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十年以来范仲淹军事思想的研究成果分析
近五十年以来范仲淹军事思想的研究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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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五十年以来, 有关范仲淹军事思想的研究, 成果丰富, 涉及范仲淹经略西北、防御西夏, 对西夏党项族的民族政策, 军事主张等多方面, 并向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展。通过近五十年来学界前人对范仲淹军事思想的研究进行文献整理和学术梳理, 做了总结概述与分析评价, 以推动范仲淹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五十年; 范仲淹; 军事边防;
范仲淹 (989—1052) , 字希文, 我国历史上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思想家、文学家, 享年64岁, 宋仁宗亲书其墓碑曰“褒贤之碑”, 谥“文正”, 封楚国公、魏国公, 世称“范文正公”。范仲淹一生出将入相, 名重竹帛;功业文章, 传诵千古;人格道德, 彪炳青史;壮志情怀, 俎豆千秋, 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杰出的、优秀的, 影响深远的人物。不仅具有卓着的政治业绩, 而且引导北宋士风, 初步开创北宋早期的文风, 提倡儒学复兴, 在北宋思想学术史上具有开创之功, 是开创“宋学精神第一人”, 朱熹称其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正因其集功业、道德、文章于一身, 因而引起历代学者的高度关注和不断研究。
关于范仲淹军事活动及其思想内涵的研究, 学者们给予了高度重视。范仲淹于宋仁宗康定元年至庆历三年 (1040—1043) 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延州知府, 负责北宋对西夏的防务。采取了一系列“积极防御”策略, 在当时及后世颇受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 学术界对范仲淹的军事思想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多方面、深层次研究, 据统计, 涉及范仲淹经略西北、防御西夏, 对待西夏党项族的民族政策, 军事活动及思想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论文有60多篇, 不仅丰富了范仲淹研究的内容, 也是其军事思想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本研究就近五十年以来范仲淹军事思想的研究进行梳理, 并作简要论述。
一、范仲淹经略西北边陲防务
北宋康定元年 (1040年) 正月, 西夏进犯延州, 52岁的范仲淹临危受命, 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延州知府。面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西夏的屡次挑衅, 范仲淹在漫长的西北边界, 固城修筑、操练兵勇、坚壁清野, 巡防地方, 坚持以防御为主的方针。他有效抵御了西夏的挑衅和侵略, 最终宋夏议和, 显示出杰出的军事才能, 学者对此多有研究。
(一) 范仲淹主持庆州防务的措施及影响研究。
颜丙震以散从于庆阳的碑刻资料为基础对范仲淹在庆阳的历史活动进行考证, 该文“积极防御的备边政策”和“积极协调各种关系”两章分别对范仲淹的奏章及着作中体现出来的积极防御的军事思想及其付诸实践的情况进行了阐述, 同时对“范仲淹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积极协调各方面关系,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最终取得对西夏战争的主动权”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2]。毛雅琴认为范仲淹知庆州四年, 苦心经营, 经略得宜, 大大提高了宋边军的战斗力, 增强了环、庆整体防御能力, 扭转了宋军在宋夏战争中的被动局面。边患始少, 百姓安居, 以后二十多年, 宋夏和睦相处, 极少边事[3]。相关研究还有, 刘玉珉、忽培元等讨论了范仲淹在延安驻守近两年期间, 整顿边备、大兴营田、招抚流亡等方面的情况[4]。张捷夫阐释了范仲淹主持西北边防、抵御西夏, 担任河东、陕西宣抚使, 军事上仍然坚持持久的防御战的方针, 积极固城修堡, 垦复农田, 加强战备, 并对当地国计民生的问题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5]。
(二) 对范仲淹抗击西夏作用的研究。
刘永明、卢晓河、李海洋、刘文戈的研究主要围绕庆历元年 (1041年) 五月, 范仲淹由延州迁知庆州四年中对抗击西夏的作用[6,7,8,9]。他采用清野困守政策, 增强了宋军的战斗力, 扭转了被动局面:择良将、练甲兵以治军旅;筑城修堡以强防御;军民屯田以实边郡;安汉、抚羌共御强敌。极大地增强了宋军的战斗力和环、庆边境的整体防御能力, 扭转了战局, 功在当时, 利于后世。宋、夏重订和约, 保障了以后二十多年宋夏和睦相处。
二、范仲淹防御西夏策略研究
在西北边陲防务方面, 北宋政府的态度经历了由积极到消极, 被动再渐趋主动的过程。王天顺将北宋对夏积极防御战略的实施分为前中后三期, 指出前期代表人物是宋太宗、宋真宗两朝任参知政事兼兵部尚书的张齐贤, 后期代表人物是王韶, 而中期的代表人物则是庆历年间与韩琦等人经营陕西防务的范仲淹[10,11]。范仲淹的御夏方略主要有五点:基本战略思想以持重守御为上, 反对冒险进攻;以恩信招徕沿边蕃部, 使与夏绝而为宋所用;于环庆、径原诸路前沿占据交通要道, 筑堡岩固守, 以阻遏夏军奔冲;选将练兵, 选募弓箭手, 且耕且战。范仲淹对西夏采取的“积极防御”策略, 抵御了西夏的侵略和对中原的威胁, 西北形势很快稳定, 并最终达成了宋夏和平协议。
(一) 范仲淹提出并坚持积极防御战略。
范仲淹在陕西主持军务期间, 正确分析战争形势, 采取了积极防御战略, 整顿训练军队, 培养重用人才, 关心民生疾苦, 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恢复边境经济贸易, 招抚并利用蕃兵, 增进民族团结, 为巩固西北边防做出了重大贡献[12]。周原孙指出范仲淹在西北边防针对西夏的策略和措施, 巩固了国防, 最终促成宋夏和议成功, 有利于宋夏之间的经济发展, 为双方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好处, 加强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 利于民族团结与融合[13]。诸葛忆兵认为范仲淹调任西北前线主帅后, 精选将帅, 招募兵勇, 操练士兵, 建立“土兵”制度, 适当地发动局部进攻, 采用了“积极防御”的边防思路, 构筑起更好的防御体系, 很快稳定了西北边境形势, 最终促成宋夏和平协议[14]。颜丙震论述了范仲淹担任庆州知州时, 根据西北的地势地形特点, 修筑城寨, 加强防御工事建设, 采取以守为攻的积极防御政策, 扭转了战局, 取得显着成效, 保障了边境的稳定[15]。在1040年到1044年北宋与西夏的战争中, 范仲淹提出主动防御的抚边策略, 并在实践中通过修筑城寨、推行营田等措施加以落实, 有效提高了北宋的边境防御能力, 杜兵认为这是促成北宋与西夏缔约的重要因素之一[16]。
(二) 对夏战争环庆路军事防御体系考证研究。
张多勇通过对陕甘宁毗邻地区宋代所筑的大量城、堡、寨进行实地考察, 查阅大量的宋代文献, 系统研究宋代环庆路城、堡、寨的关系, 认为宋代在经营西北边事时构筑了有效的军事防御体系, 提出环庆路由三个防御系统组成, 并对大顺城防御系统、怀安防御系统、环州防御系统中各城、堡、寨的关系做了论证[17], 认为在范仲淹经营西北边事的五年时间里, 并未发生重要战争。庆历四年 (1044年) , 宋、夏议和, 西夏向宋称臣, 西北边境无事二十多年, 范仲淹从此出将入相。据明嘉靖版《庆阳府志》记载, 范仲淹戍守环庆路时曾修筑了27座城寨。样鲜明、沈浩注通过考证后认为:这些城寨多数都缺乏与范仲淹相关的史料记载[18]。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说法, 可能是明代嘉靖时期的边防形势与庆阳的历史环境有关。
(三) 其他方面相关研究。
郭琳、徐峰以宋夏双方攻守之势的关系变化, 从韩琦、范仲淹攻守之争的角度论述了对西夏的用兵策略, 并侧面论述了范仲淹的军事思想[19]。许友根、孙炳元论述了范仲淹在西北边境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民政等方面综合治理, 在经济手段方面实施禁人池盐、“以盐制敌”[20]。康秀林通过对史料的梳理, 指出范仲淹在《攻守议》和《再议攻守疏》中的御夏策略体现了天才的军事思想[21]。
三、范仲淹边境民族关系政策研究
范仲淹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受到了儒家教义、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 又和范仲淹的个人经历有关。他在西北边防抗击西夏时期, 采取灵活多样的民族政策, 处理以西夏党项族为主的边境诸羌民族关系。崔明德、郑炜研究指出, 范仲淹民族关系思想的基本准则就是“维护大一统, 反对西夏自立”;核心是“反对战争, 提倡各民族和睦相处”;重要内容是“攻防兼备、持重守御”[22]。范仲淹的民族关系思想的三个方面对北宋中后期的民族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 为我们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和借鉴意义。相关研究论述有:
(一) 以仁为本、安抚招纳。
范仲淹为早日实现边境和平, 主张采取“招抚”等政策, 成效显着[23], 在《答赵元昊书》中提出了停战、和谈的总原则, 为以后宋夏庆历和议的签订打下了基础。卢晓河解读儒家“仁”学思想对范仲淹戍边战略儒学特质的影响, 指出范仲淹以备慑敌、以守为攻、以战止战的防御战略, 以民为贵、以“仁”为本的治军原则以及安抚诸羌、以为汉用的怀柔政策, 充分体现了儒家以“仁”为本、“博爱济众”的思想[24], 这也正与范仲淹以民为本, 惠民济民, 重视生命, 减少战争杀戮的为政实践相一致。
刘兴亮、颜丙震论述了康定元年 (1040年) 三黜之后的范仲淹于败军之际受命戍边, 担任庆州知州、主持西北军务, 针对当地多民族杂居这种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 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对诸羌恩威并施、以仁为本、安抚笼络, 招纳为主, 团结熟蕃、感化生蕃, 区别对待、和平共处, 增强往来、经济扶助等初步成型并得以集中地贯彻实施的民族观[25,26], 使边境民族关系逐渐走向缓和, 扭转了战争态势, 巩固了边防, 彰显了人本主义理念。
(二) 积极防御、以民为本。
范仲淹在宋夏战争中一直主张积极防御, 加强民族团结、友好往来, 允许边境各族群众互相经济贸易往来, 互通有无, 对少数民族以礼相待, 体现了民本思想[27]。焕力认为范仲淹经略西北边地时的军事思想彰显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在战略战术上, 善于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 组织广大军民、边地蕃民参与到战争中来作为防御的有生力量, 启用各类人才参与到巩固边防中来, 最大限度减少民众的生命财产损失[28]。王密兰指出, 范仲淹在西北边疆生活期间, 根据西北特殊的形势和复杂的多民族状况, 提出了持重守御, 反对战争的御夏策略, 对西夏与北宋关系的缓和起了重要作用[29]。
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 范仲淹也极有卓识和远见, 他的仁爱和民族平等、共同发展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超前性, 在当代我们处理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时也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四、范仲淹军事思想方面的研究
范仲淹作为一名军事家, 军事思想主要是在抵御西夏的战争和实施民族政策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完善发展的。焕力认为北宋宝元至庆历年间正值多事之秋, 对外方面与辽关系紧张、与西夏常起战端, 在内政上问题积重, 朝廷起用了范仲淹、韩琦等一批富有政治才干的官员经略西北、抵御西夏, 尤其是范仲淹更是被推崇为国臣第一[30]。相关研究有:
(一) 对范仲淹边防思想的研究。
范仲淹在军事斗争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强调富国强兵为制胜之本、力主打持久的防御作战”, 严边实内、招抚睦邻等加强边防建设的主张[31,32]。高锦花指出在宋夏战争中采取“招募土兵、淘汰羸弱, 改革兵制、严明军纪, 修城筑砦、巩固设防, 推行屯田、减免赋税, 边民互市、以通有无”等措施, 逐渐形成了以守备为主, 攻为权宜的边防思想[33]。魏鸿以范仲淹防御战略为中心, 全面总结了范仲淹在边防建设、抚驭蕃部、选将练兵以及系统防御等方面的思想和实践[34], 指出范仲淹的边防思想和实践主导了宋仁宗时期与西夏的战争, 为加强和巩固国防做出了贡献, 对宋代及后世的军事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二) 对范仲淹治军用人方略的研究。
范仲淹是北宋着名政治家, 他不仅关心政治, 而且重视体育, 提倡养生, 强调用军事体育训练士兵[35]。范仲淹要求严格将士的选拔, 提出设武举, 试武事, 对军队将士提出了军事体育活动的要求, 客观上促进了军体训练活动的开展。此外, 还首倡“教民习时”, 大大加强了北宋戍边实力。赵继颜认为范仲淹重视对将领的军事理论教育, 主要从选拔将校、精选士兵、放权前线将帅便宜行动, 大兴营田、农战结合等方面系统论述了范仲淹的强兵思想[36]。
范仲淹军事改革思想是紧紧围绕提高军队战斗力而展开的, 而如何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核心又在于如何治军用人, 如何坚持以人为本[37], 其军事改革思想为我们今天如何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民族矛盾乃至民族战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借鉴。武香兰指出范仲淹在西北边境的御边活动中, 以儒家传统的“仁爱”思想及人文关怀, 尊重体恤、厚养维护武将, 根据自己多年的“将才标准”以“智谋”为主, 以“仁爱”为本, 在短期内迅速选拔、培养一批有才干的军事将领, 成为抵御西夏的主力军[38,39]。以“仁、信”对待边境少数民族, 得到了沿边广大少数民族的拥护和支持。
范仲淹的御边之术和驭将之方体现了浓厚的仁爱精神和人本理念, 具有崇高的人格魅力。这也是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的精神遗产, 成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三) 对范仲淹军事思想理论的研究。
范仲淹在防御西夏方面提出的攻守结合防御策略, 加强军队建设, 建立新的统兵体制, 严明赏罚、整顿军纪等方面的军事贡献。其主要体现在防御西夏进攻中, 注重用和平手段解决国内民族冲突, 反对国内民族之间的掠夺和残杀[40]。刘春霞认为范仲淹的军事思想主要包括:改革朝廷军事政策, 反对贸然兴兵, 主张以“和”“守”为主的边防政策[41]。徐玉金认为范仲淹在陕西任职期间提出“以盟好为权宜, 以战守为实事”的积极防御军事方略, 对迅速扭转战局, 转被动为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42]。
综合以上相关研究, 学术界对范仲淹军事边防思想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 对范仲淹经略西北、防御西夏, 军队建设、边防政策、选将观念, 对西夏党项族的民族政策, 军事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探讨, 形成了部分研究成果, 为我们全面认识范仲淹的军事边防思想及其当时的宋夏关系和民族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 具有重要意义。
五、思考与展望
近50年以来, 多名专家学者对范仲淹军事边防思想的研究成绩突出, 学术面貌得以更新, 大量的理论、实证研究, 为我们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增多和优秀成果的涌现, 整个研究进入了繁荣阶段。
(一) 把握宏观学术研究史。
在掌握和继承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二) 开放学术心态、开拓学术视野、开阔研究领域。
深切关注国际、国内学术研究视野, 关注大陆与海外的研究同行, 我们要对日本、欧陆、英美等地区学者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更好地加以吸收利用, 在研究的过程中要注意深入探索, 去伪存真, 去粗取精, 拓展多元化研究思路实现学术创新。
(三) 提高学术敏感, 加强考古资料的研究与利用。
史料是立论的依托, 讲究实证, 靠材料说话是史学家开展研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在现有条件下, 传世文献资料极其有限, 随着近年来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 一些新的文献资料相继出土, 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素材, 有可能导致以前某些研究认识或许要被重新认识与思考, 合理运用充分占有的新旧研究资料, 对已知史料进行重新的价值评估, 这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提, 并充分挖掘其深层内涵。
(四) 深化研究课题。
在研究中转换一下研究角度, 也许就会得到一个新认识。课题研究的深化, 研究角度的转换, 是研究进一步向前推展的重要出路。
(五) 注重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
宏观研究从大处和远处着眼观察, 贵在会通;微观研究主要进行细节剖析, 微观研究是宏观研究的基础, 宏观研究是微观研究的最终目的, 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43]。
总之, 我们今天之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与进步,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以未来的、整体的视野来看, 也许只是理论研究的局部, 是不完整的。我们应以现有所掌握的成果为起点, 探索开拓, 推动范仲淹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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