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毛概结课论文(2)

　　由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事关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个问题也就成为邓小平率先明确提出、进而不断加以思考并在以后多次强调的一个极为根本的理论问题。邓小平指出，对社会主义存在“不同的理解”，是导致社会主义发展不顺利的重要认识根源。他还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1984年6月，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985年4月，在《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一文中，邓小平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同年8月，邓小平在《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一文中又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987年2月，他要求“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1987年4月，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一文中说：“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并强调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

　　这样，长期以来就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了两个耐人寻味的悖论现象：一方面，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另一方面，我们对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甚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又“没有完全搞清楚”，在“摸着石头过河”;一方面，我们认为过去搞的一套不是社会主义，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果断地抛弃了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而另一方面，我们对“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198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一文中说：“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从过去对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到1988年“才解决”，那么，这时候的社会主义观是否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观，如果是，它今后还要不要再发展呢?如果发展的话，那么怎样发展才不至于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真精神?这些问题都需要从理论上给予研究回答。尤其重要的是，邓小平说“什么是社会主义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究竟对哪些问题没有搞清楚?这一点很值得进一步追究。笔者坚信，“理论思维的成熟是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⑨，因而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成败得失，对于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无疑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我们过去究竟对社会主义的哪些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检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平凡的历史实践，在笔者看来，我们过去的社会主义观至少在以下八个问题上对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

　　1.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没有完全搞清楚”

　　1875年，马克思在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把共产主义划分为初级与高级两个阶段。在马克思看来，初级阶段就是社会主义阶段，它是共产主义的基础，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景;而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化需要有具备一定的条件。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这一点，更多的只是强调它们的共同性、一致性和贯通性，而对于两者的差别性、差异性和历史阶段性则注意不多;尤其是对于如何从社会主义转变到共产主义需要哪些条件注意不够，甚至于常常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不严格加以区分，把两者当成是一回事。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以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法、德等的社会状况为理论原型的。然而历史的事实是，社会主义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在这些国家首先取得胜利，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中国、朝鲜、

　　古巴、越南等国家的社会主义，都是建立在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基础之上的。这就决定了这样的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不达标、“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距离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有很大的差距，更不用说共产主义了。

　　由于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认识上的模糊，中共中央在1958年8月通过了一个《关于在农村建设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决议发布后，一股声势浩大的“共产风”先在广大农村刮起，并很快形成高潮。很明显，这种做法是典型的“左”的错误，它不顾实际情况，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在客观条件极不成熟的情况下强行进入共产主义。这股“共产风.‘刮”乱了国家的经济和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影响了党和群众关系，损害了共产主义的信誉，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社会主义，是一场闹剧，更是一场悲剧。后来，我们才认识到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

　　2.对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没有完全搞清楚”

　　马克思主义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规律，提出了“两个必然”的原理，但要把美好的理想变成现实，最终取决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只有客观辩证地认识资本主义，才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从社会存在论的角度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历时态与共时态两种形态。历时态是指在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逻辑顺序上，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先进，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与替代，它以历史传承、重构的方式把资本主义那些有用的因素留存下来，并增添了新的内容。共时态是指在同一时空结构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实体同时存在，并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因为各种共在性原因要进行必然的联系和交往。但无论是历时态还是共时态结构，两种制度都不是非此即彼、水火不相容的绝对对立的关系，而是比较、借鉴的对话关系。历史证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可以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建立起来，但却不能跨越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社会文明硕果;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借鉴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但不能简单地拒绝或抛弃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在既具有斗争性，也存在着统一性。一方面，不可否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的。正因如此，社会主义从一诞生起，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就心怀恐惧，想尽各种办法对其进行扼杀、围剿——经济上制裁，政治上打压，文化上渗透等等;另一方面，两者虽为矛盾的对立面，但自二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处在同一时代背景以及同一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两者具有相近的生产力基础，生产方式都是社会化大生产，都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因此在较长时期里可以求同存异，互相借鉴、互相利用，和平竞争、共同发展。客观地看，当今世界仍然是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世界，世界财富的绝大份额主要掌握在资本主义国家手里，资本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仍居主导地位。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要壮大自己，就必须与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学习、借鉴、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自身有益的东西。尤其是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以后，如果再不合时宜地人为强调两者的对立性与斗争性，看不到两者在对立之中还有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包含的另一面，无疑是一种作茧自缚、极不明智的思想。“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所以，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为发展社会主义服务。

　　3.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没有完全搞清楚”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也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既然距离共产主义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搞的只能是社会主义，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怎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否有阶段性?长期以来，我们对此没有完全搞清楚。

　　建国后，受当时苏联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经历了多次动荡与挫折。1936年，苏联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仅过了三年的时间，斯大林就提出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要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计划用二十年的时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批评了赫鲁晓夫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的主观唯意志论，决定停止使用“苏联已经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口号，并在1967年的一次讲话中说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1982年安德罗波夫当政后，尽管对以前的提法作了一些修改，但仍认为当时苏联仍处在“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个漫长历史过程的起点。”在我国，毛泽东曾经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个判断是正确的，直到现在也没有过时。在区分“建立”和“建成”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把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不同阶段，但是在社会主义的判断标准与建成时间问题上认识一直比较模糊，前后矛盾、反复多次。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到，中国需要十五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建成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将是几十年以后事情;但在1958年他却推翻以前的认识，提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62年，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我国社会主义还处于“过渡时期”。这种认识上的反复无常直接导致了党和人民群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产生极大的困惑与混乱，同时也造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多次动荡与挫折。

　　虽然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如果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科学技术水平与民族文化素质还不够高;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完善，等等。所以，党的十三大做出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重要结论，并强调这是一个至少经历上百年漫长的历史阶段，需要经过无数代人的不懈奋斗努力，才有可能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社会主义中级乃至高级阶段。因而当前和今后，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客观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历史阶段。只有对此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才能

　　在观察和处理我国改革和发展的一切问题时，首先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始终保证我们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基础的牢固性，避免或减少盲目性、片面性和绝对性。

　　4.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不是划分姓“社”与姓“资”的标准“没有完全搞清楚”

　　长期以来，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出发，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产品经济、计划经济，把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看作私有制条件下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东西，视市场经济若洪水猛兽并唯恐避之不及;认为社会主义发展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必然导致私有制和剥削，从而对它严厉限制、打压。然而，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促使我们逐渐转变了对此问题的看法。

　　实现对市场经济的重新认识，使人们逐渐接受市场经济概念并逐步深化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这期间走过了一段极为曲折的道路。改革开放前，我们尽管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路线，但是始终没有走出苏联式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邓小平最先对计划经济提出了质疑。1979年，他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是说资本主义。”后来，中共十二大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调“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改革原则，并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这表明党肯定了社会主义需要市场经济的作用。1985年10月，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办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又做出了新的概括，即“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时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992年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更精辟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明确地说明，计划和市场是中性的东西，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方法，没有社会制度的区别。1992年，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今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是社会主义观的一次重大革命，表明中国彻底摆脱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观念的长期束缚。

　　5.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究竟是阶级斗争还是生产力“没有完全搞清楚”

　　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是以具有极差结构的“动力系统”或“动力群”而呈现的。这个系统中的各个动力因素的关系不是无差别、平行的，而是一个以生产力为“元点”衍生出来的、复杂的、有机的“合力”系统：生产力犹如一个大树的根基，从其上分别生长出了生产方式、社会基本矛盾、阶级斗争、科学技术、社会革命、社会改革等分枝。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它是理解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一把钥匙，也是解决一切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最终手段。至于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只有在阶级社会里它才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的一般结果是导致社会政治革命，引起社会制度的更替;但阶级斗争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它仅仅同社会形态质变阶段相联系。随着社会主义的日益成熟与社会矛盾的转移，阶级斗争将越来越弱化而不是相反。然而，由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建立起来的较长的时期里，当剥削阶级被基本消灭以后，我们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错误地估计了时局，不断地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后来提出需要“有一个政治战线和一个思想战线上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以至于爆发““””，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结束以后，在邓小平领导下我们及时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转到“发展是硬道理”，全面进入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新的历史时期。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贫穷落后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把生产力发展起来，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为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解决国内国际问题、为社会全面发展以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奠定物质基础，也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奠定物质基础。因此，生产力是兴国之要，是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命运之所系，必须扭住不放，毫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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