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孔子儒家思想研究论文范文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思想，是我国哲学的一块瑰宝。下面是学习啦小编带来的关于儒家思想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儒家思想论文篇1：《儒家生态思想》
摘要：儒家提出“与天地参”的人道论，要求人们遵循 自然 规律 ，与自然相和谐，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并且提出“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观和“以时禁发”的合理利用与开发自然资源的思想，充分反映出儒家具有丰富的生态思想。
关键词：儒家;生态思想;生态伦理
儒家重人道，但是，儒家所讲的人道不是以人类为中心，而是与天道相统一的。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自然，重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强调人的 发展 与自然的和谐，因而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本文着重论述儒家的生态思想，以期对今天建立新的生态观有所启迪。
1 “与天地参”的人道论
先秦的道家讲“天人合一”。老子的《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的“天人合一”最终合于自然之道。儒家也讲“天人合一”，其出发点在于人，为了人，但是，人又是天地之中的人，必须遵循天地自然规律，与自然相互和谐，这就是“与天地参”。
《礼记》中的《中庸》为战国初儒家思孟学派的重要著作，其中说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段论述旨在阐释天地自然万物之本性与人之本性的一致，表述了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这里所谓的“赞天地之化育”，就是要依照自然规律以助天地之变化;至于“与天地参”，朱熹注曰：“与天地参，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也。”[1]也就是说，人遵循天地自然规律则可以与天地和谐并立，这就是“与天地参”;“参”，即为天、地、人三者并立和谐。《中庸》还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这里的“律天时、袭水土”，就是遵循天地自然规律，以达到“天人合一”，也就是“与天地参”。
儒家“与天地参”的思想在战国末期的荀子那里有了进一步的说明。《荀子•天论》说：“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在荀子看来，自然界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人不可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和愿望强加于自然界，但是，人可以按照自然规律而“有其治”，这就是“能参”，也就是天、地、人三者各行其职，和谐共处。
儒家的“与天地参”在《易传》那里得到充分的发挥，形成了天、地、人三者统一的“三才之道”。《易传》是战国末期儒家对《易经》的诠释。《易传•乾•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传•系辞上传》说：“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 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认为圣人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要与天地、日月、四时“合”，与天地万物和谐一致。《易传•系辞下传》还在诠释《易经》卦象的六爻时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所谓“三才”，就是天、地、人;在卦象的六爻中，上两爻为天道，下两爻为地道，中间两爻为人道;“三才之道”就是天、地、人的和谐统一。《易传•说卦传》还进一步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 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易传》认为，在《易经》卦象的中，天道的阴与阳、地道的柔与刚和人道的仁与义都统一于六爻的卦象之中，天道、地道与人道是相互统一的。
2 阴阳五行的结构论
先秦的阴阳家讲阴阳五行，儒家也讲阴阳五行。孔子的弟子曾子曾经在与学生讨论天圆地方的宇宙结构 问题 时，提出天地自然的阴阳五行结构。据《大戴礼记•曾子天圆》所载，曾子说：“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内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内景;吐气者施而含气者化。是以阳施而阴化也。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阴阳之气各尽其所则静矣，偏则风，俱则雷，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胜则散为雨露，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霰雹者，一气之化也。……圣人立五体以为民望，制五衰以别亲疏，和五声之乐以导民气，合五味之调已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谷之名，序五牲之先后贵贱。”
孔子之后的思孟学派较为明确地讲阴阳五行。荀子在所撰《荀子•非十二子》中曾指责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关于思孟讲阴阳五行，郭沫若先生还有过详尽的论证。[2]当今学者李学勤先生也认为，思孟在《五行》中所言“五行”仁、义、礼、智、圣，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联系。[3]汉代大儒郑玄在注《礼记•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时说：“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4]在郑玄看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与金、木、水、火、土“五行”是密切相关的。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讲阴阳五行与阴阳家有一定的关系。《汉书•艺文志》在论及阴阳家时说：“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然而，儒家经典《尚书•尧典》中也有“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说法。这两段叙述如出一辙，很能说明《尧典》与阴阳家的密切关系。而且，《尧典》中的其它部分还明显有五行说的迹象，其中讲到五典、五端、五礼、五玉、五器、五品、五教、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等。虽然《尧典》没有直接讲金、木、水、火、土“五行”，但是，与《尧典》同属《尚书》的《洪范》则是阐释古代五行说的重要 文献 。《洪范》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段论述几乎成了古代五行说的经典表述。关于《尧典》和《洪范》，郭沫若先生认为，它们都是战国时的儒者所依托，并且就是思孟这一派人。[5]无论《尧典》和《洪范》最初是否属于思孟学派的作品，但毕竟在后来成为重要的儒家经典之一，可见儒家与五行说的密切关系。
最能反映儒家阴阳五行自然观的，当属《礼记•月令》。《月令》较为完整地建构了儒家的阴阳五行自然观。在《月令》中，按照五行，有相应的五季、五日、五帝、五神、五虫、五音、五数、五味、五臭、五祀、五祭、五居、五色、五食、五德等等，并且一一相互对应，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框架。可以整理列表如下：
《礼记•月令》的阴阳五行说
日 帝 神 虫 音 数 味 臭 祀 祭 居 色 食 德
春 甲乙 太皡 句芒 鳞 角 八 酸 羶 户 脾 青阳 青 麦与羊 木
夏 丙丁 炎帝 祝融 羽 徵 七 苦 焦 灶 肺 明堂 赤 菽与鸡 火
中央 戊己 黄帝 后土 倮 宫 五 甘 香 中霤 心 大庙 黄 稷与牛 土
秋 庚辛 少皡 蓐收 毛 商 九 辛 腥 门 肝 总章 白 麻与犬 金
冬 壬癸 颛顼 玄冥 介 羽 六 咸 朽 行 肾 玄堂 黑 黍与彘 水
儒家的阴阳五行说在汉代儒家董仲舒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完善。董仲舒所撰的《春秋繁露》中有许多篇章论及阴阳五行说。《春秋繁露•官制象天》说：“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董仲舒认为，宇宙的基本要素有“十端”，自然之物是从十端而来，归附于十端。在这基础上，他提出了系统的阴阳五行说。《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在董仲舒看来，首先是天地之气的结合进而分出阴阳。其次是阴阳交互运行形成四时。《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说：“春，出阳而入阴;秋，出阴而入阳;夏，右阳而左阴;冬，右阴而左阳”;阴阳“相遇北方，合而为一，谓之曰至”，为冬至;“阳在正东，阴在正西，谓之春分，春分者，阴阳相半也”;阴阳“相遇南方，合而为一，谓之曰至”，为夏至;“阳在正西，阴在正东，谓之秋分，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此外，董仲舒还进一步提出五行与四时相配。《春秋繁露•五行顺逆》说：“木者，春”;“火者，夏”;“土者，夏中”;“金者，秋”;“水者，冬”。《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还提出五行“比相生”，即按照木、火、土、金、水的次序，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春秋繁露•五行相胜》提出五行“间相胜”，即金胜木，水胜火，木胜土，火胜金，土胜水。
中国 古代的阴阳五行说体现了 自然 界相互 联系、相互作用的思想，而儒家对于这一思想的形成和 发展 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董仲舒的阴阳五行体系，实际上成为后来阴阳五行说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3 “仁民爱物”的伦 理学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然而，“仁”除了讲“爱人”，还要进一步推广出去，讲“爱物”。《论语•述而》讲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尽心上》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董仲舒所撰《春秋繁露•仁义法》也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张载则进一步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6]。
因此，儒家的“仁”也包括爱自然、爱动物植物。《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记孔子说：“开蛰不杀当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当仁也。”《大戴礼记•易本命》则说：“帝王好坏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鱼，则蛟龙不出焉;好刳胎杀夭，则麒麟不来焉;好填溪塞谷，则神龟不出焉。”
然而，儒家对待具体的自然事物，不是简单的不杀生。《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王制》又说：“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也就是说，要根据动植物的自然生长 规律 进行砍伐和田猎。《礼记•月令》中也有较多类似的记载，比如：“(孟春之月)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之月)田猎置罘罗网毕翳餧兽之药，毋出九门”;“(孟夏之月)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季夏之月)入山行木，毋有斩伐”。
儒家根据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进行砍伐和田猎的思想，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是对儒家“仁”的思想的推广;同时，从发展 农业 经济 的角度看，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
4 “以时禁发”的生态观
儒家讲道德，但不是不讲经济。据《论语•子路》中记述，孔子到卫国，“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又比如，据《论语•颜渊》记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显然，要“富之”，要“足食”，在当时就是要发展农业。据《论语•学而》所载，孔子还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就是要求百姓按照农时进行农业生产。孟子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有较多的论述。据《孟子•梁惠王上》所载，孟子曾经对梁惠王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这里的“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要求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荀子的生态思想也十分特出，尤其是在如何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 问题 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
荀子对自然资源以及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持较为乐观的态度。他在《荀子•富国》中曾经说过：“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鼋鼍鱼鳖鳅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荀子认为，天地之间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足以食人”、“足以衣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荀子认为，只有通过“善治”，也就是要运用 科技 知识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才能实现丰衣足食的状况。至于如何“善治”，《荀子•王制》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汙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还认为，有了丰富的自然资源，还必须合理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这就是“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这里的“发”，就是开发利用;“禁”，就是保护;“以时禁发”，就是要根据自然规律，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自然资源“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使百姓“有余食”、“有余用”、“有余材”。
为此，荀子提出要设立专门负责 管理自然资源开发的官员，他在《荀子•王制》中说：“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荀子主张从国家政府方面切实保证“以时禁发”，这在当时是很有见地的。
由此可见，儒家要求人们遵循自然规律，强调人“与天地参”，与自然相和谐，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并且提出“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观和“以时禁发”的合理利用与开发自然资源的思想，都充分反映了儒家具有丰富的生态思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儒家的这些思想对于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参考 文献 ：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M].上海：上海书店，1987.20.
[2][5]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117—119.
[3] 李学勤.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J].学术月刊，1986(11).
[4] [汉]郑玄.礼记注疏•中庸[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6] [宋]张载.正蒙•乾称篇[A].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62.
儒家思想论文篇2：《浅谈《水浒传》中的儒家思想》
李逵，绰号黑旋风，“在梁山好汉中排名第二十位，为三十六天罡中的‘天杀星’他面貌丑陋，但正直善良，是梁山好汉中性格鲜明，颇受读者喜爱的英雄。”[2]被金圣叹称赞为“人中之宝”，他对封建统治者最具有反抗精神，对梁山众弟兄爱得深切，对奸臣贼子恨之入骨。他耿直、讲信义，在救柴进一事中，说“我打死了殷天锡，却叫柴大官人吃官司，我如何不要救他”，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称赞他的品德说“《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语。”[1]2宋江做主梁山后，一门心思要招安，小说第七十一回写到，宋江借赏菊吟诗，表露招安心意，“黑旋风便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 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攧作粉碎。”[1]611然而，招安之后，当他知道宋江给他酒里下了毒时仍然无怨无悔， 只是流泪说：“罢!罢!罢!生时服侍哥哥，死了也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由此，我们更可以看出李逵对宋江的忠心耿耿，儒家提倡的“忠义”跃然纸上。
除此之外，李逾、三阮、公孙胜、雷横等也都是有名的孝子;而武松则是“ 悌”的典型代表。由于无道昏君和奸臣贼子的逼迫，他们不得已而上梁山，于是就有了“犯上作乱”的罪名。
另外，在《水浒传》的具体描写中，作者张扬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蕴含着儒家伦 理学派“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从智取生辰纲开始，梁山泊英雄好汉就与封建统治者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反抗斗争，“他们严惩邪恶势力，打州夺县，劫狱开仓，救济百姓，使梁山泊成为一块光明的天地，体现的正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为国为民尽忠尽力的可贵精神。”[3]
三、从出世之人看小说中的儒家思想
在《水浒传》小说中，除朝廷和梁山英雄之外，儒家积极入世的伦理思想却在和尚、道士及神仙这些出世之人身上也不同程度的表现了出来。在历史上，宋徽宗作为一个皇帝，但却奉道极虔，做出了许多的荒.唐事情，并且他还自称“道君皇帝”，《水浒传》作者也反其道而行，让佛道之徒及长老仙师却往往成为身着袈裟道服的儒者，让人耳目一新。
小说开头便写“张天师祈攘瘟疫”，虽然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是它已经充分证明，努力给人民解除苦难、以天下为己任的还有道教教主;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都积极入世，当不当和尚都力求奋发有为，以刚健为本，并非消极避世而皈依佛门，五台山智真长老尽管曾以封建正统思想约束鲁达的积极入世，但总体来说，他还是给以支持的;公孙胜和他的师父罗真人，保着宋江一直到破辽胜利之后，才功成身退，在小说前七十一回中，他们披着道袍，但信奉和 实践的却是以天下为己任、极积入世的儒家思想;玄女娘娘清静而有为，但是她身静而心并不静，可以说，她也是个出世而又关心国家大事的神仙，她曾嘱托宋江要“替天行道”，并且授予他三卷天书，要他为国为民尽心尽力，在攻打辽国的危亡之际，她又给宋江托梦，授予其破敌之法，才使他得以彻底战胜辽国。作家通过一个又一个佛道人物的描写，从侧面清楚地显示出儒家“自强不息”的伦理思想，激人奋进，让人心潮澎湃。
四、从妇女形象看小说中的儒家思想
经历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封建 社会，“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基本观念在儒家思想与伦理道德观念紧密结合的过程中基本形成了。作为那个时代的文人，作者根本不可能摆脱这些束缚而超然存在，传统儒家思想中妇女必须遵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服从男人意志的要求自然而然的会被体现出来。
如：作品中的正面妇女形象三位女英雄，顾大嫂是做“人肉馒头”的，而孙二娘曾经卖“蒙汗药”酒，都是谋财害命之徒，“一丈青”扈三娘低首伏心地由宋江主持，嫁给了自己并不喜欢的王矮虎，只是为了说明宋江的恪守信义。这些女性在她们的丈夫在沙场一一战死之后，除顾大嫂侥幸存活外，其余都随夫战死沙场，其实，三位女英雄的命运，显然受着夫权思想的主导，是“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对作者的束缚。
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都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城市妇女 ，在这些封建正统思想的主导下，作者把她们描写成了不守妇道，寡廉鲜耻的淫妇，她们的被杀甚至是维护道德、替天行道的必然结果，但是仔细分析三位女性，她们的放荡是与她们不幸的婚姻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在小说中，潘金莲受到的毒害最深，竟至于演变成为淫妇和杀人凶手，她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她的悲剧虽然也是出于年轻女子本身对于美好爱情的渴望和追求才酿成大祸，但是，地主大户的残酷报复是她不幸的直接根源。
阎婆只因为得了一口棺材和十两银子的救济而“无可报答”，就用女儿阎婆惜与“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的宋江“做个亲眷来往”，宋江因为门不当，户不对，既没有把阎婆惜平等看待，又没有给她爱情，作者是根据封建礼教中“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思想来处理二人关系的。作为生活在下层社会的一个妇女，张文远的出现激起了她对美好爱情的强烈渴望，以至于行为偏激，最终导致理想和追求变得畸形，可以说，廉价的买卖是她不幸的来源。
作为潘巧云的丈夫，杨雄爱的只是弄枪舞棒，从来都不善对她嘘寒问暖，并且杨雄一个月内有二十几天不在家，她实际上只是家庭的摆设而已，而潘巧云与后来出家的裴如海是青梅竹马，潘的红杏出墙也实属必然。与此同时，杨雄、石秀杀妇，手段竟然如此残忍，作品中对于妇女的这些态度明显的是受儒家封建礼教的影响。
要之，《水浒传》的成书受到封建正统思想的深刻影响，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在其中保留了较多的儒家思想的痕迹，作者甚至将其渗透到了全书的主导思想当中，无论是从作品中描写到的朝廷、梁山好汉、出世之人还是妇女形象，无不渗透着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并且在小说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儒家思想论文篇3：《儒家的养生思想》
摘要：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思想，儒家体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具有丰富的养生理论和方法。
关键词：儒家;养生
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儒家蕴涵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追求与生存方式。儒家以人的实际生活为起点，对有关人的生活与活动给予高度重视，构建了自己独特的以注重现实生活和精神享受为特色的人生哲学。
一、儒家养生观
养生，古代中国人称为“摄生”、“保生”、“卫生”等，其含义就是通过各种形式摄养身心、增强体质、防病祛病，以达到延年益寿、终其天年的理论和方法。 儒家养生观的内容是非常丰富而深刻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阴阳和谐。阴阳和谐是中国养生理论的精髓，儒家经典《周易》最早运用阴阳学说，系统地解释了宇宙和人的起源与变化，该书曰：“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传》)。又具体描绘了宇宙万物的产生过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谓“太极”，又称“大一”，指宇宙本体。所谓“两仪”，即指阴阳，两者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转化：阳生阴，阴生阳，变化无穷。 该书运用阴阳学说来阐述养生之道，提出 “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只有掌握了阴阳辨证的原则，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内经》与《周易》，虽分属医学与哲学不同学科，但两者共同以阴阳变化理论为基础，终于殊途同归，留下了“医易相通”的佳话，说明中国哲学本身具有与医学融会贯通的传统。
第二，修身养性。古代中国人认为：养生的首要在于养性，其次才是养形。这里的“性”，可理解为性情、性格、品格、素质等精神方面的概念，区别于形体、营养、环境等物质方面的概念。所谓养性，就是顺从自然法则、调摄精神、培养美德、保持心理的平衡，从而减少或避免疾病的发生，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第三，道德养生。儒家养生的核心是“仁者寿”。孔子曰：“知者乐，仁者寿”。孔子提出“仁者寿”的观点，要比《黄帝内经》早几百年。孔子认为，养生要从养德开始，要修身以发扬人的善性，清除心理上的障碍，取得心理上的平衡。 颜子向孔子请教：“何为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子又问“仁”的纲目，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这里，以“礼”作为准绳，克己制欲，杜绝妄念，追求道德健康。
二、儒家养生术
儒家养生的主要特色与实质，是注重一个人精神层面的“修身养性”，高度重视精神修养在养生活动中的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实为中国养生保健理论之精髓。儒家养生思想不仅论述精辟、深刻，而且提出了具体的养生术，使养生理论与实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中国人的养生实践与中国养生历史的发展中起了主导作用。儒家为中国人提供了以下几种养生术：
第一，心理养生。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这是告诉人们，他在精神生活方面得到了很大的乐趣。历代儒家津津乐道的所谓“孔颜乐处”，就是对这种精神生活的赞美。颜回虽然“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他却“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是为什么?因为他精神上很富有，能在穷困中领悟到人生的乐趣。 孔子还认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一个仁德的人，无非份的妄想，所以心地平坦、宽广、豁达;而无仁德的小人，只考虑个人的私利，患得患失，心中充满了忧愁。
第二，读书养生。孔子认为：“知者乐”，他一生编述“六经”，开创“六艺”,以读书为乐，晚年读《易经》曾“韦编三绝”，既从书中体味到人生的价值，又省悟到《易经》中“盈虚损益”的养生道理。孔子常教育弟子读书学习要“发愤忘食”，自己读书也达到了“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境界。
三、修身养生
儒家养生重在修身，其修身思想是同其入世精神紧密相结合的。《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是儒家实践的八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宋儒又多吸收医学养生法，使儒医兼通，逐步形成了儒家系统的养生流派。儒家养生主要在于修身，其修身方法有以下几种：
其一，内省正心法。内省正心法是儒家修身的首要方法。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特别强调在“内省”上下功夫。《中庸》和《大学》里提出的“慎独”就是内向的思想修养功夫，意思是说，时时、处处、事事检点自己的思想、情绪、行为是否合于“正心”、“诚意”的要求。不仅无事时要内省，做事时也要如此。通过自省“不忘其仁”，而达到忠恕、执中、尽心、知性、知天，进而达到“存其心、养其性”，以事天、立命的一整套修身方法。就实质而言，和佛家的戒、定颇有相似之处。佛家以戒律来定心，儒家的“慎独”是按儒家准则来进行内省的清心方式，可谓异曲同工。
其二，止定清静法。儒家主张“以礼制心”，要做到“常应清静”的高级境界。欲达此境界需加止念功夫。《大学》指出：“止于至善”。并进一步论述说：“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可见儒家通过止而达到“定”和“静”。儒家的止，不同于佛、道。佛家止于境(心住一境)，道家止于身，而儒家止于“仁”，止于“礼”，即要以礼制心。《大学》指出：“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为国人交止于信。”
其三，平平常常静坐法。儒学自孔子传至宋代周敦颐时，吸收了佛道两家思想，开创了理学一派，并根据太极图、《易经》之理，提出了主静的思想，至程颢、程颐继承并发展了周的学说，至朱熹而大成，由理论上的主静而发展到行动上的静坐，并提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治学、修养方法。直至明代高攀龙根据朱熹理论，并参考佛道两家之长，总结出了一套儒家静坐方法，即：“平平常常静坐法”。此静坐方法如高攀龙所说：“静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默静坐，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过，即性体也，以其清静不容一物，故谓之平常。乃天理自然，须在人各自体贴出，方是自得。静中妄念强除不得，直体既显，妄念自息，昏气亦强除不得，妄念既净，昏气自清，只体认本性原来本色。 儒家静坐法，虽不如佛、道两家专门静坐修持的法门博大精深，但不失其纯正、不易出偏，可无师自通，便于修持，见效明显，可称之为“大众静坐法”。
当然，从当代科学角度来看，儒家养生思想具有诸如不严密、不科学等缺点，但从人类养生的基本方向和当代世界保健事业的发展来看，它毕竟代表了正确的方向和趋势，对中国人的养生实践和人类保健事业的发展已经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指出：“中国人有一种几乎是愉快的哲学，他们的哲学气质的最好证据，是可以在这种智慧而快乐的生活哲学里找到的。” 儒家哲学仍然会一如过去几千年之悠久历史，向每一个注重养生、渴望健康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发出愉快的微笑。
参考文献：
[1]任继愈：中国哲学史 [M]，人民出版社, 1979(1).31-32.
[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 [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5).23-31.
[3]杨伯俊：论语集注 [M]，中华书局，1980(6).25-26.
[5]北京大学哲学系编：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选辑 [M]，中华书局. 1982(9).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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