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黄远生的新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论文
浅谈黄远生的新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论文
黄远生是我国著名的新闻思想家，他的新闻思想对于我国的新闻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下面是学习啦小编带来的关于黄远生的新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黄远生的新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论文篇1：《浅谈黄远生的新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摘 要：黄远生是我国近代新闻史上著名的新闻实践家之一，被称为“报界之奇才”，他的作品中包含了丰富的新闻思想，虽然他从事新闻工作只有四五年的时间，但他所写的大量的新闻通讯、报刊争论以及他提出的办报理念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黄远生 新闻思想 现实意义
黄远生,原名为基,字远庸,被戈公振誉为“报界之奇才”,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著名记者,是我国新闻事业勇敢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个以新闻采访和写作而闻名于世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
黄选生的记者生涯是从民国元年与蓝公武、张君劢共同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开始的，因其抨击时政立场鲜明见解独到而名声远扬，当年梁启超的《中国三少年》一文中就曾对民初三个年轻人大加赞赏，其中第一人就是他。由于黄远生本人身居高职，留过学，了解国内外的情势，以致于写的文章比一般记者要略胜一筹，虽然从事新闻工作只三四年，但在新闻界已名声斐然，与刘少少、丁佛言同被誉为“新闻界三杰”。他主编过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曾先后为当时几家著名的报纸比如上海的《东方日报》、《时报》、《申报》和北京的《国民公报》、《亚细亚日报》担任特约通讯员为他们采访供稿，还常常在《东方杂志》、《论衡》、《庸言》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他的文章亲切自然、真实可信、有条有理，与当时杂乱无章的议论、激烈攻击谩骂的政党报纸文章形成了鲜明对比。
黄远生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是他的新闻思想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他之前，维新改良派在办报思想上一直秉承梁启超的观点，即认为报纸是“去塞求通”的工具，其作用不外是“宣上德”、“达下情”、“知中外”而已。黄远生在《少年中国之自白》、《本报之新生命》、《忏悔录》、《新年闲话》等文章中明确表述了自己的新闻思想。
一、新闻报道及评论
第一，主持公理，认为新闻记者应有“良心”应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少年中国之自由》文中,他主张办报应“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而以公明之舆论,督责此最有权力者”。他回忆辛亥革命前虽然“文字祸烈,专制淫威”“酷法严刑”,尚能“指斥权贵”,不料到了民国,讲真话的自由、批评的自由反而不及当年,禁不住发出了“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的慨叹。
第二，在新闻报道上力求真实、客观、公正、全面。在为《庸言》发表的《本报之新生命》中，他对自己的办报方针作过这样的表述:“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故吾曹对于政局，对于时事，乃至对于一切事物，固当本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但决不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决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张。且吾曹有所主张，以及撷取其他之主张之时，其视综合事实而后下一判断之主张，较之凭恃理想所发挥之空论，尤为宝贵。若令吾人所综合事实，尚未足令吾人下笔判断之时，则吾人与其妄发主张，贻后日之忏悔，不如仅仅提出事实，以供吾曹及社会异日之参考资料，而决不急急于有主张。盖吾人此后所发表者，演绎的理论，决不如归纳的事实之多。”
二、记者的素质
他在《忏悔录》中指出“新闻记者须有四能”，即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存在，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求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
三、“新闻通讯”文体—黄远生新闻思想的集中体现
黄远生在民初开创了以内容深、文风新的“新闻通讯”文体而负盛名。
黄远生新闻通讯的特色之一是：多独家新闻，一手材料，重大政治内容。抓独家重大新闻，往往是记者的追求，多苦于难以捕捉，而黄远生是捕捉的高手。他所写的通讯大多是关于国家政治、外交、财政方面重大内容的报道。由于他学贯中西，中过进士，留过学，又曾涉足宦海，人生经历丰富，对国际时事、国内政界情况非常熟悉，使他在民国总统、内阁、各部总长及党政要员之间交游肆应，周旋自如，了解重大政治动向、官场内幕消息特别灵通，常常能采访到他人采访不到的独家重大新闻，并通过他深邃的思考、敏锐的观察、如椽的妙笔反映出来，将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告之世人。
黄远生新闻通讯的特色之二是：针砭时政，辛锐深刻，淋漓尽致。黄远生满怀爱国热忱，对民初窃国弄权的袁世凯及其一帮趋炎附势、助纣为虐的附庸深恶痛绝，以犀利之笔写下大量辛辣尖锐的通讯，针砭时政，淋漓尽致，毫不留情。他认为民初的政治舞台“乃有黑幕而无明幕”。另一方面，他的笔下有人民的血泪，有他发自肺腑的呐喊。当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二十一条”的屈辱条约时，黄远生在《新闻日记》里一一记录他深刻的爱憎。1915年8月7日，他写道：“秦皇岛已到有日本鱼雷艇四军舰一矣!关东州下戒严令矣!胶济路已戒严矣!威吓强迫，无所不用其极矣!盖日人此次举动，在吾国为深仇大耻创巨痛深。”
黄远生新闻通讯的特点之三是：幽隐毕达，入木三分，词兼庄谐，文采夺人。黄远生的通讯所以能饮誉不衰，还因为他那匪人所及的妙笔。正如邹韬奋所说“写得实在好。”语言文字的驾驭有其极富个性的独特魅力。状物叙人，寥寥数笔，栩栩如生;描绘细节，则须发毕现，幽隐毕达;解说评判，又亦庄亦谐，议论风生。其笔酣墨饱的通讯，常是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且信手拈来，妙语天成。
如果说黄远生的新闻思想及办报方针表现了他对新闻传播的功能及舆论机关的使命的认识的话，那么他在新闻记者的素养方面则有更卓越的贡献，对当今社会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新闻记者必备的基本素质和修养，黄远生在自己的新闻实践中总结出完全符合新闻采访客观规律的所谓“四能”：一，脑筋能想;二，腿脚能奔走;三，耳能听;四，手能写。
黄远生认为，“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我们从他的新闻实践中，可以看见他是非常注重调查研究的，而且具备这方面的种种素养。这种种素养在他身上的表现首先是深入实际，其次是在调查中处处作到细致，周到、严密和认真。他的好友林志钧说，黄远生写新闻通讯，“所费力的”就是到处“一一收集材料”，而且这材料要求都是第一手的，即“直接由本人得来的”。尽管这样，他还不满足，还要“和事主对证明白”。黄远生反对只凭道听途说去写文章、搞报道，他在《最近之北京》一文中，曾批评有些“新闻家以耳当目”，凭听来的消息就以讹传讹地去写文章，结果闹出不少的笑话。他写文章，总是走出去，到实际中去作深入的调查。如他写的通讯《历历伤心录》，从“ 蒙古近状”到“中俄交涉”，最后分析“借款关系”，全是用他调查收集来的事实，读者读后都很信服。这就是他所主张的“脑筋能想”的结果。
“四能”中的第二能—腿脚能奔走，更是一个做记者的基本条件。黄远生对“能奔走”的解释是“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存在，以时访接，是为能奔走”。他本人交际甚广，家中常是客人不断，方方面面的友人，言谈之间，为他提供了大量的新闻线索和材料。以时访接，他更是得心应手，“常人所不能到之地，远生无往弗届。寻常所不能见之人，亦不得要领者，远生必有素焉，使之不能拒绝”。
“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这是远生对“耳能听”即记者三能的阐述。黄远生就很善于从听来的消息中透过现象抓实质，“由显达隐”地写出有份量的文章。如看完题为《库伦独立后之外交》的通讯，黄远生开宗明义地指出：“库伦独立后，俄国国家及国民种种活动，汇而记之，不仅是以识外事，即将来中俄交涉果之几微，亦在此矣”。事实证明，中俄交涉之结果，正如黄远生的预见。作为一个记者，必须善于“听”。黄远生身体力行，为我们作出了示范。
“手能写”是黄远生主张的作为记者应当具备的一能。何谓能写，“刻画叙述，不盘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这是黄远生对“能写”而提出的要求和标准。刻画一个人，形象逼真，“须眉毕现”，叙述一件事，如临其境，很有现场感。翻开黄远生的通讯，可以说随处可见其高超的文字表达六。黄远生提出的新闻记者的“四能”，全面准确地概括了记者从采访到写作的业务的客观规律。这一见解不仅是在当时，就是对于我们今天，关于记者素质的培养，记者能力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也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作为一个著名的卓有成就的新闻记者、政论家，黄远生是当之无愧的，我们在总结和探讨他的新闻思想的同时，更应该将他的新闻思想贯彻到实践当中，学习他作为新闻人高超的工作能力和公正不阿的品质。黄远生丰富的新闻实践为我国新闻工作者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是我国新闻工作者永远学习和继承的光辉典范。
黄远生的新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论文篇2：《以新闻五要素为框架探究黄远生新闻传播思想》
黄远生是民国初期的著名记者，被誉为“报界之奇才”，其新闻传播思想对后世有着一定影响。作为一名采访记者，他的新闻思想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与新闻实践联系紧密。以新闻五要素为框架，结合其新闻传播思想的实践性，对黄远生关于记者素养、报纸作用与报道特征的新闻传播思想进行探究。黄远生在短暂的新闻生涯中，对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为后人在新闻道路上前赴后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黄远生新闻传播思想新闻五要素实践性黄远生，名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1885年出生于江西德化的一个书香世家。黄远生是我国民国初期的著名记者，被誉为“报界之奇才”“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新闻通讯文体的开创者，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黄远生早年从日本留学归来，自弃功名投身新闻业，从1912年开始记者生涯，至1915年被暗杀，从事新闻业不过短短数载，但却参与主编《少年中国》周刊、《庸言》月刊，并在多家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二百多篇，后被其好友整理收录在《远生遗著》中。
对于这样一位民国报界的传奇人物，后人对于黄远生的研究并不鲜见，但大量的研究都停留在对其“民初著名记者”“报界奇才”“通讯界大师”的身份评述以及他的采访能力和“四能”专长的介绍上。即使对黄远生的新闻传播思想进行研究，也常囿于已有的范式与研究基础中，仅仅对其部分思想进行介绍，而没有系统地、逻辑地归纳与评析。
同时，在研究素材的选择上，大多数研究者也主要以《远生遗著》与以往的研究论文为参考，忽略了黄远生主编的《少年中国》和《庸言》刊物，造成了研究结论的重复性。
黄远生的职业身份主要是一名新闻采写记者，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报人。他虽然创办和主编了两本刊物，但是时间都非常短暂。黄远生在从事新闻业的短暂时间中，将大量的时间精力依然是投入在新闻采写上。因此，黄远生的新闻思想不像王韬、张季鸾等报人一样系统，但却具有十足的实践性。这也是黄远生新闻传播思想的一个巨大特点。他将自身对新闻工作的切身体会和经验总结融入到了个人的新闻传播思想中。
基于以上几点，本文将从不同于以往研究的视角，对黄远生的实践性新闻传播思想展开新的探讨。
新闻从业者对于“新闻五要素”都十分熟悉。“新闻五要素”要求一篇新闻报道要讲清楚“何人”，在“何时”“何地”，为“何因”，做了“何事”。既然黄远生的新闻传播思想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本文试图借助新闻报道中最基本的新闻五要素作为框架对黄远生的新闻传播思想进行探究。从宏观的视角来看，新闻生产过程中，“何人”，在“何时”“何地”，为“何因”，做了“何事”，便是记者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实现报刊的办报目的，进行的新闻报道。因此，本文着重探究黄远生新闻传播思想中的“何人”记者素养、“何因”办报目的与“何事”报道特征。民国时期的时代背景研究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此处不做探讨。
一、“何人”：记者素养
记者作为新闻五要素中的“何人”，是新闻生产的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因此，记者的素养对于新闻生产来说至关重要。高素质的记者在新闻生产还未开始前，便能够把握住大方向，在新闻生产过程中，能够精细采访与写作，在新闻生产结束后，能够反思过程利弊。
黄远生在《忏悔录》中提出新闻记者应具备的素质。“须有四能：(1)脑筋能想;(2)腿脚能奔走;(3)耳能听;(4)手能写。调查研究中有种种素养，是为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为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
如此看来，脑筋能想的记者在平时便有许多新闻想法与创意，看待问题的视角也与他人不同。在新闻采访开始前，记者便有诸多想法，而采访时也能够不断涌现新的问题与观点。为了采访到最详实最准确的新闻素材，记者要能奔走，要能够在第一时间赶到新闻现场，要擅于东奔西走挖掘事实真相。成天坐在办公室里打电话采访的记者不是好记者，更不能获得实地采访得到的信息。好记者要擅于倾听，并且要擅于触类旁通，由此知彼，但不能道听途说，面壁撰文，而要以事实为基础，擅于动脑筋。当把以上3点都做到后，记者还要精于写作，要能用练达精简但却富有文采的语言将新闻真相表达出来。
唯有做到如此，才能称得上一位好记者。而好记者是新闻生产的基础，更是新闻生产的决定者之一。没有好记者，哪来好文章?哪来新闻生产呢?
二、“何因”：办报目的
办报目的，是新闻五要素中的“何因”，即记者写新闻报道从事新闻活动的原因。办报目的，同时又可理解为报纸要实现的功能和任务。在黄远生的新闻传播思想中，办报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报纸到底要实现什么功能和任务呢?
1.督责当权者
对当时中华民国的最高统治者袁世凯，黄远生一直用自己手中的一支笔对其督责。他对袁世凯窃权专制禁锢言论严加抨击，指出前清时记者尚可“指斥乘舆，指斥权贵”，而袁之专权“自由不及前清远甚，岂中国固只容无法律之自由，而不容有法律之自由乎?”
除此之外，黄远生还认为对总统的督责需要报刊和国人一同努力。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黄远生这样说到：“故本报对袁之宗旨，实系为国家让一步，不愿绝对排之。亦欲勉袁进一步，而愿普天下皆以公明之正义督责之，而我今则为其前驱者也，为其牺牲者也。”
但报刊所应监督的，不止总统一人，只要是当权者，均在监督的范围之内。“本报发愤立愿，将对于今之总统、政府、政党、议院及言论界，尽相当之忠告。所注目者，绝非袁总统一人。”
2.为“民生社会请命”
黄远生认为除了督责当权者，报纸还要为民生说话。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他主张报纸要“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使百年之后，吾黄钟犹有再兴之日”。报纸作为舆论机关，不仅要和百姓一起监督政府，揭露政府的丑恶一面，还要替百姓考虑，帮助百姓大声疾呼，让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报刊呼号而不平，或为大总统之私，或为政府之私，或为官僚之私，或为党会之私，或为豪强雄杰奸商著猾之私，固有丝毫分厘为民生社会请命者乎?”在《平民之贵族，奴隶之平民》中这掷地有声的探问，道出了当时社会报刊为权贵呼号的社会现实。黄远生誓为“民生社会请命”，不畏权贵。
向上督责当权者，向下为“民生社会请命”，这两者共同构成了黄远生新闻传播思想中的办报目的。
三、“何事”：报道特征
记者为了督责当权者和为“民生社会请命”，进行新闻报道，这便是新闻五要素中的“何事”。黄远生对于新闻报道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实践。
1.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真实全面
在《本报之新生命》中，黄远生说：“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故吾曹政局，对于时事，乃至对于一切事物，固当本其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但决不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决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张。”
过去的文章多含有作者的主观态度，而少有客观的叙述。黄远生认为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不应加入作者不能确定的任意而言的观点。对于一切事物，如要发表评论与主张，也要是真实全面的观点，并且不能够要求别人都接受自己的观点而盲目排斥其他主张。
在当时社会，新闻报道的不正之风盛行，能在环境压力之下提出这种观点实属不易。
除此之外，黄远生还说“以今日大势，固已指导吾人趋于研究讨论之途，决不许吾人逞臆悬谈腾其口说故也。”他反对一些记者以闻传闻，道听途说写报道，更反对“一人杜撰，万报誊写”的现象。他对报道及评论的真实性是非常严肃的，所以他自己十分重视跟踪采访，掌握第一手材料。
2.通讯见长
黄远生是新闻通讯文体的开创者，其“远生通讯”被视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明国初期以前，著名报人多以政论见长，而黄远生则开创通讯局面之先河。由于一般的新闻报道内容简单不足以反映新闻事件的全貌，他便在大量的新闻事实采写基础上，将更多内容写到新闻报道中，形成了一种比消息更加详实丰富、生动有力的报道文体，后发展成为当今的通讯文体。黄天鹏在《新闻文学概论》中说：“自黄远生出，而新闻通讯放一异彩”，“为报界创一新局面”“崛起而为通信界之大师”。
黄远生对于通讯文体的贡献，可见其新闻传播思想中极强的实践部分。
四、结语
黄远生作为一名职业采访记者，他的新闻思想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与新闻实践联系紧密。本文以新闻五要素为框架，结合其新闻传播思想的实践性，对黄远生关于“何人”记者素养、“何因”报纸作用与“何事”报道特征的新闻传播思想进行了探究与梳理评析，发现黄远生在短暂的新闻生涯中，对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为后人在新闻道路上前赴后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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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远生的新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论文篇3：《浅谈黄远生媒介使命观及其新闻实践》
摘 要：黄远生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卓有成就的政治记者，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黄远生在他的新闻活动中，提出了“为民生社会请命”的媒介使命观，并且通过其新闻实践来阐释这一媒介使命观。
关键词：黄远生;“为民生社会请命”;媒介使命观;新闻实践
一、引 言
黄远生(1885—1915)，原名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德化(今九江)人。曾祖父黄凤楼，清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科进士，历任安徽歙县、铜陵、繁昌、当涂、阜阳等地知县，太平府同知，江南同考官等职。叔伯父黄儒荃、黄儒藩、黄儒濂均为举人。父亲黄儒藻，字镜恒、诸生，是个秀才，在乡里素负文名，被誉为“文采秀发”。母亲姚氏，出身名门望族，是候补员外郎姚兰阶之女，习礼明诗。1903年，黄远生参加县试， 即为“秀才”，随后考中举人。1904年，中进士，成为当年考中光绪进士的最年轻者。后到在日本学习法律，回国后，做官两三年后，后因李盛铎的一番话：“吾见欧土之谙近掌故者，多为新闻撰述家，以君之方闻博涉，必可成为名记者。” 黄远生开始致力于新闻实践工作。曾先后担任《申报》、《时报》的驻京记者，并积极为《东方日报》、《国民公报》、《亚细亚报》撰稿，还主编过《少年中国》周报和《庸言》报。
在我国新闻史上，黄远生是第一个卓有成就的政治记者，是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黄远生从创办《少年中国》周刊开始，他就提出了“为民生社会请命”的媒介使命观，并且他在新闻实践中很好地阐释了这一媒介使命观。
二、“为民生社会请命”：黄远生的媒介使命观
黄远生所处的时代，北京舆论界是报人、报纸被“据为私有”、“正气消沉”，报纸言论堕落。为此，他指斥一些不良报人“袁总统以马为鹿，我亦不敢以为马;袁总统以粪为香，我亦不敢以为臭。此其人，除为袁氏之家奴或走狗外，有何用处!我不知之矣。[1]”而“举国言论趋于暮气，趋于权势，趋于无聊之意识，不足以表见国民真正之精神。[1]”在看清当时舆论界的状况后，黄远生认为，报馆或为大总统、或为政府、或为官僚、或为党会、或为豪疆雄杰奸商著猾私人占有，黄远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新闻媒介“不能据为私有”，其使命是“为民生社会请命”。
(一)办报应“主持正论公理”
1912年，黄远生与蓝公武、张君劢三人在北京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任主编。黄远生在为《少年中国》周刊撰写的《少年中国之自白》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少年中国》周刊发行的动机，他说：“今请述少年中国发行之动机”，是因为“神州之正气日以消绝，遂令堕心丧气，亲见大难之将至。[1]”面对这种状况，黄远生认为作为舆论机关的报纸应该“发挥公论于一二”，“一新政治或社会之空气”，应“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使百年之后，吾黄种犹有再兴之日。[1]”黄远生这种办报“主持正论公理”，反映了民众的要求。
黄远生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一文中还说 “吾少年中国之发行，亦仅积鲠在喉，不能不吐。幸以三人积鲠相同，乃遂相共而倾吐之。[1]”黄远生大声疾呼：“夫人生之最惨，莫惨于良心之所不欲言者，而以他故，不能不言，良心之所急于倾吐者，而乃不得尽言，而身死或族灭乃次之。[1]”他以“为民请命”为己任，“牺牲耶，我等不复计也。”
(二)记者应“为民生社会请命”，为国民服务
黄远生认为记者应该“为民生社会请命”，真正为国民服务，他在《平民之贵族奴隶之平民》一文中指出，今天，中国没有平民，那些称呼自己为平民的，其实是那些争权夺利、争自由的贵族等等，真正的平民，则是奴隶。大总统、革命元勋、官僚政客、新闻记者、奸商著猾、豪疆雄杰等不过百万的人享有全国最高的俸禄，然而三万万九千九百万的国民，“则皆呻吟憔悴，困苦颠连，于莫敢谁何之下，而供租税服劳役者也。此其人口不能为文明之言，身不能享共和之福，皆以供百万贵族之奴隶狼藉而已。非大总统及政府之所能顾念而珍惜，非舆论机关之所屑为代表而呼吁，非彼堂堂政客之所屑为调查而研究。[2]”作为“舆论机关”的媒介没有为这些颠沛流离的国民大声呼喊，我们的新闻记者不但没去管国民的疾苦，反而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国民的幸福之上。他提出记者之流，“亦能造作文字，遇事生风，然何尝稍益于衣食我而恩厚我之同胞。今若有人创意曰，此少数者皆可杀，则记者必先自服上刑矣。[2]”这是黄远生对“必杀之人”的一种假设，但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他要求新闻记者应该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幕、为人民讲话。
(三)办报应对当政者进行监督
黄远生强调办报要对当政者进行监督，这是为他所主张的新闻媒介要“为民生社会请命”的使命观服务的。他继续记者应该“指斥乘舆”、“指斥权贵”的主张，并提出要敢于指责皇朝与皇亲国戚，监督那些最有权力者。他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黄远生重点说了对袁世凯总统这一最有权利者的态度，“以公明督责，督责此最有权力者”。他说：“希望于各党派或言论界者，在以公明之心，政治之轨道，忠告袁公。[1]”“本报对袁之宗旨，实系为国家让一步，不愿绝对排之，亦欲勉袁进一步，而愿普天下皆以公明之正义督责之，而我今则为前驱者也，为其牺牲者也，持论或有偏激，宗旨决不少变者也。[1]”
三、用新闻实践去阐释“为社会民生请命”的媒介使命观
新闻事业活动首先是以通过这一活动所解决的使命和任务为特征[3]。新闻事业活动从使命观的确立开始，通过新闻实践去实现预期的结果。黄远生在他的新闻事业活动，以自己的新闻实践诠释“为民生社会请命”的媒介使命。
(一)忧国忧民，悲观“社会”，同情“民众”
民国初年，中国内忧外患、濒于绝境，整个社会充满凄楚与失望。面对这样的情况，黄远生忧国忧民，他以一名新闻记者特有的体会和观察，用大量的通讯、政论文章为社会立言、为民奔走呼号，对整个社会表现出一种悲观，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的疾苦充满同情。 俄蒙协约，西藏问题，日本对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等很是触动黄远生的悲观情绪。特别是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屈辱条约，远生很悲愤，进行了连续报道。从日本无理要求的具体内容，当时中国政府的态度，日方报纸的舆论，谈判中的各种动向，他都写在《新闻日记》里，使人们了解事件真相。他在1915年5月7日写道：
“秦皇岛已到有日本鱼雷艇四军舰一矣，关东州已下戒严令矣!胶济路已戒严矣，威吓强迫，无所不用其极矣!……盖日人此次举动，在吾国为深仇大耻创钜痛深。”
“余坚询一外交官，以最后办法如何，此外交官慨然而道，谓城下之盟，或尚可说。以外交官而让步至现今程度，岂徒外交官之辱之罪耶。国民若无自觉心，则此后之危险何可言状，言时泪下。[4]”当他得知日方已下最后通牒，而袁世凯政府尚在开会商议，痛呼道：“此时——，此时，——方在会议之中，——呜呼!吾国之命运系于此时。[4]”
黄远生在他的通讯中，直接而集中地揭示人民生活疾苦的篇章虽不多，但从他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见一幕幕外国侵略者凶残地残害中国人民的情形，可以看出他对“困苦无辜供租税以养国家”的平民百姓寄予深切同情，为之奔走呼号而大鸣不平。
黄远生曾描述外国侵略者在租界的凶残一幕，一天，大雨，一对洋人分别坐在两辆洋车上，其中一辆上载得有他们的爱狗。突然车翻倒，狗的头被压碎，这对洋夫妇按住车夫的颈子用鞭子一阵乱打，车夫被活活打死，这对夫妇洋洋洒洒抱着病狗而去。
(二)直言不讳，指斥权贵，为民发言
黄远生力主办报要向“有权责之人督责”，黄远生从事新闻事业以来，时刻不忘向“有权责之人督责”。黄远生所写的政论和通信，不管是总统，还是各级各类官僚，他都是直言不讳。
黄远生把袁世凯政权集团描绘为“如中央百鬼昼行，万恶皆聚，私蠹阗塞，危亡在前，而不为动[5]”。对袁世凯这一最有权力者，他也常常批评和指斥，为民众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他说：“袁总统自受任以来，专以调停及牢笼个人为事，于政治上之新生面绝无开展。[6]”他批评袁世凯只能扶植个人的势力，而不能执行国家的权力等。民国二年，面对全国政局的险恶，他批评袁世凯道：“故政局之日趋于险恶者，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自为之也。彼等及今而不改此度者，则吾国运命可以二言定之，盖瓦解于前清，而鱼烂于袁总统而已[7]”。 “世有以袁公此后将大有为者，某亦以为然，特恐其所为，无利于国，并无利于身也。[5]”黄远生对袁世凯的批评可谓是十分尖锐。
四、小 结
黄远生以“为社会民生请命”为他新闻业的出发点，又通过自己的新闻实践很好地阐释了“为社会民生请命”这一媒介使命观。首先，黄远生的媒介使命观超越了政治效益，突出社会效益。他认为反映人们的社会生活、体现人们精神力量的文字，发表和传播后“必有一部分之感应，无论正负，皆不能不名为此精力所激射之效果。[1]”其次，黄远生的媒介使命观具有“真平民”意识。黄远生的新闻理念体现的是“平民”观念，新闻实践是为“呻吟憔悴，困苦颠连”的国民真正奔走呐喊。再次，黄远生的媒介使命观突出公共属性。黄远生认为，新闻媒介“为谁服务、代表什么人讲话”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他主张媒介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是大多数人共享、共有、共用的。
参考文献：
[1] 黄远生.少年中国之自白[J].沈云龙编.黄远生遗著(卷一)[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2] 黄远生.平民之贵族奴隶之平民[J].沈云龙编.黄远生遗著(卷一)[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3] (苏)E·普罗霍罗夫等.新闻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4] 黄远生.新闻日记(民国四年五月七日)[J].沈云龙编.黄远生遗著(卷四)[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5] 黄远生.袁总统此后巡回之径路[J].沈云龙编.黄远生遗著(卷一)[J].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6] 黄远生.社会心理变迁中之袁总统[J].沈云龙编.黄远生遗著(卷一)[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7] 黄远生.政局之险恶[J].沈云龙编.黄远生遗著(卷一)[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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