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探微

论文关键词：孔子　生态伦理　天人合一
论文摘要：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体现出“敬天畏命”、“知天达命”的生态伦理认知，表达了“仁人恤物”、“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感，致力于“取物以时”、“节资护源”的生态伦理实践。这些朴素的生态伦理智慧开创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之先河，在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中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对当今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及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随着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生态环境也在日趋恶化:耕地锐减、植被萎缩、物种频亡、沙漠狂扩、空气污染、淡水危机……面对这些威胁人类生存的困境，世界各国都在竭力寻求解救良方。西方学者曾经感言:如果人类21世纪要生存下去，就要到2500年前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子的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已深深扎根于我们的民族心理，中华民族有利用孔子智慧解决上述困境的先天条件，它总体上讲求德政仁治，重视民生疾苦，强调人际伦常，追求社会和谐。在孔子的思想中多处涉及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问题，如“敬天畏命”、“知天达命”的生态伦理认知，“仁人恤物”、“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感，“取物以时”、“节资护源”的生态伦理实践。探析这些古老而素朴的生态伦理智慧，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对当今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敬天畏命”、“知天达命”的生态伦理认知
　　生态伦理研究的是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春秋时期，由于科技文化落后、神学迷信盛行，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能力低下，对许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充满着神秘感，因此对自然界存在一种依附和敬畏的心理。孔子虽是当时的知名学者，但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在论及人与自然(当时表现为“天”、“命”)的关系时也无法摆脱敬畏的伦理心态。
孔子注重人道，淡薄天道，甚至“罕言命”“不语怪、力、乱、神”。其学生曾子对他评价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其中的“性与天道”各指什么?《礼记·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即天所给予人的气质叫做“性”，依照本性去做事叫做“道”。“性与天道”关系如何?从《易传》中可发现孔子的观点:“天道变化，各正性命。”即天道是不断变化的，在变化中使万物各得其性命，也就是使每一个事物都能够按照它本身的性质来发展。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这一观点，在《孟子·告子上》中他提出了“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的观点，即由“尽心”到“知性”再到“知天”的认识途径，认为人可以通过修心养性感知到“天道”。孔子在“天道”、“性”、“命”三者的关系L提出了由天到人、又由人到天的认知过程，即由“敬天畏命”到“知天达命”的发展过程。骆承烈先生也认为此处的“性”指道德，“命”指规律，天能够生长万物，也能给人以美德。记录孔子言行的书籍较多，《论语》最为全面，仅在《论语》中，“天”就出现过犯次，“命”出现过18次，“天命”作为一个完整的词出现过3次，这些论述都是分析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文本。
在论及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时，孔子表现出直观素朴而又慎重务实的风格。在对待鬼神的问题上，孔子的伦理意识是“敬鬼神而远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鬼神”在当时都是超自然的力量，孔子对其知道得不多，故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但不盲从。当然，这也是由孔子“不知为不知”的求实态度所决定的，懂得不多自然也就谈论得少。在对待“天”的问题上，孔子怀着无比的敬畏，他已认识到了自然之天力量的伟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即客观存在的天不用说话，一年四季在不停地运转，自然万物在不断生长。加上受周公“以德配天”思想的影响，孔子推崇“唯天为大，唯尧则之”的圣人之道，他意识到了人应“敬天畏命”，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然而，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在遇到重大挫折或伤心透顶时，孔子还是难免归咎于天或命:“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亡之，命矣夫!”特别是对能做到“三月不违仁”的得意门生颜渊英年早逝发出了“隐!天丧予!天丧子!的无奈悲叹。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天”、“命”具有人格力量，具有主宰万物的能力;“天”既是客观存在的‘.自然之大”，又是其主观世界的“义理之大”。对于“自然之天”，孔子的认识是“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已经具有一定的朴素唯物主义理性倾向。这种认识也为荀子“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莱亡”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义理之天”，孔子的认识则表现出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守旧立场。《礼记·表记》曾载孔子言:“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这就表明孔子在价值标准和思维模式上赋予了君权天授的观念。信奉君王为上天之子，作为天在人世间的代表，以“仁德”天子为最高代言人来转达“天命”。即使是在身遭困境时他也以“天命”不可违为伦理本位，坚信“天生德于予，桓魁其如予何!”但孔子并不屈“大”、服“命”，他务实而不务虚，认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无力改变“天”、“命”、但可改造自身，人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加深对“天”、“命”的认知，只有具备了这种认识才能成为“君子”，其依据是:“不知命，无以成君子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押大人，侮圣人之言。因此，在孔子看来，“敬天畏命”的伦理意识是成就君子的必备条件，“知天达命”是君子必备的生态道德义务，但这种生态伦理意识和道德义务除了“生而知之者”是先天固有之外，一般人可通过“学而知之”。毕竟，孔子坚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为仁由己”，他看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君子应“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通过下学人事而上达天理。《易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即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于此，君子应刚毅坚卓，发愤图强;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其中的“厚德载物”也富含了君子对待自然万物应持的生态道德。君子在实际生活中不懈地“克己成仁”，自觉培养与天命相符的伦理观念，就能逐渐意识到天地万物是相关相联、共生共荣的。人可通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方式来改造自身的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掌控自己的命运。
孔子对天命的体认，主要表现在对“天道”和“人道’关系的认知上。如何贯通二者关系?在他看来，“礼也者，天地之序也;乐也者.天地之和，致中和，万物育焉。”此处他把天地万物的和谐与共生共荣纳人了“礼”和“乐”的伦理范畴，作为调整人与天地万物关系的道德规范，起到了“天人合其德”的功效。孔子积极人世的参政情怀和济世抱负，决定了他必然期待为政者应满怀“敬犬畏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俗守“知天达命”的生态道德义务、时刻履行“修德保民”的伦理使命，才能达到“与天地相参”的和谐境界
在因袭周公“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思想的基础上，孔子认识到人与自然利害枚关，在其德政仁治主张中，就曾提出过保护人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应是为政者的首要职责。首先，孔子认识到了山川具有调节气候、养育百姓的功能，诸侯应具有守护名山、大川、百源不被破坏的“天责”。如“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王肃注:“守山川之祀者为神，谓诸侯也”韦昭曰:‘足以纲纪天下，谓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以利天下也。其次，他认识到了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他曾言:’‘丘闻之也.剖胎杀夭则麟麒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同避)之，何况乎丘哉!”从中不难发现，孔子不仅把滥杀动物视为“不义”的行为，而且认识到此举会导致云雨不兴、鸟兽绝迹等生态环境失衡的恶果，像麟麒、蛟龙、凤凰等在当时都是象征社会和谐、国泰民安的吉样物，它们不光顾不仅意味着当时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且昭示着社会环境的动乱。这种深邃的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一种理性判断。如何获得这种生态伦理认知?他认为，只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才能了解和认识生物的生长规律，自觉把自己的言行纳人到“天道”的轨迹。人们只有惜守“天道”、“敬天畏命”，不做伤天害命、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之事，“天”才会泽慧万民，否则，“四海穷困，天禄永终”。虽然孔子对“天”和“命”有一份特殊的敬畏心理，但他从未服天从命，有时甚至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在他看来，“天道即人道”，“人道”重于“天道”，他一生志于“学”、志于“道”、志于“仁”，以“仁”和“礼”为大人立德，尽力倡导“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价值。
孔子从揭示自然的本体入手，务实而不务虚，以求“仁”和践“仁”来沟通“人伦”和“天伦”之道，通过“天人合其德”，否定“宿命”论，最终达到“知天达命”。这些思想与“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剖胎杀夭则麟麒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等生态思想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他素朴而务实的生态伦理观。他力求通过人的主观努力，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同时又以“敬天畏命”的伦理心态为自己“人世”铺设了一个“天人合一”的文化背景，以“知大达命”及“天道即人道”理念，将天命与人命有机地结合，给人以“知天达命”的生命关怀，试图构建一个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共荣的和谐社会—“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零，咏而归。"fzll先进’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境界也是当今世界生态环境所追求的目标。
当前，我国正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构建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在内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除了使用经济、政治和技术等手段外，还要培养国民生态环境的伦理意识，使他们能意识到“天人合一”的规律性、能对大自然心存敬畏之情。生态文化“软实力”的巨大力量在今天市场大潮中更应发挥其强大功效。人只有对自然界心存一种“敬畏”意识，才不会去任意、粗暴、无节制地干涉和利用大自然，“人类中心主义”的言行才会有所收敛。
孔子“敬天畏命、知天达命”的古朴的生态伦理认知，对时下我国公民生态伦理意识和观念的培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它与社会主义生态道德体系的构建、对国民生态伦理意识和观念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