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转向的必然性论文

　　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具有在指导人民群众的实践中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恩格斯就曾申明：“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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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转向的必然性

　　党的再次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现实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意，然而现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展开却需要进行从认识论到方法论的转变。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题中应有之意

　　大众化本身乃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哲学话题。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学术发展史上关于“大众化”的认识由于缺乏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指导，所以都能在理论上揭示大众化的本质，在实践中推进大众化传播。直到马克思才立足于唯物史观，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中证明了一切科学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指导人民群众的成功实践，并最终赢得人民群众的坚定信仰，才可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

　　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历了由理论到实践的发展，由一国到多国的传播，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将马克思主义真理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本身就意涵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要求，二者相辅相成。这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刻诠释。

　　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而实践则是科学理论的源泉、发展的动力与检验理论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理论尤其是科学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实践，科学理论也只有在指导人民群众成功的实践当中才能够彰显自身的价值;所以，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进程中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过程中，指导中国人民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实现自身的传播与发展，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使命。

　　从1939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同时就提出了“大众化”①的概念，到党的，根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1]。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始终是经久不衰而又历久弥新的理论与实践主题。

　　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具有在指导人民群众的实践中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是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成果。”[2]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实践主题下，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特征。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认识论主体间性转向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只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向西方寻求救国理论的选择之一。“灌输”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中既是必须的也是有效的。灌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的经典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先进理论不会自发产生，共产党必须加强对工人阶级的思想理论灌输。”[3]列宁则在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实践中将灌输理论系统化，认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4]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启程之际也面临着同样的境遇。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之初，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宣传者掌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导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因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受众――“工农兵面临的问题是不识字，无文化……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5]861-862。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灌输理论的阐释，很容易直观感性地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宣传者群体与大众之间做出“主―客”体关系判定。的确，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宣传者被历史和时代赋予了大众化的主导权。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宣传者以及人民大众自身的特殊性决定的。

　　然而，灌输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法论定位，是从主体性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宣传者与大众之间“主―客”体关系的反映。当时(信仰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却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宣传者群体与大众之间做出“主―客”体关系定位绝对化。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主―客”体关系具有高度辩证的理性自觉。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灌输”同时，就强调了人民群众主体性作用的重要性。这也符合人民群众乃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判断。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也将自身理论的价值定位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而改造世界的伟力就孕育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实现自身的理论价值就需要在指导人民群众的成功实践中接受检验、发展和完善;并最终使人民群众在实践成功的体验中将马克思主义真理确立为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与国情相结合指导人民群众实践的成功并最终赢得人民群众的自觉信仰正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所以，即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多次提到“灌输”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方法，也都是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做出的科学判断。而且，灌输理论虽然肯定马克思主义教育初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宣传者的教育传播主体地位，但也同时意涵了二者之间的主体间性指向。

　　恩格斯就曾申明：“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愈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愈多由他们通过自己的亲身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愈会深入他们的心坎。”所以，灌输理论不是禁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客”体传播的教条，而是特殊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阶段性选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伴随革命、建设、改革探索的深入，人民群众主体意识的提高，主体间性转向将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然选择。

　　经过30余年改革开放，尤其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探索，人民群众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实践中主体意识被充分唤醒，人民群众主体性意识的唤醒是一个理论学习与实践探索的客观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人民群众实践之间的双向互动模式逐渐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入到了“主体间性”传播阶段。新阶段，中华民族面临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而这，需要依靠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才能完成。所以，探索主体间性认识论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双向互动传播的有效对策至关重要。

　　三、主体间性认识论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双向互动方法论对策探索

　　1.内容的时代化。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恩格斯曾尖锐地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6]只有随时代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具备指导实践的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当中，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特色，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实践的指南，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现实、分析问题和实践创新的能力。以实践成果验证和彰显马克思主义时代内容的魅力，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追求。

　　2.风格的民族化。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语境”下，将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7]来展现，乃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然要求。要充分发挥民族文化的亲和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行为习惯结合起来，用民族传统文化精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做出新阐释、新解读，以此增强马克思主义对大众的吸引力。

　　3.语言的通俗化。列宁所言：“最高马克思主义=最通俗化”[8]。但通俗不等于庸俗。通俗化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中是指在保持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同时，将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群众生活语言说明深刻的道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逐渐内化为群众的理性信仰。具体来说就是“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