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本土化表述风格
简述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本土化表述风格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得到发展，创造出自己的哲学形态，是中国历史的选择，更是20世纪初期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唯物史观、政治哲学等方面做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员的毛泽东，除去其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作用与独特地位，本身在传输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本土化的表述方式也十分引人注目。
1.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内容
到1937年写成《矛盾论》和《实践论》止，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初成体系，兼容并包，但择重而言，主要包括如下三方面内容。
1.1“实事求是”的思想
为了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解决中国革命提出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广泛接触各种社会实际，并在实践中逐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思想，都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可以说“实事求是”的思想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活的灵魂，是毛泽东早期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核心。邓小平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242这里阐明了“实事求是”是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核心。“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121
1.2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观点
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中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观点一方面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认识，另一方面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实践”的辨证途径。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曾多次批判唯心主义的经验论，并一再强调实践的客观性，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厘清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实用主义“实践哲学”的界限。同时，他明确提出关于认识过程中两个飞跃的思想，他说：“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2]292也就是说，整个“实践—认识—实践”的过程从开始接触外界获得感性材料到通过判断推理对材料加以整理改造获得理性认识，最后还是要用于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检验。
1.3矛盾学说
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对毛泽东思想影响最大的。和《实践论》一样，《矛盾论》是为了克服中国共产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作的。毛泽东在文中开篇就明确提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3]21
通过《矛盾论》一书，毛泽东提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矛盾问题的精髓，要同时关注事物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质的矛盾，并把内外因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应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理论中。他以矛盾的特殊性分析当时的中、苏两国国情的不同，提出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矛盾学说过程中，毛泽东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对矛盾特殊性的科学分析。只有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才能认识各种事物的特殊本质，才能区别事物，认识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根据。
2.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表述风格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但由其深邃的哲学体系需要一个世界化的过程才能为不同国度和不同民族的人民理解。这个世界化的过程需要结合各国具体情况，如思想体系的开放程度，民众的受教育程度，知识分子本身对思想的理解，等等。在向中国完成本土化的过渡时首先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基本精神上的区别和共同点，然后进一步把抽象的哲学思想用可读、易理解的语言从外在形式上进行本土嫁接。
毛泽东在1937年7、8月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两论”是毛泽东最著名的哲学代表作。这两篇哲学论文，从哲学上概括总结了中国革命、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实践经验，同时还利用和吸收了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积极成果，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用中国的语言和思维形式系统、通俗又深刻地阐明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以矛盾为核心的辩证法，并在许多方面进行了理论上的创造和发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两论”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化的主要标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作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采用的是深入浅出、注重实际的语言风格，大量使用格言式的叙述阐述哲理，表现出活泼泼的中国气派。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在表述风格上沿袭了中国哲学不追求形式上的条理系统与逻辑推论的特点，结合了民族性与通俗性，达到最大限度地让人民群众理解与接收的目的。这种本土化表述特色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理解。
2.1哲学语言的简洁化
毛泽东运用的语言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语言简单得多，这与各国不同的国家的思维方式有关。如同样表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是这么说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4]58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实践论》的论述就简单多了，他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的社会实践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3]6毛泽东的话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就易于领悟了。
2.2文化哲学的创造性运用
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文化特点非常明显，一是善于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著名命题解释哲学观点;二是常常引用中国古代成语、寓言和民间俗语说明哲学道理。比如在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时，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成语;并用“三个臭皮匠，合成个诸葛亮”等谚语说明群众观点古来有之;在党内出现思想上的摇摆时及时发出呼喊，并归纳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说明“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论点时用的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俗语。
再如他借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说明矛盾一体两面的辩证关系;用《庄子》“飞鸟之景，未尝动也”论证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在研究和说明战争规律时多次举出《孙子兵法》中的故事和名言。同时，在表述哲学思想时，他还借助自己对中国历史的熟读和古代文化的深刻理解，通过对哲学原意的文学解读与引申使受众更易理解，如将“满招损，谦受益”引申为“谦虚是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取魏征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引申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再引申为“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此等等。
2.3用民族的思维形式概括哲学思想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说的人们的社会实践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做了本土式的归纳：“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和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并用老百姓熟悉的“吃一堑，长一智”做比，形象贴切地揭示了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性。毛泽东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学习与吸收，总是环绕中国问题加以消化，正是通过这个消化过程，他把这些外来的哲学资源中国化了。再如，用言简意赅的“实事求是”四个字概括哲学基本问题，这是对中国社会实际、革命实践、国家建设的具体情况规律性的总结;对“认识”的规律，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通俗语言，将认识与实践既区别又统一的关系说得很清楚;“用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表述党的群众路线，还有“团结——批评——团结”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原则等。这些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都是用典型的中国本土语言表达的。
这样一来，哲学思想通过本土化的表述大大加速了中西哲学的融合，并由于方便人民群众掌握而更快地成为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这是中西哲学向人们提出的共同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目标和宗旨，毛泽东对哲学语言本土化的提炼从内容到形式真正体现了中西哲学的同一方向。
3.结语
毛泽东的语言艺术在他哲学思想中具有极为鲜明的特色，这种语言不是表现为一种高深莫测的艺术性，而是在于它的人民性和大众性，在于它对生活的贴近，使人们感觉到，这些语言和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并无多少隔阂。但是毛泽东的这种大众化的语言又并不只限于日常生活的语言圈子，而是一种艺术的重组，是对人们日常生活语言的提炼。因此，在阅读毛泽东，走近毛泽东的时候，任何一种文化都能找到自己的共同点，显得特别亲近，特别易于接受。毛泽东在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嵌入了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大众文化，这一方面在哲学上给予群众文化话语权，另一方面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本身从普及到提高的发展规律。
毛泽东这种哲学思想表述的本土化特点可以看做是把哲学的科研和科普工作实现了真正的统一，他曾说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这也是教育和科普的目的。而他所做的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他在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时，不只是着眼于纯粹的学理式的论证，而是着眼于哲学如何运用于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在毛泽东看来，这种以对现实生活贴近为标准的哲学语言，这种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对象的哲学形式，才应该进入真正的哲学殿堂。
对于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表述方式的研究从理论层面看有助于以一个特别的视角关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展示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起到的引导和借鉴的作用，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的什么因素应当被中国化”的这一问题做一个新的解读。就现实意义而言，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表述方式也对现代高等教育，尤其是哲学、思政等课程的教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