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论文(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论文篇3：《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缘起及其历史启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缘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逻辑起点。回答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必须循着其酝酿、萌芽、发展和提出的脉络，回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历史现场，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社会历史背景、理论基础、国际背景、社会思想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历史因素
纵观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发展和提出无不与“中国问题”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中国问题”包括：一是宏观层面的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历史前提;二是中观层面的中国革命道路探索，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萌芽发展的历史际遇;三是微观层面的制定和贯彻抗日战争战略战术的需要，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破茧而出的直接因素。
1救亡图存的“中国问题”。20世纪前半叶，近代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击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外无主权，内无民主。“中国问题”突出地表现为救亡图存、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正是为解答这一“中国问题”，许多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辛求索，各种主义与思潮相互激荡，最终马克思主义以其真理魅力成为中国历史与人民的选择。
2探明中国革命具体道路的“中国问题”。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第二层次性“中国问题”，又为其缘起提供了萌芽与发展的深厚土壤。在革命初期实践中，党内先后出现了一系列“左”倾和右倾错误路线，导致中国革命遭受巨大损失。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坚信“认清中国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1]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迈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第一步。不同的政治路线带来的革命结果显而易见，但是甚至遵义会议后，部分中央领导人还坚持认为党的思想路线并不存在原则性错误，仅仅是策略上的失误。这就使得从思想原则的高度讨论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道路，显得十分必要。
3认清抗日战争形势和策略的“中国问题”。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救亡上升为最突出的“中国问题”。国内出现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等错误论调。“速胜论”认为抗日战争在国际盟国的帮助下会迅速取得胜利，易产生轻敌心理。“亡国论”认为中国军事实力弱，会迅速灭亡，易产生投降心理。两种观点对中国抗战形势的认识都是偏颇的，对抗战百害而无一利。与此同时，党内出现了过分相信国民党、倾向于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活动公开化，对国民党的干涉、排挤甚至迫害政策一味迁就退让，少数人以任国民政府官员为荣等右倾错误思想。在救亡图存历史紧迫感空前突出之时，迫切地需要提出正确的思想方法和路线，正确地分析抗战形势，制定正确的抗战方针。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现实需要，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理论探索
中国共产党人自建党伊始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将其视为理论与方法统一的世界观，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将其作为观察和改造国家的工具”，[2]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其中一些理论探索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因子，为此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理论准备。
一是初步分析了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人聚焦于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历经了由不明确到逐渐明确，由分歧到逐步统一的过程。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革命可以依靠无产阶级独立完成，提出“独立的、攻击(其他政党)的政策”。在三大宣言中指出，“国民党更应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表明党内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出现了动摇。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不仅明确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而且回答了争取和实现路径。他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3]
二是初步探索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对象、动力、性质、前途的理论探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一方面，共产党人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蕴含着立足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思维逻辑;另一方面，探索中得出的真知灼见则直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成果提供直接的理论资源。
三是初步奠定了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阐释与宣传，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实践论》和《矛盾论》两部著作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与传统中国文化创造性结合，展示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汲取与创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依据。 四是初步确立了正确的理论态度。早期共产党人注重探索如何对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提出反对教条式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瞿秋白提出“革命的理论永远不能与革命的实践相离”，[4]李达也提出“缺乏独立见解的、足以窒息生机的教条主义态度，是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根本抵触的”。[5]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明确提出具体地、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反对本本主义。党的早期领导人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为后继共产党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表率，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社会文化氛围
在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下，各种社会思潮异常活跃，理论论争迭起。特别是“中国化”思潮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作了直接的思想理论准备。
中国化思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社会文化底蕴和有益的思想氛围。中国化思潮是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民族文化同世界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关系的思考。它在文化界兴起，逐渐扩展到历史、科技、哲学领域，形成中国化的学术热潮。从某种程度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化思潮的组成部分之一，是中国化思潮由学术向政治实践的扩展，对其提出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
一是中国化思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营造了良好的思想氛围。1920年后，中国化思潮蓬勃发展，社会各界都表达了“中国化”的主张，形成了广泛社会共识。教育界，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提出：中国教育要想更有效率就必须中国化。[6]文化界，从先贤指出“要使我们的文化运动中国化”。[6]420陈唯实、张申府等先后提出“科学中国化”“辩证法之实用化与中国化”。艾思奇指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6]387陈序经、瞿秋白、孙本文等人也都曾公开使用过“中国化”的说法。[8]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营造了良好的思想氛围。
二是中国化思潮中蕴含着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逻辑。很多中国化主张都表达了外来思想要同中国情况相结合的观点。庄泽宣指出：中国教育多为舶来品，故不符合中国实际，“要把新教育中国化”。胡绳在《辩证法唯物论入门》中说：“用现实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这应该是所谓‘中国化’的意义的另一面。”[9]以上这些主张虽没明确提出“中国化”内涵，但明确提出要立足中国的特殊性与时代性，已涉及其本质内涵，为其提出提供了借鉴。
三是提出注重民族形式，将民族文化同外来思想文化相融合的观点。艾思奇在《关于形式论理学与辩证法》中指出：其前提是精通马克思主义，同时“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6]420这些中国化思潮，无论是从兴起的本质还是具体表达上，都体现了注重民族形式、民族特点的主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中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提供直接的借鉴与参考。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国际背景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与其自身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大致经历了一个“两头好、中间差”的流变过程。在这一过程的中间阶段，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不顾中国革命实际，通过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强推苏联经验，实行严密而僵化的组织控制和思想禁锢。这些做法不仅没有使中国共产党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道路，反而使全党陷入了严重的实践和理论危机。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通过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帮助中国建党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正确指导推进了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进程，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提供了前提。特别是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实现从国民革命向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两次路线的转变，启发和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认识，即革命重心和策略应随着革命形势、社会矛盾的变化而变化。共产国际七大前后，出于对建设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主义联盟的考虑，不仅联共(布)调整了苏联的外交政策，共产国际也调整了领导方式，开始鼓励各国共产党独立决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提供了组织保障、外部环境条件和支撑。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历史启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过程是中国革命实践史、思想史、学术史的交织与互动，回顾其波澜壮阔的历程，可以带给我们诸多启示。
(一)树立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
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0]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只有深入时代深处，揭示时代问题，才能把握时代逻辑，最终解答时代问题。纵观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发展和提出无不与“中国问题”息息相关。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问题”体现为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思想武器，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历史前提;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救国救亡的真理之后，中国问题演变为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经验，得出了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萌芽发展的历史际遇;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统一抗战思想、制定正确战略的现实需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破茧而出。
不仅是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时期，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也一直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条件与现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正是在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中国问题”过程中，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论，最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进到一个全新阶段。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党中央正是抓住了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提升执政能力这一“中国问题”，从而成功地将党和人民的事业推向21世纪，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问题”，主要表征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矛盾日趋突出。
中国共产党人着力解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提出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十八大以来，抓住党风廉政建设、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中国问题”，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进而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阔步前行。 三是推进智库产业化发展，实现智库平衡发展。建立智库产业化发展战略，形成产业格局和产业规模效应，为国家社会发展提供强大智力支撑。建立智库发展专项基金，强化基金对智库资金支持，为第三方智库提供更多的资金扶持，鼓励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民办智库多头并举、公平竞争。构建智库发展交流合作平台，包括课题开展、调研合作，探索人才轮岗交流机制。制定专业化、制度化、标准化的智库评价机制，引导智库产业化、高水平合理健康有序发展。
三、结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方法、思想源泉。其缘起于1921-1945年的中国历史进程，是中国共产党的追求和中国革命的客观要求、国内因素与国际影响、政治发展与学术思潮推动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缘起，可以得到许多启示：要有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只有以问题为主导，才能有针对性地推进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要真学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更要真用会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要实现学术层面与政治层面的互动，形成社会共识与社会合力推进理论与实践。过去，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思想方法，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就;今后，仍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学术界需全面地立体地考察、分析1921-1945年的历史，包括实践史、思想史、学术史，要有敏锐的眼光和深邃的洞察力来透视复杂的历史，将前人的智慧凝炼成深刻的思想，推动“中国梦”的实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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