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背景下农民工融入中小企业发展分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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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晓红1由 分享
二、农民工自身素质障碍导致融入企业难的主要表现
在中国,只有农民具有了积极、进步、开放、文明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道德追求,实现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事业才算成功。但是,由于受生活环境的自然社会条件、资源禀赋和政策制度的影响,以及农村传统精神文化在农民意识中根深蒂固,当今中国农民的整体素质和现代化水平不高。从进城农民工的现状看,由于自身素质和体制、政策、城市居民等障碍,他们在城市陷于种种困境和挫折,他们的失范行为、与城市居民的矛盾与冲突以及犯罪现象,日益成为牵涉城乡社会结构转型、影响城市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更成为近几年来政府公共管理的焦点问题。这表明农民工是不可能自动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的。农民工问题除了制度和政策上的约束之外,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农民工是否真正完成了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换,不仅仅是他们职业身份的转变和居住空间的转移,更需要他们的思想观念、社会文化发生转换。农民工自身素质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低下的文化水平。从农民的文化素质来看,仍存在一个庞大的文盲、半文盲阶层。首先表现在文化程度低,其次表现在技术素质低。目前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8.2%,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9.3%,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1.9%,大专学历的仅占0.6%。我国在《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中指出,目前,我国农村有1.5亿富余劳动力,每年还要新增600万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缺乏劳动技能,难以在城镇实现稳定就业。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在2001年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占18.6%。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新兴产业的兴起,社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缺乏转岗就业技能的农民工的转移就业领域将越来越窄,转移就业难度越来越大,农民工素质亟待提高。
二是陈旧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指人的思维结构及运思路径,它体现着主体在通向客体、把握客体时思维要素的组合方式。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着人的思维能力和思想水平的差异。邓小平指出:“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还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传统的小农思维方式表现为因循守旧、求稳怕变、自我封闭、知足常乐,很难具有广阔的视野和灵动的思维,它极大地束缚和压抑了农民的思想水平和创造能力,严重制约了广大农民在思想和行动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是古老的生活观念。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农民形成了诸多古老的生活观念,其中已基本不能适应时代需求的有如下几种。(1)乡土观念。对本乡本土的依恋使农民普遍具有安土重迁的观念。这正如费孝通指出的:“乡下人离不开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这种乡土观念现在已不适应农民工的市民化,不利于新型社会人际关系的形成。中国农民对乡土的特殊感情使得他们特别注重同籍同乡之间的联络。在北京务工经商的江浙农民在遇到问题时一般都想到去找同籍的京官。(2)还不同程度存在着宗族观念、重农轻商和小富即安思想、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和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平均主义观念和特权主义思想等。(3)淡薄的法制观念。农民工对法律知识的认识及接受能力差,法律知识贫乏。遇到诸如拖欠克扣工资、随意提高劳动强度、乱收费等损害他们合法权益的现象时,往往采取极端手段,缺乏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
三、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融入中小企业发展的对策分析
一是克服农民工的过客心态。只有具有家园意识的人,才会有主人翁的意识,关心和参与家园的建设。由于土地牵制和户籍限制,大多数农民工将自己的未来定位于农村,加上城市中偏见与歧视的客观存在,促使农民工对城市形成过客心态,对城市没有“我们群”和“主人翁”意识,只有陌生人的感觉,认为城市再美丽,建筑再雄伟,环境再干净,那也是城市人的城市,与自己无关。农民工“主体意识弱影响其在城市中的政治参与和公共行为”,因此,必须克服农民工自身对城市的过客心态,培养农民工的主体意识。只有如此,农民工“不仅会自强自立,而且会关心社会,爱护城市”。
二是重视农民工自身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教育。第一,“所谓教育农民,主要是解决农民的思想认识问题和政治立场问题,用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武装他们的头脑,提高他们的思想文化素质,增强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克服落后的、保守的小农意识。”应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使农民工逐步形成适应城市生活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道德水准。城市与农村,两种文明,两个“世界”。城市政府及相关组织要通过多种形式,对进城农民工进行现代观念、文明准则、法制观念和城市意识教育,逐步引导新市民破除封闭保守、急功近利、小富即安、随心所欲、自由散漫的小农思想和意识,逐步形成与现代城市生活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特别是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树立和不断增强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规则意识、卫生意识、生态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合作精神、开拓创新精神,学会和善于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等关系。把中华传统美德、国外可供借鉴的道德不断注入广大新市民的头脑中去,使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道德水准不断跟上现代城市发展的步伐。第二,统筹发展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目前,中国农村教育状况极大地影响农民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速度和实现农民现代化的进程。著名现代化专家英格尔斯认为:“在决定一个人的现代性水平方面,教育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必须进一步改革农村基础教育,调整好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农村教育教学与生产生活的联系,注重对学生科技素质的教育和培养。农村职业教育目标应从学历教育为主,转向培训服务,树立大教育的观念,在保证九年义务教育的前提下,增加职业教育的内容,以使更多的后备劳动力在义务教育中就接受到职业技能的教育。农村劳动力转岗转移职业继续教育是农村教育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要利用已有的综合性职教中心和农村成人培训网络,有计划、有重点、分步骤开展农村人口转岗培训,增强农民发展二、三产业和务工经商、进城谋生的技能和本领。无论是农村基础教育还是职业教育、继续教育,都要把创业教育作为重要部分,积极传播新思想和新价值观,不断提高农村新一代劳动者的现代性。第三,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关系到国家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体制问题,应加快改革,实行城乡公平、地区公平的国民义务教育制度。应该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标准,确定中央对于各级地方政府义务教育经费的支出,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基本教育问题。在过渡期间,应允许城市里专门解决农民工子女基本教育的民办学校存在,政府应对城市内的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办学条件予以补贴,提供基本的场地,并严格监督不得乱收费。
三是加强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使农民工尽快提高职业技能。针对进城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大多年轻力壮,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但是与城市就业岗位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必须通过就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科技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提升人力资本的质量。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城市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才能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实现新市民的转化。这就要求政府和新市民必须做出双向努力:一方面,要根据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建立适合新市民特点的、符合多层次需要的职业培训网,发挥农民工输出地、输入地以及相关用人单位的积极性和优势,携手合作,共同做好针对性的职业培训工作,从根本上提高新市民的文化素质和在城市就业竞争的能力;另一方面,对于进城的新市民来说,必须明确提高职业技能对取得市民资格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增强自身提高素质的自觉性,尽快完成由农民工到新市民的内涵转化,真正成为合格的城市市民。
四是确立以人为本的企业发展理念。对中小企业本身来说,要确立以人为本的企业发展理念,贯彻现代企业制度的管理方式。世上没有万能的管理模式,各产业有各产业的特点,各企业有各企业的价值链,管理模式可以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说,一种科学的先进的管理模式,必须是围绕着如何让企业保持良好的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一核心目标展开和建立的,应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点: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实行董事、监事和股东三会监督机制下的总经理负责制。企业有明确的竞争战略和准确的市场定位,企业的竞争关键在于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或服务,因此,企业需要结合实情进行详细的调研分析和系统论证,制定正确的长远规划和明确的市场目标。重视企业制度、文化的建设和实施,注重企业整体形象和整体竞争优势,有鲜明的企业理念和独特的企业文化氛围,员工有强烈的归属感和敬业精神,有良好的公众意识。高效的决策机制和完备的管理体系,实现企业效率、活力和稳定发展的均衡。注重产品、组织的创新和高科技的不断引进投入,重视产品的品牌建设和售后服务,以科技领先、思想观念领先,等等。
注释:
①谢建社《新产业工人阶层——社会转型中的“农民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②张谋贵《伟大经济现象背后的城市“边缘人”——对歧视农民工现象的思考》,载于《学习月刊》2003年第4期第27至28页。
③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关系》,载于《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635776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
⑤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页。
⑥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3页。
⑦袁银传《小农意识与中国现代化》,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
⑧英格尔斯《从传统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