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政治谈判的台湾社会心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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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众关于两岸政治谈判的社会共识状况是能否开启两岸政治谈判的重要考量因素。“台湾方面必须先有一定程度的内部共识，才可能有两岸政治谈判。”[1]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台湾社会的本土化与民主化的发展，特别是选举的全面展开，台湾民众日益成为驱动台湾两岸政策与“外交”政策的最重要力量。台湾民意的走向影响着台湾政权的更迭。“民意势必影响执政者的两岸政策，对于两岸关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2]台湾社会心态成为制约与影响两岸政治谈判的重要因素。
一、和平发展时期台湾社会的两岸观
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实现了和平发展，台湾的社会基础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两岸人员往来大幅增长，促进了对彼此了解的加深。台湾“旺旺中时民调中心”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有61.6%的台湾民众从未到过大陆，到2012年该数据降低到55.3%[3]。二是台湾民众对大陆政府与民众的好感度有所上升。三是多数受访者认识到大陆对台湾的重要性。63%的台湾民众认为大陆对台湾的发展具有重要性[4]， 67%的人认为大陆的变化会影响台湾的经济发展[5]。这三大改变说明“两岸和平发展大局将愈走愈稳，两岸关系将产生质变”[3]。随着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台湾民众的心态也在发生若干变化。
(一)台湾民众自我认同的变化
他们中认为“自身是台湾人”的比例在明显上升，认为“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比例在下降。“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上升，就是台湾主体意识深化的结果。当这种对台湾主体认同的意识上升起来，就会和中共要诉求与民族情感挂钩的统一谈判产生对抗，因此也会导致对谈判或接触的排斥与反弹。”[6]特别是某些政治人物蓄意推动“本土意识”的政策举措，如李登辉与陈水扁所推动的“去中国化”行为，既恶化了两岸关系，又给两岸政治谈判的开展制造了无形的社会障碍。正如邵宗海所认为的：“借用本土意识的推动，既巩固台湾内部对中共推动促谈予以拒绝的心防，又能恶化两岸关系的情势，导致两岸任何对话与谈判的破局”，这正是台湾“本土意识”上升成为两岸政治谈判障碍的原因所在[7]246。
(二)台湾民众焦虑感的上升
苏起认为，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的突破之一是“两个社会的全面连结”。两岸直航“使两岸民众得以便捷往来，突破了历史与地理的禁忌，并开启疗伤止痛的过程，在两岸关系史上绝对是一件大事”[2]25。但是，两岸交流中“陆强台弱”的态势让台湾社会上下弥漫着一股焦虑感[7]。“面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磁吸效应，台湾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结构，正遭逢巨大而且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肇因于两岸密切互动所产生的变动与冲击，对于台湾主流民意而言，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8]失去政权后的民进党一直在恶意渲染马英九当局两岸政策的“倾中卖台”及两岸“三通”所造成的负面后果。这“令长期生活在冷战氛围里、意识形态仍未完全脱离冷战思维余绪的台湾民众产生严重的心理失衡，加剧对未来的焦虑”[9]。
(三)台湾社会自信心的丧失
2015年4月15日，蔡英文在参选声明中提出“找回自信”。在两岸交流深化后，台湾社会开始产生普遍的自信心的流失。台湾民众在“面对大陆日益强大的竞争时，陷于逃避、自怜和恐惧”。“太阳花学运”反映了部分台湾民众“充满着对大陆的莫名恐惧，一种害怕自己会输掉竞争的不确定感”[10]。台湾经济高度依赖大陆，赴台游的陆客消费已经成为台湾主要的经济增长动力。但是，有关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大陆的了解依然不足，甚至认为根本不需要了解大陆，七成民众希望严格限制大陆钱潮、人潮入台。”台湾民众存在这种社会心态，说明两岸关系的进展缺乏社会心理层面的支撑。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台湾社会虽然有“走出去”的共识，但是在“请进来”上存在分歧。部分台湾民众对签署《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存在忧虑是典型表现。两岸之间的社会交往既有正面作用，也会伴随负面问题。两岸官方和民间缺乏互信。台湾民众对大陆政府和民众的不良印象，未因两岸交流深化而获得较大改善，甚至是“因了解而增加恶感”。台湾社会看待大陆由过去的“俯视”转变为“仰视”。“随着这种视角转变而来的是，缺乏安全感及自信的社会集体心理蔚然成风，从而也导致对大陆疑虑的不断加深。” [11]这种现象的形成代表台湾集体社会心理对大陆的视角的转变，但其背后隐含着对与大陆经济交流的疑虑。这反映了和平发展时期两岸关系存在两对矛盾：一是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赖度增加与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心理防范加大之间的矛盾;二是两岸人员往来日益密切与两岸民众之间的社会心理距离扩大之间的矛盾。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心墙”仍然没有完全拆除，对陆生与陆资进入台湾仍然存在很深的疑虑。有关民调显示，45%的台湾受访者认为应该对陆生就学采取更加严格的办法，68%的受访者不赞成大陆人士到台湾购买房屋，48%的受访者对陆企到台湾投资不放心[3]; 44%的受访者认为台湾经济过于依赖大陆[12]。
(四)台湾社会在两岸政策上存在严重分歧
台湾社会严重的蓝绿对立使得各方难以在政治谈判问题上达成共识。马英九团队在“三不”政策与承认“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开展“中华民国是台湾”的论述。这是马英九两岸政策的主轴。民进党认为两岸之间根本没有“九二共识”，甚至认为自身内部也“没有共识”。吕秀莲提出“九六共识”，谢长廷提出“宪法重叠共识”(“宪法各表”)，苏贞昌提出“台湾共识”，蔡英文提出“十年政纲”，陈水扁提出“一边一国”，表明民进党两岸政策论述薄弱，对两岸关系实际不了解。苏起认为由于台湾存在“统独之争”与“制度之争”，“本来大家可以坐下来冷静地论辩利弊，现在必须脸红脖子粗才能展现‘立场正确’。各方寻求妥协方案的困难当然大幅升高”[13]。 台湾社会的多元声音使其在两岸政策上难以达成基本共识。“台湾内部面对两岸关系巨大变化的崭新局面，源于背景不同、立场互异，加以利益结构因此大幅调整，思想意识因此深刻变换，在政治上难免出现纠葛于历史与现实的生态激荡……大多数台湾人民普遍有程度不一、或多或少的适应不良问题，潜伏着一种又新奇又疑惑的不安情绪”[14]。目前，台湾两岸政策开放的最大障碍在于台湾内部撕裂的政治意识形态及不同政党的非理性对抗。这不仅耗费了各种资源，而且使台湾渐失竞争优势。特别是台湾政治的民粹化特征，让作为外省人第二代的马英九在两岸政治谈判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尤其在台湾这样一个政治定位不明确，自我认同和国际社会存在反差的地区，如果是国民党，又是一个外省仔去执行‘崇和尚利’的两岸政策，不论结果如何，都可怀疑其中有‘亲中卖台’的危险性，这是一种情感的投射。”[15]
二、台湾社会对两岸政治谈判的基本心态
台湾社会的基本心态是制约与影响两岸开展政治谈判的重要因素。台湾民众对两岸政治谈判的基本心态主要有如下几种表现。
(一)台湾社会主流对两岸开展政治谈判不支持
台湾社会对两岸开展政治谈判的支持度不高，台湾民众对两岸政治谈判存在不少疑虑。台湾多数民众接受台湾当局过去所进行的教育，对两岸政治关系存在“大陆要吞并台湾”“决不能与中共谈判”“与共党谈判无异自杀”的刻板印象[16]。台湾的各种民调均显示：“台湾民意8成趋向于维持现状，期待民意支持度极低的马政府立即展开政治议题的对话协商，并不现实。”[17]孙亚夫强调：“相当多的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发展前途直至走向和平统一抱有这样那样的疑虑。”[18]造成这种状况的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包括：甲午战争后台湾被割让，两岸分离100多年，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二?二八事件”的影响与后遗症;两岸50多年的军事冲突与政治对立，1949年台湾走上了与大陆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实施与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国民党长达50年的教育，李登辉、陈水扁长达20年的“去中国化”教育与“反中”教育。两岸之间的社会融合程度较低，尚处于磨合阶段，缺乏支持两岸突破政治僵局的有力社会基础。此外，台湾民众持有“亲美”“媚日”“恐共”心态，对两岸政治谈判存在相当普遍的疑虑感。
(二)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政治体制不认同
台湾社会的独特历史导致台湾同胞形成一些特殊的心态，诸如悲情心态、“出头天”心态、优越感心态、“小国寡民”心态、矛盾的认同心态、复杂的统“独”心态等。这些心态是大陆同胞所没有的，也是不容易理解的[16]1。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和大陆存在众多的疑虑、担心甚至敌意。这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于大陆的政治制度中。他们未必完全认同自身的社会制度，但对大陆的政治制度“感到格格不入，既无法理解，更无法接受”[16]84。两岸之间不仅在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而且在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区别[16]41。因而，台湾民众对两岸政治谈判缺乏支持度。
(三)台湾社会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解不同于大陆
台湾多数民众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持支持的立场与态度，但对两岸关系的未来存在不确定感甚至担忧感。两岸服贸只因与大陆有关，就面临强力反弹。台湾民众因对大陆充满高度的不信任、威胁感与焦虑感，缺乏自信，以及“恐统”的政治思维凌驾于理性的经济分析之上，进而认为两岸政治谈判“等同于独厚财团、陆企入侵与贫者越贫”[19]。
三、台湾社会不支持两岸政治谈判的根源
台湾社会对两岸政治谈判抱有疑虑与恐惧，支持两岸政治谈判的基础尚不具备，视政治谈判为统一谈判。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台湾社会的“恐共”心态相当普遍
在两岸50多年的军事冲突与政治对立下，由于受到蒋介石、蒋经国长期实行的宣传教育，李登辉与民进党执政20年推行的“台独”教育路线与“去中国化”政策的影响，不少台湾民众把中国共产党称为“阿共”。同时，由于冷战思维仍然主导台湾社会，台湾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恐惧感一直没有消除。
(二)台湾民众的“拒统”心理是普遍现象
由于台湾主体意识与社会分离意识不断增强，两岸政治地位与实力不对等，台湾民众产生“恐统”“拒统”的心理。台湾多数民众误认为台湾与大陆进行政治谈判会落入大陆所设定的“统战陷阱”，从而被“吞并”。主张维持现状成为台湾民意的主流。在台湾的相对实力处于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台湾民众对两岸政治谈判持排斥态度是难以避免的。“两岸经济与军事力量失衡，造成台湾的不安全感。”[20]两岸制度上的差异成为台湾民众不认同大陆的核心因素。台湾民众对大陆各项政策的疑虑相当大，两岸社会之间的心理距离也比较大。马英九公开提出：“有许多台湾民众对两岸交流是支持的，但也不希望走得太快”，目前台湾民众对和平协议“还有许多疑虑”[21]。2012年4月2日，吴敦义在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时声称：两岸进入政治对话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两岸彼此积累足够的诚意和善意;二是台湾内部一定要达成更强、更高、更一致的共识;三是获得台湾民意的支持，接受“立法院”的监督[22]。马英九多次强调推动两岸政策要落实三件事：一是扩大与深化两岸交流;二是两岸两会互设办事机构;三是全面检讨与修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马英九认为：“这三项工作如能做好，两岸关系毫无疑问又会向前迈一大步。”[21] 马英九对两岸政治谈判讳莫如深，表现出冷淡的态度。张五岳认为，尽管两岸进行政治对话无可避免，触及政治议题难以回避，但两岸“签和平协议比中乐透难”[23]。
(三)台湾当局的政策误导
台湾当局的政策动向受到台湾社会民意的制约。台湾当局的政策又反过来影响台湾社会民意的走向。台湾当局一直缺乏对两岸政治关系发展方向的主动引导和正面论述。这对台湾社会民意的负面影响很大。比如，由于国共过去的恩恩怨怨，国民党对与共产党的政治谈判一直采取排斥立场。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提出警告：“任何同意和共党从事商谈的政治家与国家，实无异为本身自由自掘坟墓。”[24]1983年，蒋经国在接受西德《明镜周刊》采访时说：“过去我们曾与中共有过多次和谈，得到了惨重的教训，所以1949年以后绝不再与中共和谈。”[25]再如，马英九提出的“不统”“不独”“不武”的“三不”政策主张和两岸谈判的“先经后政”等观点，对台湾民众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民党前立法机构“集思会”的核心人物林钰祥承认：“台湾不愿意政治协商的历史背景为，从两蒋时代以来一再灌输国共协商是内战失败的主因，不论事实因果如何，多数台湾人民已深信不疑。其次，当前台湾的主流民意是两岸维持现状，两岸若进入政治定位协商，立即威胁到现状的维持。”[26]台湾当局的政策导向及法律规范中敌视大陆的思维，导致整个台湾社会对大陆的敌视心态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四)台湾社会信任基础薄弱
不少台湾学者认为，两岸数十年的政治对立与军事冲突，使两岸开展政治谈判的社会信任基础相当薄弱。甚至有人断言，两岸之间尚不存在支持开展政治谈判的社会信任基础。在接受台湾《旺报》专访时认为：两岸制度差异太大，因体制差异而产生“信不过”的情结，是两岸文化交流、扩大对接的最大障碍[27]。两岸在政治思想与制度认知上存在差异。“台湾长期以来受西方政治思想影响，以西方标准评价大陆政治制度，对大陆的负面看法根深蒂固。”[28]裘兆琳认为：“两岸关系虽有长足进展，但是台湾内部对政治谈判仍有诸多疑虑，双方政治制度的差异是主要因素。”[29] 张五岳指出：“虽然马政府大陆政策施政相较其他议题的普遍低迷，有着相对较高的满意度，但民调也显示台湾蓝绿政党与民众认知分歧最大的却也是两岸关系与大陆政策。”[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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