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民主的民生特色论文
基于现实的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服务必须以缓解制度性民生问题为首要的建设目标,由此才能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基于社会主义国家肩负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服务必须以民主为手段。要实现公共服务的民主化,必须充分开发社区层次的基层自治体系;实现政府角色由执行者、控制者向公民参与帮助者的转变。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中国式民主的民生特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中国式民主的民生特色全文如下：
摘要：中国人的民生追求，在价值观及实践路径上，经历了从民本到民权再到民主的探索历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把中国的民主与民生两大奋斗目标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将发展民生作为衡量政治制度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准，权力下放式的民主改革、民主立法、社会参与、协商民主以及问责制、监察制、纠错制的施行在推进民生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民主与民生，既是中国人的理想目标也是现实追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民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在自身不断发展完善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进步及民生发展，这不仅大大提高了中国式民主的民生绩效，而且在国际比较中，也凸现出我国民主体制的民生特色。
一、民本、民权、民主与民生
《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认为“民生”即人民的生计，只是与个人的勤奋相关的事情，这也是人们最早对民生的认识。孔孟等儒家思想家从民本主义价值观出发把人民的生计与国家的责任联系起来。他们认为，由于物质需要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因此，百姓的生计是国家的根本，政府确保人们基本生活的责任是高于一切的，改善民生是治国的最高境界，而人们评判统治者主要取决于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的努力。由于儒家对保障人们基本需求的关注，使中国的统治者更倾向于相对平等的经济发展模式。
作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思想的基本方面之一，其民生哲学是在传承儒家思想精华以及吸收西方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在谈到其思想渊源时指出：“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1] 60。孙中山将美国前总统林肯在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国家公墓揭幕式上发表演说中提出的“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翻译成“民有、民治、民享”，指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是与 “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观相通的。他认为：“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2] 394而且，他认为中国是极贫之国，三民主义必须以民生为归宿。他指出：“我们国民党所提倡的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的理想，并且是社会的原动力，是一切历史活动的重心。[3] 181“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3]177
至于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他认为，如果民生问题专从经济范围入手，一定是解决不通的，先要从政治上着手。例如，他曾在演讲中讲到，中国自古就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农民很辛苦，但权利得不到保障，种的粮食却要被地主夺去大半，政府应该从政治上制定规范来保护农民。孙中山认为真正的民生主义是从民权出发的，而民权包括了人权、事权、物权三项基本权利，其中最基本的是“事权”。他提出共享事权的主张：即“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3]191。产生于近代中国的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虽有民权内涵，但缺乏彻底的民主精神。例如，他主张民生主义不能以“农人革命”夺富人之田，只能以温和的“收买”政策来实行改良。1928年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将民权革命与土地革命联系起来，批判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他说：“当民权革命发达到最高点(土地革命)的时候，你们发抖、你们动摇、你们叛变……”[4]800
民主与民生，并不是相互割裂的两个领域，民生领域的革命是以民主革命为前提的。事实上，孙中山所主张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等体现均贫富思想的民生主义宗旨必须通过彻底的民主革命来实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把中国的民主与民生两大奋斗目标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1925年毛泽东就曾指出：“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5]21中国共产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将孙中山的民生理想逐步予以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是彻底的民生主义，而其实现的政治保障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制度。1937年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提出：“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工农民主专政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6]368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构建起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开辟了一条独立自主的民生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认为改善民生必须尊重人民群众在经济领域的自主选择，并且认为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1987年邓小平指出：“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我们讲社会主义民主，这就是一个重要内容。”[7]252 1996年江泽民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继承与发展孙中山民生理想方面作出的贡献：“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遗志，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牺牲，终于完成了他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的是，他一生追求的振兴中华的目标，他所憧憬的一个现代化中国的美景，正在一步步地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而且在许多方面远远超出了他的设想。”[8]594
无论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从民本说民生、孙中山从民权求民生，还是中国共产党从民主谋民生，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价值观及实践层面对民生理想的不懈追求。同时，也说明民生目标的最终实现必须以民主的进步为基础。
二、中国的民主进步与民生发展
真正的民主应当是注重实际效果的，即使一些国家按照带有明显意识形态特征的民主标准建立起民主体制，也要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满足民生需求等方面让人民群众切实享受到民主的成果，徒有其表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民主相对于西方式民主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其特殊的民主特色。近现代西方民主理论以西方自由主义作为衡量民主的重要价值标准，并不注重民主的实际成果。以萨托利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民主观认为，现代民主主义晚于自由主义，因而它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尤其是个人的政治自由基础之上的。萨托利指出：对于西方文明来说，“要么是自由主义民主，要么什么民主都不是”[16]444，“只要自由主义的民主死了，民主也就死了”[16]445。
社会主义民主是“自由主义民主之外的民主”[16]437，是“极权主义民主”[16]444。正是由于萨托利民主观的意识形态色彩，所以，他不惜自相矛盾地攻击林肯关于民主的定义。他在《民主新论》中明确指出：“政府为人民而存在而不是相反这样的原则时，才有民主制度存在。”[16]38但在下文中他又贬低体现林肯“民享”观的共产党国家实行的是一种专政制度。他说：“只有第三个因素‘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民享)是不含糊的，‘民享’明确地是指为了他们的好处，他们的利益，他们的福祉。但过去有许多政权从不自称民主制度，却宣布自己是‘民享’的政府。今天，共产党的专政制度自称民主，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16]38并且，他还在这段话的注释中说明：“大概‘民享’在林肯看来只是一种说法，并不具有定义的特征。”[16]42
2012年年初，当金融、经济危机进入第5个年头时，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在答记者问说：“今天的问题是，在失控和可能仅为少数人自私地谋取好处的金融体系下，在缺乏任何有效框架来给予我们更大、更雄心勃勃的目标的情况下，民主是否还能繁荣，这还真是一个问题。”[17]葡萄牙社会学家阿?德?桑托斯直接地指出了问题的根源，他说：“欧洲的民主和宪法都不合格，现在主宰它们的是高盛公司。”目前的危机让人“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是反民主的”[17]。如果西方民主只让少数人发大财而不会给多数人带来幸福，这种民主是合法的吗?一直在向全世界输出民主的西方国家，却在自身的民主框架下孕育出仅为少数人或个别集团自私谋利的金融体系，目前仍然深陷危机之中。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若里翁对法国《论坛报》记者说：“选举改变不了什么。……在这个逐渐衰落的制度面前，政客们已经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无论身在哪个阵营，他们唯一能做的是假装还控制着局面。”[17]曾因提出“历史的终结”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教授，近年来也对西方民主政体质疑。《纽约时报》2012年4月22日发表的文章指出：“他(福山)的研究引导他针对美国当今的政治秩序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问题，即美国是否已从一个民主政体变成了一个‘否决政体’――从一种旨在防止当政者集中过多的制度，变成了一个谁都无法集中足够权力从而作出重要决定的制度?”[18]与西方国家为少数人谋利且缺乏效率的民主体制形成反差，中国的民主体制不仅始终在为多数人谋利而且是十分有效的，这也是中国在世界性经济危机背景下仍能在主要经济体中保持经济较快增速的重要原因。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拉米在2013年6月接受法国《快报》杂志专访时评论说，自从邓小平在1979年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呈现出很多优点，中国是40年来在经济领域犯错误最少的国家。[19]
邓小平在概括我国的体制优势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说搞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就能立即执行，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可以立即执行，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7]240中国政治体制的有效性确保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及有效的执行，为实现中国的民生绩效奠定了基础。2013年7月弗朗西斯?福山教授在《治理》杂志(Governance)上发表题为《什么是治理》的文章中，对西方民主与善政进行了区分，让西方思想接受了一种新的可能：对于善政而言，西方民主既不是必要、也不是充分条件。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教授指出：“否认中国存在‘善政’是非常愚蠢的。”[20]
西班牙独立记者托马斯?芒廷针对西方向非洲输出的民主，探讨了对于非洲“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的问题，他指出：“如果问一问大多数的非洲人，他们希望领导者为其做些什么，他们的回答一定是：充足的食物、饮用水、一个栖身之所、享受医疗和教育。”“在非洲，穷人占大多数。如果一个国家的首要任务不是满足这部分人的需要，那就算不上民主国家。如果选举就意味着民主，数百万生病的人和饥饿的儿童都被当作交易的对象，那么厄立特里亚人一定会告诉你：收起你的民主吧。”“他们想把奴隶主的民主输出到非洲吗?至少在厄立特里亚，‘我们人民’知道想要什么，也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那就是从最需要的人开始，急人民之所急。”[21]
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一个低收入国家。人民群众期望中国政府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这是中国人民真实的民愿诉求。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从世界上最贫困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数亿人口的脱贫，而与此同时，所有实行西方民主的新、老国家的脱贫人口远不及中国。没有中国这些年来在减贫方面的卓越表现，全世界的减贫成就就不值一提。2013年10月17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格林斯潘在“2013全球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中国对实现到2015年将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全球减贫目标作出了积极贡献。根据世界银行提出的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从1999年至2009年，生活在此贫困线下的中国居民从4.46亿下降到1.6亿。(1)而取得这些成就的中国，并没有实行西方民主。在欧美国家，有不少人不理解为什么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一党制还能够继续存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内森对中国政治制度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仍然能够被中国人支持并继续掌握政权有六个方面的原因，其中列第一位的原因是：“对大多数民众来说，过去20年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2012年的调查显示，70%的中国人认为过去5年他们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如果经济运转良好，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就会支持他们的政府。”[22]西班牙驻华使馆前商务参赞恩里克?凡胡尔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党，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选择的这个新方向使共产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经济革命的主角，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如此庞大的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物质生活条件如此根本性的改善。”[23]事实证明，能够实现民愿的体制才是真正的民主体制。
中印对比一直是国际上的热门话题，西方习惯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好印度而贬低中国，内心里藏着一个迫切的愿望：印度是实行西方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而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则没有实行西方式民主，印度一定能够在经济成就上超越中国，从而证明他们所讲的民主确实是普世价值观和最好的政治制度。2013年2月7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蒂莫西?加顿?阿什在西班牙《国家报》上撰文说：“印度的现状和中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中国的政治体制显然不是对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等民愿不管不顾的政治体制，西方以意识形态而不是实际效果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的标准，是僵化而缺乏务实精神的。
注释：
(1)2013年10月17日中国国务院副汪洋在“2013全球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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