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狭隘的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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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主义”，即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状态。”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

　　20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席卷世界的浪潮。与此同时，海外也有人认为，民族主义也已经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他们认为邓小平理论的实质就是发展狭隘民族主义的理念。海外“民族主义论”的基本观点是什么?我们应如何看待他们提出的挑战问题?

　　一、“民族主义论”的基本观点

　　纵观海外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论述，“民族主义论”主要观点

　　(一)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英国学者克林伯格(Roberr Kleinberg)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历来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今天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显而易见地成为一种可供利用的追求富强的工具。他认为，这种民族主义是对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放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disintegration of Marxism)，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相延续的，“每一代马克思主义领导者都为了现实需要而调整正统理论，它最初始的某些因素已消失殆尽了。”

　　(二)当今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存在着三种可能性。

　　一是认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将会出现一种“尚武”“好斗”与具有“扩张性”的民族主义。

俄罗斯1995年11月《远东经济评论》发表的一篇文章就认为，中国产生像日里诺夫斯基式人物的条件已经成熟，其列举的理由，几乎与前苏联右翼民族主义产生的若干原因如出一辙。((俄)《远东经济评论》，1995年11月9日，第28页。参见萧功秦：《中国民族主义的前景》，《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2期)新加坡民族大学博士郑永年(Yongnian Zheng)历数西方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看法：20世纪后期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这种新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与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军费预算的提高，军事现代化，反西方情绪的上升以及它对外采取的行动相一致的。在国际上，人们把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下的民族主义以及日本军国主义下的扩张主义相比较。自1990年以来，各种理论如已在西方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制裁中国论”等都是对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反映。((新加坡)郑永年：《中国民族主义探索》，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二是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将导致中国的地域分裂。

爱德华·费里德曼(Edward Friedman)认为，“广东、福建、上海等南方沿海地区的人们已经起来反对单一北方的历史神话，黄河是中华民族来源的神话转而强调多样化的起源和传统。”声称南方的中国人认为：“有着一个强权、好战、封闭、仇视外国人、反帝民族主义的落后的北方文化。汉民族仅仅是一个政府制造的历史神话，根本不存在一个汉民族。随着南方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北方的支配地位正在逐渐削弱，而南方文化正在逐渐取得优势地位”。((美)爱德华·费里德曼：《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认同及民主前景》，美国夏普出版公司1995年版)

　　三是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澳大利亚学者乔纳森·昂哥认为，“只要经济发展顺利，只要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未来看上去光明，开放将占主流，反常的民族主义情绪只能在大众娱乐中满足一些情感需要，而在实际生活中无甚吸引力。如果正好相反，当下的经济扩张情况恶化，如果中国人的抱负成为泡影，全套的高度民族主义情绪随时可供作更严肃的考虑。”((澳)乔纳森·昂哥主编：《中国的民族主义》，序论，美国夏普出版公司1995年版)

　　(三)现今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具有多方面的原因。

　　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有三个重要的因素。

第一种因素来自中国国内政治社会生活的变化。自80年代后期，当邓小平的政策陷人严重困难的时候，民族主义问题受到不同的对待。意识形态的动摇表现在国内政治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是因为中国现代化政策的成功，它已经改变了社会，使人们的生活被个性化，使社会规范和不同地区之间的矛盾尖锐化。所有这一切都要求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作基础，而共产主义不可能再提供这种基础。

　　第二种因素来自中国的对外关系。

首先这与冷战的结束相联系，冷战的结束导致了这样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实力更能说明问题，而经济实力要比军事实力更有意义。国家的经济行为对于稳定它们的地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今后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将比以前处理国际问题更为困难，也就是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将变得更为困难。当世界被一分为二的时候，中国能够以最高的价码向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出售它的支持，或者至少给人一种在这二者中间进行调节的印象。现在形势对于像中国这样野心勃勃的国家变得较为困难。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像任何超级大国一样，它总是要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别的国家。对中国来说，这是一种难于应付的形势，鉴于它的意识形态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这使得一切都变得更为复杂，中国必须在经济和意识形态上进行斗争而不为美国所控制。

　　第三种因素是地区性的因素。

亚洲地区已经突出了两个带有民族主义性的刺激性因素。第一个是地方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是基于亚洲价值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建立在儒教和伊斯兰教的基础之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成功的范例或许会激励中国，它们在国内都运用了这种意识形态，并且在国际关系中也把它作为一种标尺。另一个因素是霸权的问题，它显然是亚洲各国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超越了政治和战略，同时也涉及到经济。((英)多麦兰克：《新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它的国际影响》，载迈克尔·夫奎(Michel Fouquin)和富兰克斯(Francoise)主编：《中国经济的亮点和机遇》，伦敦，1998年版，第113页)

　　二、既是世界公民，又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民族主义是一种非常富有弹性、甚至变化无常的意识形态;因此它能为极其矛盾的客观目标服务……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外壳”。((法)吉尔·德拉努瓦：《民族主义：七头蛇从未被消灭》，法国《世界报》，1992年5月18日。)尽管民族主义具有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但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把本民族或本国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压倒一切价值的一种价值观。“民族主义论”认为邓小平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散布“中国威胁论”。这是涉及邓小平理论实质及其价值取向的问题。邓小平本人在英国培格曼出版的《邓小平文集》“序言”中满怀深情地说“毛泽东主席说过：‘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深深地相信，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世界的未来是属于世界人民的。”(引自关晓丽：《邓小平笑谈世界风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7页)我们认为，邓小平既是一位世界公民，又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邓小平理论是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统一的理论。其特点是：

　　(一)与时代特征和时代主题密切结合的爱国主义。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出路是邓小平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邓小平认为，只有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特征和时代主题，制定出适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振兴中华民族的任务;反之，只有中国的繁荣富强，才能为世界共产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做出贡献。

　　第一，邓小平一生都在与世界的交往中寻求中国发展的道路。

早年的邓小平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毅然远渡重洋，西奔法国，北赴苏联，风尘仆仆，上下求索，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在马克思主义精神的鼓舞下，投身革命，转战南北。50年代和60年代，他多次出访苏联并参与了中国与苏联的大论战。70年代，他受毛泽东、周恩来之托，前往联合国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邓小平还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缔结者。中美建交之后，他又是中国访问美国的第一位国家领导人。根据笔者对《邓小平思想年谱》的统计，从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邓小平出国访问和接见的外国元首、政府要员、企业家、科学家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团体和要人共计达321次之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收录邓小平同志的着作119篇，其中有73篇是同国际或境外人士的谈话。这些交往活动为邓小平正确了解和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提供了重要的客观依据。

　　第二，紧迫世界科技革命浪潮，把握中国发展的制高点。

邓小平在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认识到，当代世界最重要的特征是科技革命。现代科技革命的形势可谓“突飞猛进”、“一日千里”。科学技术已经成了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整个世界在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上的大变革，成为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关起门来搞建设都不可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由此，他提出中国不仅要改革开放，大力引进外资，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而且要走科教兴国之道，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第三，主张把和平与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

斯大林晚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不断加深，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依然存在，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已经瓦解不复存在。毛泽东晚年也坚持认为，当代世界依然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因而要立足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并且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邓小平指出：现在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中国要在世界发展的转折点上发现和抓住自己发展的机遇，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邓小平的这种分析，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且为国际和平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认识平台。

　　(二)寓国际主义于爱国主义之中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不仅对自己的国家，而且对世界和平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世界和平具有血肉相联的关系。没有世界和平，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就要受到影响。

　　第一，中国要建设的是和平的社会主义。

早在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就指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重要任务之一。邓小平说：“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我们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328页)

　　第二，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政治角度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

　　第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下通过合作与对话改变国际经济政治秩序。

邓小平认为，二次大战以后，过去长期遭受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虽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民族解放斗争，挣脱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桎梏，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不平等和强权型的国际旧秩序，没有摆脱不利的国际环境。“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地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在这样的国际旧秩序下，“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要解决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世界问题，就必须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他说：“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不应该用战争手段而应该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比如，解决中国统一的问题，可以用“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办法，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

　　三、“民族主义论”辨疑

　　在海外某些学者看来，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已经取代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邓小平已经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变为发展民族主义的理念。我们试图对“民族主义论”的疑问作一个简要的回答。

　　(一)中国不存在侵略扩张性的“民族主义”。

　　中国不存在侵略扩张性的“民族主义”，其根本原因是：

　　第一，中国不具有产生侵略扩张性民族主义的深层文化基础。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一是刚健有为;二是和与中;三是崇德利用;四是天人协调。(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见《张岱年全集)第五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8-427页)在处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中国人历来强调“君子以厚德载物”，“德不孤必有邻”，“协和万邦”，“和为贵”的精神。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并不具有统一的宗教神作为信奉的对象，无论是本土的道教，还是来自印度的大乘佛教，对中国人的政治行为影响都不大。即使就中国本身的宗教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存在救赎主义的宗教传统，而佛教与道教本身又并不具有犹太教、或伊斯兰教对信奉者所要求的救赎主义(如弥赛亚主义、千禧年运动、末日审判论)的宗教义务。事实上，中国汉族文明在漫长的历史上，确实有过无数次的与匈奴、契丹、女真、蒙古与满族等边远部族的冲突与融合的记录。然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拥有足够强大的、更高的文化势能，来征服和同化这些被视为“夷狄”的、同属黄种的征服者。而华夏与夷狄的区分，不是基于人种、种族血统，而是基于是否接受礼治与教化。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认为：“根据中国儒学准则，战争活动与武装力量之所以有必要，仅是怕外部野蛮人的攻击和内部发生动乱。”((美)保罗·肯尼迪《强力的兴衰》，纽约，1987年版，第8页)马来西亚马哈蒂尔说：“干百年来中国从来没有向海外拓展领土的野心。在历史上，中国虽然三度极其强盛，但中国也从来没有占领过东南亚。当年郑和来到马六甲并不是要占领马六甲，而是来同马来西亚的苏丹建立良好关系。”(新华社吉隆坡1995年英文电讯)

　　第二，中国实现现代化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而不是掠夺别国资源。

在早期工业化时期，资源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保障资源供应才能保障经济增长。所以西方国家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采取了武力攫取海外资源的经济安全政策。到20世纪90年代，科技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技术占了生产成本中的主要份额。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的研究成果表明技术是内生的，其提高投资收益的作用已经是其它任何因素都不可比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就是靠技术的不断发展维持了长期的强劲增长的。(参见保罗·罗默：《便宜、有效的技术和“无偿的”信息如何改变了经济学》，《福布斯》增刊，1995年6月5日)中国人口约是美国的5倍，日本的10倍，靠扩大自然资源的方法实现经济腾飞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提高本国经济的技术层次，中国才能赶上发达国家。中国领导人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提出了到2010年实现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目标。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赖于其内部技术的发展速度，所以很难产生用武力扩大海外自然资源供给的需要。维护中国经济安全的有效战略将是扩大吸收国外先进科技知识的渠道，加快中国科技发展的速度。

　　第三，中国加强自己国防的现代化建设，主要是为了防御外敌的入侵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

中国国务院1995年发表的《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的国防政策是防御性的，基本目标是巩固国防，抵御外敌侵略，扞卫国家领土、领空、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中国的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坚持走“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发展道路。中国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策略，坚持人民战争的思想。中国不谋求世界或地区霸权，中国不在外国派驻军队，不在外国建立军事基地，中国的国防建设不针对任何国家，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之所以要坚持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是因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它们仍在继续利用台湾、西藏、****、军控、贸易等问题不断对我国制造麻烦。敌对势力在利用宗教、民族问题从事分裂活动，还有人企图制造“两个中国”，挑拨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还未得到改变。

　　(二)中国的发展不会导致中国的地域分裂。

　　在中国，各不同民族之间，尤其是汉族和部分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经变得比较突出，但各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始终是占居主导地位的力量。少数西方国家一直企图分裂中国。但中国政府在处理各民族间的关系时，始终坚持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强调民族团结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的民族政策是要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246页)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246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发展少数民族地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247页)“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有，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以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近二十几年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各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得到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凝聚力得到加强，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祖国，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将导致中国地域分裂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三)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

　　邓小平理论既反映了邓小平对共产主义的执着信仰，也饱含着邓小平热爱祖国的情怀。邓小平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和挫折，但无论是“四一二”后的白色恐怖，还是战斗在上海的虎穴刀丛;无论是在百色起义军的危急时刻，还是在中央苏区蒙难含冤;无论是太行山上煎熬搏战，还是““””中“两落两起”，他始终充满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充满着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并为共产主义不懈地奋斗着。直到晚年，当他几经磨难而最后一次复出时仍然执着地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另一方面，邓小平又特别热爱自己的祖国，始终维护自己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他一再告诫人们，国家的独立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因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7页)1989年中国发生动乱以后，西方有人试图制裁中国，邓小平听到这一消息后气愤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358页)他告诉前来访问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这是我讲的真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

　　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在邓小平的心目中始终紧紧地拧在一起，成了一种难分轩轾的共在。海外学者把邓小平理论的实质归结为“民族主义”显然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