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
论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
生态问题走到危机的地步不仅仅只是意识领域的问题,也不应该将反思与改革只限于经济领域、技术领域,还应该将这种反思的范围扩展到政治领域。
一、狭隘的民族主义
(一)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历史
民族主义,就是一个民族对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的一种自我肯定和钟爱,是一个民族对自身存在的价值的肯定和推崇。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文艺复兴后,伴随着早期商业贸易的开始,民族主义开始走上历史的舞台,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点,在这个历史浪潮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无疑成为民族主义的时代主题。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间的斗争,更是民族主义这一历史元素的猛烈涌现。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狭隘的民族主义开始出现。民族主义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资本的积累,资本的积累必然要求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权利主体,民族主义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
先进政治制度的建立为经济的顺利发展扫除了障碍,英、法正是在此阶段完成了工业革命;狭隘民族主义在推动种族平等方面功不可没,日俄战争中日本获胜就是极好一例。狭隘民族主义的变种沙文主义、军国主义化破坏了自由主义的传统,使各国政府关注、扶持规模庞大的民族企业以与他国竞争,这使垄断成为可能,正是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狭隘民族主义最突出的贡献是在二战以后,美苏争霸推动了科技的长足发展,形成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
(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根源
1.机械自然观。机械自然观在16世纪兴起,并在17、18世纪的西方哲学中占居支配地位。机械自然观是指一种单纯用古典力学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观点。首先,机械自然观以一种片面、机械、静止思维方式来看自然,把自然简化为由基本粒子组成的机器。自然界的事物是可以分解成许多基本粒子的事物,了解这些事物可以通过分解的方法,即将事物分解到最基本的层次,通过对这些基本粒子的把握来掌握这个事物的整体。这种思维是一种简单性思维,简性思维有助于掌握事物,更容易造成对事物的忽视与低估而对自己的能力无限高估。其次,自然这部机器的运动与规律由外在理智控制。机械自然观认为事物运动变化都是由外部原因造成,这种观点客观上形成了人对自然的态度: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人与自然敌对的观念开始蔓延。
2.人类中心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人类中心主义的形成是上述观念的逻辑结果或者说是对前者的回应。伴随着机械自然观的确立,自然不再具有生命,不再得到上帝的荫护,在人们的眼中,不过是一架通过力学方式推动的巨大机器。自然观在支持科技万能论的同时,也助长了彻底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无需对任何非人的存在心怀敬畏之情,人类可以在征服自然的征途上一往无前。科技之光驱散了关于自然的蒙昧与困惑,增强了人类征服、改造并进而控制自然的信心,机械自然观则为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充分施展的舞台。其结果是,人类愈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自然,也就愈危险地导致几乎不可逆转的环境危机。
3.狭隘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机械自然观和人类中心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机械自然观和人类中心主义,机械自然观和人类中心主义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产生的根源。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对自己民族的一种极端盲目的肯定,以及采用极端的手段来捍卫自己权益的努力。这种盲目性、极端性就是一种片面、静止、孤立的世界观的体现,实质上是机械世界观。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中,这种民族主义体现的是排他性,采取的手段是对抗与斗争,目的是消灭对方的同时保存自己或强大自己,国家间的矛盾与战争就是例证。这种思维贯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为了自己的需要,人类以自己为中心对自然界展开了肆无忌惮的掠夺与瓜分。
机械自然观和人类中心主义就是把自然看作一部人类可以制造可以掌控的简单的机器,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在政治伦理中的体现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政治伦理思想迎合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过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维护了这种观念的至尊地位,这种理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告诉了人类如何去认识自然和开发自然,却没有告诉人类应该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
二、狭隘的民族主义对生态的影响
首先,在处理民族矛盾时,狭隘民族主义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战争与剥削是民族冲突的表现与解决手段,民族之间冲突与矛盾最终转嫁到了环境中。战争的爆发对环境造成直接破坏,无论哪一方是战争的胜利者,面对环境的破坏,战争的双方都是失败者,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毁灭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灾难,最终是全人类的灾难。民族之间的剥削最终是人对自然的剥削,生物中心主义者阿提菲尔德就指出,“在等级金字塔中,每一个较高等级的利益集团和阶层都从下一等级中获益。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从状况更为恶劣的第三世界穷人中获益。他们的生活从其他生物的交往中获益:驯养的动物被用来运输、食用;野生动物经常因它们的皮毛、肉而被猎捕;森林也因人们对木材和农场的需要而被摧毁……强权体系从人际关系扩散到了种际关系”。由此看出,人与人之间的剥削最终转嫁到了人对环境的剥削上。
其次,狭隘民族主义的发展标准:速度与数量。工业革命以来,人们惯于用单纯的经济增长来衡量发展,发展被简化为财富的增长,这种发展只以单纯的经济指标为增长目标。能源问题、粮食安全问题成为经济高速发展下的产物,形成了发展的悖论:经济越发展人类的生存就越陷入生存与发展的困境中。这种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前提的发展模式,既不关心自然,也不关心人自身,造成了对自然的污染和破坏。
最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不合作态度。生态系统有自组织和自调节的能力,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灾难才不至于频繁发生,生态系统的这种特殊性使得生态危机的影响也具有蝴蝶效应。生态危机的解决不在个人层面,不在集体层面,在国家层面,即全人类的层面。现实中,国与国之间的不合作态度使得在处理和解决问题时举步维艰,京都议定书的尴尬就在于此。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政治理念不仅难以给环境保护提供坚强的支持,其理念也不能完全与环保理念相协调。批判中构建新的政治伦理不仅成为必然,也成为可能。
三、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政治伦理的生态转向
(一)树立生态观
1.机械观向生态观转变。狭隘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机械世界观,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就是在克服旧的世界观的同时树立新的世界观,这种新的世界观就是生态世界观。整体观、有机观以及人与自然平等而和谐的关系是生态世界观的核心要素,政治伦理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更应该将生态观应纳入政治伦理的体系中。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政治伦理有其自身的特定的结构,包括政治道德意识、政治道德规范、政治道德活动。生态观的纳入就是要将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贯彻到政治道德的意识、规范和活动中。
2.生态世界观要求政治道德规范应该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协调。政治道德规范的主客体应该从人与人扩展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传统的政治道德规范只涉及人伦的领域,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公民,公民与公民的关系是政治伦理的主要调节对象,生态观的纳入就是要在此基础上让人类与自然,国家与自然,公民与自然的关系成为其中一部分。除了对主客体范围的扩展,政治道德规范的内容也应该有质的转变,政治道德规范的评价标准应该以是否符合生态规律为标准,生态标准的确立是政治道德体系生态转向的有效之举。
(二)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
1.树立世界主义价值观。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世界主义看来,不管生活在那个国家,基于共同的人性,都属于一个人类共同体。成为这个或那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这是由出生的时间和地点所决定的偶然事实;作为人类的一员而存在,这才是一个更为基本和各位重要的事实。在世界主义看来,所有人之间都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伦理联系。家庭、国家和人类都是我们认同和忠诚的对象。既是特定的国家公民,也是世界公民,既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成员负有义务,也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成员负有义务。每一个人都应该把保护人类共享的地球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都应当积极地参与和推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层面的环境保护。
2.树立生态正义观。正义范畴是一般伦理学的主要范畴 ,特别是政治伦理学的主要范畴。传统的正义观是社会的“平衡器”,生态正义观是将正义概念扩大到对自然本身、自然生命和自然界的关心,将权利的概念扩大到自然实体和过程,确立它们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持续生存的权利。生态正义是指经济、社会发展应该站在全面、均衡、公平、公正的高度认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等社会关系,用理性、求实和正义的原则审视生态文明和生态道德,最大程度地避免生态危机,构建和谐、公正、真善美的生态观。生态正义观的确立,意味着人类自我认识的再次升华,意味着人类将选择在地球上可持续的生活范式。
3.全球合作态度。生态危机的全球性和公害性要求我们超越姓“资”、姓“社”的思维惯性,生态危机的全球性要求以合作的态度来联手解决世界性的生态危机。2009年全球国际生态安全合作年正式启动,这标志着全球生态合作的可能性已经成为现实。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首任主席兼总干事蒋明君博士指出,全球一体化、区域经济合作需要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可持续发展。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正遭遇空前的生态危机:全球气候变暖、土地荒漠化、水资源匮乏和污染、森林植被破坏、生物失去多样性、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环境、传染病流行、城市交通拥挤和基础设施落后等。这些问题,只有合作,才能发展,才能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