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国际政治学论文
2017年国际政治学论文
国际政治学是围绕权力、利益和安全来认识和研究国际社会演变和发展规律，主要是解释国际政治行为体间相互的政治的作用及其演变的一般规律的学科。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2017年国际政治学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2017年国际政治学论文篇1
浅析国际政治中的法律与道义
一、 法律和道义与国际政治的关系
说到国际政治中的法律，我们肯定会意识到国际法而非国内法。因为“在国际社会中规范与约束各行为体的一般行为的基本准则应是国际法”①。国际法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际法确定了主权国家与主要行为体的权力与义务，并在此基础上处理相互间的关系;二是国际法确立处置国家间争端的标准，保障国际社会的正常秩序;三是国际法为小国反对别国干涉与霸权行为提供武器，有利的维护了世界和平。总体来说，“国际法为国际政治的发展规定了游戏规则，制约了国际政治活动，使其朝有利方向发展”②。国际社会是一个无序社会，但是在社会中的行为体的行为又表现出相对的有序性，在这中间除了各个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制衡因素外，国际社会存在的一系列法律规范和准则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因为任何国家都要受到整个国际社会所共同认可的法律规范和行为准则的约束。“国际法为国际社会通过谈判、协商、协调、斡旋、调查等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③关于道义，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权力政治提供目的”④，二是“对权力的产生和分配具有约束作用”⑤，三是“对权力政治的实施和权力交换具有约束作用”⑥。
对于国际政治，汉斯・摩根索指出，“关于国际道德的讨论必须防止两个极端：一是过高估计伦理道德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二是过低估计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否认政治家和外交官会受物质权力考虑之外任何其他考虑的驱使”⑦。道义作为国际政治伦理学的一部分，也是分析国际行为的重要一个方面。政治伦理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自从人类社会出现政治现象后，政治便与道德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政治中的道德准则、政治学中的伦理观念始终是政治研究的基本内容。在古代社会，人们通常认为，某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必须以某种道德为基础，政治也多以宗教道德为根据，社会习惯和社会习俗即为政治规范，道德观念也是政治观念，个人认同的是非标准和社会认同的权利义务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吻合的。
这可以被看做为政治伦理学的最初形态。早在古希腊，政治与道德的结合产生了“正义”观念的伦理政治观，它把寻求善视为政治的最终目标。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均对政治伦理做了系统的研究。在古代中国，政治思想一直没有脱离伦理的影响，政治服从于伦理，政治规范道德化。它的伦理政治观是以“仁”为核心的，《论语》、《孟子》等，成为中国最早论述政治伦理的著作。
近代西方，Н・格劳修斯的《战争与和平法》、B・B・de斯宾诺莎的《政治伦理学》、T・霍布斯的《利维坦》、J・洛克的《政府论》等也都对政治伦理做了系统的研究。在当代，政治仍离不开伦理，而整个人类面临的各类问题日益成为政治问题，政治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与道德有关的新问题，如政治发展、生态平衡、资源调配、政治反对、国际恐怖活动等。政治学家从政治道德的整体上或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和范围去研究这些问题，赋予政治伦理研究新的内涵，使政治伦理学成为现代政治学和现代伦理学交叉的一门新兴学科。
国际政治伦理作为政治伦理学的一部分，它主要研究国际政治中的伦理规范及其运用，即把人类普遍遵循的价值标准，如义务、权利、信仰、习惯、态度、法规、民族性格等，运用于国际政治中，它包括：国际关系准则、国际人权原则、国家利益、外交政策行为等道德标准以及武力的道德限制，核伦理、平等公正的世界秩序等。在国际社会中，对行为体起到约束作用的两种手段除了这里所提到的伦理⑧外，还有一种相对而言效果更为明显的手段，即法律。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伦理与法律相协调，一起发挥约束作用，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伦理未必与法律相协调。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伦理往往就会成为一种被利用的手段来对抗法律。从汉斯・摩根索的提示出发，我们可以认为道义的作用总的来说也不外乎于对于国内政治这三个大的方面，但是它所发挥的作用相对于国内政治就略显单薄。因为有关于相关的价值观念的国际认同很少，所以也就导致了道义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的下降。当然还是不可否认道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至少在配合国际法一起发挥制约作用的时候，道义发挥了相当有效的作用。但是有一种情况是需要注意的，就是有的时候会出现利用“道义”来对抗国际法的情况。关于这种情况也正是本文试图分析的。
二、 科索沃战争中的法律问题
通过查阅关于科索沃战争的新闻报道，我们看到的是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是将战争概括成这样的：1999年3月25日-6月10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科索沃省出现“人道主义灾难”为借口，未经联合国授权便以“国际社会”的名义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了为期78天的空袭。
其中某些字词特别引人瞩目，从中不难看到这些报道已经从一个法律的视角来看待和分析这场战争了。
从科索沃战争的原因来看，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认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科索沃省出现“人道主义灾难”(至少表面是这样的)。这其中就有若干概念需要界定，尤其是国际法上的一种界定。首先什么 是“人道主义灾难”?“简单地说就是涉及当地人生存的灾难”⑨。那么在科索沃战争前是否真的发生了所谓的人道主义灾难?在搜索资料的过程中，在百度百科找到这样一句话：“科索沃的战火却越燃越旺，1997年以后不断发生武装冲突事件，伤亡人员日趋增多，约30万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但是虽然发生了人道主义问题，我们是否可以称之为人道主义灾难呢?而这个界定的权力在谁的手中?是由南联盟来界定，还是由美国或者说北约来界定，还是由联合国来界定，亦或由全世界人民来界定?这个问题似乎暂时找不到答案。有些事情要证真不容易，但是要证伪似乎简单很多。所以在这个界定权的问题上，虽然说不出一个具体的行为体，但是如果说是由美国或者北约来界定，似乎过于牵强。由此分析，作为这场战争的发动者，美国为首的北约似乎在这点上就算不是违法，也至少未取得法律的许可。
从科索沃战争的过程上来看，“美国为首的北约未经联合国授权”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从国际法来看，联合国又是怎样的组织，为什么可以授权?联合国是战后全球性国际组织，《联合国宪章》规定它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之间友好关系，租金国际合作;协调各国行动，制止侵略行为等”⑩。而联合国“安理会的主要权力是：推荐秘书长于国际法院院长，接纳或开除联合国成员，派遣维和部队，制止侵略，对战略地区行使托管权。”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国际法角度讲，如果要对一国实行武装打击，必须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至少这个程序的合法性事受到联合国的成员国承认的，而其成员国包括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主要的大国，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程序至少是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世纪中期的朝鲜战争，虽然可能这个战争的目的以及后果等一系列问题受到很多质疑，但是至少得国际法上必须认可这场战争是合法的，虽然可能是不合理的。但是对于科索沃战争而言，美国为首的北约未取得安理会授权，就算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合法的。由于战争的结果更多的涉及的是道义方面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不再展开。
所以经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美国为首的北约所发动的这场科索沃战争，从原因上看至少未找到国际法的支撑，而从过程上看则完全违反了国际法原则。
三、 科索沃战争中的道义问题
道义问题相对法律问题而言，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道义”本身就是一种困境，它更多的是一种主观上的判断或认识。科索沃战争中的道义问题也正是这种情况的体现。下面根据法律问题的分析思路，我们依然按照原因，过程，结果的顺序来分析。
从科索沃战争的原因来看，依然是要界定这个所谓的“人道主义灾难”问题。相对于法律而言，道义的界定则会更为模糊。因为在国际社会中虽然有关于正义、和平、人道等泛泛的价值概念，但是要具体去界定一个概念，则会涉及到每个国家的具体文化、历史等众多因素。例如提到“人权”，西方强调的是个人的人权，而中国强调的是集体人权，难道两者可以相互否定么?当然不是。所以对于“人道主义灾难”这个词的界定，至少在程度上的界定依然存在困难。但是从世界主义道义观的角度来看，一旦一国发生大规模的屠杀或者是侵犯人权的行为，那么这个国家的主权就丧失了，别国就可以进行人道主义干预。而科索沃所发生的“镇压”，如果用世界主义者的眼光看，就可以列入这个行列，那么就可以进行干预。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美国为首的北约的行为就是正义的。当然如果换个角度看，从社群主义者视角来看，似乎又可以判定美国为首的北约的行为时不正义的。因此，从原因上看，我们就得出了两个不同的结论，其中一个又是于国际法原则相冲突的。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的战争到底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至少，在这里是存在争议的，而正是这种争议给国际社会对于非正义的认定提出了一些质疑，也为美国为首的北约一个不小的机会。
从科索沃战争的过程来看，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一些非正义的地方。首先，“对南联盟的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进行了连续78天的轰炸，给南联盟造成了重大财产损失和环境破坏，也造成了许多无辜平民(包括阿族难民)的伤亡。”而不伤害平民这是正义战争的起码要求，但是北约的行为正是违反了这一基本准则，单是从这一点看，我们至少可以认为这场战争至少存在着非正义的地方。而最能反应非正义这一点的就是北约轰炸了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但是如果从目的论的角度考虑，再结合上述关于世界主义的观点，那么只要是美国为首的北约是为了保护科索沃的人权，这个目的是善的，那么无论结果和过程发生了什么不善的事情，这个行为都可以被认为是善的。
因为目的论只考虑行动的最初目的，而不理会过程和结果。因此，按照美国为首的北约的说法，他们的“干预”只是为了解决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那么这种行为的目的是善的，因此这样的行动又再次被证明是正义的、善的。但是这样又与最初我们分析的法律角度产生了矛盾。道义又再次成为违反法律的好借口。但是总的来看，无论如何从中我们至少可以认为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受到了很大的挑战，或者说这场战争的正义性的评判存在争议。
从科索沃战争的结果来看，“北约的战争行动打着维护人权、制止“种族清洗”的旗号，实际上却以其非人道的行为导致了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再从上述两个例子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的行为，至少与其所期望的目的是有出入的，或者可以说是不相符合的。那么从结果论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已经非常明显了，它不仅没有缓解所谓的“人道主义灾难”，反而造成了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而且牵涉到了更多的国家。那么如果结合上述关于原因和过程的阐述，从标准道义论来分析以下。标准道义论认为要“以公认的权威性原则来判断对错 ”， 那么这所谓“公认的”权威和原则，能否可以指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战争的那个理由，即“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显然是可以的。但是这个问题又回到了最初，那就是我们要怎样来看待这所谓的“人道主义灾难”。谁来界定，谁的标准?但是至少我们换一个角度看，至少有国家认为这个标准是不成立，那么我们就依然很难得出这场战争是完全正义的结论，依然可以说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受到质疑或存在争议。
总的来看，只有从目的论结合世界主义者的观点出发，勉强认为这场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的战争是合理的、正义的，但是从其他的各个视角来看，这场战争都算不上是合理的、正义，至少我们可以认定这个正义性事存在争议的。那么一场正义性受到质疑或存在争议的战争，无论如何都不能将其归于正义战争的行列。
小结
综上所述，在国际政治中，无论是法律还是道义，都可以发挥一些约束国际行为体的作用，但是它们的作用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整体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不排除会出现“岔路”和“制动不灵”的问题。对于如何认定谁是违反者的问题，无论是用法律还是道义，都会存在困难，而这个困难主要是取决于最基本的一些概念，因为不同国家会利用这些基本概念，从其目的出发来混淆，重定义甚至是扭曲这些概念，或者是利用概念中的一点来大做文章而忽略整个概念。这些行为都会对法律和道义的约束作用产生很大的影响。此外，对于违反法律的行为体的认定比违反道义行为体的认定相对容易，因为
法律更为刚性。
由于道义本身就是困境，故只有一些广泛概念上的道义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而对于这些概念的具体解读，则会出现差异，因而对国际行为体的约束作用也就相对柔性。而且法律和道义有时候会发生一些冲突，这取决于道义的视角，但是就是这种冲突，可能为国际行为体制造机会，成为违反法律的“正当理由”。当违反者是大国强国或大国集团的时候，国际社会的约束力则几乎消失，这也是国际政治的困境。道义的作用是无形的，也是强大的。其实伦理学本身只是对于道义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并没有对错，正义或者非正义之分，而道义研究的目的都是向“善”的，只要是有文化、历史以及一定事实支持的伦理学理论和伦理观都是具有一定正义性的，都是可以拿来分析的，不能一概否定的。至于道义在国际社会中所起的约束作用的大小和正义与否，都是在于各个行为体本身对于道义的使用手段。正所谓法律是道义的最低限度，这句话不是毫无道理的。道义与法律相辅相成来维护国际社会的秩序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若是道义被用来违反法律，我们也不能一概的说是道义的非正义性在作怪，而只是说道义的主观性一面被利用甚至是歪曲。
总而言之，伦理学是道义的学问，它在国际社会中，特别是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道义作为一种约束各国际行为体的手段，本事是无可置疑的，但是道义的作用是否被正当使用，这主要取决于国际行为体而非道义本身。若要真正解决国际政治中的法律和道义问题，发挥法律和道义的作用，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沟通，不能再一直维持一种冷战思维，而应用一种全球视角看待所发生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周敏凯.国际政治学新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思想与社会》编委会.现代政治与道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4]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5]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6]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北大出版社.2006
[7]Joseph S.Nye，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北京：北大出版社.2005
[8]卢秋仔.论国际政治中国际法内涵及作用
[9]方卿.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与道义.国际论坛.2000，12
[10]许博渊.道义在国际政治中的位置.南方.2010，11，12
注解：
①周敏凯，《国际政治学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P136
②卢秋仔，《论国际政治中国际法的内涵及作用》
③卢秋仔，《论国际政治中国际法的内涵及作用》
④方卿，《论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与道义》
⑤方卿，《论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与道义》
⑥方卿，《论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与道义》
⑦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大出版社，P266
⑧对于伦理学本身而言就是研究道义的科学，所以在本文的论述中可能出现以道义直接替代“伦理”。
⑨百度百科
⑩周敏凯，《国际政治学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P54
周敏凯，《国际政治学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P55
2017年国际政治学论文篇2
试析国际政治中的空间因素
摘要：作为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主权国家间外交活动的影响因素，“空间”的含义与“地缘”相近，“空间”是“地缘”的前提，“地缘”是变化的“空间”;空间因素与地缘因素相近、相通，指的都是国家的地理位置、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对政治的影响。这种环境除了地理环境外，还包括与地理相关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军事环境、文化环境等等。因此，运用地缘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分析“空间”因素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影响，具有理论与实际意义。
关键词：空间 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 外交
空间(Space)的字面意义是指地球表面及地球以外的部分，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空间的哲学定义为：空间是具体事物的组成部分，是运动的表现形式，是人们从具体事物中分解和抽象出来的认识对象，是绝对抽象事物和相对抽象事物、元本体和元实体组成的对立统一体，是存在于世界大集体之中的，不可被人感觉到但可被人知道的普通个体成员。空间的概念被引入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空间因素历来与国际政治和国家的外交活动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比如，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繁荣的王朝，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形成的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使中国又归于统一。但由于与北宋同时代的辽、金、西夏等国的强大，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北宋政权面临复杂的外交格局，处于外族的威胁之中。面对三种不同的外交对象，宋王朝采取了不同的外交策略：与辽国展开对等外交;对西夏、高丽等国根据地缘政治形势实施灵活外交;对于地缘政治关系较弱的其他国家，则采用传统的朝贡外交。不难看出，当年的北宋正是根据变化了的地缘关系现实，审时度势，对周边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外交策略。因此，一定的地理范围和地缘关系构成一定的地缘空间，空间因素是影响国际政治和国家外交活动的重要因素。
一、空间与合纵连横
“合纵连横”，简称纵横，是我国战国时期纵横家所宣扬并推行的外交和军事策略，其首要前提便是地缘空间关系。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在长江、黄河流域七雄并立，齐、秦两国最为强大，东西对峙，互相争取盟国，以图击败对方。其他五国也不甘示弱，利用相对有利的地缘空间关系与齐、秦两国时而对抗，时而联合，致使大国间冲突加剧，合纵和连横的外交活动极为频繁。
《战国策》卷二十五・魏四・献书秦王曰：“昔窃闻大王之谋出事于梁，谋恐不出于计矣，愿大王之熟计之也。梁者，山东之要也。有蛇于此，击其尾，其首救;击其首，其尾救;击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断山东之脊也，是山东首尾皆救中身之时也。山东见亡必恐，恐必大合，山东尚强，臣见秦之必大忧可立而待也。臣窃为大王计，不如南出。事于南方，其兵弱，天下必能救，地可广大，国可富，兵可强，主可尊。王不闻汤之伐桀乎?试之弱密须氏以为武教，得密须氏而汤之服桀矣。今秦国与山东为仇，不先以弱为武教，兵必大挫，国必大忧。”秦果南攻兰田、鄢、郢。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如果秦国谋略不当，其他六国就会通过合纵或连横来对付秦国，那样的话秦国就有麻烦了。合纵连横是从空间因素出发展开多边外交活动，其实质是各国为拉拢他国而进行的外交、军事斗争。战国时期，合纵是地缘上南北纵列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强国，阻止齐、秦两国兼并弱国;连横是秦或齐拉拢或征服一些位于同一地缘空间的国家，共同进攻另外一些国家。合纵的目的是联合多个弱国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连横的目的是和一个强国结盟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和扩展土地的目的。当时最著名的纵横家除了苏秦、张仪之外，还有公孙衍，他们就如今天的外交家，当年他们的游说放到今天就是外交活动。
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也不乏利用空间因素合纵连横的外交活动。1618-1648年的欧洲三十年战争，几乎把当时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卷了进去，这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欧洲“世界大战”。各国先是为信仰而战，后又抛开宗教的外衣，为各自的国家或准国家利益而战。战后签订的和约史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这场旷时30年之久的欧洲战争中，先后参战的各国纵横捭阖，频繁地变换联盟，进行战争。“此时为敌，彼时为友”，成为这一时期欧洲各国外交的常态。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波希米亚人拥立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之婿弗莱德里克为国王，以此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哈布斯堡王室，结果波希米亚军队于1620年战败，反使哈布斯堡王室在欧洲的其他势力乘机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在哈布斯堡王室的胜利面前，德意志新教诸侯不得不觅求新的支持者，但此时英国已难有作为，荷兰则被西班牙所牵制。这样，地缘空间相连、对哈布斯堡王室不满、对拯救新教事业怀有同样热忱、对扩展自己在欧洲的势力有着相同宏愿的瑞典和丹麦，便成为德意志诸侯求援的主要对象。经过一番外交活动，丹麦率先于1624年介入欧洲战争，但丹麦军队不敌神圣罗马帝国杰出将领华伦斯基指挥的军队，放弃一切对德意志领土的要求。1630年，瑞典在英法的调停下结束了同波兰的战争之后，古斯塔夫二世便率领他的瑞典军队去“拯救德意志的新教徒事业”了。
瑞典的参战使欧洲三十年战争掀开了新的一页。为了确保战争的胜利，瑞典于1631年与法国签订了一项五年协议，法国向瑞典提供经济援助，并支持瑞典在海上尤其是在波罗的海的自由行动。很显然，由于同样受到哈布斯堡王室的威胁，黎塞留采取了联合瑞典反抗哈布斯堡王室的外交策略。在法国的支持下，瑞典军队屡战屡胜，德意志新教诸侯也纷纷改变了原来的消极态度。古斯塔夫二世阵亡后，黎塞留于1635年正式向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宣战，目的是要狠狠打击哈布斯堡王室，使之不再成为法国扩张的威胁。通过一系列外交努力，法国的参战获得了瑞典、荷兰以及德意志新教诸侯的拥护。在这样的局势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三世被迫下令和谈。1648年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法国和瑞典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同时在欧洲国际政治中争得了更大的发言权。哈布斯堡王室受到沉重打击，新教力量进一步增长，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实际上宣告结束。
二、空间与远交近攻
“远交近攻”中的“交”即是外交。产生于我国春秋时代的“远交近攻”外交战略，在当今世界上仍有众多国家在运用。由于地缘政治方面的原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为实现称霸欧洲、统治世界的梦想就充分展开了“远交近攻”的外交活动。目前，在与中国的关系方面，日本、印度、越南等国是运用“远交”外交战略最典型的国家。之所以“远交”是因为远方的国家可能是潜在的战略同盟，通过“远交”可以扩大自己的战略机动性，压缩敌国的战略机动空间，实现“近攻”的目的，从而赢得战略上的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企图吞并欧洲、称霸世界，建立一个“大德意志帝国”，但
又担心欧洲诸国联合起来群起而攻之，于是，他充分利用了西方盟国的绥靖主义思想，采取“远交近攻”策略。1939年8月31日，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提出召开德、意、法、英四国代表会议的建议。9月2日，意大利外长齐亚诺作为特使，就召开四国代表会议的条件问题专程来到了巴黎。当时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达拉第积极推行“绥靖”政策，拼命把德国这股祸水推向苏联，与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苏联曾想联合英法共同对付德国，但被英法拒绝了。于是，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被迫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使得希特勒意识到：西方盟国和苏联再也不会援助波兰了。希特勒在“远交”政策的庇护下，首先向东入侵了邻国捷克、波兰，后向西北攻陷了丹麦、挪威，再向西南灭亡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并绕道阿登山脉攻入法国，直扑英吉利海峡……客观地说，1941年希特勒所采取的“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外交战略方针，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并对苏联形成了半月形包围，为随后进攻苏联创造了条件。
在中国南海问题上，越南一直企图使南海问题国际化，引入外部力量制衡中国。越南通过实施“远交近攻”的外交战略，使得如今事态正向着越南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在我国实施“韬光养晦”战略期间，越南趁机在其侵占的多个南海岛屿上大兴土木，修建机场，架设通讯光缆并开发旅游。南海各国约定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安排，实际上变成了中国“搁置”，其他国家“开发”。
越南是侵占我国南海岛礁最多的国家，也是“开发”得最多的国家。更为严重的是，越南通过“共同开发”战略，把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等诸多国家纳入了自己的南海战略中。其实，由于意识到自己的地理位置和地缘环境不够理想，越南早就开始实施“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比如冷战后期利用苏联来跟中国对抗，把金兰湾无偿租给苏联使用，第一次把苏联的军事力量引进了南海。中苏关系改善和苏联解体后，越南看到俄罗斯实力下降，又跟美国恢复了外交关系，企图假手美国牵制中国。近年来，曾经的仇敌美国已逐渐成为越南的“友好”国家，美国也因此得以加强了在南海的军事存在。
利用地缘空间因素实施“远交近攻”外交战略比较成功的国家还有蒙古国。日本的《每日新闻》认为，地缘上夹在中俄两个大国之间的蒙古国将美国和印度等非接壤国家称作“第三邻国”，加强了与它们在军事方面的联系，并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目的是为了对中俄两国进行牵制。蒙古人在13世纪曾建立了庞大的蒙古帝国，但后来被置于清朝的统治之下，冷战时期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但无论在哪个时期蒙古国都未能“致富”，这使蒙古人为此感到失望。基于这一历史背景，处于转型期的蒙古国现在决定不再依赖这两个“伟大邻国”中的任何一个，努力与其他国家“远交”，构筑稳定关系。蒙古国尤为重视与美国的关系：2003年8月响应美国的要求向伊拉克派兵;2009年6月决定派兵支援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日本由于“理解蒙古国的意图”而“加强对蒙古国的关心”，也已通过经济援助成为蒙古国的“第三邻国”。2010年6月，蒙古国对外关系与贸易部长赞达沙塔尔在一次记者会上再次表达了这样的外交战略：优先发展与中俄之间的关系，但同时强调为保证蒙古国独立、安全和经济发展，必须发展与“第三邻国”的关系。
三、空间与声东击西
“声东击西”是《三十六计》中的一计，在现实生活中被提及的频率非常高，它以假动作欺敌，掩护主力在第一时间击其要害。声言出东，其实击西。声东击西之计早已被历代军事家和外交家熟知，所以使用时必须充分估计敌方情况。计谋虽是一个，但可变化无穷。
在军事上，一定的地理空间是实现“声东击西”的前提条件。我国东汉时期，班超出使西域，目的是团结西域诸国共同对抗匈奴。为了使西域诸国便于共同对抗匈奴，必须先打通南北通道。地处大漠西缘的莎车国，煽动周边小国，归附匈奴，反对汉朝。班超决定首先平定莎车。莎车国王向北方邻国龟兹求援，龟兹王亲率五万人马，援救莎车。班超联合于阗等国，兵力只有二万五千人，敌众我寡，难以力克，必须智取。班超遂定下声东击西之计，迷惑敌人。他派人在军中散布对班超的不满言论，制造打不赢龟兹、有撤退的迹象。并且特别让莎车俘虏听得一清二楚。
这天黄昏，班超命于阗大军向东撤退，自己率部向西撤退，表面上显得慌乱，故意放俘虏趁机脱逃。俘虏逃回莎车营中，急忙报告汉军慌忙撤退的消息。龟兹王大喜，误认班超惧怕自己而慌忙逃窜，想趁此机会，追杀班超。他立刻下令兵分两路，追击逃敌。他亲自率一万精兵向西追杀班超。班超胸有成竹，趁夜幕笼罩大漠，撤退仅十里地，部队即就地隐蔽。龟兹王求胜心切，率领追兵从班超隐蔽处飞驰而过，班超立即集合部队，与事先约定的东路于阗人马，迅速回师杀向莎车。班超的部队如从天而降，莎车猝不及防，迅速瓦解。莎车王惊魂未定，逃走不及，只得请降。龟兹王气势汹汹，追走一夜，未见班超部队踪影，又得到莎车已被平定、人马伤亡惨重的报告，知大势已去，只得收拾残部，悻悻然返回龟兹。
“声东击西”不仅是一种军事谋略，更是一种外交艺术。作为外交艺术的“声东击西”，其实现的前提条件不再是地理空间，而是外交空间和智慧空间。
周恩来是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公认的外交天才，在其外交活动中曾多次展示过他“声东击西”的外交艺术。在亚非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与印尼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当时中国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已经困扰了中国和南亚国家几十年，虽然这个问题与亚非会议并不相干，但是周恩来选择在亚非会议陷入僵局的时候签订这个条约。也是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发表了关于中国愿意同美国谈判以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声明。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需要与美国展开谈判缓和紧张局势以赢得时间加紧新中国的建设，增强中国的实力，而且当时中国已经在一些重要的外交场合就这一意向作了一些试探，但条件还不够成熟。在亚非会议举行的第四天，锡兰科特拉瓦拉在会外突然提出了这一问题，周恩来抓住机会以退为进，名正言顺地发表了台湾问题的声明，向世界人民表达了中国的和平诚意，并促成了自1955年8月1日开始的前后长达15年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中美大使级谈判。
2006年3月7日，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李肇星在人民大会堂三楼新闻发布大厅举行两会新闻发布会。当主持人宣布回答最后一个提问时，几十名摄影摄像记者就早早起身离席，准备在发布会前排两侧围堵李肇星。李肇星先是朝着北边出口挪动了几步。一个冲在最前面的电视台女记者逮着机会赶紧向外长提了一个有关教育的问题。南边的记者一见北边堵住了，赶忙扛起“长枪大炮”往北边跑，只见李肇星简单地答了几句后，便向后一退，转身绕开发布台，改朝南门奔去。紧追在后的一大帮中外记者听到了李肇星部长最后发布的一句祝福的话：“明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祝所有在场的女记者节日快乐!”
四、空间与分而治之
“分而治之”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空间范围内把一个完整的国家或地区分为几个政权来统 治，比如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本来同属一个国家，英国在允许印度独立的时候却把印度分为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后来巴基斯坦分裂，变成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两个国家，东巴基斯坦随后改名为孟加拉国。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或一个组织而言，“分而治之”就是为了实现有效统治或管理而分别治理;在国际社会，“分而治之”则是实现殖民或霸权统治的一种外交谋略和手段。
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和推行其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战略，布热津斯基就主张推行“分而治之”的外交策略。他在《大棋局》一书中认为，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欧亚大陆的力量加在一起远远超过美国。但对美国来说，幸运的是欧亚大陆空间太大，各国利益各异，无法在政治上成为一个整体。同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或者说在一代人以上的时间内，不可能有任何单个国家向美国的世界首要大国地位发起挑战。
因此，美国应当加强并保持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多元化，重视纵横捭阖之策，以防止出现一个最终可能向美国的地位提出挑战、并谋求将美国赶出欧亚大陆的敌对联盟。在这种敌对联盟中最危险的是中、俄与伊朗的同盟，其次是中日轴心，再次是大欧洲联盟(不管是德俄同盟还是法俄同盟)。总之，美国的对外政策必须关注地缘政治问题，而且必须在欧亚大陆发挥它的影响，以建立一种以美国为政治仲裁者的稳定的大陆均势。为此，布热津斯基特地精心设计了一个由欧盟、俄罗斯、中国、中亚国家、印度、日本相互制约的连环体系，以使这些国家的力量相互抵消、相互对立，从而确保美国能够高居欧亚大陆仲裁者的地位，进而控制全世界。
根据不同的地缘空间关系，布热津斯基主张对欧洲实行控制、主导和利用的政策;对俄罗斯主张采取合作融合与遏制防范双管齐下的两手政策;对中国主张实现中美“大和解”，反对遏制中国，甚至把中国称为美国实现欧亚大陆战略的“远东之锚”。但是，他对中国的防范和演变之心也昭然若揭。布热津斯基写道：“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兴起会造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战略问题”，美国应对此给予高度关注。美国既不能采取遏制政策，也不能迁就，最理想的结果是把中国纳入亚洲区域合作框架。在台湾问题上，他主张应维持现状，“避免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任何在国际上提高台湾地位的行动。”但同时他强调，“对于中国一心想在朝鲜半岛占主导地位和用武力收复台湾的努力，美国都可能在日本的支持下作出针锋相对的反应。”为此，他主张保持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存在，维持美一日一韩三角安全关系。如果中国将来实现了“民主化”，美国则应“鼓励海峡两岸就最后统一的条件进行认真对话”等等。
纵观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一书及其他为了美国能够维持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而提出的种种策略和谋略，贯穿其中的一根主线，就是根据现实中不同的地缘空间，对其他大国(或称美国的挑战国)“分而治之”，“各个击破”。
五、空间与缓冲地带
“缓冲地带”也称中立区、缓冲区、缓冲国等，指的是两地(国)的交界处因为战争或其他原因而划定出的带状地区，此带状地区并不完全属于两地(国)之中的任何一方，通常由双方共管或由第三方协助管理。缓冲地带是地理空间目标的一种影响范围或服务范围，处在缓冲区地带的国家称为缓冲国。
历史上沙俄策划外蒙古独立和二战初期苏联建立“东方战线”，除了有领土野心外，也有使这些地区成为缓冲地带的用意。
蒙古历史上长期属于中国。元朝的建立，使蒙古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开始更进一步与内地融合，并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之后元朝灭亡，蒙古人失去政权，但是明清以来，蒙古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从未与中国分离。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获得成功，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外蒙古同中国其他各省一样，在上层王公的带领下宣布独立。1913年，沙俄利用袁世凯政府的内外交困，与袁世凯政府订立《中俄声明文件》，确认中国是外蒙古的宗主国，改“独立”为“自治”。
但中国政府不能驻军、移民外蒙，而沙俄可以。外蒙古事务需两国协商解决。1918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沙俄政府被彻底推翻，这时的“自治蒙古”也就失去了依靠。1921年3月19日，蒙古人民党领导的“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宣布成立。1921年7月10日，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外蒙古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的消息传到中国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作为一种外交形式，北京政府发布了一份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1945年2月关于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是外国人操纵外蒙古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大国为了达到它们秘密交易的目的，不惜出卖中国利益，美英答应了苏联的无理要求，接受外蒙古的现状，承认并要求中国政府也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对于南京政府的抗议，斯大林指着雅尔塔协议上英、美、苏的签名，蛮横地要求中国同意外蒙独立，并指着地图说，一旦敌国利用外蒙古进攻西伯利亚，苏联的远东地区将陷于孤立，尽管中苏结盟立约，也不足以确保苏联的长远利益，只有独立并与苏联结盟的外蒙古的存在才能确保苏联的安全。中国除了承认外蒙独立外别无选择。显然，当年斯大林是把外蒙古作为中苏之间的“缓冲国”来看待的。尽管冷战期间中苏交恶后蒙古国倒向了苏联，但蒙古国作为中苏和中俄之间缓冲国的地位，至今并未改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苏联在欧洲东部扩大边界建立起了防御德国侵略的防线――东方战线，尽管这是苏联割占别国领土而且作用有限，但在苏德战争爆发初期其实就是一个缓冲区。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联面临纳粹德国侵略的威胁，致力于改善西部边界的防御地位。在德国入侵波兰后的1939年9月17日，苏联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发表声明，称波兰已不复存在，苏联要保护波兰境内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遂出兵波兰，占领波兰东部并将其并入苏联。苏联又通过1939年10月-1940年3月的苏芬战争，取得了芬兰的部分领土，获得了对汉科半岛的租借权。1940年6月，苏联分别照会波罗的海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提出改组政府和让苏军自由通行等要求，得到同意。
7月，三国举行选举，成立苏维埃政权，要求加入苏联，被接纳。同年6月，苏联照会罗马尼亚政府，以罗马尼亚统治集团的政策严重威胁苏联西南边界的安全等为由，要求把比萨拉比亚“归还”苏联，把北布科维纳“移交”苏联。罗马尼亚政府接受苏联要求后，苏军便占领了上述地区。“东方战线”的建立使苏联共增加了46万多平方公里领土和2200多万人口，西部边界向西推进了约300-400公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苏联的防御空间，起到了“缓冲区”的作用，改善了苏联的战略地位。
放眼今日之世界，地缘空间意义上的“缓冲区”依然比比皆是，为了国家利益而建立缓冲区或为获得对缓冲区的主导权而展开的外交折冲令人目不暇接。当年为使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免受外敌入侵的威胁，中国政府毅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社会主义的朝鲜曾是冷战期间东西方在亚洲对抗的“缓冲区”。朝鲜半岛问题四方会谈和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朝鲜依然是焦点，也是缓冲。同样，当年东欧的8个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东德，也是冷战期间东西方在欧洲对抗的“缓冲区”。德国统一后，围绕北约东扩、在东欧国家部署反导系统等问题，这一地区也依然是美俄冲突的缓冲区。苏联解体后，从地缘空间看，中亚国家与蒙古国一样，成了中俄之间的缓冲区。印度由于惧怕中国的强大，不仅让不丹和尼泊尔成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国，还企图利用分裂势力让西藏也成为两国之间的“缓冲区”，这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军事科技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变化。从近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起的几次较大的战争来看，世界上再也没有所谓的前沿和后方了，更不用说缓冲地带了。对美国而言，导弹、精确制导炸弹、空中打击、核打击，已经让所有国家都失去了所谓的战略纵深。因此，缓冲区的军事意义已经减弱，但其外交意义依然存在。空间因素一如既往地影响着国际政治的发展和各国外交活动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