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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五大发展理念的毛概论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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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五大发展理念的毛概论文

  探究五大发展理念的毛概论文篇二

  《五大发展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研究》

  摘 要:自马克思发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以来,历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通向真理的广阔道路把马克思关于发展的观点不断推向前进。本文认为,基于对经典文本的深度考察,从马克思关于发展的基点出发来全面梳理和理论再现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历史演进轨迹,并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向度来探索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历史发展理路和思想精髓,是系统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根本逻辑,也是精准探赜五大发展理念思想渊源及科学展望五大发展理念实践愿景的理论需要和现实需要。

  关键词:五大发展理念;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经典文本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6)10-0001-10

  收稿日期:2016-09-22

  作者简介:朱永刚(1984―),男,河南信阳人,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中共商丘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建设。

  人类社会从蒙昧到宗法、从野蛮到文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进程,这种滚滚向前的发展大势并没有因为一时的曲折和跌宕而减弱或停滞,相反,更加日新月异与光辉灿烂。自古以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树立正确发展理念,选择正确发展方式,不断走向上的路,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美好梦想。当然,人类对世界发展大势的认识和把握,并不如想象的那般乐观,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直到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后,一切才豁然开朗。

  问题是:马克思是如何发现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历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又是如何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通向真理的广阔道路把马克思关于发展的观点推向前进的?笔者认为,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深度考察,从马克思关于发展的源点出发,并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向度来探索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历史发展理路和思想精髓,是回答上述问题与系统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根本逻辑,也是精准探赜五大发展理念思想渊源及科学展望五大发展理念实践愿景的理论需要与实践需要。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

  发展的洞见与论述

  古往今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人们对发展进步的追求从来都没有停下脚步。我国古代诸子百家从儒、释、道、法、墨、兵等不同理念出发阐释各自的发展思想,在不同程度上给了古代中国乃至当下中国以深刻的影响。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到欧洲中世纪神学统治时期,再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西方思想家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思考和实践都进行过出色的探索。总体而言,不论是中国古代社会,还是西方古代社会,对于发展进步的渴求和展望,始终离不开一个共同的主题――对于真、善、美的永恒追求。正是由于人类先哲开启了通向真善美的先河,人类后世子孙才能沿着这条向上的道路前进,不论如何艰难曲折,始终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正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论及的那样:“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1]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究竟是如何发现并科学论证阐释自己终生为之奋斗的发展理想呢?对此,笔者拟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发展的重大发现和科学预测、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发挥和拓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于发展理念的丰富和完善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全面的理论再现。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发展的思想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站在了以往巨人的肩膀上,吸收了人类两千多年文明发展的成果,才使得自己创立的学说赢得了世界性意义。综观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其关于发展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⒈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2]这里所讲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也就是在经历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蕴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萌芽’――《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形成’”这一孕育过程后,所形成的用马克思本人的话语来表达的“新历史观”,即唯物主义历史观。

  之所以称之为“新历史观”,是因为它同以往的封建社会历史观、资本主义历史观等一切旧历史观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在自然经济、农业文明的社会里,在人对人的依附性关系存在的条件下,“人给自己制造了宗教和上帝。因为人作为一种依附性的存在,他要依附于群体,而在这个群体里面他必须树立一种神圣的形象,既要制造彼岸世界神灵的存在,又要对应设计此岸世界英雄的存在,所以过去都是英雄史观。”[3]事实上,这种封建社会历史观主张英雄人物创造历史,认为推动历史发展进步的根本因素和力量在于历史上的一些英雄人物,而非在历史中活动的大多数人。英雄史观的产生和盛行,有其形成的根源、土壤和气候,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并不为奇。其次,资本主义历史观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认为资本至上,资本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和内在逻辑。正像《共产党宣言》所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无疑,“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5]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6]从这个意义看,资产阶级历史观也有局限,而且表现为社会生产与社会资本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比较而言,马克思的“新历史观”新就新在他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而这种“新历史观”深深蕴涵在“生产力决定论”“两个决不会”论断及“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等一系列思想和论断当中。

  首先,透视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重要发现,离不开对“生产力决定论”的简析和梳理。回溯人类思想史可以发现,在马克思以前,还没有人能够认识并建构起这样的历史观点:“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结合的生产关系。……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7]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进而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作出经典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用通俗化的语言来表达,就是人们熟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基本原理。

  事实上,“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8]“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9]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这些经典表达,深刻蕴含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只有这一基本矛盾、基本规律才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真正动因。

  其次,需要进一步分析和思考的还有“两个决不会”论断。如果说“生产力决定论”是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本质概括的话,那么,“两个决不会”思想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对生产力决定论的延展和深化。“两个决不会”上承“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0]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这一论述,下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1]因而,只有在孕育它的物质条件成熟以后,它才会应运而生。实际上,这不仅是人类社会形态更替、发展变化的生动表述,也是万事万物产生发展的真实写照,是马克思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详尽阐发。

  ⒉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12]这里的“不仅如此”,承接的是前文所述马克思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一事实,显然是指代唯物史观这种“新历史观”的发现。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特殊运动方式,马克思首先从分析商品开始,发现了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所具有的矛盾,即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劳动二重性,从而揭示了商品和价值背后的秘密,即商品背后的社会关系。在探索这一规律的过程中,马克思对“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分析极为引人注目。因为作为特殊商品,劳动力在被购买者购买之后进行消费的过程中,一方面生产了新的商品,一方面又产生了新的价值。也就是说,货币转化成了能够带来新价值的资本。这种新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

  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隐藏在资本主义社会背后的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和扩大规模再生产的秘密就被置于一种公开的境地了。同时,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被发现以后,马克思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方式的剖析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一论证集中体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从商品货币理论即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进行深入分析,使得资本主义运行脉络清晰呈现出来。从而在第二卷中,通过对单个资本再生产的微观分析以及对整个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宏观分析,揭示出在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的再生产运动中蕴藏的一个根本规律,就是剩余价值的实现。

  当然,无论是单个资本再生产,还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资本在循环、周转的运动中虽然始终与危机相生相伴,但总是实现资本增值,即获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实现以后,必然涉及剩余价值的分配。从整个《资本论》第三卷来看,从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产生平均利润,从产业资本获得产业利润、商业资本获得商业利润、借贷资本从企业利润中分割得到利息、土地所有者获得超过平均利润的地租等等,剩余价值的分配实际上贯穿了《资本论》第三卷的始终。

  基于上述探析可以发现,《资本论》中蕴藏着许多重要基本原理。譬如:劳动价值论、资本循环论、资本周转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论、产业利润论、商业利润论、资本积累论,等等。但最根本的是剩余价值理论。应该说,不论是在《资本论》第一卷,还是第二卷、第三卷,都是为了发现剩余价值、揭示剩余价值、剖析剩余价值、说明剩余价值的。无疑,剩余价值理论是《资本论》的核心。当然,这一理论的理路里有三个脉络是我们理解《资本论》乃至理解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发展的三个着力点:一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二是榨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唯一动机;三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廓清上述机理,也就把握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从而能够更加科学地展望未来社会演进的历史大势。

  ⒊未来社会发展的历史大势。溯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发展的重要观点和思想,出发点在《共产党宣言》,落脚点也必然要回到《共产党宣言》。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特殊规律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资产阶级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历史性结论。“两个必然”的结论,促使人们不得不进而思索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问题。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公诸于世的时候就曾预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这即是著名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每个人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如此论述代表着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发展图景的展望和设想,是经典作家从宏观视界出发,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思想逻辑和意义表达。

  (二)列宁关于发展的论述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实践的具体过程中,将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关于发展的一般理论与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列宁主义。列宁主义蕴蓄着列宁关于发展的集中思考和回答。结合列宁经典文本,笔者特别梳理并再现了其三大理论精华。

  ⒈关于辩证法问题。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曾对辩证法这一思维的最高形式进行了通俗的解读:“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14]这一重要论断蕴涵一个基本原理,即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和永恒发展的。一方面,没有绝对孤立的事物,联系是普遍的。不仅事物内部有联系,而且事物之间有联系,整个世界都处在联系之中;另一方面,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没有静止的、一成不变的事物。恩格斯这种关于事物是发展的、运动的、变化的观点,到了列宁那里得到了比较详尽和出色的发挥。

  马克思恩格斯以相对宏观的视角看待辩证法,从而得出辩证法是关于发展的、前进的、变化的观点。列宁对此予以具体考察并深刻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15]他认为辩证法的核心即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至于对立面的统一,列宁也有过详细论述:“对立面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16]应当说,在列宁看来,整个社会和社会里的矛盾,从一社会开始发展到走向未来,始终既是生长又是运动的。实际上,列宁的这些论述就蕴涵着发展的观点。

  ⒉“薄弱链条论”。如果说辩证法问题是列宁从哲学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阐发,那么,“薄弱链条论”就是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俄国革命发展问题的光辉范例。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言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同时爆发,取得胜利。但是,后来革命形势的发展出乎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预料。“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面对变化了的实际和日益成熟的革命条件,列宁没有抱着‘本本’不放,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针对当时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而是提出了革命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薄弱链条论’。”[17]

  所谓“薄弱链条论”,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作为当时比较落后的小农经济国家,是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判断。但是,根据对俄国形势发展的准确研究判断和对革命条件的正确运用,列宁果断提出了“革命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论断,并以此为指导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寻求独立解放树立了光辉典范。

  ⒊“向社会主义过渡”。当然,革命成功只是暂时的胜利,并不等于能够长期巩固政权给人民的幸福以彻底保障。因而,必须继续思考革命成功以后的路该怎样走。对此,列宁保持清醒。面对帝国主义的联合绞杀和国内反动势力的乘机叛乱,经过深入调查和思考,列宁及时提出了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苏维埃俄国驱除了外来侵略,平息了国内武装叛乱。事实上,正像其名称一样,“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只是战时情况下所采取的临时性特殊政策,是谋求发展的特殊形式。当一切恢复平静以后,这一政策就不能再发挥其效力了,继续沿袭只会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列宁在继续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后,提出了实行粮食税的发展策略。这一政策的实行,标志着俄国苏维埃政权开始了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也标志着列宁正式开启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探索。

  综观列宁思想发展和实践探索的历史轨迹,不论是“关于辩证法问题”“薄弱链条论”,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都是列宁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对俄国革命和建设发展问题深入思考所形成的宝贵结晶,是列宁对俄国革命和建设特殊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与创造性发挥,是列宁关于发展问题的光辉论述。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思想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开辟的通向真理的广阔道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发展的正确道路,探索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开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发展新路。“真理的长河流淌着实践的汗水,实践的沃土孕育着思想的花朵。”在进行艰苦革命、艰辛探索、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发展的思想从萌生、形成到发展、成熟,经历了长期形成过程,并被实践检验证成,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宝贵结晶。

  ⒈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从理论向度看,毛泽东对于发展的哲学思考集中体现在其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关于《实践论》,其核心思想在于论述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这在《实践论》的副标题中得以体现。毛泽东关于发展的观点,主要是论述人的认识发展问题。譬如: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判断人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18]认识发展过程的两大阶段,等等。对这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思考与回答,都离不开实践这个联系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桥梁和纽带。综上所言,《实践论》中所蕴含的发展思想,在理论形态上的表述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19]这就是辩证唯物论关于认识发展的全部观点,也是哲学上著名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⒉矛盾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如果说《实践论》是基于过程分析,论证认识发展、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那么,《矛盾论》则是注重结构分析,把握矛盾事物运动过程中所展现的性质、特点,侧重事物内部结构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分析。关于这种分析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种发展观:一是形而上学的或者庸俗进化论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坚持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世界。二是唯物辩证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和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也就是说,把事物的发展看作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运动。坚持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才是事物发展进步的根本原因。正像毛泽东在最后的结论中指出的那样:“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20]我们考察了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理解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与斗争性,抓住了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那么,对于事物的发展方向和推演进程,就能够准确驾驭和把握了。

  ⒊发展是硬道理。与毛泽东从哲学高度思考发展问题相比,邓小平对于发展思想的把握和运用就更加具体和晓畅了。在考虑到落后的社会生产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是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主要矛盾、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很长的历史阶段以后,邓小平提出了我国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本质,不仅在于分析了我国社会的最大实际,揭示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提出了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是对我国发展阶段所做的科学定位。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大问题。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发展生产力,就是死路一条。于是,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应运而生。可以说,“社会主义本质论”实际上蕴含有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正是基于这一意义,我们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是邓小平发展思想的集中概括和理论表达。

  ⒋与时俱进与科学发展。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以日新月异的发展之势展现出巨大活力。但是,发展的环境、条件、因素并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条件下,发展面临着诸多矛盾和问题,解决不好,发展的进程就会被迫中断,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就会被葬送。从这一意义出发,江泽民提出,中国共产党人要永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创新品质,必须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着眼于“发展”、目标是“发展”,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是人民至上。当然,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以前少。因为追求发展的速度,而忽视了发展的质量;因为追求发展的规模,而忽视了发展的水平;因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效益。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出的矛盾和问题,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思考和回答究竟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着眼于此,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践证明,科学发展观,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问题的根本观点、理论逻辑和战略表达。

  二、以来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

  集中体现与理论表达

  党的以来,面对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政治文明进入新阶段、文化发展展现新气象,社会发展暴露出许多新问题,生态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建设进入了新阶段,以为的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超越前人,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用以引领“十三五”时期乃至今后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五大发展新理念,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而且具有深刻的哲学基础。全面梳理和深刻探赜五大发展理念的内在机理和深刻意蕴,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具有强烈现实意义。

  (一)创新是新时期发展的核心动力

  众所周知,在五大发展新理念中,创新排在了第一位,这说明创新是处于引领地位的发展理念。之所以把创新置于最突出的位置,就意味着对创新寄予强烈期望。从创新的缘起看,思想观念僵化跟不上时代步伐,体制机制固化严重、藩篱重重,理论发展与时代脱节、供需失衡,经济增长下滑和产品质量问题突出,大国治理,经济社会发展阻力重重,等等。一系列问题矛盾凸显,呼唤着创新。从创新的领域看,经济发展需要创新、民主法治需要创新、文化建设需要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创新、生态建设需要创新,党的建设需要创新。可以说,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创新是全方位、多方面、多维度的创新。从创新的途径看,创新的主体在人,因此,需要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者作用,充分激发和调动亿万人民的热情和智慧,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新的发展开辟广阔道路。创新的目的在人。创新不仅要依靠人,而且为了人。没有人的广泛参与,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创新不造福于人,也毫无价值意义可言。

  (二)协调是新时期发展的基本方法

  从哲学理论看,恩格斯说过,自然界、人类历史、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之中。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不仅事物与事物之间有联系,而且事物内部之间有联系。譬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还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等等。显然,蕴含其中的这些联系,如若处理不好,就会失衡,从而导致矛盾的产生。从社会实践过程来看,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党的建设这六者之间存在相互关系。从产业布局看,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正确处理。从区域划分看,东部与中西部之间、沿海沿江沿边与内陆地区之间发展平衡的关系以及农村与城市的关系,也需要正确处理。如此种种,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处理不当,就会出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最基本的方法在于协调。可见,协调发展理念,饱含复杂的理论内涵和深广的哲学意蕴。

  (三)绿色是新时期发展的崭新模式

  如果说创新理念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处于引领地位,那么绿色发展就处于核心位置。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萌生、形成、发展、成熟的历史发展轨迹,从追求发展的速度、规模,到注重发展的质量、效益和水平,创新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尽管协调是早已注意到的方法和手段,但绿色发展理念被置于如此突出的位置还属首次。这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所追求的发展理念的深刻反思和高度自觉,而且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所追求的远景目标的全新规划与坚定自信,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发展是把人、自然、社会置于同等地位的发展。不仅要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发展,还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最终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与和谐互动。

  (四)开放是新时期发展的重要途径

  早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就描述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1]160多年过去,世界发展潮流浩浩荡荡,一日千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大事小事,谁也不能独善其身,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格局。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已经成为全党全国的共识。毋庸置疑,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书写马克思主义发展新篇章,开放是必然选择和重要途径。

  当然,走开放发展之路,首先在思想和意识上要有开放的观念和海纳百川的胸怀,既积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发展自身,又要通过自身发展为世界文明和人类发展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正是从这一意义出发,党的以后,我们党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着眼建构“全球治理体系”。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构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开放发展理念的理论表达,是我们党坚持走开放共赢之路的理论形态与实践方略。

  (五)共享是新时期发展的价值取向

  共享,顾名思义,就是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意思。创新发展的主体是人,协调发展、绿色发展的目的都在于人,开放发展也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而拓展自由空间。应当说,前四种发展理念的落脚点和根本旨归,都是人人参与发展,人人能够享有发展成果。而准确理解共享发展理念,有必要探源这一理念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底蕴。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指出,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思想,指出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经过一段时间先富裕起来,先富裕起来的人,再拿出一定的精力和时间带动后富裕起来的人们,走共同富裕道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也提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的论断,大力实施精准扶贫。这些战略思想和战略举措都是共享发展理念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共享发展理念正是这些思想和理论在新时期的理论概括和逻辑建构。

  三、五大发展理念与马克思主义

  发展观的关系

  考察探析五大发展新理念的孕育、形成及发展的历史轨迹,思考研究其内在逻辑和本质内里,必须把其放到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整体理论视野中去观照,放到马克思主义发展160多年的理论推演的大历史中去考察,放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现实环境中去把握。沿着这一理路逻辑和分析框架,再来观察五大发展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内在关系,必然会对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一种豁然贯通的理解。

  首先,从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一个历史性、总体性的理论形态。它不仅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发展的观点,而且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发展的观点,还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发展的构想。正是基于这种分析,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一个完整的庞大的理论体系。

  从历史脉络看,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有其根脉和源头,有其主题和主线。它不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思考以及在此基础上列宁斯大林的进一步发挥和创造,而且还包括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实际对其进行的丰富和完善以及新时期新阶段等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中国问题所做的创造性发挥和运用。

  从现实发展看,“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最基本的理念,最基本的理念是表征人自身的存在方式。”[22]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也有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和历史特点。不同时期的发展观,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根据当时条件,面对时代课题所提出的不同发展方略。据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不仅具有空间特色,而且具有时间特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新的理论形态和意义表达,五大发展理念是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中国发展难题,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所选择的发展方案和发展路径,代表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发展的独特精神标识,再次开启了共产党人最恢宏的精神和实践创造。简言之,五大发展理念是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整体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丰富和完善,蕴含整体与部分、历史与现实的辩证关系。既有对以往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继承的一面,又有创新和超越的一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历史连续性、空间广延性、时代价值性在当代中国的意义拓展和现实展现。

  其次,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向度看,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一个饱含理论色彩和极具宏观思维的理论体系。基于此,考察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我们往往更多地是从理论视界的向度来观察审视,即把握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辩证的观点、矛盾的观点,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等等。再就是基于对复杂内涵的分析、深广意蕴和精神实质的把握,主要从宏观的视角和理论的论证分析来探赜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而考察探讨五大发展新理念,在探求其理论渊源、内在逻辑的同时,我们更多地则是从实践层面这个向度来加以把握。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各自侧重的方面不难看出,创新重在通过经济创新、文化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等其他各方面创新,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具体途径,实现上述全方位创新;协调重在处理各领域各方面的相互关系;绿色重在实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健康可持续;开放重在突出发展路径的选择;共享重在彰显发展的价值和意义。综合来看,五大发展理念在实践层面上更具操作性,距离实践更进一层,与总体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相比更加通俗化、时代化。

  最后,从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维度看,综观上述探析可以看出,如果用哲学的原理来表达,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站在比较宏观的高度,运用抽象的方法,侧重于对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各个社会形态、不同国家发展特殊规律的分析和阐释,更具有指导意义和一般性质。而五大发展理念则着眼中国、中国实际,对中国今后一个时期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理念、发展方法、发展方式、发展模式、发展途径、发展目的等作了全景展现和深刻呈现。因而,尽管也是当前中国在发展问题上的重大战略指导思想,但比较而言更具操作性、实践性,特别是极具特殊性。从这个意义看,五大发展新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之间还蕴涵有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深刻辩证关系。总而言之,探究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丰富内涵,考察五大发展理念的深刻意蕴,尤需把握和理解上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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