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保护参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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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保护工作包括档案保护技术和保护技术管理两部分。档案保护技术，是指延长档案使用寿命的各种方法。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档案保护参考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档案保护参考论文篇1

　　试论汉代简牍档案的保护

　　【摘要】 汉朝经历了4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封建社会上升发展的时期。汉朝的档案保护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发明了杀青保护竹简的方法，字迹材料方面出现了人工墨品，修建了多处著名的档案库，对我国封建社会的档案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 键 词】汉代/简牍/档案/保护

　　汉朝经历了4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封建社会上升发展的时期。汉统治者很清楚档案在建立和巩固封建政权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十分重视档案收集与管理工作，汉朝的档案保护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对我国封建社会的档案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档案保护技术方面主要表现为完备的竹木简牍档案材料的防潮防虫措施，字迹材料松烟墨等人工墨品的出现，防火防盗等建筑技术用于档案库房的建筑等。

　　一、经济耐久的档案材料

　　档案制成材料的优劣，是直接关系到档案能否长久保管的问题。汉代档案的书写材料沿承先秦，仍以竹木简牍为主。竹木简作为官方的各种文书档案、历谱、律令、檄文、书籍、私人信件等的载体材料通行于世，也为20世纪以来全国各地陆续出土的大量汉代竹木简牍档案所证实。现存的古代文献典籍中很多内容，就因当初书写于简册而流传下来。汉代在简牍档案材料的保护方面是卓有成效的。

　　在我国古代，经过修治的细竹条为简，细木条称为札。稍宽的长方形木板、包括竹板，称作牍或方。后人将竹简、木札统称为“简”，将其与“牍”合称为“简牍”。自汉以后，简与牍的区分仅指形制上的差异并不指材质上的不同。一般来说，南方产竹，故南方出土的多为竹简，多用毛竹、慈竹，也有短穗竹与苦竹等。而北方干燥少竹之地，则以木简居多，多用松木、杨柳等材料，因为松、杨、柳等木质色白、质软，易于吸墨，书写美观。扬雄在《答刘歆书》中就有“铅摘松椠”之语，松椠就是以松木作为简牍的原料。竹木简牍作为档案制成材料，质地坚硬，不易破损，利于长久存放和保管。

　　1.杀青防蠹。汉朝档案以竹木作为主要书写材料，除质地优势外，还比较经济实惠，随地可取，即使当地一时没有，也容易买到。出土的居延汉简中有不少这样的记载;“出钱六十二，买椠二百”、“出钱二百买木一，长八尺五寸，大四韦，以治罢卒籍。令使护买”。反映了当时出钱买木制简的情况。但是竹木简牍的组成成分是植物纤维，这类物质可成为有害生物的营养成分，因此竹木简牍档案易受有害生物的侵蚀。尤其是新竹水分较多，更易腐朽、易被虫蛀。如何从档案制成材料本身来防止虫蛀便成为当时保护档案典籍的一大问题。

　　汉以前主要采用烟熏、晾晒等方法为主的防蠢技术来保护档案，通过反复实践，人们逐渐总结出“杀青避蠹”这一适用于保护竹简的方法，概括地说，杀青就是将新竹采集，将整竹截成一定长度的竹筒，把竹筒劈成一定宽度的长条，再用刀将竹的表皮刮削掉，使其平整，制成简或牍。在书写之前，先用火炙烤，使竹汁沥出，将简内的水分烘烤干，竹简由青变黄，因而称“杀青”。汉刘向在《别录》中云：“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於火上炙乾之。以火炙简，令汗去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后汉书·吴格传》载：吴格父“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李贤注曰：“杀青者，以火炙简令汗，取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谓汗简”。由于竹简在烘烤的时候有水分冒出，如同汗珠，因此古人也称书写在竹简的史书为汗青或者汉青。木制简牍的制作是先将树木锯成定长的一节节的短木，再柝成木板，用斧头削平整，用刨子刨光滑，再在整治好的木板上刻划上等距的竖线，像一根根竹简一般。木牍也和竹简一样面临防虫蠹的问题，解决方式和竹简相近。

　　杀青处理后，竹简质地干燥，不仅便于着墨书写，而且字迹经久，防虫蠹蛀，能够有效地延长简牍档案的寿命。杀青是汉代档案工作者在总结、借鉴前代用烟熏、晾晒治理蠹虫蛀蚀档案的基础上，在档案典籍保护技术方面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摸索档案典籍材料自身防护的技术方法，注意从防的方面考虑档案典籍的保护问题，是从单纯的治走向防治结合的开端，同时它还昭示后人，档案典籍的保藏首先应依赖于载体本身的有效保护。

　　草药避蠹也是汉代档案防虫的重要措施。具体做法是将具有避虫作用的植物叶片夹在档案中间或放置在库房里。兰草是我国古代最早使用的档案防虫药物，传说汉代皇家档案库之一的兰台，就是因为当时用兰草防蠹而得名。兰草含黄酮甙、生物碱、酚类、牻牛儿醇、甾体、氨基酸、兰香草素钠、有机酸、鞣质等成分，其中抗菌成分是兰香草素钠，驱虫成分是牻牛儿醇。兰草在古代曾作为贡品向宫廷进贡，并由于历年横征暴敛，致使许多地方的兰草都已绝迹。由于兰草的稀少，汉代以后，普遍运用芸香草防虫，把芸香草夹在书中，书中清香之气，日久不散，打开书后，香气袭人，人们称其散发之香为“书香”。并把与图书典籍有关的事物冠以芸草之名，如“芸帙”、“芸编”喻指书卷;“芸签”原为书签、后也借指图书;“芸香吏”则指校书郎;因馆室常备芸草，又是藏书的地方，故称书斋为“芸窗”、“芸扁”、“芸署”、“芸阁”、“芸省”等。兰台在汉代亦有“芸台”的别称。我国古代也用烟草、荷叶、芥末和香蒿等防虫，其中芸香草作为我国古代的档案防虫药物流传最久。

　　2.书写工具——毛笔。简牍档案的书写工具主要是毛笔。毛笔的起源很早，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到了汉代，毛笔制作技术突飞猛进，品种多起来，笔管与装饰也开始讲究了。汉代的毛笔，笔头分为笔柱和笔披两部分，用健毫居中为柱，劲挺易书;取柔毫在笔柱覆薄薄地一层为披，便于蓄墨。选毫上，开始奉兔毫为上品，可一般不用纯兔毫来制，而用兔、羊兼用。笔头除用兔毛、羊毛外，还有鹿毛、狸毛、狼毛、小儿胎发、虎毛、马毛、貂毛等，硬毫软毫兼毫都有。其制笔之法，有的以兔毫为笔柱，羊毛为笔衣，或用人发梢数十茎，杂青羊毛并兔毫，裁令齐平，以麻纸裹柱根(见王羲之《笔经》)。因此，汉之制笔硬、软毫并用，亦可谓早期的“兼毫”。汉代开创了在笔杆上刻字、镶饰的装潢工艺。如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中先后出土两只汉代毛笔，笔杆上分别刻有“白马作”及“史虎作”字样，是至今发现刻有笔工姓名的最早实物(被专家公认为我国汉笔的代表作，国家文物局定为国宝级文物，现藏甘肃省博物馆)。汉代重视笔管的质地、装饰，在笔管的选材上，主要有象牙、琉璃、斑竹、玉管、犀角等，有的还以金银为饰。据《西京杂记》载：天子所用笔，管则饰以错宝，毛皆以秋兔之毫，并以“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皆值百金”。清代乾隆年间的唐秉钧在《文房肆考图说》卷三《笔说》中也说：“汉制笔，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管非文犀，必以象牙，极为华丽矣。”笔在此时已经不仅是书画的工具，而开始成为艺术品了。湖南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县凤凰山、敦煌市悬泉置和马圈湾、内蒙古自治区古居延地区等地出土的汉代毛笔，都是汉代遗存的宝贵物品。

　　汉代出现了专论毛笔制作的著述，如东汉蔡邕著《笔赋》，这是中国制笔史上的第一部专著，对毛笔的选料、制作、功能等作了评述，结束了汉代以前无文字评述的历史。汉代出现了“簪白笔”的习俗，即将毛笔簪戴在头上，以作装饰之用，所以笔杆较长。汉代官员为了奏事方便，常把毛笔笔杆顶端削尖，插在头发里或帽子中，以备随时取用。祭祀者也常在头上簪笔以表示恭敬。“白马作”毛笔出土时就是在墓主头部左侧。魏晋簪笔之风不再时行，笔杆逐渐变短。

　　3.字迹材料——汉墨。毛笔需要蘸墨汁才能书写文字，墨是简牍档案的主要字迹材料。用墨书写字迹很稳定，耐光耐热，耐酸耐碱，不易褪色。但如果墨的质量不好，也会滋生霉菌。在中国制墨史上，汉代是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阶段。汉之前主要使用天然石炭制成的石墨，人工墨极少。到了汉代，由于制墨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人工墨品，是中国制墨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汉代制墨是以松烟、油烟为原料而制成的两种墨，其中尤以使用松烟墨历史最为悠久。松烟墨，因墨的原料取自松木烧出的烟灰做原料，故名。最初是用手捏合而成，后来用模制，墨质坚实，其特点是墨色浓黑无光，入水易化。油烟墨系燃烧桐油所获烟炱所制之墨，墨色光洁。皆以质地细腻、胶轻、味香、色泽浓黑泛紫光者为上品。河南陕县刘家渠东汉墓出土的5锭东汉残墨，据专家鉴定，即是由松烟模压制成。据东汉应劭《汉官仪》记载：“尚书令、仆、丞、郎，月赐愉麋大墨一枚，愉麋小墨一枚”。愉麋大墨乃墨中上品，因地得名。愉麋在今陕西省千阳县，靠近终南山，其山松很多，用来烧制成墨的烟料，质量极好，不易褪色，有利于档案材料的持久保护。汉代松烟墨的出现，是科学的进步，从此，人们告别了使用天然墨的时代，为日后制墨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简牍档案的装订与装具

　　1.简牍档案的装订——编策。单简容字有限，书写公文或典籍常常需要很多根简，故常编联成册，或系联成束，册也写作“策”。考古发现，汉代公文的编连是用线绳从右向左编连，《说文》中记载册字“象其扎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编绳多少通常与简札的长度有关，即简越长编绳道数越多。常用的方式是上下二道编，一般23厘米左右即汉尺一尺长的简，大多编两道绳。如果简册较长，也有用三道、四道编甚至五道编的，如武威仪礼简丙本就是编5道。编绳的质料多为丝麻，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即以丝纶编联，而大量的简册编以麻绳。既有先编联后书字，亦有先书字而后编联。编册以前，为防止丝绳松动，多在简两侧编绳处刻三角形契口。现存最完整的简册原物是居延出土的《永元兵物簿》，共77枚木简编为一册，其中有字者75枚，空白2枚，可贵的是，出土时77枚木简不仅次序未乱，而且编绳残迹犹存，由两道麻绳编缀而成，裹作一卷，对研究汉代整理和保存木简档案的方法，提供了实物例证。也有很多文书档案简册，由于是单简书写，然后再编联成册的，所以在简上没有刻契口，也没有留下编绳处的空隙。

　　2.简牍档案的装具——书衣、筐箧。从出土实物可知，为防尘、储存或传送，简策文书有些装在竹笥之中，如马王堆汉墓出土有竹笥，竹笥之外还有系绳和封检。这些竹笥就是文献中所说用以盛书用的“筐箧”。汉代简策档案的包装根据其重要程度有所不同，通常多用书绳、丝织物或竹条等捆扎存放，重要档案或用书衣包裹，或用“箧”盛装。书囊也称为书衣，囊即袋子;“箧”是存放卷宗、文件的小箱子。在武威出土的汉简中，附属物已无所遗存，但在清理残简时，发现有几个薄狭竹条，外缠丝绸物，此物可套在每卷之外，说明是当时捆扎档案时所用。由此可见，当时的简牍档案整理后装在书囊之中，每个书囊外面还置有检署(即案卷标题之类)。装在囊中的诏令公文需要传送到外地，就要加上封缄，这时上面须用一块较小的盖板，即“检”，上面书写收件人的地址、姓名等，叫“署”，劳干先生称之为“书囊之检署”。此外，有些简策档案存放于“箧”内，王充《论衡·别通篇》载：“通人积文十箧以上。圣人之言，贤者之语，上自黄帝，下至秦汉，治国肥家之术，刺世讥俗之言，备矣”。在居延汉简中，发现有用“箧”盛装档案的记载，如简“札五通，凡九通以箧封”。这里“通”表示一份，也就是说，汉时居延地区在整理档案时是每九份文件为一组，装在“箧”内保管的。《后汉书·崔寔传》载：“仲长统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说的是做帝王的人，应写一份座右铭，悬挂在宝座的一侧，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从发掘简牍发现，存放简牍的地方残留有木架的痕迹，说明当时简牍是按顺序放置在木架上的。班固在《汉书·贾谊传》中说“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刀笔为书写简牍公文，筐箧则为盛旋公文的装具。简牍档案外裹书衣，装以筐箧，可防尘，便于储存或传递。

　　三、综合性、多功能的档案库

　　库房是档案保护最基本的物质条件，通过档案库房建筑而使档案不受火灾、水灾和虫害，对档案保护起着重要作用。商周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神权政治的影响，王朝档案只能保管在宗庙里。秦汉时期，已建有专门的场所用来保管档案，特别是汉代，为了保管贮藏大量的档案典籍，汉王朝开始大兴土木，在宫内外修建了多处收藏文书档案和各种典籍的档案库，其中著名的有西汉时的天禄阁、石渠阁、兰台及麒麟诸阁，东汉时的石室、东观、宣明、鸿都、仁寿阁等。

　　1.天禄阁、石渠阁、麒麟阁。西汉初年，相国萧何在京都长安修建未央宫(《汉书·高帝纪》下)的同时，在未央宫正殿北面建造了3座皇家档案库，即天禄阁、石渠阁、麒麟阁。起初为贮藏入关时收集的秦代档案图书而建，保存的多为汉入关后在秦都咸阳缴获的律令、图籍、典册及各类秘书等，是汉代朝廷的重要档案库房。《汉宫殿疏》云：“天禄、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贤才也。”班固在《两都赋》中说：“天禄、石渠，典籍之府”。《三辅黄图校正》载：“天禄阁、石渠，典籍之所”。《太平御览》曰：“天禄阁，藏典籍之所，萧何所造”。《后汉书》记载：“天禄、兽名。汉有天禄阁，亦因兽以立名”。《三辅黄图》记载：“石渠阁，萧何造，其下砻石为，渠以导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至于成帝，又于此藏秘书焉”。《太平御览》也记载：“未央宫有石渠阁，萧何所造，其下砻石为渠，若今御沟，因为阁名，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可见，天禄阁、石渠阁、麒麟阁由萧何主持建造，最初用来保管占领咸阳时收缴的秦朝的文书档案和各种图籍，汉成帝时，又在此保管各类秘书。汉宣帝经常在此与诸儒如韦玄成、梁丘贺等人讲论“五经”的异同。石渠阁以磨制石块筑成，四周贯通水渠用以导水，因而取名石渠阁，可将水注入渠内，有利于防盗、防火，保护阁内档案典籍。

　　2.兰台、东观、石室。兰台，位于宫中，隶属于御史府，由御史中丞主管，具体“掌图籍秘书”的官吏，称兰台令史。汉代兰台由秦代兰台演变而来，秦代兰台属外朝管，是官方的图书档案库，而汉代兰台属内朝管，实际上是皇室的图书档案库。东汉时班固就曾出任兰台令史，奉诏修史。兰台典藏十分丰富，包括汉代历朝皇帝的制、诏、臣僚的奏疏，国家颁发的律令，各类舆图和州郡上交的计簿等。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现在的“兰台”一词成为泛指档案保管机构和档案工作的代名词，档案工作者也被称为“兰台人”。东观，宫殿名，比石渠阁、兰台建造稍晚，是东汉在都城洛阳的一处档案库，有高阁12间，建筑气派、华丽。《后汉书·安帝纪》注引：“洛阳宫殿名：‘南宫有东观’”。据史书记载：“四方鸿生巨儒，负帙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光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经王莽篡权，光武中兴后，刘秀迁都洛阳，东观就成了东汉王朝收藏文书档案和典籍的又一处所。刘秀在迁都洛阳时，曾将石室、兰台的一部分典藏也转移至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两千余辆”，东观逐渐成为东汉王朝保管档案典籍的中心，藏有历朝注记、皇帝的制诏、大臣的奏疏、功臣功状及前朝秘书等。《后汉书·儒林传》记载：“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指东汉和帝刘肇多次到东观饱览经书，并“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可见东观既藏有文书档案，也有一定数量的图书。

　　石室，用石头修筑的藏室，东汉一档案库名。石室金匮本为先秦典藏的旧法，匮通馈、柜，金匮指用金属封缄的柜子。《尚书·金滕篇》里讲周公将祈祷之册书纳于“金縢之匮”中。《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说明石室金匮本为先秦藏书之法，汉代对功臣受封时所立的丹书铁券，以及功臣所立功勋的记录等重要档案，仍循古制，继续使用。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亦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汉书·高帝纪》云：高祖“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颜师古注云：“以金为匮，以石为室，重缄封之，保慎之义”。《后汉书·祭祀志上》载：“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吉日刻玉牒书函藏金匮，玺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庙。太尉奉匮以告高庙，藏于庙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说明东汉的石室藏有玉牒书函等。石室，坚固耐久，防火防潮，加之其中用铜包边的档案柜金匮，存放档案，有利于保护档案的安全。

　　汉朝的皇家档案库不仅有收藏档案典籍的功能，而且兼有学术田园及史馆的功能，如汉宣帝时，萧望在石渠阁召开了著名的以研讨“六艺”为中心的“石渠阁会议”，石渠阁亦充当了学术田园的角色。天禄阁的校书活动极为频繁，《汉书·扬雄传》说：“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事使者来，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从阁上自投下，几死”。兰台、东观都曾做东汉史馆之用，汉明帝时，班固任兰台令史，受诏在兰台修《汉书》，班固、蔡邕等学者在东观著成《东观汉记》。由此可见，汉朝的皇家档案库既是收藏和保管东汉王朝中央档案的地方，又是群儒议订五经、校勘书籍和从事著述的场所，兼有档案馆、图书馆、史馆、博物馆、学术园地(开展学术活动场所)的综合功能。汉代保存文书档案和典籍的处所还有多处，各级官府、驿站都设有大小不等的档案库房，如刘歆在《七略》中提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体现了汉代简牍档案集中统一保管的制度。

　　汉代皇家档案库的大量兴建，在建筑上充分注意到了保管档案典籍的特定要求，施工时考虑到防火、防盗、防虫、防潮等因素，库房坚固而又有防护设施，使档案典籍的保管条件得到大大的改善，足见汉代统治者对档案的重视，标志着汉代档案保护技术的提高，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古代文化的高度发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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