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

　　其一，从晚清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看辛亥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因为研究晚清的历史，可以看到，15世纪以后，欧洲开始了现代化浪潮，到20世纪初，全球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近代化的关键是工业化，如何进行工业化是个大问题。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在强调“中体西用”，即维持封建统治不变的情况下，运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来发展资本主义。甲午战争宣告了这种工业化尝试的失败，它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西方是通过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清政府采取的发展方式有问题，“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政策压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晚清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很薄弱。真正能使中国近代迅速工业化的是民族资本主义，因为民族资本代表了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二是靠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是不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清政府的腐败注定其官僚体制无法担当领导近代化的责任。正如美国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中所说，晚清时期，“政治上的失败乃是解释中国对现代化起步缓慢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只要封建统治存在，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就不能迅速工业化，国家就不能富强。

　　其二，要把现代化研究范式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结合起来。学术界以前用革命史“两条线”研究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史，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有其合理性，但是也存在局限性。新时期开始用现代化研究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史，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有新的审视，丰富了对历史的认识。实际上，这两种研究范式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前一种研究范式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变更学说，肯定了辛亥革命在社会形态变更中的作用。后一种研究范式更多是从强调了生产力变化来研究社会形态的变迁，从而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我们只有从世界近代史角度，从长时段和世界范围把辛亥革命放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框架下研究，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才能使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有个合理的定位。

　　其三，不能把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局限于民国初年。关于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影响的延续时间，过去学术界有四种看法：第一，辛亥革命似乎只留下了一块“民国”的招牌，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重大作用;第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即为北洋军阀所取得，因此，辛亥革命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推动作用局限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初期，至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第三，辛亥革命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推动作用不限于民国初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仍有相当影响;第四，辛亥革命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年为止”。这四种看法各有其合理性，但仍然有讨论的空间。笔者认为，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为民国时期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政治障碍。后来，虽然被北洋军阀接过了政权，但是辛亥革命的余绪仍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改良派等各政治派别和团体分歧重重，但在振兴实业、发展经济这个问题上相对一致，能够达成共识。振兴实业、实业救国、实业建国等口号表达的观念和愿望，已成为资产阶级和广大民众的迫切要求，并形成了比较广泛的“振兴实业”思潮。并且，日本同为封建落后国家，由于较早实行以民间企业为中心的政策，资本主义发展迅速，资产阶级政权很快建立，很快发展为资本主义强国。而辛亥革命是迟到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很难使中国赶上世界发展步伐。抗日战争是辛亥革命成果的总检验，是辛亥革命这种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在中国是否行得通的真正验证。也就是说，辛亥革命对民国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

　　其四，判断辛亥革命对北洋政府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影响的标准有三：一是要看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是否比晚清有所减轻。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即号召国民参加建设，振兴实业;辞去总统后，仍然坚决主张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最重要之政策。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存在仅91天，但是颁布了一系列符合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原则和保护工商业的规章措施，鼓励兴办实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等。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仍然继续振兴实业方针。继南京临时政府之后，北洋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法令和条例。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揆一和张謇先后担任工商、农林和农商总长期间，即1912年8月—1913年7月和1913年9月—1915年9月这段时间，北洋政府在对清末法规延续及修改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新订与颁布了大量经济法规则例，继清末新政中国近代经济立法的第一次高潮后，形成近代中国经济立法的第二次高潮。这些政策法令解除了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逐步废除了封建性的专制垄断，允许一般商人开办实业，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辛亥革命所唤起的民主精神和人民的爱国热情也为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二是资产阶级地位是否提高。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吸收一些资产阶级人物参与组阁，革命党人仍然掌握着一些省份的地方政权，在中央也保有一定实力。三是民族资本主义是否有所发展。辛亥革命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往往归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而忽略了辛亥革命的作用。从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期间，是民族资本的初步发展时期，在一次大战到20世纪20年代间，是民族资本的进一步发展时期。辛亥革命使资产阶级“发起工厂企业得到很大推动，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1]454。据农商部统计，辛亥革命前后历年设厂数，1910年为986家，1911年为787家，1912年为1 504家，1913年为1 378家，1914年为1 123家[1]454。在大战期间，1913至1915年，平均每年注册工厂就有41.3家，1916至1919年，平均每年达124.6家 [2]284。特别是中小资本获得较多发展，如自1914至1924年的10年间，上海民族机器工厂从91家增加到284家(绝大部分是小厂)[3]。1914—1925年间，“每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年平均名义投资额相当于政治和国家财政尚未稳定的1840—1911年间的11倍”[4]11。

　　其五，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0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时期。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照样可以看到辛亥革命的影响。一是国民党通过北伐战争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条件。二是南京国民政府继承了临时政府振兴实业的方针，贯彻了孙中山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思想，采取措施发展资本主义。一方面建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另一方面鼓励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国民党统一国家以后，相继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实行了诸多财经举措。据有关专家统计，抗战之前国民党政府制定和颁布了200多项经济法规，其时间较为集中在1928—1933年间。这一大规模经济立法活动与上述近代经济立法的第二次高潮相比，不仅法规数量上约多了一倍，而且涉及范围扩大，内容也有很大改变，法规的影响力大大增强，称得上是近代中国的第三次经济立法高潮。这些法规和政策在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同时，对私人资本经营的企业给予鼓励和扶助，对民营工矿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如1929年颁布了近代中国首部通行全国的《工厂法》，1930年公布了《矿业法》和

　　《矿业法施行细则》，1932年颁行了《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还先后颁布《小工业及手工业奖励规则》、《工业奖励法》等，奖励和扶持民营工业企业，提倡企业改良和采用先进工艺，增强竞争能力。三是按照孙中山权能分治思想建立起来的国民政府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发挥了现代化的领导能力。当时的国民政府不仅有实现工业化的愿望，还做了大量改善环境的基础工作，排除了大量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障碍。比如，收回了关税自主权，提高了关税;采取了保护国内产业的政策;裁撤了厘金，开办了统税;发行了法币，取消了银两在流通领域的货币功能等，都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四是抗战爆发前10年，中国工业发展达到了民国建立以来的高峰。这主要表现在工业投资总量的增长方面。其中，国有工业的投资增长远低于私营工业投资增长的速度。“中国居然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工业扩张。据章长基(John Chang)所编制的工业产出指数，1912—1934年间中国工业产出年增长率为10%”[4]11。有专家指出，说抗战前10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一直处于破产半破产的状况是不正确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并非一直处于破产和半破产的境地，而是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即1927—1930年有发展;1931—1935年，因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发展停滞;1936—1937年又获得再发展。整个过程是发展—停滞—再发展的过程”[2]478。1936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出现了复苏的局面，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也应该看到，抗战前10年，国民党提出的一系列发展国有工业的计划有很大部分没有得到实现。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是水平不高。即使是发展最好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仍然没有达到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程度。现代工业化的主干，钢铁、电力、煤炭、冶金、机械、化学工业的基础都非常落后，它们在1933年全国GDP中所占的比重极小。整个现代部门和现代制造业所占比重分别只有7%和2.2%，几乎完全被占比重60%的农业部门所遮蔽了[4]11。也就是说，与主要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比较，民族工业还有相对落后的一面。抗日战争前我国近代民族工业仍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有专家指出，在1933年全国国民收入中，61%来自农业，仅9.1%来自制造业[5]59-61;而制造业收入中，27%属于工厂所得，即手工业及工场手工业的产值约为工厂总产值的3倍[5]135。“其工业生产也低于八百万人口的比利时。”[6]“其发展水平远不及十月革命前的俄国、30年代的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在不发达国家中亦落于印度之后。”[7]更加严峻的事实是，中国的工业化大大落后于日本。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已经进入垄断资本阶段，拥有发达的工业。拥有强大工业支撑的日本很快就走上了侵略中国的道路，而日本侵华战争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辛亥革命在推翻清政府、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扫除封建生产关系、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发挥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功能等方面毫无疑问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是有限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可能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