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论文

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论文

　　国粹指的是指一个国家固有文化中的精华。在中国，国粹指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和最富有独特内涵的深受许多时代的人们欢迎的文化遗产。誉满中外的中国京剧、中国画、中国医学，被世人称为“中国的三大国粹”。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全文如下：

　　孙中山晚年多次讲到欧美比我们好的是科学，是物质文明，而政治哲学、道德文明是远不及我们的。因而，他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演讲中，提出要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恢复我一切国粹”，以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地位”(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1～254页。)。孙中山的这一表述，颇为中外学者关注，并引发近年来大家对其晚年文化思想的讨论(注：有关讨论请参阅岛田虔次教授《关于孙中山宣扬儒教的动机论》;李侃教授《孙中山与传统儒学》;张岂之教授《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章开沅教授《从离异到回归——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以上四文均见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唐文权教授《关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向传统政治文化归拢趋向的若干考查》(《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段云章教授《孙中山晚年识量的几点探测——以〈建国方略〉、〈三民主义〉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文集》第10～11集);姜义华教授《论孙中山晚年对西方社会哲学的批判与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褒扬》(《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赵春晨教授《从三民主义演讲看孙中山晚年的文化取向》(《学术研究》1996年第2期)、《再论孙中山晚年的文化思想》(《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孙占元教授《孙中山与中国传统文化》(张磊主编《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下册，人民出版杜1999版)。)。笔者不揣谫陋，拟从孙中山的“国粹”观入手，就其晚年的文化取向作些探讨，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国粹”是日本明治时代新创的语汇，译自英语"Nationality"，意谓“民族性”、“民族精神”或“民族精华”(注：Martin Bernal著、刘静贞译：《刘师培与国粹运动》，载《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94～95页。)。黄节在《国粹学社发起辞》中说：“国粹，日本之名辞也。吾国言之，其名辞已非国粹也”(注：黄节：《国粹学社发起辞》，《政艺通报》1904年第1号。)。中国人最早接触国粹思想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1901年9月梁启超在《中国是他一再强调的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

　　孙中山认为，“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武力的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要使国家和民族长治久安，就需要有好道德。他以中国历史为例，总结经验教训，说“因为我们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够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够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的民族。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很明显，他将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作为恢复民族固有地位的前提。

　　什么是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呢?孙中山认为，首先是忠孝，其次是仁爱，再次是信义，最后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

　　孙中山对忠字作了新解释，剔除传统的忠君内容，注入新的民主观念。他说：“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他严肃批评那种认为推翻了帝制便可不讲忠字的观点，强调：“在我们民国之内，照道理讲，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页。)。

　　中国古代以孝行为道德的根源，“百善孝为先”。孝顺是儒家伦理中最重要的德性。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注：《孝经·开宗明义章》。)。《孝经》对天子、诸侯、卿大夫、土、庶人的孝行都有规定，孙中山对此特别推崇。他说：“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象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页。)。既然忠孝的观念尚有如此的价值，提倡它也就成为必要。孙中山认为，“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页。)。

　　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是以仁为枢纽的德性伦理。孙中山认为，“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说中国“古时在政治一方面所讲爱的道理，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无论对于什么事，都是用爱字去包括。”中西交通之后，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学校，开办医院，做了一些慈善工作。孙中山认为这些也是实行仁爱，但他批评那种认为中国人讲仁爱不如外国人的观点，认为“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我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245页。)。

　　讲信修睦是《礼记·礼运》篇中大同理想的道德境界之一。孙中山指出：“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页。)。他以商业贸易为例，说中国人谈交易，彼此间不需要订立契约，只要口头上谈妥了，便有很大的信用。“所以外国在中国内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赞美中国人，说中国人讲一句话比外国人立了合同的，还要守信用得多”(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页。)。“至于讲到义字，中国在很强盛的时代也没有完全去灭人国家”。因此，“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246页。)。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孙中山说：“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6页。)。“爱和平就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道德，中国人才是世界上最爱和平的人”(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页。)。他在1904年8月31日发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一文中，对所谓的“黄祸论”作了回击：“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1页、第253页。)。他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演讲中得出结论说：“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7页。)。

　　孙中山认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中国的旧道德，是我们民族“固有的精神”。这些自然是应该恢复的。除此以外，“还有固有的智能也应该恢复起来”。所谓智能，在孙中山眼里就是知识和能力。他指出：“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唤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识也应该唤醒它。中国有什么固有的知识呢?就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我们以为欧美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说到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7页。)。他指出中国政治落后是因为受外国的政治经济压迫，而推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中国人不讲修身。“不知道中国从前讲修身，推到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这是很精密的知识，是一贯的道理。像这样很精密的知识和一贯的道理，都是中国所固有的。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9～250页。)。告诫国人要注意自身的修养。

　　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对儒家那套修齐治平的理论虽十分推崇，但也主张向西方学习。他说：“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231页。)。他强调指出，在恢复了我国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但是，我们能否把欧美的长处学到手呢?他对此充满信心。说“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所以去学外国人，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学得到”(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1页。)。

　　孙中山认为，“我们除了知识之外，还有固有的能力”。他列举了中国古代指南针、黑火药、印刷术、丝织品、瓷器、茶叶和建筑技术方面的拱门、吊桥等发明创造，来说明“中国古时不是没有能力的，因为后来失了那种能力，所以我们民族的地位也逐渐退化。现在要恢复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们固有的能力一齐都恢复起来”(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0～251页。)。

　　孙中山是一位胸怀大志、放眼世界的革命家，他既立足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又不忘记中国对于世界人类应尽的责任。他提醒国人：“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要济弱扶倾”，“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3页。)。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演讲中所说的“国粹”，指的是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固有道德指的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观念;固有知识指的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也就是《礼记·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人生信条;固有能力指的是我国古代人民的发明创造能力，如指南针、黑火药、印刷术、丝织品、瓷器、茶叶和建筑技术方面的拱门、吊桥等。

　　浏览孙中山的全部著述，他心目中的“国粹”远不止这些。如对中国的语言文字，他就曾一再予以肯定。武昌起义后，他在欧洲发表演说，说革命后将组织联邦共和政体，“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汉文每字一义，至为简洁，亦当保存;惟于科学研究须另有一种文字以为补助，则采用英文足矣”(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0页。)。在1919年出版的《孙文学说(卷一·行易知难)》中，他严厉批评那种认为中国文化一无是处，连语言文字都要废除的民族虚无主义情绪。说废除中国文字，何由得古代思想而研究之?“抑自人类有史以来，能纪四五千年之事翔实无间断者，亦惟中国文字所独有;则在学者正当宝贵此资料，思所以利用之。如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多多益善矣”(注：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0页。)。此外，中国的诗词、饮食、烹调等，都是他心目中的“国粹”。

　　他对《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所描绘的大同世界更是十分向往，认为那是“人类宝筏，政治极则”，是“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思想”。据刘望龄教授遗著《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统计，该书辑得有受主姓氏的“天下为公”字幅39件，加上字异义同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天下”、“世界大同”、“共进大同”等36件，共计75件，占整个辑获量的16%，是赠人最多的(注：刘望龄辑注：《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921年12月10日，他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中讲革命军人应具有仁、智、勇的道德。因此，大同观念和仁智勇的道德，理所当然也属“国粹”。

　　他主张用中国传统的考试制度、纠察制度“济欧美法律、政治之穷”，“以考试、纠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注：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页。)。由此看来，考试制度、监察(纠察)制度，也可称为“国粹”。

　　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讲演中，他说为了改变当时中国一片散沙的局面，就必须利用中国根深蒂固的宗族主义和家乡观念做基础，由宗族扩充到国族，由家乡扩充到国家，以恢复民族主义。在他看来，“若是拿这两种好观念做基础，很可以把全国的人都联络起来”(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7～239页。)。宗族主义和家乡观念也应属于“国粹”。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曾说过“革命”“共和”“平等”“自由”“民权”等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不过被后人遗失了。现在我们要推翻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共和的民主国家，就是要恢复这些固有的思想观念。如此看来，孙中山虽然没有对“国粹”下一个定义，但综观他的全部著述，其“国粹”观是相当广泛的，指的是一切传统民族文化的精华，一切符合民主革命事业需要和时代发展要求的思想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