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改造我们的思维

内容提要：我们熟知的思维方式，一是形式逻辑的原子分析法，二是辩证逻辑的矛盾分析法，二者都不能胜任处理复杂性问题，前者带有片面性缺陷，后者会陷入不可操作的泥潭。我们需要回到并坚持真正的辩证法道路，通过贯彻矛盾的“二重性”原则，建立新的正确的矛盾分析方法，即适应于解析复杂性事物逻辑结构的格局分析法。诸如“姓资与姓社”、“公平与效率”等时代课题，应该采用格局分析法来解答。

关键词：辩证法；矛盾；二重性；内容逻辑；格局分析法；

我国的改革发展已进入关键时期，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都亟待解决。显然，我们已经到了急切呼唤重大理论创新的时候，而最根本性的理论创新需要从反思和改造我们的思维方式入手。对此，学界已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诸如超越“姓资姓社”之争，由“革命党”思维转变为“执政党”思维，由“斗争哲学” 转变为“和谐哲学”等。我们还需要再往深推进一步，从思维的最核心处，从思维的逻辑机制本身，来对我们的思维方式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改造。只有这样，我们的理论创新才找到了源泉和基础，我们的思想统一才有了前提和保证，我们的和谐文化传统才可望真正复兴并为人类文明指引新的方向。

我们熟知的思维方式，一是形式逻辑的“原子分析法”，二是辩证逻辑的“矛盾分析法”。前者只能处理简单性事物，无法胜任复杂性问题。后者虽以复杂性为立意，但也存在着操作性不足的缺陷。我们还往往不知不觉将二者混合纠缠在一起。因此，我们今天来谈思维改造问题，就表现为具体的两点：一要自觉区分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把我们的思维从形式逻辑的桎梏和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混淆中解放出来，坚定不移走辩证法道路；二要一心一意发展辩证法，确立起具有时代水平的辩证逻辑新思维。

一、坚持辩证法道路是当前理论创新的根本

大凡辩证矛盾出现的地方，就会纷争不已，失误频仍，诸如姓资与姓社、公平与效率、科学与人文等。这种理论思维相对滞后的局面，究其思维方式上的成因有二：一为这些问题原本就是复杂性问题，在没有自觉区分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情况下，我们往往在用原则上就不相称的原子分析法来处理；二为现有的矛盾分析法还远未成熟，在真正面对复杂性时，会严重偏离辩证法道路，陷入不可操作的泥潭。可以说，我们还一直未能真正获得胜任解答这些时代课题所应有的思维方式。

以西方科学为代表的原子分析法，潜在设定世界由单元粒子堆积而成，总是试图将事物抽象为某种结构模型，实质是假定了世界的简单性、孤立性和静止性，而不考虑整体性、意义性和演化性。逻辑学鼻祖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形式逻辑的适应范围有一个“三同一”的限定，即同一时间、同一事物的同一方面。熟悉当代逻辑哲学的人就更清楚，形式逻辑有一个著名的“看家法宝”，那就是当代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曾讨论过的“外延性论题”，大意是说一切命题都是初始命题的真值函项，并且内涵性语言可以完整地转换成外延性语言，而逻辑真理则是空洞的重言式。这实际上是说，辩证矛盾双方中作为内涵、内容、意义的一方，可以完整地归结到外延、形式、对象的一方。可见，形式逻辑在一开始就将辩证双方进行了武断的割裂和简单化的归结，使得世界最终只剩下抽象的空洞洞的形式结构。其思维实质是否认矛盾。这种做法在面对简单事物时，的确能得到某些操作性很强的结果，但由于任何一种模型都只是对真实世界的片面近似，和对复杂性事物的简单化处理，也就注定了各有各的问题。在面对真正的复杂性问题时，就会一方面陷入单一模型的片面的“绝对主义”；另方面则又导致众多模型的表面繁荣实则纷乱不堪的 “相对主义”。最终陷入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分裂之中。也就不得不另加一个逻辑之外的“实用主义”原则来作为行动的依据，而这必然带来执行中的“双重标准 ”和“文化对抗”，永远不会“和谐”。事实上，原子分析法是与复杂性事物逻辑不相称的，是与“和谐”的价值理念原则不相容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深受西方影响。不少西化倾向的学者在学习西方科学的同时，忘记了当年辩证法针对形式逻辑片面性缺陷所作的经典批判，模糊了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原则分野，动摇了对辩证法的坚定信心，更有甚者还提出要将辩证法列入所谓“伪科学”之列。在现实讨论中，或者否认矛盾，总想用建立单一模型的方法来处理复杂性事物；或者虽然承认矛盾，但仍不知不觉沿用形式逻辑的思维来处理。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来解决复杂性问题，必然带来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的纷争局面。如“公平与效率”问题，论者们就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效率与公平并重”，再到“更加注重公平”，甚至“放弃效率以换取公平”，等等，几乎所有可能的加权组合都有人主张，也都言之凿凿，自有一翻道理。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究竟应该相信谁呢？难道“实用主义”的权宜办法终归是我们沦落的理论思维的宿命吗？可见，原子分析法还缺失了一个至为根本的东西，那就是要对所建立的模型本身进行唯一且必然性论证。但这种论证在形式逻辑的框架内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辩证法的框架内才是可能的。

以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位置，决定了我们所面对的各类现象已是多个历史阶段形态的积累，因而都具有了整体性、意义性和演化性特征，都已是真正的复杂现象。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复杂性早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突出特点。对于复杂性问题，形式逻辑是无能为力的，只有辩证法才可望承担起解析复杂性事物“复杂的”逻辑结构的重任。

我们今天来谈理论创新问题，已不能仅仅停留在对现有框架的修修补补上，而要以俯瞰苍生、统领时代的雄姿，来真正完成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建构。如果基于这样的立意高度，辩证法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这不仅仅是因为形式逻辑有着固有缺陷，还因辩证法一直就是我们深厚的传统。现代化只可能是传统本身的现代化，我们别无选择。在我国，从古老的“阴阳”学说和“中庸”思想，到今天的“矛盾论”和“和谐”，辩证法一直就是我们的文化根基，是我们的“官方思维”和“思想武器”。如果丢掉这个一脉相承的传统来奢谈现代化，那实际上就是从骨子里的“全盘西化”，这在我国是行不通的，那意味着更为惨烈的国内的“文化对抗”后果。可以断言，我们今天的文化复兴，必将首先是辩证法传统的复兴。

当然，我们今天强调走辩证法道路，不是不要形式逻辑，而是不要被西方表面的繁华所蒙蔽，不要以为形式逻辑就是全部。我们一定要懂得形式逻辑的极限，要知道什么性质的问题该用什么方法来处理。在面对真正的复杂性问题时，奉劝我们中间的那些西化倾向的论者们，要重新树立起对辩证法的信心，自觉回到辩证思维上来，不要盲目陷入无谓的纷争和无望的混乱之中。尽管辩证法本身依然存在着问题，但都是由于自身发展不够成熟的问题，是所谓发展中的问题，而不是原则上不可解决的问题。

二、发展辩证法是当前理论创新的关键

辩证法的逻辑正当性一直受到怀疑，甚至有人到了讥笑和不屑一顾的地步。这是因为辩证法的立意一开始就超出了形式逻辑的范围，其所坚持的“矛盾”在形式逻辑中找不到对应的位置；再加上现有的矛盾分析法还远未成熟，在现实运用中会不知不觉就严重偏离了真正的辩证法道路，也导致了实践中众多的曲曲折折。

辩证法的精髓是“矛盾”，也就是承认、揭露、展开和解决矛盾。辩证法大师黑格尔认为，形式逻辑所处理的是只有形式没有内容的抽象概念（这从形式逻辑的外延性论题就可以看出）；辩证法所处理的则是既有形式又有内容的具体概念（也就是不承认外延性论题）。具体概念具有形式上的对立性和内容上的统一性两方面，因而是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具体概念所包含的这种矛盾，使得具体概念的形式与内容两面随着矛盾的展开而成为一个相互适应的运动过程，由此展开一个辩证发展的范畴序列。按照黑格尔的本意，矛盾双方的既对立又统一是有确定的含义的，即对立是指形式方面的对立，统一则是指内容方面的统一。这意味着我们展开矛盾时，也许会要用到不同的逻辑法则去分别对待对立的一面与统一的另一面。质言之，形式与内容这两面也许会要分别服从不同的逻辑法则。那么，是不是真的存在分别针对形式与内容的两种逻辑法则呢？是不是真的应该用不同的逻辑法则去分别展开矛盾的对立面和统一面呢？这是一个异常关键的问题，将决定整个矛盾分析的成败。遗憾的是，我们现有的矛盾分析法从来不曾探讨过这个问题，而是完全在用相同的方式去展开对立与统一的两面，甚至完全都是在用形式逻辑的框架进行。

打个比喻，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就像人的身体与心灵的关系，是两面而不是两元。我们当然可以用形式逻辑去展开对身体的结构分析，但却不能把心灵也当作一个实体对象看待。心灵不是一个“东西”，不再服从形式逻辑的法则，而是会有着别样的逻辑机制。

现有的矛盾分析法在承认矛盾的基础上，大致还有三个主要的逻辑操作步骤：“一分为二”、“两点论”和“重点论”，分别针对矛盾的揭露、展开和解决。此三者又都有两个意思，分别针对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我们只来考察第二个意思，因为分析矛盾终归是要落实到某个具体矛盾上。一般认为，展开矛盾也就是既要看到矛盾中对立的一面，又要看到统一的另一面。我们用A与B分别表示矛盾双方来具体说明。按照“两点论”，我们应该先从“对立”的角度考察一下A与 B，建立一个用于描述A与B是如何如何对立的模型，得出一翻结论C；然后再从“统一”的角度又考察一下A与B，又建立一个用于描述A与B是怎样怎样统一的模型，得出又一翻结论D。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一）是不是可以将矛盾的“对立”与“统一”两面当作两种关系来处理，并且用相同的方式来处理，这样做会带来怎样的逻辑后果；（二）即便这样展开了，C与D的关系又会成为新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留待后面再讨论，现在只来探讨第二个问题。如果C与D之间是矛盾关系，那么实际上只是转移和掩盖了原来的矛盾A与B，在没有继续展开新的矛盾C与D之前，我们依然无法获得可操作的结果，而这种新的继续展开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意味着无限倒退；如果C与D之间是形式逻辑的关系，按照C与D一个是对立面另一个是统一面的定义，意味着二者永远不可能进行综合，也就得不出任何具体的结论。可见，“两点论”必然带来异常严重的逻辑后果，导致致命的二元分裂而彻底丧失操作性。

为了应对“两点论”所带来的分裂局面，矛盾分析法就不得不另加一个“重点论”的后续手段，企图通过所谓“条件约束”而对C与D进行因时因地的综合抉择。这样虽然表面上把“两点”综合成了“一点”，但不要忘了这种综合原本是逻辑上就不可能的，一定是被认识者主观地随意地歪曲后的结果。针对这种强行的逻辑综合，有一条著名的“邓斯·司各特定律”，即是说由矛盾命题的合取可以推出任意命题，也就意味着逻辑推理能力的彻底崩溃。更为尴尬的是，即便真的可以进行这种综合，但这实际效果是等同于建立了一个关于A与B的单一模型，也就在绕了一大圈后不知不觉又落入形式逻辑的窠臼，从根本上否认了矛盾，背离了辩证法。所以，“重点论”是一个明显背离了辩证法的东西，并且也不是形式逻辑的东西，纯粹是一个主观的随意的东西。由此也就必然带来辩证法在逻辑推理能力上的 “随意性”后果。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矛盾分析法的现状和困境，一方面，“两点论”将矛盾双方当作两个二元对象，将矛盾中的对立与统一两面当作两种关系处理，试图通过建立两个正相反对的模型去克服原子论单一模型的片面性，但必然带来分裂和不可操作；另方面，“重点论”试图强行对“两点论”进行综合，但必然导致随意性。所以，矛盾分析法在现实运用中的生动表现就是：在“两点论”展开矛盾时，往往会头头是道，道理说尽；而在“重点论”解决矛盾时，却只能两面骑墙，模棱两可“ 和稀泥”，草草了事。无怪乎今天的辩证法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辩证法只是理论上的“万金油”和行动中的“事后诸葛”。

鉴于现有矛盾分析法在操作性上的这种先天不足，我们今天的理论创新在坚持辩证法道路的同时，当务之急就是首先要发展辩证法。尽管辩证法一直是我们的思想旗帜，但事实上，现有矛盾分析法中的“两点论”和“重点论”，都不是真正的辩证法的东西，都在一开始就受到了形式逻辑的束缚和扭曲，也就背离了真正的辩证法道路。因此，我们今天坚持辩证法，本质上是要坚持真正的辩证法；而发展辩证法，则是要回到并坚持真正的辩证法。

三、发展辩证法需要预备的三个思想基础

我们寻找发展辩证法的出路，需要重新回到矛盾分析的起点，回到对矛盾的最初理解上，从中找出全新的可以真正揭露、展开和解决矛盾的逻辑原则和理路。

1、深化并明确对矛盾的理解

矛盾是整个辩证法体系的核心范畴。矛盾分析之成败首先取决于我们对矛盾的具体理解，将关系到其后的如何具体揭露、展开和解决矛盾。然而在思想史上，“矛盾究竟为何物”的问题一直是一个悬案。

针对形式逻辑的片面性缺陷，辩证法提出要将事物看作是矛盾双方共同规定的结果，将事物“一分为二”，兼顾“正反”两面。这个出发点是对的，问题却出在对这个“二”的具体理解上。正是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答案不一，才造成了其他一系列的混淆和混乱，最终导致辩证法失去了应有的锋芒。可以毫不为过地说，现有辩证法中存在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结到对这个“二”认识不到位的问题上，这个问题是所有问题最终的症结所在。

细加考察就能看出，对这个“二”可以有三种理解：一是“二元”；二是“二层”；三是更为根本性的“二重”，也就是“元”与“层”的“二重性”。只有第三种理解才符合辩证法的本意。

“矛盾”的本意是指“元与层”的“二重性”，也就是形式与内容的二面性，或说形式对立与内容统一的两面性。矛盾的双方，“对立”的一方是关于形式的，是“元”，也就是“实体”，是实体的总体形式结构；“统一”的另一方是关于内容的，是“层”，也就是“关系”，是关系的整体内容构造。对这两方的展开，分别要用不同的逻辑法则。正是在这里，现有的矛盾分析法发生了致命的偏差，将矛盾中的对立与统一“两重”完全当作了“两元”，然后再来讨论哪个是重点哪个是非重点。这种歪曲意味着，现有的矛盾分析法虽然承认了矛盾，但在后续的揭露、展开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将矛盾纳入到形式逻辑的框架中去处理，也就根本背离了辩证法道路，必然要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逻辑后果。

按照黑格尔的提示，矛盾即“对立面的统一”，是事物内在的正与反双方的相互规定性。他的这种定义依然是粗糙的，还可以潜藏三种意思，一种是事物自身 “形式与内容”的“二重性”；二种是事物自身“部分与部分”的“二元性”；三种是事物自身“属性与属性”的“二层性”。我们知道，形式与内容都只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的二重性结合才成为一个完整的事物，因而不能错误地将这两个方面看作是事物的两个“部分”或者两种“属性”。这种区分从表面上看是细微的，似乎并不重要，但在逻辑上却是深刻的，正是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之最初的分野所在，也是真正的辩证法与歪曲的辩证法之本质的区别所在。黑格尔本人不曾意识到需要做出并强调这种区分，甚至可以说，在他的思想中尚未形成明确的“二重性”观念，而是将这三种意思混同在一起，并且几乎完全是在二元性的逻辑框架上来看待“矛盾”和“对立统一体”，也就为其后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留下了伏笔，为整个辩证法体系埋下了混乱和不可操作的祸根。

众所周知，辩证矛盾与形式逻辑矛盾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东西”。然而，由于辩证法一直未能明确指明辩证矛盾究竟是什么，也就使得人们不能准确揭露辩证矛盾，只知其与形式逻辑矛盾不同，却不能清晰地指明其究竟是怎样具体地不同。这就往往造成这样一种错觉，似乎辩证法所推崇的矛盾正是被形式逻辑所极力要清除掉的东西，似乎承认辩证法就意味着要放弃作为形式逻辑的核心规律的“不矛盾律”。其实，所谓矛盾，并不是“对同一主词给予相反的谓词”，而是就是主词（实体）与谓词（关系）的结合。辩证矛盾既不存在于事物与事物之间，因为这显然是二元性而不是二重性，也将与矛盾是事物自身运动之原因的原则相违背；也不存在于事物内部的“组分”之间，因为这实际上还是在二元性的模式下看待事物；亦不是事物的“属性”之间，因为属性只是事物的内容方面，即关系构造方面，而关系是不能被当作“元”一样看待的。辩证矛盾是“二重性”，是同一事物自身所固有的形式结构方面与内容构造方面的二面性，是事物自身形式上的对立性与内容上的统一性。

离开矛盾的这个“二重性”原则，我们对矛盾的理解就将变得混淆不清，难以捉摸。那些持形式逻辑观点的逻辑家们，就一直都是在二元性而不是二重性的意义上来看待矛盾，这实际上在一开始就丢掉了辩证矛盾。那些努力试图通过形式化手段来使辩证法获得操作性的人们之所以收获甚微，根源也在于总是将辩证矛盾的 “二重性”歪曲成了“二元性”。辩证法所蒙受的这种误解，其实是因为辩证法自身未能充分阐明矛盾究竟为何物的必然后果，以致造成了辩证法一直不为逻辑学正统所接受的恶果。自黑格尔创立辩证法体系以来，思想家们就一直深陷在二难的困境中苦恼不已：如果我们不能在形式逻辑的框架中安置矛盾，那么我们又还能到哪里去为矛盾寻找到安身之所呢？如果我们将矛盾就安置在形式逻辑的框架中，那么我们又将置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原理于何地呢？以致曾有人断言，辩证法只是人类的一个古老梦幻。甚至有人认为，“不是恶劣的欺骗，而是似是而非的伪理论阻挠了真理的展示”。当然，这只是一部分人的看法，更多的人则是孜孜以求地仍在探索着辩证法这座智慧的宝藏。

世界是“二重性”的，是实体与关系的统一，是实体的总体结构与关系的整体构造的统一。我们知道，概念既有外延，又有内涵；语言既有语形，又有语义；认识既有形式，又有内容；现象既有对象，又有意义；事物既有结构，又有构造；人既有身体，又有心灵；世界既有空间性的“界”，又有时间性的“世”；宇宙既有“四方上下”的“宇”，又有“往古来今”的“宙”；等等。世界的方方面面无不表现为成对的“二重性”的辩证范畴组。矛盾的这个“二重性”原则，是我们理解矛盾的要点，是真正的辩证法中最至关重要的东西，是我们坚持和发展辩证法时最要大呼特呼地予以强调的地方。

2、突破单向度的思维框架

形式逻辑以设定世界在本质上的静止性为前提，只有“元”一个向度，只有衡量世界实体性结构的“真假对错”一个逻辑尺度。正是这种单向度的思维框架严重束缚并阻碍了辩证法的发展。因此，精确展开二重性本意的矛盾，我们必须首先突破这种单向度的思维框架，确立能够同时容纳“元”与“层”两个向度的复合框架。

辩证法的宗旨除了要描画世界的存在性外，还要揭示世界的运动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过的那样，由于实体本身被看作永恒不变，因而在原则上就只有量变而没有质变。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演化发展，只可能是关系的构造。关系构造必然表现为关系的环节性，也就是整体的层次性。所以，本质运动只可能是关系构造过程中的层次性飞跃。可见，衡量本质运动的尺度只可能是关系的环节，也就是关系构造的复杂性等级，或说关系整体的层次境界高低。“高低”这个尺度，是一个不同于“对错”的新尺度，二者原则上不能归结为一个。遗憾的是，矛盾分析法未能首先在逻辑框架上进行这种突破，而是不自觉地直接沿用了形式逻辑的单向度框架，试图只用单一的“真假”尺度来衡量世界的实体性和关系性两方面，也就陷入混淆不清和循环定义的困境。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无法给出是否质变的逻辑标准，以致不能严格区分质变还是量变。例如，水被加热，到100℃时开始沸腾。要知道，随着温度的每一点升高，水的性质都多少会发生改变，那么我们凭什么来说哪个温度上的变化就是质变或者不是质变呢？

“对错”与“高低”相结合的思维框架，其实是我们原本就有、习以为常的，只是我们的逻辑学没有充分自觉而已。譬如我们看待身边的某个人，就不会简单地说他是好人或者坏人，而是还要说他水平怎么样，境界高不高。

3、补充对关系的逻辑的研究

对“层”的展开需要遵循关系构造的逻辑，与之相应的是世界的整体性、意义性和演化性，也即整体的层次性、意义的环节性和演化的阶段性。

关系不是实体，关系与关系之间已经再没有“之间”。纯粹的关系也就是不含任何实体差异的直接的原初的“一”。关系永远是统一的，或者同一，或者分居于不同的环节。对关系的认识，我们不能把关系当实体一样去进行形式逻辑的“类演算”，只能在与浑然一体的关系整体的“直接同一”中，去体验，去直观，去与之同步发生。可见，关系的逻辑也就是关于心灵直觉、意义直观和事物发生的逻辑。与关于实体的形式逻辑相对应，我们可称关于关系的逻辑为“内容逻辑”。

关于关系构造的发生学思路自古就有，从古代的神秘主义、怀疑主义，到近代的直觉主义，直到当代的整体论，尤其是今天的现象学，都体现了人类对于关系的逻辑的认识。我们熟知的最基本的两条思维规律“矛盾律”和“因果律”，其实只有前者才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后者则是内容逻辑的基本规律。

需要指出，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了改造我们的思维中的另一个重大的非逻辑的哲学话题，那就是如何对待“唯心主义”的问题。由于我国曾经一度盛行机械唯物论的观点，一直忽视对于心灵和意义世界的研究，也就偏离了辩证法所应坚守的二重性立场，造成了我们今天对世界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在人格修养、道德建设、素质教育以及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的严重失衡局面。

内容逻辑在今天并不是一个已经成熟的体系，只是零星地体现在那些带整体论色彩的思维传统和当代现象学中，也就成为我们今天发展辩证法的一个主要障碍。因此，我们发展辩证法的工作，很大一部分就是要补充对关系的逻辑的研究，要吸取并推进当代现象学的发生学逻辑成果。（具体怎样吸取和推进，笔者将另文阐述，或请参阅拙著《二重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对那些没有现象学素养的头脑而言，真正理解矛盾的二重性原则是很难的。

四、辩证逻辑新思维

发展辩证逻辑并不是简单化地将辩证逻辑像形式逻辑一样形式化，也不是像有的论者所宣扬的那样，认为辩证逻辑具有所谓辩证本性以致完全不可能将其精确化。辩证逻辑的发展问题，应首先是如何摆正辩证法的“二重性”立场的问题，即将辩证矛盾彻底当“二重性”而非“二元性”或者“二层性”。一旦摆正了这个立场，就很容易显示出曾一度被我们所忽视的内容逻辑的存在及其重大意义。其实，我们一直所欠缺的，也是我们的众多困惑之根源的，正是对世界的整体性、意义性和演化性的了解，而这些恰好是以处理总体性、对象性和静止性为专职的形式逻辑所不能胜任的。内容逻辑的确立和深入研究，将使我们看到，与形式逻辑相对的不是辩证逻辑而是内容逻辑，逻辑学阵营不是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二分法，而是形式逻辑、内容逻辑及辩证逻辑的三分法。其中，形式逻辑与内容逻辑构成辩证关系，它们的二重性统一即为辩证逻辑。这也就表明，我们现有的辩证逻辑，实际上是极不成熟的辩证逻辑与内容逻辑的混合体，并且还往往被形式逻辑所扭曲。

一般认为，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类似于高等数学与初等数学的关系。这是一个容易误导我们的极不恰当的比喻。高等数学与初等数学分别是数学在形式逻辑模式下的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态，是层次性关系；而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则分别是“二重性”与“二元性”，是不同的逻辑立场。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都会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而表现出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态，但它们在每一个相对应的阶段环节上，都会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立场。

矛盾的“二重性”原则是整个辩证法的关键。形象地讲，“二元性”中的双方都是“元”，都是实体，是“一根线栓着的两个球”；而“二重性”中的双方，只有一方是实体，另一方则是关系，是“线与球的连接点”。二元的双方都遵循同一套形式逻辑的法则；二重的双方只有作为实体的一方才遵循形式逻辑的法则，另一方即作为关系的一方则遵循内容逻辑的法则。认识到“二重性”与“二元性”的这种根本不同，是我们发展辩证法的关键。

我们之所以直到今天才找到“二重性”这个发展辩证法的道路，不是因为此前的思想家们努力或者智力不足，而是因为“辩证二重性”这个结合点，恰恰只能处在“元”和“层”之间，意味着我们需要首先拥有关于“元”和“层”两方面的认识，而“层”本身所涉及到的就是演化的阶段性和历史性，只有当我们处在已有多层历史积淀基础上的今天，我们对“层”的清晰认识才是可能的。

按照“矛盾”的“二重性”本意，我们对矛盾的展开就不能是“两点论”，而应该是“两重论”。一重是，我们要对矛盾中作为“元”的对立的一方按照形式逻辑的法则进行展开，以打开事物的对象性形式结构方面；另一重是，我们要对“层”的统一的另一方按照内容逻辑的法则进行展开，以打开事物的意义性内容构造方面。于是乎，世界就将在“元”和“层”两个向度上分别展开来，最终形成一种多层次并存的复合结构。

1、从构造到重构再到反身重构

现象学认为，对象是意义构造的产物。对象总是按照我们的意义方式而“如其所是”地开显，因而对象总依赖于一定的意义平台。在现象学“构造”观念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引申出另一个新的观念，即“重构”的观念。对象将会被不同的意义所重构，并且可以不断地、一再地重构。众多“重构”中的那些实现了层次跨越的“重构”，可称为“反身重构”。可见，对象将在不断的构造、重构、再重构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一个“反身重构”的不同质的等级序列。我们首先会在某个意义平台上打开对象，以及相应的某个现象域，乃至世界；然后，我们又可能在一个更高层面的意义平台上重新打开对象，以及相应的现象域和世界。所以，严格意义上的对象、现象域、乃至世界，就不能只被看成是某个单一意义层面上所呈现的结构样式，而是一个由不同的构造环节所分别打开的多层面的形态序列。质言之，是一个反身重构的依次发生的逻辑序列。

2、严格层次性及其逻辑判据

辩证法欲对发展性问题做出可操作的逻辑解析，就必须首先解决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本质运动的“源泉”和“尺度”。由于本质运动只可能是关系构造过程中的层次性飞跃，因此关系才是本质运动的“源泉”，关系的环节才是本质运动的“尺度”。这就告诉我们可以在逻辑上给出严格层次性的定义和判据，也就是所谓“质变”的定义和判据。有了这样的定义和判据，我们就能将质变与量变区分开来，就能精确把握演化发展。

严格层次性是指由关系构造的环节性所对应的关系整体的层次性，是发生学意义上的，是事物开显所在的不同等级的“视域”，而不是“类演算”中不同大小类之间的所谓层次。譬如说，物质结构中的银河系与太阳系之间，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层次性关系，而从经典力学的“质点”过渡到近代力学的“量子”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层次性跨越。

严格层次性必须满足“外延上的幂集”和“内涵上的反身”这两个等价的逻辑判据。所谓“外延上的幂集”，是指新旧事物之间，如果旧事物可以还原为某种结构单元的集合，那么新事物必然居于这个集合的幂集之中。所谓“内涵上的反身”，是指新事物的“属性”必然是旧事物的“属性的属性”。譬如，质量与能量这两种物质形态，质量是“质点”单元的集合，能量必然是质点“组合样式的组合样式”，即质点集合的幂集。各自对应的属性运动分别为速度和加速度，加速度则是 “速度的速度”。又如，农业文明的“种植”与原始文明的“采集”之间，采集意味着对植物生长过程的个别取样，可以总体作成一个集合，种植则意味着对植物生长过程的全程掌握，意味着可以对该集合进行幂集意义上的任意操作，或者说，种植就是“采集的采集”。再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水被加热到100℃时开始沸腾的例子，就只有放到比牛顿力学更低的意义水平上看才是质变。

3、格局分析法

按照“两重论”的理路，“矛盾”必然被展开为一个依次反身重构的多层次并存的复合结构。可以称之为“格局”。

从逻辑上看，任何事物都可以展开成为一个格局，或者说，格局结构是任何事物都必然具有的逻辑结构，因为任何事物必然都具有形式与内容两方面，都具有形式结构上的多样式性和内容构造上的多环节性，并且特定的结构样式会与相应的构造环节对应结合在一起。相应地，我们认识事物，也就是要认识事物内在的逻辑格局，揭示事物所具备的各个意义层次，并对每个层次进行展开和定位。这种新的二重性的分析方法，可称为“格局分析法”。

“格局分析法”要求我们，在面对真正的复杂性事物时，首先要突破单向度的思维框架和研究范式，不能沿用线性的形式逻辑分析方法，而要采用新的能同时体现实体结构的“真假性”和关系构造的层次境界“高低性”两个尺度的分析方法。这实际上也就是要求形式与内容相结合，要求“真理”与“境界”相统一，将特定的真理定位在相应的境界层面。可见，格局分析法遵循的是“定位论”，而不是“重点论”。

格局、格局分析这样的观念，对我们来讲并不完全陌生。我们经常就讲经济格局、文化格局、心理格局等。大到政府的宏观决策乃至全球性问题，小到一个团体、一家企业、一个家庭、一个个体，凡当面对的事物带有复杂性，我们就总会用到格局概念，就总会用“格局”一词去指称复杂性事物的“复杂的”逻辑结构。这就已经向我们昭示着，要重视对复杂性事物的格局研究。在今天，既是为了充分认识复杂性事物的需要，也是为了完满解答众多时代课题的需要，更是为了实现辩证法现代化的需要，我们都要大声疾呼，都要明确地提出要发起一场专门针对格局的逻辑研究，要建立起完整的格局分析法。

对照一下，如果说原子分析法是试图建立关于对象的单一模型，而矛盾分析法是试图建立正相反对的两个模型，那么格局分析法则是试图建立包括全部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在内的正交模型，一个由所有可能的模型按照发生顺序依次排列的模型序列。可见，格局分析法既是对形式逻辑惯用的建立事物结构模型的原子分析法的继承，也是对辩证逻辑试图对这些模型的唯一且必然性进行论证的实现。无疑，只有这样的模型序列，才能既是对复杂性事物的完整表达，又能通过层次定位后获得充分的可操作性。只有这样展开来的矛盾，才能既不失多样性，又不脱离统一性，方能堪予承担对复杂性事物的逻辑解析。

4、现象的逻辑

现象是对象与意义的二重性统一。一方面，现象具有结构，可以还原成某种结构单元的组合样式；另方面，现象之结构究竟会围绕哪种结构单元延伸开来，取决于现象自身的构造环节，最终取决于人自身的意义构造和直观能力水平。譬如说“1”这个数，在加减法的构造环节上是整数，在乘除法的构造环节上就是有理数，而在乘开方运算的构造环节上则成了实数。对古人而言，无理数不是真实的存在，但在我们今天的中学生那里，无理数也会变得像我们身边的桌椅一样真实。一方面，不同的物种、不同历史阶段的人、不同生命史的个体，都会在各自不同的意义水平上拥有各自的世界；另方面，这所有可能的世界之间又依次具有反身重构的对应关系而排列成一个发生序列。古人会将“水”、“火”、“土 ”、“气”等看作是世界的结构单元，后来则将“原子粒子”看作是世界的结构单元，我们今天则在“质点”以至“量子”的意义上理解世界。事实上，人类就曾在重量-位移、质量-速度、能量-加速度这三个不同的意义平台上构筑出相应的三幅力学图景。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再一次打开一个“信息-跃迁”的力学世界。但这些力学图景之间又依次后者是前者反身重构的结果。西方哲学史上的自然哲学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和现代阶段，也明显构成一个反身重构的序列，因为它们为世界所设定的结构单元可分别归结为“具体实物”（如水、火、气等）、“抽象实体”（典型见于亚里士多德的质型论和后来托马斯·阿奎那的“最低能指质料”）、“原子事实”（早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有系统总结）和“原子世界”（如当代哲学前沿对可能世界的探讨），此四者就依次具有反身重构的关系。

现象不是既成的，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通过人的参与被构造的，还会随同生命进化不断反身重构下去，最终形成一个现象域的等级序列。历史的进程，不是现象域的同质扩张，而是异质的反身重构和层次升级。历史进程的主线，不是真理战胜谬误，不是永远光明在前黑暗在后，而是不断地获得真理，定位真理，并超越真理。具体地说，不是人比细菌更“正确”，而是人有着更高的构造等级和生命境界水平；所有物种虽然共处于同一个世界，但并不必然构成相互争夺生存资源的竞争关系，而是各自拥有自身意义水平的生存环境；从表面看，相对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似乎是牛顿力学现象域中某个曾被忽略的不起眼的角落，如光速不变问题，但实质是根本就处在更高的现象域层面。

五、怎样进行格局分析

所谓格局分析，本质上还是矛盾分析。要求严格按照矛盾的“二重性”原则进行，对事物所具有的形式结构与内容构造两面严格划分和辨认，并分别用形式逻辑与内容逻辑去展开和解决。所以，格局分析法也就是“矛盾的二重性分析法”，或可称为“矛盾二重论”。

对复杂性事物进行格局分析，可以概括为“一个前提，三个步骤”。所谓“一个前提”是指我们不仅要承认矛盾，还要将矛盾明确理解为“二重性”。所谓“ 三个步骤”则是指二重法、两重论和定位论，分别对应于矛盾的揭露、展开和解决。总的来讲，矛盾分析法可以概括为四句话：明确理解矛盾、准确揭露矛盾、精确展开矛盾、正确解决矛盾。

1、明确理解矛盾：二重性

矛盾分析的前提当然是首先要承认矛盾，但这是不够的，还必须奠定在对矛盾的深入认识和明确理解上。

承认矛盾就是承认事物本质上的复杂性，即承认事物在结构样式上的多样性（对立）和构造环节上的多环节性（统一），并承认解决问题的具体性。我们认识复杂性事物，最忌讳的就是教条化，或者否认矛盾，直接采用形式逻辑的原子分析法来建立某样简单化、绝对化的模型；或者虽然承认矛盾，但仍按形式逻辑来处理，甚至照搬别人的东西。毫无疑问，事物终归是要被设定的，要通过建立模型才能进入到可实际操作的层面，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先要将特定的现象进行定位，才能确定建立模型所应依据的意义环节。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形式逻辑的东西是不能被绝对化的，其永远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原子分析法所建立的任何一种模型，都意味着对复杂性事物进行了某种武断的设定，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缺陷，甚至会是“文不对题”、“避重就轻”、“刻舟求剑”的致命缺陷；别人的东西也是不能照搬的，明明在人家那里有效的东西，拿回家来往往就会不灵了。从思维方式上看，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很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承认矛盾，懂得普遍原理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而我国建设阶段之所以有那么多失误，则是因为除了现有辩证法本身的缺陷外也照搬了许多别人的东西。

真正的辩证矛盾只可能是“二重性”，而非“二元性”或者“二层性”。一旦偏离了“二重性”原则，真正的辩证矛盾也就已经被歪曲或者取消掉了，承认矛盾也就成为了一句空话。

现阶段的辩证法一直将矛盾表述为所谓“对立统一体” 或“正反双方”，这种做法是很肤浅和粗糙的，其对矛盾的理解是不到位的，还可以混淆“二元”、“二层”和“二重”三种意思，并且很容易暗示给我们一种实体观的思维模式，而看不到内容逻辑的存在，误导我们用形式逻辑去处理对立与统一两面。这种混淆是导致辩证法出现各种问题的根源，而其中所包含的“二重性”部分则是其合理性所在。事实上，我们现有的辩证法就一直是这种混淆的结果：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现有辩证法中包含了很多合理的东西；另方面，其在实际操作中又存在很多问题。

2、准确揭露矛盾：二重法

揭露矛盾不是简单地随意地将事物分成两块，也不是随便把两个东西或者两种性质放到一起，而是必须严格按照“二重性”的要求去划分，去辨别真假矛盾，和辨认矛盾双方，并规范我们的用语。因此，格局分析法在揭露矛盾的过程中，所采用的并不是过于简单粗糙的“一分为二”，而是严格的“二重法”。

矛盾是普遍的，但不是随意的。矛盾的普遍性是因为任何事物都一定包含有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既有实体性结构的对立又有关系性构造的统一。矛盾不是随意的，是因为矛盾中的双方，其中必有一方是实体性的，另一方则是关系性的，双方共同组成一个“二重性”的统一体。这意味着：（一）矛盾只能存在事物自身，不能存在于事物之间，并且只能是事物自身形式与内容的两面，而不是事物内部的两个“部分”或者两种“属性”。否则就是“矛盾泛化”，使矛盾的存在性没有原则，也就不能严格界定矛盾分析的适应范围，将许多原本不属于矛盾框架的东西也混淆进来。（二）矛盾双方必然分别是事物自身的实体结构和关系构造两方面，需要准确辨认，不能简单化粗糙化地停留在“正与反”的说法上。否则就是“矛盾颠倒”，使矛盾双方的存在性没有原则，也就不能精确确定双方各自应该遵循的法则。（三）我们提炼、表述和讨论矛盾时，应该遵循一定的用语规则，主动选择那些带有实体色彩或关系色彩的词汇去分别指称矛盾双方，并自觉遵守。否则就是“ 用语混乱”，使矛盾的表述没有原则，讨论起来就模糊不清、捉摸不定。这三点正是我们揭露矛盾时辨别真假矛盾、辨认矛盾双方和统一用语规范的逻辑标准。

根据矛盾的“二重性”原则，我们可以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都包含了矛盾，但却不能说事物之间存在着矛盾。当我们去谈论事物之间（或者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属性与属性之间）的矛盾时，实际上是已将这两个事物当作了一个整体的新事物在看待，此时所谈论的矛盾已是这个新事物的矛盾，而非原来诸事物之间的矛盾。原来的诸事物只是内含在该新事物之中，充当新事物的结构要素（或构造基础），但决非新事物之为新事物的本质所在。新事物自身的矛盾还需要按照“二重法”去重新划分和辨认。

譬如“质与量”就是典型的辩证矛盾，其中质是关系构造的一方，而量则是实体结构的另一方。诸如物质与意识、稳定与发展、科学与人文等，就都是矛盾，都分别前者是实体方面，后者则是关系方面。

又如“资本家与无产者”，在“两类社会群体”的意义上二者是不能构成矛盾的，二者只是二元关系，而非“二重性”。真正的矛盾是指“社会阶级”这个事物在形式结构上的对立和在内容构造上的统一，即社会阶级这个事物在形式上必然会分化为资本家与无产者，以及还有更多的所谓中产阶级，在内容上则又统一在同一个工业社会的生产关系整体上。此中，资本家与无产者只是社会阶级的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部分，而不是矛盾本身。将资本家与无产者误认作是辩证矛盾，实际上是“矛盾泛化”的结果。

再如“姓资与姓社”，也不是“两种社会性质”意义上的矛盾。真正的矛盾是指“生产关系”这个事物的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形式上必然表现为姓资与姓社以及“姓中”（即所谓混合经济）等的多样性，内容上则又统一在同一个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上。此中，姓资与姓社也只是生产关系这个事物所包含的矛盾的构造因素之一，而非矛盾本身。将姓资与姓社误认作是辩证矛盾，同样是“矛盾泛化”的结果。

3、精确展开矛盾：两重论

对矛盾的精确展开，不能采用“两点论”，而应该是“两重论”。“两点论”虽然不排除其中也包含了“二重性”的成分，但可以混淆“元”、“层”和“重 ”三种意思，更多地是将“二重性”的矛盾本意歪曲成了“二元性”的两个关系，而且偏偏这两个关系又是正相反对的“对立”与“统一”两个关系，必然带来二元分裂的不可操作的后果。

根据“二重性”原则，矛盾双方必有一方是实体性的“元”，另一方则是关系性的“层”，分别服从形式逻辑与内容逻辑两种不同的展开法则，并且不能颠倒错位。其展开结果必然是得到一个“元”的多样式，和一个“层”的多环节，二者结合成为一个演化着的多层次并存的格局结构。任何特定的现象都将被定位在这个逻辑格局的某个层面上。

譬如“姓资与姓社”，二者是工业社会生产关系在形式上的表现，只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形式结构方面所展开的层次序列中的某个层面之一部分。与之二重相对的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容构造方面，也就是社会生产方式，需要按照内容逻辑来展开，必然表现为一个多环节的序列。于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将看到一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演化序列：生产方式从原始文明的“采集、狩猎”，到农业文明的“种植、畜牧”，再到工业文明的“开采、制造”，以至今天正在形成中的信息文明的“研究、创新”；社会群体分化则从奴隶主与奴隶，到地主与雇农，再到资本家与无产者，以至未来的“知本家”与“无知者”。相伴随的是，人类自身的头脑构造、直观能力和行为模式的复杂性等级越来越高；社会财富的形态也从“衣食”，到“金银”，再到“货币”，以至“股票”。总之，历史的这个进程是复杂性等级的进程，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而不是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在每一个演化的阶段环节上，我们都会打开一个完整的世界，都会拥有相应的真理和社会制度。原来的层面也不会消失，而是作为基础被内化，被包涵，被定位，被超越，被依序定位而并行不悖。

4、正确解决矛盾：定位论

现阶段的矛盾分析法在解决矛盾时，采用的是“重点论”，依据所谓“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的观念，认为“两点论”中的两点，总可以区分出重点和非重点。这一由马克思提出并在毛泽东那里得到尽情发挥的思想，是现有辩证法试图获得操作性的关键手段。我们前面已经表明，“重点论”是一个牵强附会的东西，必然带来解决矛盾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其实，所谓“主次”、“轻重”、“大小”、“利害”等，只能是相对于确定的衡量标准或者说意义环节而言的，要基于一种实体性设定，将事物摆在同一个实体层面进行对比，而忽略了关系构造的多环节性。其中所运用的思维方法也正是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这种方法本身作为形式逻辑的方法是有可取之处的，是具有可操作性的。但在辩证逻辑那里，这种方法就不再适应了，因为辩证逻辑所要处理的是矛盾，是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多样性，是要将形式对立与内容统一两面进行综合，显然已经超出了形式逻辑的适应范围。要知道，形式逻辑是只处理形式而不管内容的，并且是不允许将矛盾命题进行合取的。

可能会有人反驳说，矛盾中的对立与统一两点是各有条件的，因此可以通过阐明约束条件来区分重点与非重点。这种“条件决定论”的说法也是不成立的，因为此中的所谓条件也会分裂，又将面临如何将条件的两点综合为一点的问题。

辩证矛盾是与形式逻辑矛盾根本不同的，辩证矛盾的解决不是要把矛盾剔除，也不是去将矛盾中对立与统一的两面区分出重点与非重点。事实上，辩证矛盾的两面都是同等重要的，都永远是“二重性”结合的。矛盾不可能单方面消失，任何一方的消失，都意味着另一方的同步消失，都将导致整个层面的瓦解而回到原来的低级层面。任何事物都是逐步建构起来的，只能一个环节一个环节、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层面一个层面地循序渐进。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将事物自身所包含的形式与内容的两面分别展开，让形式对立面所表现出的多样式与内容统一面所表现出的多环节一一对应起来，得到各自的定位，从而让矛盾有机地建构起来，内化成为事物发生序列中的一个必然应有的环节、阶段或者层面。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将任何特定的现象定位在事物演化序列中的相应层面，然后按照相应层面的法则去处理。这就是我们解决矛盾时的“定位论”。

马克思谈到解决矛盾的方法时，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他说：“我们看到，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关系。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例如，一个物体不断落向另一个物体而又不断离开这一物体，这是一个矛盾，椭圆便是这个矛盾借以实现和解决的运动形式之一。”（《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2页。）此中，他明确指出，“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的方法，“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其实，他这里所表达和依据的就正是定位的思想，因为他认为矛盾的解决不是取消，而是通过“创造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使矛盾内化为事物的一个发展环节，并且我们也只有通过定位才能确定怎样去创造矛盾能够借以在其中运行的形式。

一般认为，解决矛盾有三种方式：消解、转移和转化。这三种方式都是“定位论”所包含和允许的，但需要深入理解并区分对待。“定位论”具体到解决现实中的特定的矛盾中，实际上包含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那就是解决矛盾是有条件的，特定的矛盾需要有与其定位环节相对等的条件才能通过转化来最终解决，过于超前的矛盾或者暂时不具备定位条件的矛盾就只能暂时采取取消或者转移的方式解决。尤其是对于社会矛盾的解决，一定要在一定的国内外环境下进行，特别是要在国内民众行为能力水平和文化心理可接受的程度上进行。这意味着解决矛盾有正常和非正常两类手段：正常的手段就是通过定位来“创造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使之内化成为事物演化序列中的一环；非正常的手段就是通过定位发现暂时还不具备正常解决的条件，也就只好暂时消解或者转移。但这样做时，千万不要忘了，惟有正常的解决方式才是事物的“发展之道”，非正常的解决方式则只是权宜的“自保之道”，只是万不得已的非常手段。

消解矛盾，是指由一方消灭另一方，以致双方都被取消。根据“定位论”，消解矛盾意味着整个层面的瓦解，而使事物停步不前甚至倒退。因此，消解矛盾只是解决矛盾的非正常方式，只有当解决矛盾的条件完全不具备时才可临时采用。譬如“姓资与姓社”的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一个不能正常解决的问题，因为那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自保的问题，人家虽然要在“占领地”搞工业化，但对我们而言那是“殖民主义”的工业化，是人家的，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民族自主演化发展出来的，我们并不能正常参与其生产、交易和分配的游戏规则，甚至面临着灭种之灾。当此之时，我们惟有消解这个矛盾，惟有暂时哪怕不要工业文明也要先求保住我们的民族血脉和文化根基。所以，我们就只能消灭资产阶级，同时也意味着消灭了无产阶级，也就取消了整个工业文明的现象域层面，而回到更低层面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后来，到了国家建设时期， “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的做法就是错误的了，因为此时已经具备以正常方式解决“姓资与姓社”问题的条件，也只有正常解决了这个生产关系在新层面的新矛盾才能真正实现工业文明。但我们囿于思维方式上的错误，将“二重性”的辩证矛盾歪曲成了“二元性”的形式逻辑关系，并主观地夸大了矛盾的对立面，仍以为矛盾的解决就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以致我们的社会停步不前，错失了一次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机遇。要知道，如果真的无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我们的社会不是发展到所谓共产主义，而是整个工业文明的层面被瓦解，也就回到更低级的农业文明的层面。事实上，作为“姓资与姓社”的两个极端，垄断资本主义与“大锅饭”社会主义之所以行不通，都是因为试图取消对方而导致工业文明的层面无法“如其所是”地正常开显，也就实质退回到原来的农业文明的低级层面，前者导致“经济危机”而成为“堕落的”帝国主义，后者导致“经济短缺”而成为“荒.唐的”空想主义。

转移矛盾就是将矛盾的现象暂时掩盖起来，使之通过别的方式来表现，也只是解决矛盾的一种非正常手段。根据“定位论”，事物演化序列中的每个必然环节都是绕不过的，矛盾转移只是权宜的，表面的，一定还会再从别的地方又冒将出来，除非放弃事物的发展，而这是不可能的。譬如，我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遇到了“姓资与姓社”的问题，鉴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个问题不便马上以正常方式解决，而被搁置起来。但也因为一直得不到妥善解决，也就转移成为今天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甚至还会更进一步激化成为“稳定与发展”的问题。

转化矛盾其实包括了两种意思，一种是所谓“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另一种是通过“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而使矛盾整体由外在转变为内在，由不适应转变为适应。第一种意思是不成立的，也是将矛盾的“二重性”歪曲为“二元性”的结果。从表面上看，无产阶级通过革命而由被统治者转化为统治者，但这只是一种非常笼统的似是而非的说法，是经不住推敲的，是不符合深入解析后的逻辑机制的。真实的情况是，革命以后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在参与革命的过程中重新分化的结果，而不是直接换位的结果。新的统治者中一定既有原来的统治者，也有原来的被统治者；新的被统治者也同样包括了原来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类人。并且，革命以后如果真的还能保有革命前的生产水平，那么一定也伴随有新的社会阶层分化现象，新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事实就是资本家与无产者的关系的翻版。否则，社会一定是停滞甚至倒退的。可见，转化矛盾的第一种意思是不成立的，只有第二种意思才是成立的，才是真正正确解决矛盾的途径。譬如还是“姓资姓社”的问题，一旦定位看待以后，就实际上等同于要不要工业文明的问题，只要我们衷心希望工业文明层面能够“如其所是”地真正开显，就必须是既不姓资也不姓社，而是要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创造出矛盾能在其中借以运行的形式，使矛盾内化成为社会发展序列中的一环。具体地说就是，一方面我们要承认私有化，要制定“物权法”及其法系，而且还不能停留在笼统的保护“私有财产” 和避免平均主义的概念上，而要认识到工业文明的“物权法”之本质层面是要允许“股票”、“知识产权”以及之类的财富形态层面存在，要认识到财富分配不仅有量的多少的不同，还有财富形态的层次的不同；另方面也要承认公有化，要制定“人权法”及其法系，并且也不能停留在保护“弱势群体”和避免两极分化的概念上，而是要认识到所谓公共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逻辑实质是要确保整个格局结构的稳定和依序并行，尤其是要认识到工业文明的“人权法”之本质环节是“机会平等”意义上的公平，关键体现在义务教育、反腐败和反垄断上面。

总之，解决矛盾的逻辑机制不是“相互转化”，也不是“此消彼长”，更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通过矛盾的展开和定位，来“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使矛盾双方永远“相辅相成”、“同消同长”、“和谐共存”。相应地，我们正确解决矛盾的办法就是首先定位，通过定位来判断究竟应该采取消解、转移还是转化的途径。最根本的途径，不是消解，也不是转移，而是转化，并且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意义上的转化。只有这样，矛盾才能得到有效的建构，内化成为事物自身演化序列中的必然的应有的有机的一环，也才最后得到了真正的解决。

六、格局分析示例

格局分析法是专为处理复杂性现象而铸造的逻辑分析工具，可以将表面上显得杂乱无章的所谓复杂现象，整理成一个井然有序的逻辑格局，并最终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下面我们就以几个实例来说明。

1、“矛盾”典故

关于“矛盾”这个典故，一般的做法是，认为矛与盾直接构成矛盾的正反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双方是对立的，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双方又是统一的，甚至是相互转化的，并且总有一方是重点。思维实质是将矛盾纳入到“二元性”的形式逻辑框架中处理，必然会带来颠来倒去、二元分裂和主观随意的不可操作的后果。正确的做法应该采用格局分析法，严格按照矛盾的“二重性”原则来揭露、展开和解决其中所包含的矛盾。

准确揭露矛盾。首先，现实中的一支矛和一面盾放到一起只是假矛盾，二者只是“二元”的两个实体，而不是“二重性”。其次，我们将矛与盾放到一起来谈论，实际上是在谈论“兵器”这个事物，真正的矛盾应该是兵器这个事物的矛盾。再次，由于兵器这个事物必然包含形式结构与内容构造两方面，矛与盾只是构成其实体结构的一面，我们还要找到关系构造的另一面，只有这两面才构成真正的辩证矛盾。接着，兵器这个事物之内容构造的一面，指的是制造兵器所用的材料和构造方式等，也就是兵器自身所遵循的力学原理。然后，兵器这个事物必然在形式上表现为对立性，也就是既有矛又有盾，一个要进攻另一个要防守，是对立的；但在内容上又具有统一性，都遵循相同的力学原理。于是，兵器这个事物既在形式上对立又在内容上统一，构成矛盾。最后，我们可以选用“ 兵器种类”和“兵器原理”这样的词语，分别表述兵器这个事物的形式与内容两面。所以，矛与盾所包含的矛盾，是指兵器这个事物所包含的兵器种类的对立性与兵器原理的统一性。

精确展开矛盾。“矛盾”这个典故，真正的矛盾是指兵器种类的对立性与兵器原理的统一性。按照“两重论”，我们既要对兵器种类的对立的一面按照形式逻辑的法则展开，又要对兵器原理的统一的另一面按照内容逻辑的法则展开。从兵器种类方面看，是兵器的各种不同的结构样式，具有矛与盾的多样性和对立性。并且，不管是什么样的矛或者盾，都可以还原出它的结构单元，而确定它所处的层面，从石器，到铁器，再到火器，甚至核武器。从兵器原理方面看，指兵器的各个不同构造环节，不管是矛的“无坚不摧”，还是盾的“坚不可摧”，都具有统一性和多环节性，都一定是依据了兵器原理的某个具体环节，从重量-位移，到质量-速度，再到能量-加速度，甚至信息-跃迁。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表现为一个兵器种类与兵器原理的相互适应的过程。于是乎，我们就将看到一个兵器种类的层次序列，和一个兵器原理的环节序列，二者结合成一个多层次并存的格局。

正确解决矛盾。首先，对于不同层面的矛与盾而言，高下立判。譬如石器时代的矛，铁器时代的盾就是“坚不可摧”的；反之，石器时代的盾，铁器时代的矛就可以做到“无坚不摧”。其余均依次如此而已。其次，对于同一层面的两个具体的矛与盾而言，可以按照形式逻辑的法则建立一个统一的模型来决出高下。

2、公平与效率

我们今天面临的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显然是典型的复杂性问题，唯有运用格局分析的思维方式才能认识清楚。否则，我们就会在复杂性问题面前或者茫然无措，或者纷争不已，或者模棱两可和稀泥。具体到我们当前遇到的“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就应该坦然承认二者是矛盾，并按照矛盾的“二重性”原则来展开格局分析。不能像有的论者所做的那样，或者否认矛盾，或者虽然承认矛盾但仍按形式逻辑来处理，甚至直接照搬西方经济学家的所谓模型和结论。

“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二者的含义都具有多样性，二者的关系也错综复杂。但对这样一个典型的原本只能用矛盾分析才能解决的复杂性问题，论者们大多仍从形式逻辑出发，采用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往往只承认公平一方的复杂性，而否认效率一方的复杂性，并且还认为公平的复杂性也可以简单化地区分为所谓“经济”和“社会”两个层次，终不能摆脱片面性缺陷。也有个别论者看到了公平与效率两方面的复杂性，明确采用矛盾分析的思路，但仍停留在“ 两点论”加“重点论”的分析框架内，将二者看作是两个二元对象，其间存在对立与统一两种关系，在一定情况下二者是对立的，另一种条件下又是统一的，于是得出结论说二者是所谓“全方位的立体交错的交互关系”。道理虽然说尽，但到头来终究不知所以，连具体的某个现象到底是不是公平或者高效都说不清。

准确揭露矛盾。对公平与效率展开矛盾分析，首先要做的就是准确揭露矛盾，要弄清楚二者是不是真矛盾，是哪个事物包含的矛盾，矛盾双方分别是什么。

为了能够准确揭露矛盾，我们需要先来讨论一下平均、平等和公平这三个概念，因为这里也是论者们经常发生混淆的地方。就有人主张只有平均才是与效率相矛盾的，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伪命题”，是因为人们错误地把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平均翻译成了公平才导致的问题。显然，平均、平等和公平三者都有“平”的意思，所不同的是“平”所针对的标准不同，一个是“均”，一个是“等”，还一个是“公”。平均实际上是基于一种绝对化的实体设定，将人看作是同一层面上的完全一样的东西，忽视了人类劳动在质与量两方面的多样性。人是各不相同的，人的行为模式复杂性等级和思维构造层次是参差不齐的，同一层次的人所实际付出的劳动量也是不尽相同的。所以，用平均这样的过于机械简单的概念来描述人的社会现象就是不相称的，不足以承载内容无比丰富的辩证矛盾。平等这个概念实际上也潜藏着实体设定的意思，依然否认了人的质方面的多样性，只承认了量方面的多样性，也不能承载辩证矛盾。只有公平这个概念才同时承认了质与量两方面的多样性，也才成为真正的复杂性事物，才可以承载辩证矛盾。

同样地，对效率这个概念我们也要做广义的多样式的理解，而不能像论者们普遍认为的那样，认为效率的含义是固定的。即便单纯从经济学角度考察，将效率定义为投入产出之比，或者期望与效果之比，也不会只有单一结论，因为社会生产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联系在一起的，计算投入和产出时所圈定的范围也就可广可窄，很难人为地进行某种设定。

只有将公平与效率都广义理解后，二者才是适合于讨论社会现象的，因为社会原本就同时包含了这所有可能的理解方式，也才会成就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否则，我们的讨论在一开始就会因为简单化设定而偏离社会本身，就会带有片面性缺陷，就会实质否认矛盾而背离辩证法。

我们所谈论的公平与效率这个问题，其实是指“社会制度”这个事物，分别是指社会制度的内容与形式两方面。一方面，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以公平为内容的，否则就没有构造基础，就不为人们所认同，也就不能存在。另方面，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要以效率为形式，否则就没有结构表现，就不为人们所看到，也就没有存在。可见，正是社会制度这个事物的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构成了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也就是内容上的统一性与形式上的对立性之间的矛盾。

精确展开矛盾。根据内容逻辑，公平作为社会制度这个事物的内容方面，必然具有多环节的统一性，即公平是多义的，但不管是哪个意义上的公平，都是统一的，都只是公平的不同意义环节，并且依次排列成一个环节的序列。相临环节之间具有确定的“反身”对应关系。按照形式逻辑，效率作为社会制度这个事物的形式方面，必然具有多样式的对立性，不同的效率形式之间可能是相互冲突的，但不管是何种效率形式，都可以还原为某种结构模型，并可找到相应的结构单元。通过对比这些结构单元，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是分布于不同的现象域层面。相临层面之间具有确定的“幂集”对应关系。

具体地，公平与效率都会随同人类社会的演化而有一个不断“反身重构”的过程。当人类社会还处在“采集、狩猎”的原始阶段时，从动物阶段获得的“蛮力 ”就会成为社会制度的依据，那时的公平与效率只能是“蛮力”水平上的，“家长制”则是对“蛮力”水平上的公平与效率矛盾的解决。即一方面，家庭成员内部是平等的，劳动果实人人有份，“蛮力面前人人平等”；另方面，家庭成员内部又是不平均的，年龄、性别等还是会反映到与“蛮力”大小相对应的食量和衣着等的差别，还是“按劳分配”的。后来，人类社会发展到了“种植、畜牧”的农业阶段，“蛮力”就不再是人类劳动最本质的环节了，而是上升到了“经验”知识的水平，不同的血缘部落会因积累了不同的经验知识而拥有不同的劳动技能，血缘尤其是由血缘而来的经验知识就成为社会制度的依据，“家族制”则是对“经验”水平上的公平与效率矛盾的解决。一方面，家族内部“经验面前人人平等”，劳动果实人人有份；另方面，又会因着血缘关系的远近而对应到各自会继承不同的经验知识，并体现出不同的分配结果。并且，原来的“家长制”环节也不是被取消，而是内化在社会底层。再往后，人类社会发展到了“开采、制造”的工业阶段，由血缘关系继承来的经验知识也已不再是人类劳动的最本质的环节，而是有一个由“劳动力再生产”所造就的劳动力自身的素质问题，即高水平的知识技能，而这会集中地体现到劳动者对所谓“机会”的把握上。正是这种对机会的不同把握能力成为了工业社会制度的依据。今天西方的所谓“福利资本主义”正是对“机会”水平上的公平与效率矛盾的解决，一方面，“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另方面，又会表现出对机会的不同把握能力的分配差距。并且，原来的“家长制”和“家族制”都被保留在社会制度的底层结构上。

通过对公平与效率的这种“两重论”展开，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公平的意义环节的序列，和一个效率的对象层次的序列，并且公平的不同意义环节对应着效率的不同对象层面，也就成为了一个多层次并存的格局。

正确解决矛盾。公平与效率都不是抽象的，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都会有一个演化的过程，只能逐环逐层地实现。这意味着我们讨论特定现象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应该通过定位才能进行。要将特定的现象定位到公平与效率这对矛盾所展开的逻辑格局的某个环节或者层面，才能给出具体的答案。

譬如说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一般存在着三种观点：一种认为资本主义不公但高效；二种认为既不公也低效；三种则认为既公且高效。这些争来争去的说法，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一定在对公平与效率二者的理解上进行了各自的片面设定。如果基于这样的片面设定来展开讨论，就一定不会有一致的结果。例如，“大锅饭”究竟是公平还是不公平呢？垄断和腐败是不是高效呢？像这样的问题都不会有公认的答案。其实，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任何社会制度都一定是既公平又高效的，否则就不能存在。任何社会制度的架构都一定是建立在人们对某个公平的意义环节的认定上，也一定会表现出相应的效率形式。所不同的只是公平的意义环节不同，效率的对象层次不同，或者说，实现了哪个环节上的公平就对应打开了相应层面的效率。具体地说，资本主义的公平是“机会平等”意义上的公平，效率则是与之相应的可以把握“机会”的高级知识技能所打开的效率。但怎样的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对这个矛盾的最后解决呢？或者说，创造怎样的社会制度才能让公平与效率这对矛盾能在“机会”这个层面运行呢？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积累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福利资本主义。原始资本主义在当初一定是合理的，是既公平又高效的，代表了矛盾发展的方向，否则就搞不下去。即便所谓“圈地运动”的“羊吃人”导致了一大批无产者，但只要是在 “机会平等”的意义上进行，就一定是建设性的，这些无产者们的整体实际生活水平就一定是得到了提高而不是下降，否则就是不合理的，就会被****，被消灭。工业文明是由农业文明“反身重构”而来的，资本家与无产者都不是地主与雇农的直接对应，而是在新的生产方式基础上重新分化的结果。工业文明最初的作坊式生产和商业活动，对正统的地主和雇农来说都是不屑参与的，会被认作是“投机倒把”的“另类异端”。正是那些最初的作坊主和商家看到并把握了工业生产方式中的“机会”，才成为了资本家。也正是那些没有能够把握“机会”的人，包括哪怕他曾是地主或者贵族，最终成为了无产者。是不是原始资本主义就完全实现了“ 机会”水平的公平呢？不是。因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在“投机倒把”的“另类异端”的背景下进行的，必然带有“蛮力”的色彩，或者说，此时的“机会”还是“蛮力”水平上的机会，只能属于那些胆大的投机者，而不是所有人。准确地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进化到了“机会”的水平。于是，随着更多的人参与到“机会”层面的活动中来，原始资本主义必然过渡到新的阶段。在原始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哪些人更有条件进化到“机会”水平呢？显然是那些有条件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资本家和地主贵族的血缘家族，于是垄断资本主义就形成了。同样地，垄断资本主义也没有完全实现“机会平等”，因为此时的机会只对资本家族开放，大多数人还是没有参与进来。只有建立在“教育公平”、反腐败和反垄断基础上的福利资本主义，才是对“机会”水平的公平的完全实现。而这意味着工业文明的完成和信息文明的开始。

又如如何看待“按劳分配”的问题，事实上，任何社会制度都永远是按劳分配的，只是要求我们要对人类劳动的质与量两方面做出多环节与多样式的理解，并且要正确看待所谓“腐败”问题。关于人类劳动具有质与量两方面，这是好理解的。相应地，真正的按劳分配就应该是：什么层面的劳动，得到相应层面的报酬；付出多少劳动，得到等量的报酬。人类劳动的行为模式与其所创造的劳动成果和应获得的劳动报酬，是相一致的。对于一个只能从事最低级劳动的人，只要给予他衣食就够了；对于一个从事高级劳动的人，获得股票层面的回报则是理所当然的。并且，人类劳动的成果和报酬的这种多层次，是并存着的，是并行不悖的。

关于腐败的问题，在格局分析的基础上，腐败是要一分为二地具体看待的，并且是可以从逻辑上给出严格定义的。所有那些被我们称作腐败、荒淫和奢侈的所谓“堕落”行为，在逻辑上看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在用低环节的手段对待原本属于高层次的对象，也就是名副其实的堕落行为。譬如说“裙带”关系，在农业文明阶段就不是腐败而是合理的，只有在工业文明阶段才是不允许的。这种不允许也不是在一切意义上都不允许，如果只是限定在工业社会的底层现象域中也是允许的，只是对于那些本质属于“机会”层面的现象域才是不允许的。可以说，所有关于财富分配和消费中的公与不公的问题，以及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问题，本质上都是属于定位当与不当的问题。只要是定位准确的，就都是既公且高效的；反之，如果试图用低层面的手法对待原本属于高层面的对象，就都是不公也低效的。

“大锅饭”年代就公平吗？就没有腐败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且不说干与不干、干多干少一个样谈不上公平，即便当年表面上看似平均，但再大的国营企业也只能事实掌控在少数人的手里，粮票、布票、油票等的发放也是被少数人支配着，城乡差别和行业差距更是有目共睹。当年在我们身边不乏其例的是，有的人饿死了，而有的人照样肥头大耳。“大锅饭”年代并不是真正消灭了贫富悬殊，消灭了腐败，而是取消了工业文明所应有的诸如“股票”之类的财富形态，最终退回到原来的更低级的分配形态上，实质是回到公平与效率的低层次统一上。以低层次的有饭吃与没饭吃取代了高层次的有钱花与没钱花，以阶级、阶层和行业的不平等取代了家族的不平等，以集团腐败取代了个体腐败。反过来，比尔·盖茨的财富也许还会增加，但只要他不搞垄断，合法经营，“取之有道”，“用之有度”，就都是允许的，世人们也不会觉得不公平。即便他拥有如此之高的身价，他的财富实际上是“股票”层面上的，只有在“股票”层面上运作才有意义，并不是他真的身缠万贯，更不是他家里粮食布匹堆积如山。他的财富的本质完全是社会关系整体规定的结果，是特定层面财富形态的一种表现。可以允许他一掷千金地享受所谓“高消费 ”，但不能允许他把等量的粮食布匹买来囤积或者人为销毁。

再如我们今天在进一步推进改革发展的过程中遇到的制度创新的问题，就一定要将公平与效率分别看作是社会制度的内容与形式，要通过一个过程去谋求内容与形式的相互适应，和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我们要懂得工业文明建立在“机会平等”的公平基础上，只有“教育公平”以及反腐败、反垄断共同造就的 “起点、过程和结果都公平”的实现才是工业文明的最终实现；另方面，我们也要懂得“机会平等”的实现有一个过程，尤其要正确区分对待所谓“腐败”问题，才能建设性地实现平稳过渡，否则不仅腐败问题解决不了，我们的社会也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譬如说具体到当前陷入相持僵局的“物权法”立法问题，反对的理由无非是两个：一个是“违宪”，另一个是“包庇腐败”，造成社会不公。第一个理由显然不是逻辑上的，应该另外讨论；第二个理由虽然是逻辑上的，但不是一个可以支持定性的理由，而只是一个操作细节上的理由，由于“物权”的本质还是“人权”，可以通过对“人权”展开格局分析来给出关于腐败的严格定义来解决。

3、物质与运动，以及稳定与发展

物质与运动构成辩证矛盾，分别是指物理现象的形式与内容。物质结构是多层次的，运动构造也是多环节的。从亚里士多德力学，到牛顿力学，再到近代力学，直到我们今天正在形成中的现代力学，物质结构表现出一个重量、质量、能量和信息的物质形态序列，运动构造则为位移、速度、加速度和跃迁的运动形式序列，并且依次具有严格的“反身重构”的对应关系。其中，每个运动环节都会成为相应物质层次的所谓“属性运动”。

稳定与发展也构成辩证矛盾，一般是指社会的存在与演化两方面。绝对不是先有稳定后有发展，或者只要发展不管稳定。一方面，稳定不是僵死的，总有某个运动环节会寓居其中，永远只可能是包含某个运动环节的所谓“动态平衡”；另方面，发展也不是笼统的，而是特定环节的，总会要通过归结为相应稳定结构的“属性运动”来表现。因此，我们进行社会制度创新时，一定要辩证地看待稳定与发展这对矛盾，要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设计我们的社会制度，那就是要让我们所期望的社会生产活动成为我们的社会的“属性运动”。

七、用格局分析法全面深化对辩证法的理解

现有的矛盾辩证法一般被概括为“三大规律”和一个“活的灵魂”，即“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思想的“精髓”，指任何事物都包含矛盾，都是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结果，矛盾既是事物存在的原则，又是事物自身运动的原则。对矛盾的这种表述是不够的，不够精细，不够到位，因为还可以存在并混淆多种理解。格局分析法要求严格区分对矛盾的三种理解：二元、二层和二重，并坚守二重性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不能笼统地说矛盾既是存在的原则又是运动的原则了，而应该进一步去说矛盾中的实体性方面是事物存在的原则，关系性方面则是事物运动的原则。如果说矛盾是事物存在和运动的原则，那是因为作为二重性的矛盾原本就包含了实体结构和关系构造这两方面。所以，事物存在的真正源泉是实体，而不是矛盾；事物运动的真正源泉是关系，也不是矛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中找到具体可操作的依据，才能找到真正可以展开矛盾的逻辑理路。

“质量互变规律”是对事物运动机制的阐述。问题同样出在对矛盾的理解不到位上，以致不能严格区分“质”与“量”而陷入不可操作。格局分析法告诉我们，关系是运动的源泉，关系的环节是质变的尺度，反身重构是事物运动的机制。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对事物演化趋势的阐述。新旧事物之间真正要揭示的，是“新”，是“上升”和“进步”，而不只是“变”。这只能是在平面结构的基础上重新引入层次性观念，即境界高低尺度。当撇开层级含义时，矛盾就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循环定义，此中的“正-反-合”只不过是这种封闭定义的同义反复。因此，矛盾辩证法其实是不自觉地赋予了层级含义，并且在悄悄地推演这种层级结构。然而，由于矛盾辩证法是在单一的“真假”主题下进行思维的，未能自觉突破形式逻辑的单向度框架，必然要陷入逻辑上的循环定义，也就不可能真正揭示出世界的多层次结构，使得矛盾辩证法并不能为我们提供把握这种上升运动的可操作的依据。黑格尔向我们展示的世界不是一个多层级并存的世界，而永远或是单一层级的内部变化，或是由一个单一层级过渡到另一个单一层级。对照地说，是“转化观 ”，而不是格局分析法的“重构观”；是递进，而不是累进；是“否定之否定”，而不是反身重构；是螺旋式上升，而不是多层次并存。引申地说，在矛盾辩证法看来，当矛盾促使细菌进化为人之后，细菌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为原来的层面将随着矛盾的扬弃而消失。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细菌与人以及由细菌到人的多层级并存。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显然是对的，但也操作性不够。格局分析法不是要否定和****辩证法，而是修正、补充和发展。其所谋求的真理与境界的统一，正是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逻辑解析和发展，从而使得辩证法可以精确操作。格局分析法告诉我们的只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不管多复杂的事物，都是长期演化的结果，因而只有顺着它的来龙去脉才能精确地对它进行解析，并准确定位我们当下所处的位置，“对症下药”，找到与之对等的操作办法。譬如，科学社会主义当初是针对垄断资本主义提出来的，在当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确有其合理性。但在今天，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是要实现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本质上是一个反身重构的层次性跨越问题，也就不能继续纠缠在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上了。在人类智慧的历程中，由追求永恒真理，进展到在什么场合谋求什么真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尤其是在今天，我们站在历史文化的多层积淀上，拥有着如此众多的五花八门的知识体系，这就更加需要对它们进行格局分析和境界定位，否则我们将反而变得无所适从。

八、格局分析法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意义

格局分析法通过深化并明确对矛盾的理解，使我们回到并坚持真正的辩证法道路，并通过贯彻矛盾的“二重性”原则，使我们得以准确揭露、精确展开和正确解决矛盾。

从思维方式上看，格局分析法修正了将矛盾的“二重性”歪曲为“二元性”的逻辑错误，避免了“元”、“层”和“重”的混淆，建构了全新的认识复杂性事物的矛盾分析理论和操作工具。从文化的角度看，格局分析法所坚持的矛盾“二重性”原则，既是我们贯通古今，深切领会我国文化精髓“阴阳”、“中庸”“矛盾”、“和谐”等的原则；也是我们沟通中西，吸取并推进世界先进文化成果的原则；更是我们坚持和发展辩证法，走自己的路去展开理论创新的原则。从政治、经济等的执行层面看，格局分析法为我们认识社会矛盾消除了人为夸大的“斗争”色彩，指出了正确的解决方式。可以说，格局分析法是与我们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要求相一致的，正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有力保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必须首先超越对矛盾的传统理解，需要我们发展出成熟的可操作的矛盾分析方法，尤其是要将我们解决矛盾的理念由强调“斗争”升华到坚持“和谐”。

用格局分析法的眼光看，和谐社会就是形式与内容相一致的社会，一方面我们要追求效率的最大化，另方面我们要谋求公平的最高化，并且还要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其中，“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处理形式结构方面的问题来追求效率的指导原则；“以人为本”则是我们处理内容构造方面的问题来谋求公平的指导原则；而“和谐”则是这两方面进行结合的指导原则。对一个社会而言，人永远是内容，物则是其表现形式。社会是复杂的，人是参差不齐的，物也是形态各异的，只有顺着人文的环节序列和科学的层次序列，我们才能将复杂的社会现象整理成为一个井然有序的逻辑格局，通过将特定的现象进行定位来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人能各安其位，各尽其能，各享其成，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一定是一个公平有序的社会；如果我们也能够做到物能各据其理，各展其姿，各尽其用，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一定是一个高效繁荣的社会。有序而又繁荣的社会，也就是和谐社会了，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和文化复兴也就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