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会专科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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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专科毕业论文范文一：关于年末财政资金集中拨付的利弊及倡议
关键词：财政预算;集中拨付
1674-0017-2014(11)-0094-03
增强地方财政预算执行的时效性和均衡性，是发挥财政政策效应，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但从实际情况看，财政部门在预算的执行上往往出现偏差，尤其是年末集中拨付资金已成惯例。以某县支库四年来财政拨款的统计数据为例：2010年12月份财政部门集中拨款1.9亿元，占当年全部预算支出的24.61%;2011年12月份财政部门集中拨款2.2亿元，占当年全部预算支出的25.64%;2012年12月份财政部门集中拨款1.9亿元，占当年全部预算支出的18.60%;2013年12月份财政部门集中拨款2.7亿元，占当年全部预算支出的24.58%。年末集中拨付财政资金，固然是为了完成全年的预算支出任务，但从发挥财政资金的作用看，年末财政资金集中拨付还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一、年末财政资金集中拨付的形式及成因
从某县支库四年来12月份的财政拨款数据来看，年末财政预算集中拨付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表现形式
1、预算拨款类支出。这是年末财政集中拨付的主要部分。从统计数据看，在年末财政资金集中拨付中预算拨款类支出约占57.5%。
2、财政专户类支出。从统计数据看，在年末财政资金集中拨付中财政专户类支出约占23.1%。
3、专项补助类支出。从统计数据看，在年末财政资金集中拨付中专项补助类支出约占19.1%。但是，这类支出受当地项目建设的数量影响，项目越多，专项补助支出也越大。
4、据实结算和以收定支类支出。此类支出占比很低，可忽略不计。
(二)主要成因
1、体制性因素造成。一是县人大审批时间迟，造成预算支出“前松后紧”。在预算报告批准前，一般只根据文件规定拨付以前年度的专项资金和按一定比例预拨延续性项目的部分资金。待预算批复下达后，新增加的预算才开始执行，如此就使大部分资金支出时间缩短至9个月左右。二是专项项目申报时间长，审批时间久，资金下达相对滞后。某县财政属于省直管县，专项项目的申报工作从年初持续至年中，申报工作结束后，省属职能部门才开始审查和批复。这个阶段一般时间较长，下发资金审批文件和资金划拨时间多在年末，因此，12月份的拨款规模相应增大。
2、主观人为因素造成。一是省级转移支付补助划拨时间晚。相应的对转移支付收入依赖度过高的县财政，年末集中拨付的发生比例也就较大。如：2013年12月末，某县支库收入资金2.1亿元，其中省级划拨补助收入就达1.8亿元，占比达86.25%，而这部分补助收入也必须在年末集中完成支付，这就形成了县级财政“上半年用钱紧张，下半年突击花钱”的局面。二是某些专项项目预算因组织实施方面的理由，年末无法按时拨付，需要先结转至财政专户通过年终决算报表中反映出来，待来年根据有关文件再从专户划拨支出。三是为了个别金融机构完成存款任务，年末县财政部门以借款形式向各类财政专户划拨资金，到次年初再以还借款的形式将资金划回县支库。不仅造成年末拨付规模加大，而且还形成了国库收入和支出的虚增。
3、习惯性做法造成。年底，财政部门习惯把财政资金的余额保持在最低水平上。在这种管理理念的支配下，财政部门年底开始为各预算单位追加支出，使12月份支出规模激增，这也是形成财政年末支出规模较大的一个重要理由。
二、年末财政资金集中拨付的利弊分析
财政预算支出，要求其在进度上保持均衡性，在作用上突出时效性和规范性。年末财政资金集中拨付，首要的一点就是影响了预算执行的时效性和均衡性。
(一)年末财政资金集中拨付形成了当年预算执行的时滞
从财政的角度看，集中拨付，不仅时间短，而且资金量大，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预算支出。但是，这种预算支出却是表面的，因为，预算资金拨到预算执行单位后，由于时间的关系，预算执行单位已不可能在当年完成预算确定的相关任务，只能在次年进行。因此，年末财政资金集中拨付形成了当年预算执行的时滞。
(二)年末财政资金集中拨付形成了财政政策效应发挥的滞后
年末财政资金集中拨付，可以使财政部门有充足的时间对整个预算执行进行算账、对比和统筹，保证了预算执行的全面完整。但年末财政资金集中拨付却降低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削弱了财政资金在推动和引领经济发展及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的导向作用。因此，年末财政资金集中拨付形成了财政政策效应发挥的滞后。
(三)年末财政资金集中拨付为当地金融部门增加了资金流动性
根据统计，该县金融机构2012年年末存款余额42.4亿元，比前一月增加1.4亿元，当中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年末财政预算拨款数额大。2013年年末存款余额44.7亿元，比前一月增加0.4亿元，理由也同样如此。但是，年末财政资金集中拨付带来的流动性增加又是短暂的，同时还提高了各金融机构的存款考核基数，待到次年，各金融机构又不得不为阻止存款的下降而付出努力。因此，年末财政资金集中拨付影响了金融部门流动性的稳定。
三、策略倡议
(一)强化支出责任，对专项资金实行限时办结制度一是地方财政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应按照年度均衡性原则执行，每个项目支出结合项目实施进度拨付，在收到上级专项资金后也应及时办理拨款手续。二是及时清缴各类不符合规定的财政专户，从根源上杜绝年末集中拨付的发生。三是财政部门适时清理预算安排的专项资金拨付情况，对已明确到项目的专项资金，按项目实施进度及时拨付。
(二)据实结算和以收定支的资金按月或季拨付
一是对据实结算的资金，需要在年终前按实际工作量进行清算并拨付资金的，应破除以年度给单位拨付资金的做法，改为按月或季进行清算并在次月或者下一季度初拨付资金。二是对以收定支的项目资金支出，改为月初或季初统筹安排并办理资金拨付。
(三)上级财政应按每月预算支出的进度及时下拨转移资金
对转移支付依赖过高的县级财政，上级财政部门应每月按照预算支出进度，及时下拨转移支付补助，以便县级财政部门及时划拨预算支出，减少年末集中拨付。
(四)转变国库年末下拨资金必须纳入年底决算的做法
避开地方财政部门因资金到位而又无法完成实际预算、迫使将这部分资金转入财政专户的行为。同时对专项文件未发但资金已下拨的情况，允许将资金留至县支库，待次年文件下发后再行拨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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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红艳.加大财政资金绩效审计力度[J].中国审计，2014，(12)：51-52。
[3]谷有利.财政支农资金拨付渠道理由及整合路径研究[J].农业经济，2008，(5)：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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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丹明，刘琳，熊杏陆.对当前财政补贴资金拨付状况的深思[J].审计与理财，1999，(5)：16-17。
The Analysis on Pros and Cons of Concentrated Allocation of Fiscal Funds at Year-end and Suggestions
——A Case of A County Sub-treasury in Gansu Province
Research Group
Abstract： Setting A county in Gan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form of concentrated allocation of fiscal fund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main causes and the pros and cons，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such as strengthening expending responsibility， allocating funds according to monthly expending schedule on the basis of settlement of senior fiscal funds.
Keywords： fiscal budget; concentrated allocation
财会专科毕业论文范文二：对于财政集权、转移支付与民生类公共品供给
摘要：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平衡面对较大压力，影响了地区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文章基于新财政集权理论和中央转移支付效应，提出了三个相关假说来验证财政集权对民生类公共品供给的影响。通过构造分省的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指数、财政集权和转移支付的面板数据，文章实证分析发现：第一，财政集权对民生类公共品供给影响不显著，但会抑制转移支付的激励效应;第二，转移支付对民生类公共品供给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并且两者呈现倒U型关系;第三，财政集权、转移支付对民生类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在税收净流入地区转移支付的激励效应更大。最后，本文提出了完善财政集权体制、推动民生类公共品供给的政策倡议。
关键词：财政集权;转移支付;税收净流出;倒U型
一、 引言
近年来关于财政集权的激励效应的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Weingas，2000;陈抗等，2002;袁飞等，2008;李友平等，2010;傅勇等，2010;Huang & Chen，2012;方红生等，2013;张军等，2014)，但财政集权的激励效应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行为的影响研究较少。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改革，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收入再分配能力，增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推动了地方政府实施以财政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的中国式“蒂伯特竞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生类公共产品供给。新财政集权理论认为分税制改革本质上只是税收集权的改革(陶然等，2009;Su et al.，2012)。我国财政体制的集权化趋势实际上顺应了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要求，相应地，财政集权和转移支付等措施成为上级政府对下级进行激励或约束的工具。但在现有财政集权下，地方政府对民生类公共品供给与激励不足，中央转移支付在推动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作用还有待探索。由此，本文基于新财政集权理论和中央转移支付效应，在已有财政集权激励效应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一个以财政集权和转移支付为双内核的理论框架，提出三个研究假说，对财政集权与民生类公共品供给间的效应进行进一步探讨。
二、 研究假说
1994年以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转变财权与事权同时下放的“分灶吃饭”体制，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以及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赵志耘，郭庆旺，2005)。按照新财政集权理论，中央政府始终主导着中央与地方间的分配规则，由于对中央和地方间事权的划分不够完善，事实上出现了财权上收与事权下移的情况。地方政府(尤其是省以下)财政压力加重，既塑造了其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目标，又约束了民生类公共品的有效供给(陈锡文等，2002;傅勇等，2007;张文春等，2008;贾俊雪，2014)。中央转移支付旨在推动地方公共服务均等化，无疑将缓解财政集权给地方政府造成的支出压力，从而推动地方政府对民生类公共品的支出，由此提出假说1：财政集权对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水平的影响会随着转移支付的增加而降低。
就中央转移支付自身的效应而言，根据最新研究发现，中央转移支付具有两大效应：一是粘蝇效应，即转移支付会刺激地方财政支出规模过度膨胀(张军等，2010;付文林等，2012;方红生等，2013);二是可替换效应，即转移支付的改善会刺激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资金投向基础建设而非科教文卫支出(付文林等，2012)。由于在财政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面对着巨大的财政支出和收入压力，财政支出必定会更多的被用于基础建设。此外，在现有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地方政府要获取转移支付必须拥有相应的配套资金，进一步增大了地方政府的税收压力。由此提出假说2：转移支付对民生类公共品供给的激励效应会随着财政集权的提升而减弱。
考虑税收净流入和税收净流出地区之间的异质性，就税收净流入地区而言，财政集权带来的财政压力比税收净流出地区更大，其结果必定是倒逼净流入地区的地方政府将财政支出的更大比重投向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压缩了对民生类公共品的支出水平，因此在税收净流入地区财政集权对民生类公共品供给影响更大;就税收净流出地区而言，中央转移支付对其财政压力的影响非常有限(李永平等，2010;方红生等，2012)，而在税收净流入地区中央转移支付可以较大缓解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从而对民生类公共品供给产生十分显著的影响。由此提出假说3：相比于税收净流出地区，财政集权和转移支付对民生类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在税收净流入地区更大。
三、 数据处理与模型构建
1. 数据来源与指标设计。现有文献对公共品供给的度量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直接利用政府在公共品投入的水平来度量，但是该策略存在的弊端是高投入意味着高供给，比较狭义;二是利用政府财政投入和最终产出的中间阶段，但这也不能够代表居民真正享有的有效公共服务水平;三是利用居民因获取公共服务而获得改善的最终产出进行度量，如医疗卫生的改善可以延长居民预期寿命等，更加符合实际。因此，本文选择第三种策略进行度量，主要考察医疗卫生、失业与养老服务在内的公共品供给情况，并相应地选取了平均预期寿命、医疗保险覆盖率、失业保险覆盖率和养老保险覆盖率这四个指标代表公共品的最终有效产出。平均预期寿命是各省份在被调查年份出生人口按照当时的医疗卫生水平所能达到的预期寿命，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指标，基本上反映了社会经济的进步状况和医疗卫生水平的发展状况;医疗保险覆盖率是扣除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占年底就业总人数的比重;失业保险覆盖率是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占年底就业人员总数的比重;养老保险覆盖率是扣除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年底就业总人数的比重。度量以上指标的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7-2012)、《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年鉴》(1997-2012)，部分省份的缺失数据根据以往文献的处理方式，采用内插法或外推法取得(贾智莲、卢洪友，2010)。
考虑到税收集权是财政收入集权的本质(方红生、张军，2013)，本文将基于现有的公开统计资料，选取“(中央税收+地方上解-含税收返还的中央补助)/总税收”为指标，来反映中央政府在分税制改革中实际占有国家总税收的程度，用税收集权程度构建财政集权指标。同时，选取“含税收返还的中央补助/本级地方财政支出”来衡量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的援助程度(袁飞等，2008)。度量以上财政集权和转移支付的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1997-2012)、《中国税务年鉴》(1997-2010)。2. 模型构建。为检验上文提出的假说，本文以中国31个省份1997-2011年的数据为基础，借鉴方红生等(2014)文献，面板数据模型构建如下：
DSit=?琢0DSit-1+?琢1Finait+?琢2Finait×Tranit+?琢3Tranit+?琢4Xit+ut+?浊i+?着i(1)
其中i代表省份，t代表时期，DSit代表省i在时期t的公共品供给有效性指数，该指标的构建主要基于动态因子策略，将主成分分析得到的截面分析结果与线性回归分析得到的时间序列分析结果进行综合。
Finait是财政集权变量。Tranit是转移支付变量，根据假说2我们预期其系数为正，表示中央转移支付将激励地方政府改善公共品供给状况。Finait×Tranit是财政集权和转移支付的交叉项，根据假说1我们预期其系数为负，表示中央转移支付的激励效应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财政集权的抑制。
Xit表示一组制约变量，包括省份i在时期t的财政分权度、政府偏好、城市化水平、经济开放度和人口密度等解释变量。财政分权度(Fis)用地方本级财政收入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来表示，政府偏好(Gov)用地方财政社会性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表示，城市化水平(Urban)用各省城镇从业人数占社会从业人数的比重来表示，经济开放度(Open)用各省外商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文中对以绝对数表示的解释变量都取自然对数形式。其中?浊i表示不可观测的省、区、市的特质，ut是年度虚拟变量，?着i是随机扰动项，假设与解释变量无关。
为检验假说3，本文将模型修正为：
DSit=?琢0DSit-1+?琢1Finait×FLOWit+?琢2Finait×Tranit×FLOWit+?琢3 Tranit×FLOWit+?琢4Finait×INFLOWit+?琢5Finait×Tranit×INFLOWit+?琢6Tranit×INFLOWit+?琢7Xit+ut+?浊i+?着i(2)
根据“税收净流出=中央税收+地方上解-含税收返还的中央补助收入”计算公式，FLOWit表示税收净流出地区，如果税收净流出大于0，则FLOWit=1，否则FLOWit=0。INFLOWit表示税收净流入地区，如果税收净流出小于0，则INFLOWit=1，否则INFLOWit=0。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1. 我国财政集权与公共品供给的典型事实。据本文测算，1997年～2011年期间中国各省份的公共品供给有效性指数(ds)基本处于波动上升趋势。其中，安徽、北京、吉林、辽宁、山东、天津以及新疆等省份上升趋势明显，其他省份的供给指数基本处于波动状态，上升趋势不明显。此外，与各省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相比，观察期内各省份民生类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水平却没有呈现同步提高。因此，有必要探究民生类供给中财政体制的作用，特别是财政集权、转移支付对民生类公共品供给的内在影响。
2. 实证结果分析。在模型回归中，模型变量间可能会由于内生性理由，而导致估计结果不可靠。由于计量方程中可能会遗漏重要变量，虽然我们制约了一系列与地区自身特征、影响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水平有关的变量，但是仍然可能会遗漏一些难以界定的重要制约变量。因此，针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理由，本文采用系统两步动态GMM策略，在选择合适的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的滞后期下，各检验结果均通过GMM估计策略的基本要求，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本文采取系统两步动态GMM策略的可行性。
(1)财政集权对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水平影响分析。利用模型(1)和系统GMM的估计策略，分析财政集权对民生类公共品的激励效应，实证结果如表1。表1中(1)～(5)列显示，财政集权变量(Fina)均没有呈现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即财政集权并未对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水平产生正向推动效应或负向抑制效应。在加入转移支付变量(Tran)后，模型中转移支付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即转移支付对供给水平具有明显的激励效应;而且考虑了转移支付变量后，财政集权变量系数进一步降低，符合假说1的预期“财政集权对民生类公共品供给的影响随着转移支付的增加而降低”，这与范子英等(2010)、付文林等(2012)研究结果一致。
进一步考虑转移支付平方项变量(Tran_sq)后，表1中第(3)列变量标准估计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呈现显著负相关，即转移支付对民生类公共品供给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验证了转移支付的“可替换效应”的存在。这表明财政集权体制下，中央转移支付对地方民生类公共品供给的影响比较复杂，一方面，当转移支付没有超过某个门槛时，转移支付基本上起到了缩小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差距的作用(王磊，2006;解垩，2007;宋小宁等，2012);另一方面，当转移支付超过某个门槛时，对缩小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差距的作用减弱，甚至在一些省份起着拉大公共服务差距的作用。
表1中(4)～(5)列估计结果显示，财政集权与转移支付的交叉项(tran_fina)系数均显著为负，验证了假说2中“转移支付对民生类公共品供给的激励效应会随着财政集权的提升而减弱”，即转移支付对民生类公共品供给的激励效应受到财政集权的扭曲。
在各制约变量中，政府偏好(Gov)估计系数为正并且显著，说明地方财政社会性支出能够提升地区民生类公共品的供给水平;与此一致，城市化水平(Urban)、经济开放度(Open)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开放度的提升推动了民生类公共品供给状况的改善。
(2)分地区考察：财政集权与转移支付的激励效应。对于模型(2)本文同样采用系统GMM估计策略，结果如表2。估计结果显示，表2中(1)、(3)、(5)列税收净流出地财政集权(Fina_flow)的估计系数基本小于税收净流入地财政集权(Fina_inflow)的估计系数。在不考虑转移支付前提下，税收净流出地财政集权系数为负，而税收净流入地财政集权系数为正。由此，假说3中“财政集权在税收净流入地区影响效应更大”未能得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