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生毛概课的论文3000字

　　“毛泽东思想概论”是我国大学生必修的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对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 ，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和特殊的作用。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推荐的关于毛概课的3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毛概课的3000字论文篇一

　　《论毛泽东的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思想》

　　毛泽东立足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革命前辈的思想成果，对形式逻辑和唯物辩证法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进行了创造性的阐述。

　　一、毛泽东的形式逻辑思想

　　1、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和性质。

　　毛泽东认为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不管内容，因而没有阶级性。1961年，毛泽东指出：“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不管内容，从错误的前提推出错误的结论，在形式上也可以是正确的。”“形式”是对思维结构的要求和规范，它确保人们在思维中从结构上不犯错误。思维内容的真假却靠具体科学去解决。毛泽东还认为形式逻辑不应包括充足理由律。1965年12月，他说：“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理由?”无论什么人，不管他是哪个阶级、哪个民族在进行思维活动时，都要运用概念、判断、推理，都要遵循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否则，就不能正确地进行思维、表达和交流。1957年，毛泽东接见周谷城，周谷城说：“形式逻辑这个东西是敌我共同的武器，我方可用，敌也可用，它没有阶级性。”毛泽东问：“何以见得?”周谷城举例说：“资产阶级说，凡生产资料应该私有，所有大工厂是生产资料，所以，大工厂应该私有;无产阶级说，凡生产资料应该公有，所有大工厂是生产资料，所以，大工厂应该公有。”毛泽东笑着说：“言之成理，也有力。”

　　2、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形而上学方法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形式逻辑不同于形而上学方法、唯物辩证法。1938年3月25日，毛泽东写道：“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对于潘梓年在“方法论”和“技术论”下把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辩证法区分开来，并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结合起来，各司其职，共同作用于思维实际，毛泽东认为是可取的。党中央编辑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于1951年3月8日给田家英等人写信，指出《矛盾论》中“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达，还须修改”。在《矛盾论》正式发表时，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把“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的矛盾律”一节删去。周谷城发表《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文，反对把形式逻辑混同于形而上学加以批判，认为形式逻辑既可为寻求真理的人们服务，又可为形而上学和进行诡辩的人服务。有一次，周谷城当面对毛泽东说：“我意见很少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毛泽东答曰，“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不要害怕，要积极地写”。他又说：“formal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

　　毛泽东还认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不同于低级数学与高级数学的关系。1965年12月，毛泽东说：“说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等数学，我看不对。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同辩证法不是什么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数学有算术、代数、几何、微分积分，它包括许多部分。形式逻辑却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资本论》也要用。”

　　3、形式逻辑的应用。

　　毛泽东很注重逻辑理论的应用，他主张写文章和文件都应具有逻辑性。1955年10月，毛泽东指出：“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1958年2月，毛泽东指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毛泽东还指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力推形式逻辑文集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1957年，他邀见周谷城、金岳霖和王方名，谈论了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著译等有关问题。1958年，他收到周谷城的信，得知其新的逻辑著作出版，很高兴，回信说：“大著出版，可资快读。”在毛泽东授意下中央政治研究室编辑出版《逻辑丛书》时，打算收入章士钊旧作《逻辑指要》。毛泽东征求作者意见时，章士钊曾因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而有所顾虑。毛泽东笑曰：“此学问之事，庸何伤!”后来毛泽东看完《逻辑指要》，又对章士钊说：“吾意此足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在《逻辑指要》校改完毕后，毛泽东于1959年6月7日给章士钊的回信中说：“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著，为之筹策。”随之把其代拟的序言写出。毛泽东作出“宜于印行”的决策，有助于解决当时逻辑资料奇缺的问题。

　　二、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辩证法的三大规律，首先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中阐述，恩格斯最早从中抽象和总结出来的。列宁把唯物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学说，并写下了《谈谈辩证法问题》，对辩证法进行了说明。毛泽东在1936年读《辩证唯物论教程》时说“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讲述唯物辩证法时，结合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1927年和1934年两次严重失败的教训，阐述和发挥了列宁的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实质和核心的思想。此后，毛泽东多次指出辩证法就是对立统一性或互相渗透。他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什么是矛盾呢?毛泽东解释说：“没有什么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毛泽东认为，人们的思想要正确地反映现实矛盾，就要全面地反映客观对象中矛盾双方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的关系。

　　毛泽东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联系起来。他说：“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承认“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毛泽东从唯物辩证法的总体着眼，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联系起来，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系统论述了内外因相互作用规律。他认为内因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及其诸方面关系，内部矛盾是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外因是一事物与周围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推动事物发展变化，进而把发展观理解为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毛泽东指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实质性概括。

　　毛泽东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联系上发掘出矛盾“精髓”思想，对矛盾特殊性作了独到深入的研究。列宁认为：“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列宁并未把个别和一般的范畴同矛盾范畴联系起来，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同整个矛盾体系的紧密联系，进而提出矛盾“精髓”思想，并强调“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他指出：“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它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

　　毛泽东提出复杂过程中的部分质变思想以及发展具有阶段性问题，使量变质变规律变得更加完善。他认为，所谓部分质变，就是指“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还没有消灭，即是说在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未变之前，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所发生的部分的、局部的性质上的某些变化。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明确提出：“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部分质变思想是毛泽东对量变质变规律认识深化的结晶，揭示了事物发展阶段性的内在根据，并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

　　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肯定否定规律，在事物“螺旋式”发展过程中演绎出波浪式发展规律。他根据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结合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提出任何事物都在矛盾运动的平衡与不平衡的交替变化中向前发展，且“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波浪式规律是毛泽东所发展的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毛泽东的形式逻辑思想，对于充分发挥逻辑学的实际效用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创新，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的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思想是为党的思想、政治路线服务的方法论科学，为建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起始概念，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系获得了坚实的支撑。

　　毛概课的3000字论文篇二

　　《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历史考察及其时代意义》

　　摘要：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旗帜，重新回顾与总结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认识其思想丰富的时代价值，对我国现今政治、经济、文化、党建方面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时代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出现了模糊甚至错误认识，明确论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重申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因此重新考察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我们正确定位毛泽东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历史演变

　　“遵义会议”直至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才充分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1]使我们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其思想的成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他系统的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精辟地论证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策和策略，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基于党情国情“八大”前后，全党上下包括毛泽东个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保持低调。但这并不代表此时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受到了打击，并未影响到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的指导地位。““””期间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遭到严重的挫折。但这一时期，党和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提出了反对“和平演变”的理论原则，同时还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些都是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结晶。”[2]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要区别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论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观点。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作出了新的界定，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3]。中央作出的科学的评价，使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有了完整、科学的认识。

　　二、毛泽东思想对当今社会的时代意义

　　今天，我们的时代主题已由革命转到了和平与发展，但毛泽东思想仍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光辉旗帜。江泽民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4]。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论断，为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继续提供着十分宝贵的理论指导，具体来说毛泽东思想对当代社会的指导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他提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工作方式，应是群众化的方式。今天，面对复杂社会，我们要想在世界丛林中立足，就要用老百姓喜欢的方式，提高其建设的积极性，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毛泽东提出的对农业“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引导，稳步前进”，对个体手工业的耐心说服教育，典型示范国家帮助，逐步过渡的方针，在当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我们在安排三大产业布局时也要统筹兼顾，积极引导，对创新的思想可以采取先进行典型示范，再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推广，这样就可以减少无谓的损失，真正做到在稳步中前进。总之，这些经过多方探索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思想，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对民族关系发展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早就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对于我们现在仍具有指导意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没有民族的团结与和谐就没有我们整个国家的和谐。而新疆作为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前提和保证。长期以来，新疆始终坚持在各族群众中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四个认同”教育，各族人民真正懂得了，民族团结则百业兴旺，民族纷争则人民遭殃，使得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政治觉悟不断提高。

　　(三)对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发展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而我们知道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那么现今在一些西方利己主义、金钱主义盛传的时期，我们就应坚持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民主说服教育，在公共场合开展一些形势教育，增强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发扬大家的集体主义精神，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做贡献;面对现在多样的文化形式，我们还是要坚持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方针，在学习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放眼世界，学习别人的先进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髓。总之，毛泽东关于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方针对我们今天提高人民精神文化需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四)对中国的执政党建设工作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党建思想对我们今后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沿承其三大作风思想，我们党内部经常开展党内生活，进行作风教育，加强了党员同志的思想觉悟;他提出的“两个务必”的思想，要求我们要防微杜渐，加大反腐倡廉，报告专门论述了今后我们的党建工作，提出了“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5]

　　指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6]今天，我们只有把毛泽东思想同它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才能真正把握毛泽东思想的时代特点和指导地位，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共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摘[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29.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2-298.

　　[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R].人民出版社，1981.

　　[4]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

　　[5][6]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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