽西发展，为了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毛泽东又深入兴国县农村进行调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更改，就是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一原则性修改。明确规定了土地革命所打击的对象是地主阶级，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这就使党的土地政策更加完善。

　　(三)把调查研究作为反对本本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手段

　　毛泽东于1930年5月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本本主义的突出特点是只唯上和唯书，而不唯实，以为凡是领导讲的都是对的，以为凡是上了书本的都是对的。毛泽东批评了这种盲目崇拜的迷信观念，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3]并把“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作为纠正这种本本主义的方法，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和使用了“思想路线”的概念，把调查研究同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联系起来，强调共产党人要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是实事求是。在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是反对和纠正主观唯心主义的手段，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

　　二、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实际上是强调了调查研究的方法问题

　　毛泽东在1931年的《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怎样做“正确的调查”呢?这就要掌握正确的方法。

　　(一)社会经济调查是社会调查的重点

　　毛泽东明确的指出：“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因为“作为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是社会各阶级，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14]所以必须重点进行社会经济调查。针对红四军中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有错误的问题，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就象挂了一篇狗肉帐，象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的故事，又象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的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15]毛泽东把社会调查规定为工作制度，红军政治部制订了详细的调查表，包括经济生活情况和农村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情况等项目。红军每到一个堤防，都要首先弄清当地的阶级关系状况，然后再提出切合群众需要的口号。

　　(二)阶级分析法是调查研究的最基本的方法

　　毛泽东曾说过：“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16]在阶级社会里作社会调查，必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他说：“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做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认识。”[17]

　　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根据自身经验提到：“我们调查工作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到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18]接着毛泽东给我们列出了13个阶级(有的是阶层)，并认为“我们的斗争策略就是对这许多阶级阶层的策略。”[19]

　　阶级分析法像一条指导性的此案所，贯穿于他调查的全过程，体现在他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等调查材料中，通过这些调查研究，使他逐渐形成了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关系的基本概念，“因此得出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20]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同盟军等问题的解决都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关系的调查了解基础之上的。

　　(三)深入化和持久化是作好调查研究的要求

　　毛泽东认识到肤浅的调查研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在《关于农村调查》中指出“我做了四个月的农民运动，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儿不深刻。”后来的深入调查，毛泽东才认识到农民运动“并不都是向他们所说的‘过火’，而是必然的，必需的。因为农民太痛苦了。”[21]只有“深切地了解一个地方或者一个问题，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22]

　　毛泽东强调了长期坚持调查研究的必要性。在他看来，“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做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事物，获得新知识。”[23]由此可见，持久化的调查研究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

　　三、提出要“眼睛向下，甘当小学生”，也就是说在调查态度上必须尊重和依靠人民群众

　　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二中，毛泽东指出“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4]他在《<农村调查>序言和跋》的序言二中，回忆起十多年前进行调查的情景，深有感触地说：“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25]他在兴国调查中，请来8个农民谈话。毛泽东和他们“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

　　翻开毛泽东的调查文章，我们仿佛看到他冒着风雨串街走巷，沿途调查，“他们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26]毛泽东在农村调查活动中，总是非常尊重普通人民群众，虚心地、热情地向他们学习，把他们作为自己的老师。翻开《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眼睛向下，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令我们十分敬佩。

　　毛泽东在总结农村调查研究的经验时，深有体会地说：“怎样使对方讲真话?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侦探，使人家讨厌。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作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27]由此可见，调查者要深入群众、承认自己的无知，掌握一定使群众讲真话的方法，才能使调查者和群众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进而才能保证调查研究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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