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积极参与阿伦特的公民文化观

　　摘要：公民文化的建设是当前政治哲学讨论的热点之一，汉娜·阿伦特通过对行动、公共领域等概念的分析和界定，对建立在“积极参与”这一公民共和主义传统上的公民文化作出了极富原创力的思考和阐释。阿伦特希望借此来提醒世人重新肯定行动、重建公共领域、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

　　关键词：积极参与;公民文化;行动;公共领域

　　公民文化(CivicCulture)，亦即公民政治文化，是由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于1956年最先提出的。从文化视角探讨人们的政治行为和社会政治生活，即政治系统内的个人和社会各利益诉求主体对于该系统的态度取向，可分为地域型文化、臣民型文化和参与型文化三种类型，所体现的是现代文化与优良传统文化的结合。但公民文化首先“是一种忠诚的参与文化。个人不仅取向于政治输入，他们也积极地取向于输入结构和输人过程”…。因此，“‘公民文化’是一种平衡的政治取向，比如说，有政治活动，但不至于去摧毁政府的权威;有政治的参与和输入，但却是温和的;有政治纷争，但却是有节制的。公民文化的内涵是守法、宽容、恕道和理性论事的多元文化。”

　　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1906—1975)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通过研究她的政治观。我们不难发现，支撑阿伦特的理想政治蓝图的，是一种现代民主政治文化，即公民文化或公民政治文化。阿伦特认为，真正的、理想的人是参与政治生活的人。理想的政治生活是行动，理想的行动是积极参与，理想的参与场所是公共领域。阿伦特的公民文化观就是建立在“积极参与”这一公民共和主义传统的基本价值之上的。

　　一、行动：公民积极参与的有效途径

　　爱这个世界，追求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是阿伦特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精神旨趣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她针对以往哲学家对“沉思”生活的偏好，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行动”理论。在《人的条件》一书的开端，阿伦特写道：“对于‘ivtaactive’这个词，我建议把它解释为人的三种最基本的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这三种活动都是极为基本的，因为它们分别对应于拥有生命的世人的三种基本条件。”这三种活动分别对应于人与自然、人与文明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劳动(bor)是指人的一种维持生命的动物化活动，它的特点在于不留下永久客体，它的结果一经产生立即被消耗殆尽，基本上只是重复着生命现象的简单再生产。在劳动中，人并未摆脱其动物性的自然存在，因此从事劳动的人属于劳动的动物;工作(work)也可译为“生产”、“制作”、“制造”，主要指人的技艺性的制作活动(主要制作使用品而不是消费品，如木匠根据头脑中的模型制作桌子、椅子)，制作出来的东西和劳动产品的不同在于，它们可以避免被尽快地消费掉，因而具有一种持久性。“工作营造了一个与自然界截然不同的‘人工’世界”，比劳动高一个层次。但是，工作者面对的世界，还是物的世界，而不是人的世界。人与他人的交往受到自己的工作能力的限制，因而是偶然的、有限的，至多只是一种交换关系。

　　行动(Action)作为人存在的最完整的条件。“是唯一不需要借助任何中介所进行的人的活动，是指人们而不是人类居世的群体条件。一切人的条件都与政治有关，而群体性则是所有政治生命的主要条件。”阿伦特认为，行动是指人类群体中的交往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多样性、相互沟通的政治活动。行动不像劳动、工作那样，需要以生产工具、制度为中介与对方建立联系，行动的人所面对的，是与他一样摆脱了物役的自由个体，通过相互的交流、接触和理解，从而使人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得到确证。“行动是人创造奇迹的一种本能”，是“新人的出现和新事物的开始”，是能够“将世界(人类事务领域)从其通常的、‘自然’的毁灭中拯救出来”的伟大力量。

　　“行动”的真实意义在于行动者的“自我彰显”(，Ihedisclosingofwho)。在说明行动的彰显性时，阿伦特特别强调“言说”(speech)的行为。行动者通过“言说”在展现自己的同时，也通过“言说”与他人发生关联，相互交流直至彼此认同，从而构成一个共同体，并成为这一交往共同体中的一员。“人们在言行中表明他们是谁、积极地展现其个性，从而使自己出现在人类世界中。”也可以说“行动”因“言说”而使人处于与他人的关系当中，从而与“劳动”条件下的动物以及动物化劳动者区别开来。在言说和行动中，人们就共同拥有的话题、共同关心的幸福等，敞开阐释自己和展现自己，从而使别人理解自己。这种言行方式，实际上是阿伦特理想的公民文化观的体现。

　　不过，阿伦特还提醒我们，行动由其性质所定存在着毫无价值的风险。行动虽然是由于别人的在场而激发的，但却不受其左右，“它强调那种不顾任何代价追求自我表现的冲动”，因而每个人的行动除具有原创性之外，还具有不可逆性与不可预见性。行动可能带来的风险之所以没有成为巨大的危险，阿伦特认为这归功于行动本身的潜能，即宽恕和许诺。

　　宽恕是对付行动的不可逆转性(我们不能取消我们已做的一切)的唯一途径，是针对过去的行动;许诺是对付行动的非预见性(我们不能够预见自身行动的结果)的一服良药，是针对将来的行动。宽恕和许诺之所以有这种能力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两种行动并且互为一体。“这两种本能取决于人的多样性，取决于他人的在场和行动，因为没人会宽恕自己，也没人能感觉受自己诺言的约束”，也就是说宽恕和许诺只是在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才能够施展，大家同时在场并且同时行动。

　　虽然宽恕的能力暗含了对恶行劣迹的一种非同寻常的反应，但阿伦特更多把它看做是寻常的做法，尽管例外的情况并不鲜见。我们无法预见、控制行动的结果，这意味着不快和可恶的结果随时可能出现。“如果没有他人的宽恕(来自我们所做事情的结果)，我们的行动——可以这样说——就会被局限在一项我们难以从中自拔的行为中;我们将永远成为后果的牺牲品，就像没了咒语就不能破除魔法的新来巫师一样。”只有通过加以宽恕，通过从我们所做的事情的结果中解放出来，这一过程才能以唯一符合人性的方式结束。

　　信守诺言是非预见性海洋中的一座确定性的小岛。“许诺本能的作用在于控制人类事务的这一双重负面后果，这样，它便成了唯一能够替代一种以自我控制为基础并能统治他人的控制能力的力量;它与自由(这是在丧失独立自主的状况下得到的)的存在高度一致。”倘若不通过对某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许下的诺言来约束我们并且使我们为之做好准备，我们便无法坚持我们的身份;我们会受到谴责，软弱地听任混乱和矛盾的折磨，彷徨游荡在孤独心灵的黑暗之中。只有抓住曾经作出的并且现在应该信守的诺言，辨认出我们的身份，才有可能将我们从心灵的黑暗中拯救出来。“这一黑暗只有当阳光通过他人(它们证实诺言应允者和履行者的一致性)的出现而照亮公共领域时才会消失。”

　　二、公共领域：公民积极参与的空间

　　阿伦特的公民文化观是和她的“公共领域”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公共领域的本质是政治公共领域，形成公共领域的必要条件是公民的积极主动参与。在公共领域，“只有那些被认为是相关的、值得一看或值得一听的东西才是能够忍受的”，与此无关的东西只能存在于私人领域。走出私人领域，投入公共领域，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直接与他人交往，才算是“得体的生活”(goodlife)，才能称得上是一种真正的、有质量的生活。“一个人如果仅仅去过一种私人生活，如果像奴隶一样不被允许进入公共领域，如果像野蛮人一样不去建立这样一个领域，那么他就不能算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只有公共领域能够判断他的行动，记住他的业绩，也只有公共领域能够保证他的永生。阿伦特强调，政治的真正体现是公民们在公共领域内协商、共议群体公共事务，公共领域的价值不在于达成实用性的协定，而在于它能实现每个参与者公民的主体性，锻炼他的判断辨识能力，并在与他人的关系和共同行为中成为群体有效成员。

　　阿伦特用经典的公民共和模式来审视现代公民政治文化生活的基础，同时强调个人展现和人人参与，这使得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概念包含了双重倾向。第一重倾向是将公共领域设想为一个戏剧表演场所，第二重倾向则是将公共领域设想为一个公共话语场所。前者将个人的参与视为展现个人特殊素质和见解的英雄式行为，后者则把个人的参与当做一种人类共同存在的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把从事政治活动的公民比做演员，各自展现自己不同于别人的角色。但公民又不仅仅是表演者、行动者，同时也是旁观者和判断者。他在自由言行、独立判断的同时也在受到别人的判断。因此，公共领域最重要的特征是公开性和公正性。这意味着在此空间中出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为人所见、所闻，那些与我们同见同闻的人的存在，使我们确信世界以及我们自身的存在。只有在公开的公共领域中，人的经验才可以分享，人的行为才可能经受公众评价，人的角色才得以向他人展示。

　　公共领域之必需，是与人们观察世界的多角度、多侧面性这种复数性的特性密切相关的，因为属人的事务总是复杂的。“被他人所见所闻，其意义只来自这一事实：每个人都是在不同的位置上去看去听的。……只有当众人在事物不改变其同一性的情况下，从各个不同方面对它加以考察，以致聚集在它周围的人知道他们在纷呈的复数性中看到了同一性时，世俗现实才能真实可靠地显示出来。”与此相反，如果占大多数的人被迫只能持有一种观点而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时，公共世界就不复存在了。如此看来，公共领域的存在是关乎人类生存形态的复数性的必备条件，公共领域中的价值必然是多元而冲突的，我们如何面对这些冲突呢?阿伦特认为应该采用协商说服的策略，而不能使用暴力。暴力是前政治现象，暴力没有资格进入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排除暴力的和平之地。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强调，极权主义的兴起在于公共领域的衰落，在于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公民文化的消失。无论是谁，如果他不完全属于并捍卫一个政治共同体(公共领域)，他就不可能是安全的。“当人们失去自己的政府，只能退而依靠它们自己的人权时，便再也没有任何权力来保护它们，也没有任何制度愿意使这些权力得到保障。”那些被纳粹剥夺了公民权和政治权的人们，并不能以“自然权利”或“人生而平等”来保护自己。他们被排除在政治群体之外，毫无权利可言。只有在承认公民平等的公共领域中，才有可能提出公民权利问题。

　　阿伦特的公民文化理论本身是以对抗极权全能政治的需要为出发点的。她强调的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本体论。政治不是生存的结果，而是生存的条件。她的着眼点是‘政治文化’，或则说是作为文化的政治”。所以说，阿伦特的政治观始终洋溢着一种公民政治文化的气息，时刻提醒人们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应该秉承公共精神，关心公共领域，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这种“理性一积极参与”模式的公民文化观对于惯于把政治与统治、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庸俗的政治观来说，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