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荒诞：美学向弱者的敞开

　　[论文关键词]荒诞；不确定性；弱者；关怀
　　[论文摘要]文明的高度发展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孕育了荒诞这一美学主潮，荒诞是丑的极端表现，是人类心灵对所有现实倾向的接纳。荒诞使世界的矛盾性存在彻底公开化、清晰化；荒诞的出现是对传统美学的反抗，是美学向弱者的敞开。
　　荒诞原指西方现代派艺术中的一个戏剧流派，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1953年，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上演成功，使荒诞派戏剧顿时风靡。1961年，英国马丁·埃斯林的名著《荒诞派戏剧》一书问世，荒诞派戏剧的名称被固定了下来，并流传开来。但本文所说的荒诞，不局限于荒诞派戏剧，而是一个广义的、普遍深刻的美学范畴，它包括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绝大部分的文学艺术和文化现象，是这一时代的美学主潮和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学范畴。
　　荒诞的诞生，最直接的原因是文明的高度发展。随着高新技术突飞猛进，如今，西方社会已经完成了从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在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人面临的主要矛盾，人为了创造一个生产性的物质世界而奋不顾身，理性主义统治着人的思维。人类始终依赖于寄居在事先预设的中心性、同一性、意义性的庇护之下，坚信一种超验的、不容置疑的本体化存在。基础、权威、统一构成了人们的信念基石。在后工业社会，物质财富迅速膨胀，自然似乎被驯服为某种“为我所用”的工具，人与人的矛盾日益突现，成为人类世界的主要矛盾，人于是致力于创造一个生活性的精神世界。理性主义传统在这一复杂艰巨的任务面前丧失了它面对相对沉默的自然界时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威力，长久以来被遮蔽的世界的间断性、差异性、多样性急促地呈现于人们眼前。
人们惊讶地发现，理性主义年代所信奉的万物皆有根据、事事确定无疑、世界井井有条等等信念全部都是未存在过的虚妄的神话。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不确定的和复杂的，就像生活本身也是复杂的一样。基于这一认识，“对于理性的限度与生存状态的非理性(即虚无)的意识，则是人类无可逃避的震撼与觉醒。一方面，世界的不确定性、复杂性暴露了理性长期以来一直自我遮蔽着的局限性。人类意识到:只有当理性不仅能够认识自身，而且能够认识并充分关注非理性时，理性才能够获得新生，如果理性只能认识理性，那么总有一片盲区，最终被消解的就只能是理性自身;另一方面，世界的不确定性、复杂性暴露了传统的意义预设的虚妄。人类意识到:世界的真实性实际上不但在“意义”之中，而且在“意义”之外，在意义无法到达的地方，在随意性、偶然性所操纵的那些日常事实中。
两次世界大战所制造的荒原和废墟是荒诞产生的另一土壤。二战后，人们在硝烟的余味中长久地品尝战争的苦果，反思战争之于人类的消极意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瘫痪的经济状况固然令人不快，而战争阴影所反射出的世界的不圆满、不和谐、不宁静更使战后的一代几近崩溃。向善之本性促使人呼唤正义、和平、友爱，面对人的这一呼唤，世界毫不理会，依然无序，依然厮杀。战争和暴力轻而易举地抹平了一切价值。战争的灾难就像当头棒喝，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外部世界。一时间，除了焦躁、混乱、软弱无能，似乎找不到更恰切的对人置身其中的外部世界的描述语了。
所有这些，为人类提供了全新的生活经验，它必然期待一种与之相匹配的美学评价态度的觉醒。这种美学评价态度应该既不同于传统美学中的优美、崇高、悲剧、喜剧，也有别于现代美学中的丑，那就是荒诞。
荒诞是丑的极端表现，把事物之间的矛盾性、不正常性、不合理性推向了极端。丑本来就是着眼于表现对立的、不和谐的事物，但荒诞认为丑的对立还是一般的，还不够极端。它站在更高的角度，把丑的对立推向了极度不合理、不正常，甚至人妖颠倒，是非、善恶倒置，时空错位，一切因素都荒诞不经、混乱无序、盲目游走，令人不可思议，不可理喻。世界不再有能力提供给疑虑重重的人以任何答案。也就是说，荒诞是一种对虚无的生命活动的虚无呈现。其根本特征为不确定性和内在性。不确定性意味着中心的消失、理性万能的消失和本体论意义上的主体的消失。理性并不能解释一切现象，万物都从深刻的本质意义退回到自在表象，事物的发展并不必然有环环相扣的前因和后果，世界既在理性之外，也在非理性之外。内在性意味着人类心灵对所有现实本身倾向的适应。既承认潜在的统一性、合理性，也承认潜在的不统一性、不合理性。一切既然都有可能，都无可理喻，无可表现，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取消一切界限，抹平一切差别，填平一切鸿沟，使世界的既在理性之外又在非理性之外这一根本内涵得以现身。西西弗执着地推动巨石，从未想过停歇，却也从不追问推的结果和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结果和意义都是无法预知的。除了行动，其余都是缺席的。
那么，荒诞在何种意义上显示着对弱者的关怀这一倾向呢?
首先，荒诞使世界的矛盾性存在彻底公开化、清晰化。上帝的在场，曾经为万物和人生的意义、目的、本源预设了一个貌似统一实则虚假的旨归。思想巨人尼采识破了这一点，借疯人之口喊出了“上帝死了，”上帝的永远被废除，还给世界一个充满矛盾但却相对真实的面目。更进一步，先验的、抽象的“人”也消失了，众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平等，任何试图把“他人”变成自己之“总体话语”的组成部分和统摄对象的企图，都将是徒劳无功。无数先贤圣哲的祈使性话语仅仅是一己之见，再也没有哪一种绝对精神强大到足以引领众生的一言一行，再也没有哪一个人类权威强大到足以对他人的日常行为制定统一的标准。对统一和绝对的彻底否弃透露出浓浓的个体关怀，一切都是允许的，人和世界的关系倾向于互不强加，是其所是。就人而言，所有无意义的外在的特质被剥离，而唯一的实在就是有血有肉、可感可触的身体，这身体如今犹如一位高傲不羁的君王，犹如一股阻遏不得的力量，即使它地位卑下，受尽屈辱，“也是我唯一确认的东西，我只能依靠它为生，这被造物是我的家乡。在这脆弱的世界中，身体是唯一只包含人性的东西，是最值得关怀之物。循着身体关怀的原则，昔日被压抑的边缘、次要、偶然、差异、局部、断裂、非连续性、多元性……统统涌入人类视野。在这一点上，法国当代最具叛逆精神的思想家福柯也许是最值得一提的例证。福柯以自己的终身研究和个人生活解构着西方文明，解析着历史与现实的真相，他曾公开表达对于任何不可容忍的欺诈、规训和摧残的关怀。福柯一直致力于将充满问题的世界重新问题化，目的是给受制于他人话语囚禁的边缘人和弱者以应有的舞台，让世界恢复其充满差异的本来面目:“我们是差异。我们的理性是话语的差异，我们的历史是时间的差异，我们的自我是面孔的差异。疯癫、疾病、犯罪、性、同性恋，这种种被理性压制了太久的事物其实只是一些有差异的面孔而已，除此而外，并不存在给定的注解。正是福柯，唤醒了人们沉睡已久的对于现实世界的洞察力与宽容心。接受差异、包容多元，而不是事先划定一个“是”或“非”的领域，或许是我们对待世界的矛盾性的应有态度吧。
其次，荒诞的出现既是对传统的美的一种反抗，也是为其补充的新鲜营养。首先，因为世界并不存在传统的美和艺术那样的精心安排，它给我们的，只有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忍受的生活本身。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混乱、晦涩、不可理解的。世界的残忍、粗暴每天都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种令人痛苦的混乱，荒诞正是着眼于此。它默许杂乱因素的存在，破除一切空洞抽象的假设，发掘一个人的精神匾乏，哪怕暴露出来的是卑微贫贱，是瞬间即逝的闪光，是难以察觉的声响，甚至是对无意义世界的空洞观望，只因为它们更接近于现实本身，更接近于人的有限经验，更易于被“我”所理解，所以荒诞才有力地打击了长期以来僵化封闭的美学传统。当人们擦掉理性主义迷雾关照世界时，“唯一”就趋于不可能:没有唯一主宰的真理，没有唯一有效的法则，也没有唯一取胜的美的形态。“任何否认统一的思想都颂扬多样性，而多样性就是艺术的领地。事实上，荒诞的内涵已经决定了其立足点:破坏绝对的、永恒的、唯一的美的合法性。另外，由于承认了一切理由的现实可能性，而又不刻意赞美其中任何一个理由，荒诞也就完成了对多元世界的接纳。世间各种物象不再是对立的，互相排斥、非此即彼的，而是网状的，互动的，圆融的。在更深的层次上，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尽管形态不一，面貌各异，但是每个人的存在都有其不容忽视的原因与合理性，由此决定在审美的天平上人人平等:人人都拥有参与审美活动的权力;人人都拥有成为审美对象的机会。美的创造和鉴赏不是个别精英或权威人物的专利，而是允许每个人享有均等的机会。美再也不是一厢情愿，一意孤行，一声号令，而是鲜活具体地散布于各种场所，平易亲和地降临于每个生灵。这是对数千年来美的居高临下和审美活动的霸权地位的沉重一击，是审美向弱者的最终敞开。
如果说在以往物质贵族、政治贵族、话语贵族统治审美领域的时代，美与审美的惟我独尊必然导向危险的、缺乏生命力的专断，导向人类对自身的极度虚弱和根本匾乏视而不见，那么荒诞以主角的身份登上审美舞台则标志着人类盲目乐观和自傲的终结。权威和强者作为美的立法者无所谓解放，同时他们作为受瞩目的焦点也无所谓被充分关怀，解放和关怀的对象只潜在地针对美的被动的“守法”者、审美领域里没有立足之地的‘他者。”在审美领域里，只有无权的弱者才突然感受到了当代意义上的理性之光，从曾经蜷缩的黑暗角落里站立起来，向依然沉默而又全新的世界敞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