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生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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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生在毕业之前都要完成毕业设计或者是毕业论文,但是从近几年的毕业生论文的现象来看,毕业生的论文状况不太尽如人意。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现代教育体制下毕业论文的指导思想出现偏差,另一方面跟当代大学生对毕业论文的理解有所欠缺有关。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毕业生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毕业生论文范文范文一：浅析莫里森作品《爱》中的女性化话语与女权主义话语
《爱》这部小说标题有关爱，实质上却讲述了爱的缺失。该小说只有短短的150余页，却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知名学者的关注。与莫里森以往的小说相比较，《爱》更多是有关爱和性别，而非种族[1]。该小说围绕着阶级和性别探讨了美国黑人身份的等级制度，关注了男权社会下黑人女性的社会地位[2]。事实上，《爱》与《所罗门之歌》及《天堂》一样批判了父权制，打破了黑人政治文化传统所提倡的“魅力领导传奇”(即政治进步是在单一男性领导下实现的)。虽然“万能的”柯西为众人所崇拜，却存在严重的等级不平等观念，同时也从未试图改变基于种族主义和社会等级的权势系统。莫里森通过小说控诉了以柯西为代表的宣称保护社区却破坏社区和谐的魅力领导人物，提供了以罗门和桑德勒为代表的另一类男性领导模范[3]。《爱》所描写的诸如留心、梅等黑人妇女形象深刻地揭示了女性主体意识在种族内部的阶级与性别压迫下的彻底丧失[4]。当黑人男性遭到来自白人主流文化的压迫与歧视之时，黑人女性却要承受来自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因此，小说中黑人女性在构建自身主体方面困难重重[5]。章汝雯(2005)曾经以富考和多罗茜.史密斯提出的话语分析理论为基础，解读了《所罗门之歌》中的女性化话语和女权主义话语，剖析了两种话语在父权社会下的相互抗衡和转变，弥补了以往的研究对该小说人物形象探究的视角局限性[6]。当前国外对《爱》的文学批评大多集中于该小说的政治文化和叙事特点，国内学者对该小说的两性关系关注较多。鉴于此，本人拟以《爱》中女性化话语和女权主义话语为着眼点，以此探讨父权社会下黑人女性的生存状态及反抗心理，揭示女性关系与该小说主题之间的关系。
一、《爱》中的女性化话语分析
《爱》不是以欲望类的爱为主题，而是围绕贵族小姐克林斯廷。柯西与身处社会底层的留心.希德之间纯真的友情而展开。留心和克林斯廷的友情跨越了父权权势所不容许的种族和阶级障碍，终归经受不住父权压迫的风暴。柯西爷爷的“恋童癖”使留心在年仅11岁时便陷入婚姻的泥潭，成年生活的过早侵入促成了姐妹间的心灵隔阂， 姐妹情谊至此完全破裂。L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留心和克林斯廷是不可分离的。两姐妹之后的人生完全错乱，即便同一屋檐下生活了25年也未能理解父权压迫对各自人生的影响，先为争夺“父爱”，后又为了一个资本主义父权制定义下的“柯西孩子”称谓到底指代谁而争斗多年。直至文本结尾读者才发现，遗嘱实属L的伪造版本，这说明两姐妹多年的争斗都是徒劳的[1]198。两姐妹曾经拥有自己的乐园，却一生都在寻求归属和安全感，受限于男人们的意志下。事实上，所有依赖于柯西的人都感觉有必要却无力保证他们的“地位”[2]141。
克林斯廷对男性权威的理解是其他聚焦人物所忽视的，至少她意识到了在柯西爷爷眼中，一切都是可度量、可交换的商品，而留心正是他买来的商品。遗憾的是，克林斯廷身上也残留着父权制的痕迹。尽管她对父权制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尽管她憎恶祖父，却一味地责怪留心背叛了二者之间的友谊。她没有同情作为祖父“猎物”的留心，反将愤怒转向同样是受害者的留心;她没有去沉思破坏了她与留心“同性情谊”的罪魁祸首，反而大肆描述她与弗鲁特的异性关系[1]195。那么，克林斯廷是否也可解读为二者友谊的背叛者呢?不容忽视的是，克林斯廷的人生也同样是个悲剧。作为柯西家族唯一的后代，她在柯西爷爷面前却毫无话语权。柯西与留心那场愚蠢的婚姻使她从一个宠坏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声名狼藉的无家可归者，年仅17岁时便离家出走，作过妓女，当过情妇，最终走投无路时于1975年回家。这实质上是她多年争斗失败的象征。她曾辱骂留心是柯西买来的奴隶，终归自己却沦为了留心的奴隶。昔日的主人沦为了下人，这一颇带讽刺意味的结局是社会地位流动性的体现[7]366。
事实上，柯西的爱是不安全的，柯西女人间的争斗没有真正的赢家，外表光鲜的留心其一生也是悲催的。留心的婚姻虽然是被迫的，但不可否认，灰姑娘主题的婚姻对她而言是获得经济重生的唯一路径[1]213。她努力打败梅和克林斯廷，却孤苦一生。她帮助社区穷人，却依然不被社区所接受，被视为“天生的骗子、财迷”[8]158。她极力希望能与柯西匹配，却从来不被丈夫当回事儿，柯西甚至在克林斯廷16岁的生日派对上当众羞辱她。她是柯西名义上的妻子，却仅与柯西有过一次夫妻之实。对柯西而言，迎娶留心仅仅是为了“迫不及待地看着她慢慢长大”。可以说，她早已沦为父权专制的牺牲品[2]143。可喜的是，留心最终具有了反叛父权的意识，初步具备了建构女性自我的勇气和力量[4]，尝试了从女性化话语到女权主义话语的转变。这主要表现在她与来自印第安纳的小伙子辛克莱的私奔意图上，虽然遭到了对方无情地抛弃，偷情怀上的孩子最终也以流产告终。流产象征着死亡、失败，这意味着留心虽然可以获得经济上的重生，却无力推翻男权压迫这座高山。莫里森在此暗示，黑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仅靠自己的微薄力量注定举步维艰，惟有携手起来才可拥有女权主义话语。
留心和克林斯廷几十年来相互仇恨着对方，直至小说情节接近尾声时，二者才重新解读过去，找回了个人话语权。文本结尾处的“嗨，凌霄”是姐妹们小时候常用的亲昵称呼，这个场景代表时间的逆转，也意味着二者在尝试找回迷失的自我[1]212。“我们本来可以手拉手生活下去的，不用四处寻找伟大的‘爸爸'” [8]205，此处虚拟语气的使用暗示了二者虚度的一生，也阐释了他们偏离了人生轨道的缘由：父权制和过早的性侵入。“他无处不在，也无处可寻……我们帮他创造了自己”[8]205，唯有彼此重新审视过去时，才意识到柯西是造成她们悲惨生活的罪魁祸首[1]。更为重要的是，她们意识到正是她们自己赋予了柯西父权制权力。正如莫里森在采访中所谈到的，爱一方面是关于女性自身如何导致了自己的困境，另一方面也是有关压迫他们的父权制机制[1]218。留心最终的死亡也象征着重生，标志着一个全新的开始。莫里森为她们指明了摆脱父权、重新找回女权主义话语的路径，那就是女性之间的爱，但主要指的是希德和克里斯汀之间的姐妹之爱[9]。
文本中多处带有讽刺意味的情节也暗含了女性化话语的普及和女权主义话语的缺失。比如，克林斯廷及男友弗鲁特在民权运动中倡导权力平等、爱和自由，但实际行动却与口号大相径庭。弗鲁特逃避了做父亲的责任，而克林斯廷为此却流产七次，以惨重的代价确保了男性的个人自由[5]。这一方面反映了民权运动的虚伪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当时的父权制思想已深入人心，女性甘愿充当男性的“玩物”。这不仅体现在克林斯廷失败的人生中，也表现在社区对留心的态度上。“社区原谅了柯西的一切，却把一个大人对小孩的兴趣怪罪到小孩头上”[8]158，似乎是狡猾的留心勾引了善良的柯西。简而言之，在柯西度假酒店，柯西是国王，所有的女人们都为了博得国王一笑而互相争斗，彻底失去了个人话语权。科西的资产阶级父亲负面形象还呈现于对妓女的爱恋，即便如此，凌霄却被科西以“它”称呼，没有任何婚姻承诺[10]。可以说，柯西毁掉了几个女人的一生，直到文本结尾，读者才认识到了柯西的丑恶面目。
二、《爱》中的女权主义话语分析
文本中的异类人物朱尼尔与莫里森其他作品中的苏拉、多卡丝等人物形象颇为类似。正如莫里森所评价的，“不为社区所接受的亡徒形象是他所钟情的”，作者或许是将朱尼尔看成了黑人女性的未来[7]。朱尼尔天生无畏，胆识过人，18岁时已具备了充足的生存技能，离家出走，这跟年轻时代的克林斯廷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在少管所时，面对校长的“性侵犯”，她敢于说“不”，这实质上是对男权权威的挑战，尽管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受雇于留心手下担当秘书时，朱尼尔周旋于两个被仇恨冲晕头脑的女人之间，模仿柯西的字迹，渴望以“朱尼尔.凌霄”身份继承遗产。在与罗门的性爱关系中，朱尼尔占据着绝对的主动和支配地位。与留心在遗弃的酒店伪造遗书时，被前来的克林斯廷逮个正着，危急关头朱尼尔甚至敢于将留心推下楼阁。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朱尼尔叛逆不羁，女性化话语十足，内心深处却依然渴望父爱。柯西肖像对朱尼尔而言就如同“象征性父亲”，在柯西肖像的注视下，她终归有了家的感觉，感觉受到了“保护”[10]。在一定意义上，朱尼尔也可被理解为“可爱的柯西孩子”所指，她和柯西家的其他女人一样为争夺柯西的关爱和保护而抗争着[7]370。这意味着朱尼尔也未能完全摆脱父权制的阴影，而文本中的另一英雄人物罗门则可看作是朱尼尔灵魂的“救世主”。作为一个为了生存牺牲一切的女孩，朱尼尔与罗门的关系彻底改变了她[10]。正如莫里森所描述的，当朱尼尔更多地沉浸于与罗门的性爱中时，床头的柯西肖像开始消失。在二者的性爱场景中，当罗曼亲吻着朱尼尔畸形的脚时，朱尼尔眼神死沉，这象征着旧的朱尼尔慢慢死亡，新的朱尼尔诞生。他们离开浴缸时，“湿淋淋地如软骨一般干净”[8] 212，这暗示着获得救赎后的朱尼尔纯洁无瑕[10]。没有坦白就没有救赎，朱尼尔最终坦白了自己的罪行，换来了罗门的救援行动。是什么使得朱尼尔最终成为一个正常人物的呢?那应该是来自罗门的爱!
三、结语
通过分析小说《爱》中的女性化话语和女权主义话语，不仅能更好地解读小说中个性无畏、敏感、孤独的女性形象，亦能阐释父权制对黑人女性的压迫及女性最终的反抗心理。研究暗示，黑人女性要实现“弱者”到“强者”的形象蜕变、从女性化话语到女权主义话语的转变，必须像朱尼尔一样敢于挑战父权权势。黑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仅靠自己的个人力量注定举步维艰，而携手建立女性之间的姐妹之爱是黑人女性摆脱父权、找回女权主义话语的唯一路径。
参考文献：
[1]Jean Wyatt. Love’s time and the reader： ethical effects of Nachtraglichkeit in Toni Morrison’s Love [J]， Narrative， 2008， 16(2)： 19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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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usan M. Morris. A past not pure but stifled： vexed legacies of leadership in Toni Morrison’s Love [J].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2013， 112(2)：319-338.
[4]李秀清.女性主体的沦丧与回归—评莫里森的小说《爱》[J].山东外语教学，2010(3)：79-83。
[5]翟文婧价值的载体与欲望的对象—托尼.莫里森小说《爱》中的女性身体[J].国外文学，2011(1)：136-143。
[6]章汝雯.《托尼·莫里森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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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托尼·莫里森·爱[A].顾悦(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
[9]郭棲庆，李毅峰.痛定思痛 姐妹携手—托尼.莫里森小说《爱》中姐妹情谊与父权制的较量[J].山东外语教学，2013(2)：79-85.
[10]James M. Mellard. Unimaginable acts imagined： fathers， family myth， and the postmodern crisis of paternal authority in Toni Morrison’s Love [J]. Mississippi Quarterly， 2010， 63(1/2)： 233-267.
毕业生论文范文范文二：归隐，诗话的精神家园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句话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女教师辞去心理教师的工作，转向追寻心中对自然生活的向往，掀起一轮“归隐”狂潮。人们开始放下世俗纷争，憧憬着归隐田园、养花种菜、过简朴宁静的生活。而陶渊明，这个晋代的田园诗人，一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再度成为中国人独善其身的美好远景。
“羁鸟念旧林，池鱼思故渊”，陶渊明辞官归隐，幽幽香菊与他为伴，下地耕耘自给自足。他选择忘记，忘记那些官场的丑恶，忘记自己遇到的所有不快，希望生活自在，清闲旷达，将不羁的性格安放于一方心灵的净土。
然而，这也是无奈之举。少年时饱受家庭传统和儒家经学影响的陶渊明，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注定会破灭。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他才出仕为官，终其一生，所任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安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委蛇。
后来，他又为彭泽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起初，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出身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
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他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与“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的现实读来让人心酸。最后，他竟然沦落到上街乞讨的地步，“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 正是他这一人生阶段的真实写照。
此后，不再讴歌田园风光，只说自己生活的窘困和心中的不平。胸怀抱负却无奈归隐的陶潜不愿也不可能完全抛却社会现实，他将自己未尽的政治理想寄寓诗中。在《桃花源诗》里，诗人描述了一个心中的理想社会：“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重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这种“自然”的社会中，人人自耕自食，真诚相处，无竞争无欺诈，甚至无君无臣。而在陶渊明看来，由于人们的过度的物质欲望，引起无穷的竞争，产生了种种虚伪、矫饰、残忍的行为，使社会陷入黑暗。鲁迅先生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由于这些追求，使他大多数的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但其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身感无所感的焦虑。元嘉四年，六十三岁的陶渊明黯然瞑目。
由此可见，回避矛盾，力求超然物外，是多么无助，因为历史的车轮不会停止，滚滚红尘裹挟着人类不断前行。
无独有偶，中国有陶潜，美国亦有梭罗。1841年，梭罗结束教书生涯，开始写作。1845年夏，爱情、亲情接连留下的伤害与隐痛，让感情丰富、思想深刻的梭罗内心压抑不止。这个28岁的年轻人知道自己必须要长时间安静自省，寻找真实的自己，于是他开始为期两年的“隐居”生活，就在离康科德不远的瓦尔登湖。这是他的好朋友爱默生拥有的私人土地，梭罗在这里用二手木材建起一座约14平方米的湖边小屋，开始了他在湖畔林中的生活。梭罗小木屋距离康科德约2英里，不到两站地铁，并不算遥远。按照中国“小隐于野大隐于市”的说法，梭罗显然不是隐居在山野中的，勉强可称为“隐于市”。
但其实，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生活，并不算“隐居”。美国史学家描述说，梭罗几乎每天都要到康科德村里去一次，他的母亲和姐姐每周六都会给他送食物，而他自己则时不时回家去，除了自己经常去村里转悠，梭罗的文友还频繁光顾他的小木屋，在湖畔举行聚会，甚至成立了名为“瓦尔登湖协会”的文人社团。很多人都误以为梭罗跑去瓦尔登湖旁隐居，做起了隐士，逃避现实，批判当时美国社会的功利。其实梭罗不是隐士，他是躲在暗处的旁观者，透过独特的视角关注美国本土，用两年两个月的时间到瓦尔登湖进行生活实验。他想用自己的实践证明，通过“简单些，再简单些”的质朴生活，人能超越感官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认识到过分诗化归隐，臆想成美好的精神家园，既是对陶渊明、梭罗等的歪曲，忽视了他们艰难的探索，也是对当代人的误导，弱化了在现实中寻求进步的热情，虽然归隐是他们解除内心痛苦和全身避祸的方式，但若成为年轻人退缩消沉的一个借口，这绝非两位大师所愿意看到的。
我们承认在充斥着手机、网络和电子游戏的当代，他们生活哲学中“回归自然、自我反省、简化生活”等思想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我们不能放弃在现实生活中的奋斗拼搏，因为这一切都有着既定的规则。作为“初升的太阳”的青年们，归隐之路绝非我们现在的选择，相反，怀揣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才是我们的唯一目标。毕竟，在这充满美妙与激情的青春年华里，又有几个是在安逸生活中走向通往成功的红毯的呢?什么都未曾经历，却像个沧桑老人一样，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漠不关心，看似淡然，实际上却是愚不可及。当你垂垂老矣，回想你这“隐居”的一生，不知是欣慰多一些，还是懊悔多一些呢?
所以啊，青年们，时不我待，让我们向着最高最远的梦想起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