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毛概结业3500字以上论文
“毛泽东思想概论”课是大学生全面系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方式，对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推荐的大学毛概3500字以上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大学毛概3500字以上论文篇一
《浅论邓小平的民本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石》
〔摘要〕民为邦本的理论或学说,被称为民本思想。“民本思想”的现代含义就是以人民为根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把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思想。邓小平民本思想的核心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鲜明特点是把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以及保障个体权利相结合,落脚点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邓小平的民本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基石,他力图将国家政权的有效运作与主导作用同人民大众真正当家作主紧密结合起来。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牢牢地站在这一基石之上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关键词〕邓小平;民本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民为邦本的理论或学说,被称为民本思想。“民本思想”的现代含义就是以人民为根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把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思想。
邓小平民本思想的核心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鲜明特点是把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以及保障个体的权利紧密结合起来,落脚点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邓小平的民本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石,他力图将国家政权的有效运作与主导作用同人民大众真正当家作主紧密结合起来。具体表现为:把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紧密结合起来;把发展人民民主与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保障人民的权利与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结合起来;把发展人民民主与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结合起来,与党所面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任务结合起来。
一、邓小平把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并提升到事关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度加以重视
邓小平民本思想的核心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注意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民本思想——在“以君为本”前提下的开明统治策略和统治手段的超越,显示了民主的深刻而真实的含义。因为民主的根本意义是主权在民,即人民当家作主。
(一)邓小平把人民民主提升到事关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度加以重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判定一个国家的性质,关键看政权掌握在谁的手上。恩格斯在1847年指出:“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1〕接着他和马克思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工人阶级的第一步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此后,社会主义和民主结下了不解之缘。当然,这里的民主指的是国家形态的民主。邓小平是科学社会主义历史上明确表示“民主和社会主义不可分”思想的第一人。他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果断地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3〕的思想,把民主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指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丢掉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丢掉人民当家作主,丢掉社会主义。把人民民主提升到事关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度上加以重视。他说,我们必须树立这样的观念,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同样,没有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民民主。“民主和社会主义不可分”的命题包含着三层意思:(1)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而不是手段。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我们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着重讲清楚民主问题。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同民主问题有关……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4〕。(2)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他强调“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5〕。“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6〕邓小平提倡的“大胆闯”、“大胆试”的主张,就是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反映。他说:联产承包是人民提出来的,乡镇企业也是农民首创的,我的功劳是把群众的创造加以理论的概括。他认为改革开放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农村改革首先是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交给农民。城市改革则是权力下放,同时广泛调动了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因为人民群众蕴含的巨大创造力量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因此,一定要向群众学习,要善于概括人民群众的经验和方法。(3)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个方面的内容,它们必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7〕
(二)邓小平强调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必须自觉划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他说:“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8〕“我们实行的民主不是搬用西方的民主。”〔9〕“三权分立”制度和多党制都不适合中国国情。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实际上,西方国家也并不都是实行三权鼎立式的制度。”〔10〕“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们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他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我们全国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所以我们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11〕邓小平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12〕
二、邓小平把发展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的权利与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结合起来
邓小平民本思想的落脚点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他指出,我们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要在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邓小平认为,扩大民权、主权在民就是给人民群众以真正的民主权利,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还权于民。“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我们讲社会主义民主,这就是一个重要内容。”〔13〕同时,要使人民的权利真正获得保障,必须实现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一)邓小平认为,一个国家要保证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必须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全面系统阐述党和国家制度建设问题时,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他还强调:“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上反面。”〔14〕“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15〕这就揭示了,制度化、法律化是民主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体现,只有实现了制度化、法律化的民主才是切实有效的民主。
(二)邓小平强调,人民的权利必须靠法制化来保障,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相辅相成。从根本上说,民主与法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互为条件,不可分离,社会主义民主需要用社会主义法制来保障。对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邓小平非常重视吸取其中的教训,他说:“‘“”’中,林彪、‘_’大搞特权,给群众造成很大灾难。……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16〕他深思熟虑地指出:“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中国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同社会主义法制相辅相成的。”〔17〕只有在加强民主的同时,又加强法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使民主法律化,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保证我们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国家兴旺发达,人民安定幸福。
三、邓小平把发展人民民主与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与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结合起来
邓小平的民本思想彻底摒弃了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当成手段、当成工具的思想,指出:共产党是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深刻认识到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为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说:“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成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18〕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时时、事事、处处都是统一的,党的领导也不是天然等同于民主。因为执政党的情况也在不断的变化当中。
中国共产党如何既顺应时代的发展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一个不得不深入考虑的问题。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要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改善党的领导,并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一)邓小平认为,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坚持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摆脱党的领导谈民主,只会使民主极端化和无政府主义大泛滥。“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使国民经济更难发展,使人民生活更难改善”〔19〕。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坚持民主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人民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主人翁地位。
(二)发展人民民主必须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是说要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领导方式等,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因为我们党所处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从过去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我们党所处的环境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着重大的变化,我们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从革命党变为执政党的实质性标志,就是党的直接目标从夺取政权转变为维护政权,这是一个全方位的政党转型过程。我们党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需要我们党不断提高领导水平;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我党面临的任务就越艰巨,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也越复杂。
(三)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其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邓小平说:“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20〕并尖锐地提出“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21〕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共产党执政以后,脱离群众的危险,“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22〕。由于“执政党的地位,我们的一些同志很容易沾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习气”〔23〕。邓小平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提出要发展人民民主,为人民谋利益,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改善党的领导,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邓小平坚信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在全国人民中,共产党员始终只占少数。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24〕。他充分认识到民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他说:“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25〕。“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26〕我们党搞建设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改革符合民意,局势才呈稳定之势,有了稳定才有一切。
四、他把发展人民民主与党所面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任务结合起来
邓小平民本思想的鲜明特点是把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以及保障个体的权利紧密结合起来。纵观历史和现实,每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那个国家的历史、国情、政治文化以及政治发展实践的产物。中国如此,西方国家也不例外。只有从历史、国情以及文化相统一的视角观察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历程,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这种政治制度。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政治制度产生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之中,求得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主题。使得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既具有共性,即:使人民的意愿得以表达,人民的权利得以实现和保障,又具有自己明显的特性:紧紧围绕着“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主题展开。
(一)邓小平把保障个体权利与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结合起来。从根本上说,人民的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建立在经济自由和经济地位平等基础之上。这个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论述过。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所以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邓小平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也指出了不足之处:就是对生产力的发展还重视不够,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首要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再加上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发展生产力对中国更有特殊的意义。因此,邓小平果断地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他强调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拓强国富民之路,使中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7〕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改革是非得失的标准。
(二)对于如何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邓小平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具体实现,落实到各项改革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中,落实到踏实的工作中,实现了民本思想从理念到实践的升华。邓小平民本思想的落脚点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反复强调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都必须始终以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为最高标准,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为标准来衡量一切工作的得失成败,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他反复说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基本路线,集中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是一条把中国引向富强、民主、文明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中国的发展靠这条路线,中国的稳定也靠这条路线。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这条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党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这条基本路线来进行,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得到积极全面正确的贯彻执行,作为党的建设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8〕“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这个问题不是说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要做许多踏实的工作。”〔29〕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生活是否改善,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1983年1月他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30〕改善人民的生活,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是邓小平的最大心愿。
(三)邓小平总结了过去忽视人民的物质利益的深刻教训,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和人民需要,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邓小平说:“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31〕将物质利益纳入了社会主义范畴,实现了社会主义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
(四)根据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实践,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32〕“就我们国内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33〕,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发展人民民主,必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在关系到人民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的发展问题上,最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改革开放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邓小平把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的问题,需要党和政府动员、集中整个国家和社会力量做好的头等大事,当作最重要的政治问题。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34〕这是邓小平发自心灵深处的肺腑之言,是邓小平爱国爱民的真切告白。一切为了人民,人民利益至上,这是邓小平一生的伟大写照。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把爱国爱民的思想化成了实际的行动,化成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化成了我国的各项具体的方针、政策,化成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业,化成了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实现了民本思想从理论到实践的升华,从思想到制度的升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牢固的基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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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8,214.
〔34〕邓小平思想年谱(199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82.
大学毛概3500字以上论文篇二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
摘要:传统观念认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市场经济,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导致了中国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历尽艰辛。今天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中国能够而且必须实行市场经济。当然,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完善市场经济的法治环境,解决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经济
一、“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观念的渊源及其破解
第一,这一观念的形成与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有关。今天,当我们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要找到他们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实行市场经济的论述是相当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反之,我们却可以非常明确地发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必须实行计划经济。马克思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1]恩格斯也指出:“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1]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公有制社会的本质就是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实行计划经济。但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是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社会;是“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1];在这里,劳动者的“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2];联合体将产品作为直接社会产品来生产,“耗费在产品生产上是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1]
而今天我们搞的社会主义,被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并不等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特”就“特”在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由于国家的存在,劳动者联合体不可能是全社会范围的,因而联合劳动也不具有直接社会性;由于存在着生产资料不同利益集团的公有制和劳动力的二重所有权,作为经济实体就一定会产生要求独立的内在冲动,就一定有单位利益之间的冲突;这样,要想真正作到在全社会范围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统一规划、统一使用,那是作不到的[3]。如果不能认清这一点,而一味照搬马克思恩格斯观点,只能对现实社会主义造成更大的伤害。
第二,这一观念的形成还与长期以来既成事实,即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状况有关。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最突出的特征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率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对于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只能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寻求答案,这就是: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苏联建国后实行了计划经济,由于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发展也取得过骄人成就,因而“社会主义经济就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视为典范,甚至作为判断姓“社”与姓“资”的标准。而现实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因此,市场经济就等同于资本主义,也被人们认为是毋庸置疑的。
事实上,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一种基本形式和运作方式是历史的必然。封建社会末期,市场机制就开始出现,市场经济萌芽。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获得高度发展,成了社会的主要经济运行形式。
二、社会主义中国能够而且必须实行市场经济
第一,对前苏联经济体制探索过程中经验教训的总结。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很快把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付诸实践。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实际上已经取消了商品货币关系,但这一政策实行不久就遭遇困境。列宁总结其教训后得出:在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的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要在实践上取消商品货币关系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列宁转而制定了新经济政策,决定恢复商品交换、商品买卖,发挥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但由于列宁早逝,这些有益的探索没能展开。斯大林上台后,发动“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取消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随之也取消了商品市场,完全把苏联经济纳上了产品交换和计划经济的轨道,采取了极为僵硬的产品交换和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一直贯穿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当这种僵硬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其发展潜力丧失殆尽后,苏联经济就一直处于低迷停滞状态而难于实现转型。虽然战后几十年中苏联及东欧各国屡经修修补补式的改革,但毫无例外地不是在内部矛盾面前浅尝辄止,就是在外部干涉之下戛然停步,一次次错失有利的历史时机,以至最终归于失败。总结其教训,可以得出:当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成为经济发展桎梏时,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而改革就是要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实行市场经济。
第二,中国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端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建国后,中国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对于集中有限的财力、人力、物力进行国家重点建设,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保证人民的基本需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体制的固有弊端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生产结构日趋复杂,经济联系日益频繁而逐渐暴露出来,突出表现在:一是只片面强调计划的作用,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二是由于作为计划基础的经济统计工作薄弱,手段落后,统计数据不够准确,使得计划缺乏科学性、准确性;三是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导致企业缺乏应有自主权,影响了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得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活力;四是在计划安排上,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同时,对农业、轻工业的发展缺乏足够的重视,使消费品的生产相对不足等等。对于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这些问题,进行全面的改革已势在必行。
第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调节手段。在经济体制改革何去何从的历史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从界定计划与市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出发,指明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1979年邓小平首次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4]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偏见仍然禁锢着许多人的思想。针对这种状况,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更明确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4]这一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视为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既然计划和市场只是人们经济活动的具体方法和手段,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只是资源配置的方式,那么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就不会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市场经济在提供经济高效率的同时,也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即通常所说的“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市场本身不能保证宏观经济总量平衡;不能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有效解决“外部性问题”;不能有效调节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等。因此,在发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机制作用的同时,还必须实行必要的国家宏观调控,以弥补市场缺陷。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不受政府调控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而且也更有条件搞好宏观调控。”[5]
第二,完善市场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其中,最重要的是法治环境。只有加强法治,才能真正建立市场经济的规范和秩序。首先,市场经济的主体资格需要法律确认,其正当利益需要法律保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主体是平等的,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行为必须要靠法律来规范。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需要法律来维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必须是公平、合法的,否则,市场机制就可能失灵或扭曲。因此,用法律手段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必不可少。再次,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也离不开法治。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它不仅要求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体系,还要求市场国际化。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法律尤其是调整市场和涉外贸易方面的法律必须同国际贸易法律、规则和惯例接轨,按照现代法制的要求,加入国际经济法律体系。
第三,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社会系统中,效率与公平缺一不可。社会要正常运行,就要使二者处于基本的平衡状态。重公平轻效率,就会导致效率低下,动力不足,社会不能正常发展;而重效率轻公平,又会导致差距太大,矛盾突出,社会同样难以正常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公平(确切地说是平均)有余而效率不足,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利用市场机制,拉开了收入差距,鼓励少数人先富起来,结果又出现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态势。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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