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哲学学术论文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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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哲学学术论文期刊篇1
浅析苦难背后的生存哲学
《活着》是余华90年代创作转型期的代表之作，这是一部个人苦难的浓缩史，也是一部人类生存境遇的再现史。小说通过对苦难主题的描绘，揭示了为了活着而活着这样一种苦难背后的朴实的生存哲学，认为活着就是人生最基本的要求和信念，个人存在的最终目标并不在生命以外的任何物件，而恰恰存在于生命过程本身，这不仅使读者感受到了活着本身所独有的力量，显示了存在的宝贵价值，同时也续写了作者本人对于人的生命与生存本真的终极关怀。
一、生存境遇――无尽的苦难梦魇
苦难一直是余华小说反复渲染的主题，尽管处于特殊的创作时期，对血腥和暴力的描述有所减弱，但他对苦难这一主题的描述却依然如故，作为余华创作转型期代表之作的《活着》同样没有逃脱苦难的深渊。小说将苦难视作人类的生存本质，让人物在饱受物质上的困苦的同时承受着生命永逝的精神摧残，揭示了人的存在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苦难历程。
《活着》中的每个人物都在极度困顿的生活中挣扎，这种困顿的生活，既是叙事主体所特设的背景要素，又是时代发展内在规律的外在体现。作为小说主人公的福贵一家的艰难处境，正是当时中国乡村历史生活的一个真实的缩影。外部的大环境促成了生存的残酷性，战争造成民生凋敝，解放后饥荒接踵而来，福贵一家的艰难生活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生存境遇中展开帷幕。在作品中，尽管福贵家人的接踵死亡充满了各种巧合与偶然，但细究其因，终也逃不过贫困二字。生活的困窘直接把福贵一家慢慢推向苦难的深渊，让他们在穷困潦倒的生活中饱尝饥饿、疾病的深度折磨。小说《活着》恰是用一种平静的语气讲述了动乱时代中人们在超载的劳苦中生活，在极度的饥饿中挣扎，在痛苦的疾病中煎熬这样一种无奈的生存困境。
物质生活的贫乏固然给福贵带来肉体上无尽的苦难，但咬牙就能对付过去，唯有精神的摧残是致命的打击。《活着》的主人公福贵过往的经历就是一系列死亡的编排史，虽然说死亡是每个人的最终归宿，但亲人的频繁离世却给福贵的精神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种源自血肉亲情，发自人类心灵最深处的伤痛时刻都在侵蚀着他的意志，让他在活着中煎熬。对于福贵来说，世间已无留恋，死亡成了他结束苦难，走向极乐世界的唯一方式。然而命运却始终不能让他如愿，他活着，在苦难中活了下来。无所不在的死亡之殇把福贵逼上了精神绝谷，生命转瞬即逝，死亡的无所预期给福贵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和痛彻的折磨。余华在这里把生命之苦渲染得无以复加，让人悲及骨髓，福贵正是在这样一轮轮的直指生命终极的死亡体验中感受着生命的悲怆，体验着生的艰难。
二、生存方式――超常的忍耐毅力
作者余华曾在自序中这样传达他对“活着”的态度：“这部作品的题目叫《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子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作者所想表达的在主人公福贵身上体现地淋漓尽致，福贵的一生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但无论是生活上的窘迫还是精神上不断的打击，他都一一承担了下来。对于福贵而言，忍耐是他赖以生存的有效方式，在忍耐中他学会了承受，在忍耐中他坚强地活着。
作为普通百姓的代表，主人公福贵在现实生活中就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苦难承受力，无论是国家时局的动荡飘摇，还是政府政策的朝令夕改，所有的悲剧都由无辜之人一力承受。一开始福贵种地，用自己的努力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到最后只有一人一牛犁地。即使活着对于福贵来说是那样的艰难，生命自始至终都在无尽的死亡阴影中徘徊，但万恶的命运终究没有让他倒下，忍耐让他找到了出路，他用无尽苦难磨砺出来的超乎寻常的耐受力来包容所有，并以此来抵制苦难世界对他的威胁，来面对现实生活给予的悲怆。
福贵的忍耐毅力不仅仅表现在他对现实世界困窘生活的承受上，更让我们为之动容的应该是他对生命走向终极时的那种承担。他用自己的双手埋葬了所有至亲的人，这种精神上的苦痛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但接连的丧亲之痛却并没有让他屈服，相反，正是这种残酷的精神摧残使他磨练出忍耐，他用这忍耐包容了一切加之于他身上的命运之苦，没有血泪的控诉，没有撕心裂肺的尖叫，甚至都没有愤怒，他用超常的漠然隐忍，平静地接受这命运的不公。对他而言，亲人一个个走完了“活着”的路，每个人都找到了最终的归宿，他不用再为任何人担忧，可以安心地随时等待死亡这个节日的降临了。正是因为这超常的忍耐毅力，让福贵在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之后仍能坚强地活着，在活着中去承担生命赋予的所有责任和重担。
三、生存哲学――朴素的唯活主义
活着，是生命赋予我们的一种姿态，而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是人在直面生命、直面生存时无法逃避的一个终极命题。小说的题名叫“活着”，但通篇阅读，我们看到的却只有无止息的苦难和接连的死亡阴影。《活着?前言》中说：“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这可能就是对福贵“活着”的最准确概括。唯活而已的生命形式是“崇高”的，这种没有英雄、没有反叛的“活着”其本身就已经显示出了深厚的张力。
活着本身的存在从形式层面来讲就是一种对现实苦难的超越。小说的主人公福贵并没有因为人生的凄惨而拒绝活着，他没有从苦难走向更深的苦难深渊，而是从苦难中超脱出来。福贵正因为经历得多了，苦难已成为一种常态，外部被死亡气息时刻包围，他的内心却因超脱而获得了平静，即使他对于苦难、贫穷和死亡的内在规律毫无意识，也没有能力去力挽狂澜，亲手改写自己的命运，但却因为对一切苦难的释然而到达了新的生存之境。福贵深谙命由天定，包括幸福和苦难，只要活着就是一切，这种对生命的正视反倒让他没有在厄运的冲击中沉沦下去，而是依靠自身内部迸则出的灵魂力量存活着，以坚韧的姿态活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为了活着而活着在精神层面上则是对绝望的否定。《活着》总是对死亡轻描淡写，生命脆弱易逝，活着成了最大的悲哀，精神上的无助和绝望时刻都在侵蚀着福贵的心智。克尔凯郭尔认为，“绝望是一种普遍的精神疾病，靠死亡从这种疾病中获救是不可能的，这疾病和它的折磨恰恰在于不能死去。”这句话很好地阐释了福贵的生存状态，他在尘世了无牵挂，死是如此的容易，他的绝望恰恰是不能先于其他亲人而死去，活着成了最大的不幸。然而对于生命的超然使他活了下来，让他能坦然地面对这种绝望的生存境遇，以一种超越绝望的平静来接受命运无常的安排。这种朴素而无畏的生存姿态在向我们展示了生命的坚韧的同时，也指明了绝望的不存在，它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升华了的对于生命的感动。
无论以何种方式呈现，苦难背后为了活着而活着这样一种朴素的生存哲学都显示了一种活着的力量。这种来自生命最深处绵延不绝的力量，让我们懂得如何去面对生命，承受苦难。而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答案仍是活着。
四、结语
《活着》就是这样一部简单而又复杂的作品，对生命之苦的执着描述，对生命忍耐力的高度肯定，对超越苦难，否定绝望的活着的意义展现都让小说焕发出了生命的光彩，从而让我们感受到这部作品厚重的份量。小说向我们道出了苦难的真实，道出了存在的意义，让我们在小说世界感受特殊的生存之境。活着，别无其他，朴素而深奥的生存之道仍有待深究。
国际哲学学术论文期刊篇2
浅析古典哲学视域下的回文诗
回文诗是我国诗歌园地绽放的一株奇花，在杂体诗中独占一席之位。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曾提到：“回文诗，回复读之，皆歌而成文也。”回文诗按一定的法则将字词排列成文，亦存在诸多的形式以及读法。历史上亦有较多文人墨客进行创作，清代学者朱存孝认为苏伯玉妻的《盘中诗》是回文诗源头。{1}全诗呈圆形写于盘中，从中央到四周可循环读之，诗作表达了妻子的思夫盼归之情。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2}足以见得回文诗在魏晋时期已达到繁荣。之后回文诗一直都有出现，如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大家都有回文诗传世，这充分体现了回文诗语言的博大精深以及盎然的情趣和美感。
古典哲学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古代哲学先贤们在语言中所暗含的思想几乎是无边无际的，这也是诗歌等艺术所追求的目标――含蓄。在中国传统文学中，诗人的一首好诗往往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在先秦时就以儒、道两家为主要学派，但在“百家争鸣”的大背景下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它以管仲的思想为基础，吸收了各家的思想，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系统著作;到了秦汉时期，思想的大一统则促使道、法、阴阳、儒家的合流，如在荀子和《易传》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对法家和阴阳观念的吸收。《管子》和《易传》可以说是不同时期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哲学影响着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以及其对文学的审美意识，而诗歌又是对于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不容忽视的存在。可见，回文诗与中国古典哲学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下面就以《管子》和《易传》为例，将古典哲学与回文诗联系在一起，研究回文诗中所蕴含的哲学意义。
一、回文诗中的“常”与“变”
中国的哲学，认为变是宇宙的根本。“变”的观点在哲学中比“常”的观点先出现，而世间的万物无不处在变化发展之中。荀子云：“天有常到，地有常数。”宇宙就是一个变化的大整体，一切事物都在变迁之中，既有常态性，也有变动性。“常”亦为恒，表示稳定性、不容易变化;“变”则表示变动性，毫无稳定性可言。
《管子》的思想以天、地、人三常与天地变化为准则，变化中也有不易变化的规律。如《系辞》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变化不轻易改变的准则，即所谓的常。如《形势篇》：“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常即为变化中有不变的意思，而变本身也是一种常。古人就是通过意象为经验来观察世间万物的变化，从中总结出常规。天有常象，如日月、星辰、四时，它们对于我们而言，都是客观存在，不会轻易改变的。《系辞》：“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世界万物动静的运行也是有常规的，有一个固定的法则都不能改变;自然的法则是规律的，其中有非常有序不乱的法则贯穿着不规律，这就是动静有常的道理。变化中有常态，但“常”也不是完全不变，王夫之称：“常中有变，变中有常。”
一首回文诗可以生成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新诗，由此可以看出它有着多变的形式，但多变的形式与原诗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联系。不同中蕴含着相同，多变中总结常见通用的规律，旧转化成新。如南朝梁简文帝萧纲的《和湘东王后园回文诗》：
原诗：枝云间石峰， 倒读：散叶飞秋树，
脉水浸山岸。 聚鹄戏清池。
池清戏鹄聚， 岸山浸水脉，
树秋飞叶散。 峰石间云枝。
无论正反读之皆为借景物抒发情感之作。回文诗看似多变，实质都是以原有诗歌和倒读的读法为“常”，是客观存在的。原诗与回文后的诗既有音律形式变化，也有不变的意境意象等内容。
二、回文诗中的“道”与“理”{3}
在中国古典哲学中“道”是最高的哲学观念，普遍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并且是超越一切、影响万物的。《宙合》曰：“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 “道”是万物离不开的，它是无形不可感知的，强调了道与万物生成之间密切的联系，即道是万物得以生成的基础和规律。《管子》中认为事物的生成是因为道，事物的衰亡则是违反了道，侧重于生成之道。这是对《老子》中“道”的推行与发展。
而所谓“理”指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标准，也指自然界的规律。“理”作为哲学概念出现于战国之时，《四时篇》以阴阳为“天地之大理”，《侈靡篇》曰：“尊天地之理”，都指的是自然规律。到了北宋时期，“理”成为程朱理学最主要的思想观点得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暗含其中。一方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们必须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人类社会也有着自己的特殊规律，道德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不能将其强加于自然。所以人和自然统一的同时，不应将道德原则看作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而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回文诗本身一定的创作规律来说，“道”贯穿其中，“理”为客观规律。回文诗特有的创作方法和读法使其多边形得以生成。
清代才女吴绛雪曾写过一首著名的回文诗《咏四季诗》：
莺啼岸柳弄春晴夜月明，
香莲碧水动风凉夏日长。
秋江楚雁宿沙洲浅水流，
红炉透炭炙寒风御隆冬。
每句十字描绘了四季的美景，同时四十个字可组成每首二十八字的七言诗四首，读法为一句取前七字，二句去前三字，三句取右至左的前七字，四句去右至左的前三字。每行成诗一首，四行为四首诗。可见回文诗的特有创作方法和读法是其得以生成的规律，即为“道”，创作所遵循一定的规律，则为“理”。 三、回文诗中的“阴阳”理论
“阴”“阳”是两个对立面。阳就是阳气化，是挥发的、主动的、向上的一种能量，代表天、刚、动、男、火精神、思想等，可称为“乾”。阴代表它的相反面。《易经》中的“卦”也都是由“阴爻”和“阳爻”两种爻构成的，继承了自然界“阴阳”符号。
《易传》比较具体地说明了自然界是以阴阳二气为本源的，在二气相互影响之下生成了万物。再则阴阳间也存在转化和消长，《易经》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易之序归根结底可理解为阴阳的作用和转化。以阴阳四象和五行为例，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是五行循环永远不能打破的规律。古典艺术的审美特征如动静、神形、虚实、美丑等，这些常见的艺术手法，都是《易经》中“阴阳”论的展现。
不论回文诗正读还是倒读，它们在意义上都做了相互补充，从而丰富了全诗的意境。诗中的弦外之音、蕴藉之情，让读者感到震撼。另外，从回文诗的意象来说，新的意象被重新组合生成，虚实、动静统一，意蕴贯通，景由心生。
宋代诗人苏轼也有不少的回文诗作品传世，他的《题金山寺》④是一篇通体回文诗：
潮随暗浪雪山倾，远浦渔舟钓月明。
桥对寺门松径小，巷当泉眼石波清。
迢迢远树江天晓，蔼蔼红霞晚日晴。
遥望四山云接水，碧峰千点数鸥轻。
这首诗写了寺外夜晚到黎明的景色。倒读描绘了从黎明又到傍晚的景色。正读倒读意境不同，展现了动静、虚实的变化统一，是“阴阳”观在诗歌中的具体体现。《周易》曰：“阳主动，阴主静。”回文诗表现形式巧变多姿，不仅显示出语言文字的精妙，还体现出“阴阳”观念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完美呈现。
四、结语
《管子》对之后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在诸子百家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管子》思想体系中以政治和经济思想为核心，但其中也有不少的思想也体现在回文诗的诗歌创作中。如哲学中“常、变”的思想及“道、理”的思想。《周易》作为中华文化的根源，民族精神的理念，我们依靠它来探索华夏的传统思维。《易传》使《周易》由卜筮之学转化到哲学，运用阴阳这对基本范畴观察世界的同时衍生出了一系列富有辩证的思维，对后来古典哲学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我国古典哲学思想奠定了古典诗歌发展的理论基础，而古典哲学的辩证思想，也很好地体现在了回文诗中。
综上，我国古典哲学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占据主导地位。在古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古典哲学对其创作有着巨大的作用。追求审美理想和精神自由的人生境界，心灵上宁静旷达，学会在日常生活中体悟人生的哲理，感受美的存在和创造诗意的人生。其次在于文人的文学观念。儒家主张“诗言志”，在道家的影响下，文人又多与自然山水相亲，形成了以善为美和以自然为美的审美观、创作观。在这种大环境下成长的文人，其文学创作深受影响，大大丰富了诗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1} 谭汝为：《诗歌修辞句法与鉴赏》，澳门语言学会2003年版，第137页。(但史学界对此存在争议，认为《盘中诗》并非最正式、有文献记载最早的回文诗)
{2} 刘勰：《文心雕龙》，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页。
{3} 张岱年：《〈管子〉书中的哲学范畴》，《管子学刊》1991年第3期。
{4} 周溶泉：《历代怨诗趣诗怪诗鉴赏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7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