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思修课程大学期末论文优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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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大一新生入学后的必修课程,学生应当对这门课重视起来。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推荐的大一思修课程论文优秀范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大一思修课程论文篇一:《当代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对策探讨》
[摘要]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每个公民应该遵守的公共道德。但近年来,大学生群体却出现了严重的诚信“危机”。本文针对大学生出现的诚信问题,从社会、学校、家庭、学生个体入手,对如何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提出对策和方法。
[关键词] 大学生 诚信教育 对策
随着西方文明的涌入、网络时代的到来,当代大学生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导致了大学生群体诚信缺失现象日益严重,如考试作弊、伪造求职履历、恶意拖欠助学贷款等现象频有发生。因此,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成为高校亟待解决的课题。本文认为只有将社会、学校、家庭以及学生个人“四位一体”进行“综合治理”,把校正大学生诚信问题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才能够取得显著的成效。
一、构建社会诚信氛围,为大学生守诚信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1.构建社会经济诚信氛围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营造健康有序的竞争环境是人们自觉奉行诚实守信,承诺践诺的关键所在。目前我国经济社会进入非常关键的转型发展时期,许多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迷失方向,急功近利、言而无信;偷税漏税层出不穷,假冒伪劣产品铺天盖地――这些不诚信的经济行为对整个社会信用环境和信用制度产生了极大的破坏。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诚实守信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灵魂,只有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着力打造诚信的经济环境,全面提升社会成员的诚信意识,让诚信者站稳脚跟,获得利益,不诚信者失去人脉,面临淘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构建社会法制诚信氛围
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不仅需要道德的约束,也要依靠法制的约束。仅仅依靠道德约束的诚信在今天的社会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只有发挥法律的约束职能,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全社会诚信氛围的构建与完善。首先,建立健全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尽快完善包括金融、信贷、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中的信用制度的立法工作,使得在打击不诚实守信的行为方面有法可依。其次,加大执法力度,使失信者不仅承担诚信缺失的道德责任,而且还应当使其承担法律责任,甚至秧及未来更大的利益,提高其失信成本。最后,加大对公众的法治教育力度,使人们知法懂法,懂法守法,让诚信在大学生的心里生根发芽,在我们的生活中遍地开花。
二、发挥高校主体作用,开展大学生诚信教育
1.营造良好的校园诚信氛围
要营造良好的校园诚信氛围,应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学校要不断完善自身管理体制。在诸如与学生切身利益相关的诸如奖学金、学生干部评选、党员选拔等政策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增强工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避免暗箱操作,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诚信环境。其次,采取多种形式开展诚信教育活动,如诚信专题讲座和报告会、诚信论坛、诚信征文等。通过一系列以诚信为主题的教育活动,寓教于文,寓教于乐,营造良好的诚信氛围,使得诚信这一传统美德成为大学生活乃至今后人生道路的永恒旋律。
2.构筑大学生诚信教育网络体系
高校要充分利用网络的媒介作用加强诚信教育。高校通过建设主题教育网页或网站,积极开展生动活泼的诚信教育活动,引导学生正确的使用网络上的信息;用科学的理论和正确的舆论导向占领网络阵地,积极倡导诚信上网、文明上网;学校还可以在互联网上搭建互动平台,让学生以实名身份进入论坛进行相关问题的讨论和交流,同时教师也可参与其中,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和互动,及时了解学生的各种言论和思想,通过正确的引导与监督,使他们明辨是非,分清真伪。只有这样,在对大学生开展诚信素养的教育时才能做到因地制宜,有的放矢。
三、净化家庭诚信氛围,促进大学生诚信教育
1.家长要确立正确的诚信教育观念,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
部分家长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重智轻德,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那种“死读书”、“读死书”的人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家长们要注重对孩子有关孝敬父母、爱国爱民、诚实守信、团结协作等高尚道德品质的培养,这对孩子诚信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家长也应率先垂范,充分发挥榜样示范的作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反馈到孩子大脑中的第一印象。当家长发现孩子有不诚信的行为和想法时,一定先要自检自己是否在生活的细节中存在同样错误的想法与举动,惟有如此,才能在孩子面前树立威信,充分发挥榜样的作用。
2.家长要重视与学校的交流与沟通
随着高校进一步扩招,在校大学生的人数激增。学校对大学生的管理更多的是宏观指导,不可能面面俱到,这就需要家长与学校的密切配合。孩子刚进入大学后,会有一阵“断奶期”,他们第一次离开父母,所有的事情全要自我打理,自己判断,自己决定,这时他们会非常苦闷和矛盾,所以家长一定要与学校、教师密切联系,紧密配合,才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孩子的思想动态,尤其是在思想品质方面的表现。因此在大学生中开展的诚信教育活动,也必须由教师和家长同心协力,让大学生们自己认同和接受,才能增强其针对性和实效性。
四、从大学生个体入手,提升大学生自身诚信意识
1.树立大学生的诚信自律意志
诚信自律意志,指的是人们履行诚信原则和规范时,自觉地克服各种困难和阻力的能力和毅力。大学生要逐步树立诚信自律意志,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尊重自己的人格,注意自己的言行,要通过诚信的学习和实践,不断将诚信理念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观念和准则。二是要经常反省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是否符合诚信规范,不断向好的榜样看齐,要善于自我批评、及时纠正。三是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因私欲膨胀而突破诚信道德底线,保持诚信品德,决不能做有悖于诚信的事情。四是要不断鞭策自己,以诚信处事为荣,积极进取,勇于创新,才能在社会中抢得成功的先机。
2.养成大学生的诚信行为习惯
诚信行为习惯是指人们在进行社会联络与交往时所表现出的自发的、带有主观意识倾向的稳定的诚信行为。人们只有将诚信规范内化为稳定的“诚信行为习惯”,真正的诚信才能彻底实现。大学生要想培养出稳定的诚信行为,就要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如“三下乡”社会服务、“四进社区”志愿服务,自觉地观察社会、体味人生、体验生活,了解国情民意。诚信的最高境界是“慎独”,大学生在践行诚信行为时要人前人后都一样,言行一致,言必行,行必果,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养成稳定的诚信行为习惯,把自己塑造成德才兼备的大学生。
参考文献:
[1]许项发.诚信体系建设的根基在文化[J].理论导刊,2003,(2).
[2]赵爱玲.国内诚信研究综述[J].道德与文明,2004,(1).
[3]左惟.完善高校帮困助学体系[J].撩望,2005,(2).
[4]侯中华.诚信恐慌[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4.220.
大一思修课程论文篇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融入机制》
[摘要]在文化价值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社会的重大战略创新和重要理论成果,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文化战略上的自觉和文化建设上的自信。当前,其如何从智识层面向现实层面转化无疑是更为关键的问题。直面这一问题,本原性的文化自觉和觉醒、现实性的制度灌输和规约、终极性的实践生成和证实这样的三维路径的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协同作用,将最终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化于中国社会,并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共有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家园。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自觉;制度规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是当代中国在文化价值层面上进行的重大战略创新和重要理论成果。这一战略创新和理论成果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文化建设上的一种价值自觉。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在从理论层面向现实层面转化,基于此,探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中国社会的路径,就成为理论和现实上亟需思索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自觉和觉醒:本原性的文化路径
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的深层原因在于文化价值层面,更确切地说是文化价值层面的自觉和觉醒。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践行(其融入社会生活、融入每一个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中)问题首先应从文化价值层面进行思考,这是本源性的。
“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内涵极其丰富。每一个人都可对其言说,但结果可能都是对“文化”一角的体认,因而极可能造成对它的误读。而且,也正因“文化”这一概念的“大而无形”,故对其界定极其困难。但从“文化”这一概念的争论史中,我们都认可这样一种描述:文化是属“人”的,即人“为”的、为“人”的,离开了“人”这一主题,文化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据此描述,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与文化形成关联:既创制着某种“文化”或“文化”的因子,同时又被“文化”塑造着。因此,与“文化”的这种必然性的相关就会使人对自己的“文化”有某种自知、自省和自悟,并进而产生觉醒和自觉,这就是“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概念是由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最先提出的,“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条件。”[1](P248)由此可见,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概念大致包含三层内涵:其一,文化的“自知”,即“知”文化的历史、现在和未来,“知”自己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这是前提;其二,自己的文化走向世界,与其他各种“文化”样态之间进行充分地交流、碰撞和融合,这是路径;其三,直面全球化的社会现实,增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文化选择的主体地位,这是归宿。
有了文化自觉、觉醒和醒悟,我们才逐渐达成这样的共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竞争的重点正在从政治力、经济力向文化力转移。“当今世界,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2](P752)因而,“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对内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增强国家亲和力和影响力,是全面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3]应该说,文化的“力”(“软实力”中的重要部分)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面貌、地位和走向。“软实力”概念最先由美国学者、战略家约瑟夫·奈提出,指政治、哲学、宗教、伦理、艺术等文化内容,其中包括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和价值理想等难以量化的“无形”力量(“有形”的、可以量化的军事、经济、科技等力量被称为“硬实力”)。美国政治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一书中提出了大国(强国)的四条标准: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科技雄厚和文化富有吸引力。可见,在上述诸多的“软实力”构成要素中,“文化”无疑是更为重要的源泉。基于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文化作为称霸全球的利器,具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和隐蔽性,其渗透力极强。布热津斯基曾说:“增强美国文化作为世界各国‘榜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是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所必须实施的战略。”[4](P356)
为了应对文化的挑战,我们党在文化层面上有充分的战略自觉,一直在探求走出中国文化困境,寻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机遇。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重要战略地位。十七大报告对文化工作提出了总体的要求,即“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认为“文化自觉”应该提升为党的执政理念。十七届六中全会又提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战略构想。这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在文化上自觉程度的进一步提升。报告又把这一认识推到新的高度,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这表明我们党在文化建设上的充分自信。“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政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可以说,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振兴和繁荣,而且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5]当然,文化的自觉和觉醒是深层的,是一个过程,而且可能会很艰巨、很漫长。仅以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孔子学院为例,时至今日,孔子学院和中小学孔子课堂已覆盖全球108个国家和地区,预计到2015年,孔子学院将达五百多所。这一事例充分反映了我们党的文化自觉和自信程度,虽然现实运作中依旧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困难。
当然,在当代中国,文化层面的自觉和觉醒还远不是普遍的,更多的声音发自于国家战略层面,发自政治界和学术界的政治精英和学者,还只是少数个人、少数群体的自觉和觉醒。从理想的层面看,只有整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群体、每个人都在文化价值层面上真正意识到我们在文化层面上正面临着的困境、挑战和机遇,我们的文化转型、文化选择和文化构建之路才会大踏步前进。当然,我们不会坐等整个中华民族所应呈现出的普遍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和觉醒,而应首先从国家战略层面应对中国文化正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即在自觉理性准备的前提下,把中华文化以各种方式置于世界文化的舞台上,使其充分展示自己。只有这样,才可能在文化交流、对话和碰撞中迎来中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而且,这一方式可能会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觉醒的催化器和加速器。同时,整个国家也要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培育、建构起我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自信。通过内外合力,整个国家、民族和个人就会逐渐自觉地认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并使其尽快成为国家、民族和个人在文化价值层面的自觉建构。
二、灌输与规约:现实性的制度路径
当代中国,在政治领域和学术层面存在着较为普遍的、较高层级的文化自觉和觉醒。在此之外,文化的自觉和觉醒程度相对较低,甚至处于文化昏迷或沉睡的状态(由于历史的、现实的等多方面原因所致)。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化于中国社会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然是一个相当长的、艰巨的过程。为了推进或加快这一进程,发挥政治制度的“强硬”(灌输和规约)功能和作用就显得极其重要。
在中国历史上,源于秦朝并在清朝达到顶峰的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政权的组织方式或制度。也就是说,整个国家的大权集中于皇帝一人,皇帝成了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主宰和领袖,具有绝对的权威和至高无上的统治力。在历史上,这一政治结构产生过诸多的负面影响和作用(在今天的中外学术和政治界也存在着诸多的批评之声),如它是专制、独裁和暴政之源;束缚了资本主义萌芽,延缓了封建制度的瓦解;导致了思想禁锢和文化专制主义等。但它建立在封建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是相适应的。对中国这样疆土辽阔的国家来说,这一政治结构或制度显得尤为必要,其最突出特点是强大的政治执行力和贯彻力。
当代中国是中国历史中的组成部分,因而历史和文化的遗产和影子在当代中国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来,政治结构和制度的状况亦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政权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应该说,这一政权组织原则既有别于以美国为代表的三权分立制,也有别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它能很好地处理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集体权力和个人权力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一问题在学界和政界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论)。直面处于深度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经济深层转轨、政治深度改革及文化选择重构所带来的深层社会矛盾和冲突已经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凸显,充分发挥中国政治制度的“强硬”功能和作用显得尤其必要。总体而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国际和地区影响力的日益增强,都离不开中央政府的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贯彻和执行。因而,发端于学术和政治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重大的战略创新和成果,其融化于中国现实的方式,不可能首先是自下而上的,其有效的方式可能还是充分发挥当下中国政治制度的刚性作用:自上而下进行宣传、灌输和执行当然,不可避免的是,在具体的实践,即通过宣传、规约和灌输的方式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冷漠、排斥,甚至是反抗等情况。这一方式看起来很简单、僵硬甚至有些许的粗暴,但对文化自觉和觉醒程度较低的当代中国社会来说,可能是最为有效的方式。通过中国政治制度自上而下的运作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会逐渐进入,进而渗入个人、企业和民族的精神价值层面,并生发出精神支撑、价值依托和文化自信和自觉等深层取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旦进入精神层面,个人、企业和民族就会逐渐认识到它的真正价值所在:增强了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增强了群体和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个人在精神层面找到了家园,找到了支撑个人精神的动力等。这样,整个社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态度会逐渐发生变化:从冷漠、排斥和反抗到自觉接受、理解和认同,并从精神深处真正生发出一种能够自觉地接受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的内在力量。
三、生发和证实:终极性的实践路径
“实践”是马克思哲学中的重要概念,甚至是核心概念。马克思在其包含着新世界观萌芽的天才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这样几段论述:“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6](P55)“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6](P56)应该说,对“人的思维”进行研究、辩论和争论,可以把其推进一步,但不会提供问题的终极性答案,当然更不会最终使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是归属于“人的思维”,学界和政界的精英们可以在理论层面和政治层面通过各种方式使理论本身日趋完善。但理论本身是否为“真理”,是否能被社会生活所接受和认可,在终极意义上应该是个“实践”问题。也就是说,社会的实际变化(包括整个国家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的提升、企业的发展现况和前景广阔、个人的幸福指数和精神价值层面的真正提高等方面)将是考验和验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中国社会的最终尺度。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7](P296)所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培育问题,更为关键的在于我们的“实际运动”,即我们的“为”的层面。列宁曾说:“一切都在于实践,……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8](P381)。穿越时空,列宁的这句话正可以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中国社会”这一当下事实。可以看出,列宁所强调的重点在实践层面,也即现实生活的发生对理论的推动、修正和检验作用。
报告确定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时代主题。这表达了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共同创造和建设“美丽中国”的决心和信心。具体而论,我们需要在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下,通过各种大政方针政策,扎实推进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改革和建设:努力培育公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公平正义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环境;营造积极有为的文化价值理想和氛围;建设动态和谐的社会秩序;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等。只有这样“为”并取得了使我们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真正感受到的“实”(实效),我们每个人、每一企业和民族才能真正从精神深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认同,才可能渐进并达到中华文化的自觉和觉醒,自觉和觉醒后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也才会更加自觉地在文化价值层面进行深层的选择和构建。只有到了这一“时刻”,我们才可以自信地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已经真正渗入中国社会,并融化于我们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骨髓和精神中。
当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化于中国社会的三维路径并非平行并列、毫无关联的。一般而言,文化的自觉和觉醒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中国社会的本原性路径。由于文化的自觉和觉醒是价值层面的深层精神活动,而且理想的状态是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都能达到。因此,它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一过程可能会异常艰巨并相对漫长。制度的灌输和规约是当代中国的实然发生,即在当代中国这一社会背景下,能够真正发挥实效,从而是可以真正推进或加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于中国社会这一过程的现实路径。当然,灌输和规约绝不是简单的、粗暴的活动,需要细致的安排和周密的部署,有计划、有步骤的逐层展开,以点带面,层层推进。在这一过程中,不仅需要政治人才、学术精英及公务人员的智慧,更需要耐心和时间。实践的生发和证实是这一融合实现的终极路径,即中国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的真正提高,民主、公平和正义的真正实现,民权民生的全面改善,贫富差距的真正缩小等标志着“美丽中国”的面貌、状态和发展趋向真正的呈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可以真正融入中国社会,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家园。
应该说,本源性、现实性和终极性的三维路径并无先后、优劣之分。在实践中,三维路径应互相促进、协同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三维路径的作用下,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最终会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真正认同,并进而唤起我们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只有这样,在相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相对紧迫的国内境遇下,中国社会才能真正凸显出自身的优势,找到解决困境的最佳出路,并真正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最后,改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最后一条作为结尾:以往(当下)的学者、政治家都在阐释理论和解释政策,而现在恐怕最为关键的是中国社会的实然发生和真实变化。参考文献:
[1]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3]论文化建设——重要论述摘编(一)[DB/OL].[20120220].
[4][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5]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上)[J].红旗文稿,2010,(1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责任编辑:张新颜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5期.
大一思修课程论文篇三:《试谈高校“思修”课实践教学情况》
在我国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以下简称“思修”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阵地之一,更是每位新生入学后的必修课程。如何从“思修”课的特点出发,在实践教学中发挥大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增强高校思政教育实效性呢?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在学院中的部分学生中做了一个关于“思修”课实践教学情况的问卷调查,希望通过调查对这门课程实践教学的效果做出一次侧面的观察。
一、学生对“思修”课实践教学的看法及评价分析
“思修”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阵地之一,更是每位新生入学后的必修课程。笔者以学院中的部分学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网络调查问卷76份,收回有效问卷62份,有效率为82%。现就这份问卷的基本情况做一个阐述。
(一)对目前“思修”课的实践教学开展情况的评价
“你认为在高校开展‘思修’课的实践教学活动是否有必要”时,15.7%的学生认为很有必要,69.6%的学生认为还行,7%的学生认为没必要,7.7%的学生认为部分专业的学生有必要开展。当问及“你认为参加‘思修’课的实践教学活动对自己的作用如何”时,22%的学生认为很好,75%的学生认为还行,3%的学生认为没多大作用。
(二)对目前“思修”课实践教学活动形式的评价
针对这一块,笔者提出了以下问题:“你比较喜欢哪一种类型的实践教学活动(可多选)”,选项分别是参观访问、纪念日活动、社会调查、游览、社会实践、座谈会、专家讲座和讨论、看电影等,26%的学生选择是参观访问,19%的学生选择座谈会,23%选择专家讲座和讨论,72%的学生选择看电影,14%的学生选择社会调查,28%的学生选择社会实践。
(三)对“思修”课实践教学考核方式的评价
当问及“你觉得‘思修’课的实践教学活动与当今社会的关系如何“时,68.5%的学生认为关系很紧密,21%的学生认为关系一般,10.5%的学生觉得关系较远。
二、本院“思修”课实践教学目前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调查中可以看出,学生对目前“思修”课开展的实践教学活动总体来说较为满意,持认同态度的学生明显比不认同的学生比例高。但是我们也应该客观地认识到,要想更进一步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效果的实效性,还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教学资源相对短缺,教学形式相对单一
相较于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理论教学管理制度而言,实践教学的相关制度建设还在摸索中,有待进一步的成熟。此外,相对于数量日趋增多的大学生人数而言,实践教学资源的投入和开发仍处于较为短缺的一种状态,意味着可以采用的教学形式会相对单一,不太容易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二)实践教学的实效性还有待进一步凸显
学习任何一门学科知识,最终都是要用它去帮助人们解决实际的问题,即实效性。思想政治教育亦如是。如果不关注学生所关心的时代热点和特点,只是一味地采取同一种模式去面对每一个学生的话,那必然不可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满足学生实际的需要。
三、增强“思修”课实践教学实效的对策
困难总是会客观存在,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放弃对“思修”课实践教学的逐步完善。笔者认为增强“思修”课实践教学实效的对策有以下几点:
第一,根据大学生的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实践形式,力争做精做细,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采取不同的实践形式,而不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
第二,由于大学生的思想还不够完全成熟和独立,为了能更好地让实践教学的效果达到预期,因此,在让学生开展社会实践前制定可行的实践教学方案就变得非常有必要,让实践活动真正能够帮助大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第三,在学生提交报告后,指导教师应通过仔细阅读报告,评选出优秀的调查报告,并对优秀的学生进行表彰。这样做可以激发学生参与实践的热情和积极性,增强学生的成就感。
总之,提高“思修”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需要师生之间共同努力,在内容、形式、方法等方面不断创新,努力探索出一条适合当代学生发展特点的实践教学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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