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STS学科的发展特色及其启示
下面是关于台湾地区STS学科的发展特色及其启示，希望你喜欢。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对STS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台湾地区学者偏向于STS交叉定义，即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交叉学科。台湾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初引进STS学科，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台湾STS学科在其发展的历程中，形成了自身的一些鲜明的特色。而这些特色对于中国大陆STS学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台湾地区STS学科的发展历程
台湾地区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引进STS学科，其后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开创与初步发展时期
确切地说，台湾地区的STS学科萌芽于科学教育，发端于STS教育，而开创于20世纪90年代初。对于台湾地区STS学科的开创，有一个里程碑的事件不得不提，即1990年5月美国著名STS学者亚格尔(Yager)受邀到台湾讲学，并在岛内主持STS的研讨会，推广STS教育理念。在这个时期，台湾师范大学对STS教育理念的推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由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台湾地区各师范学校陆续升格为大学后加大对STS教育的研究力度，产出了较多的与STS教育有关的研究论文[2]。因此，台湾地区的STS研究在这一时期有了初步的发展。而来自一些高校，尤其是师范院校的科学教育中心，以及一些高校的科学教育的研究所，是这一时期STS研究的主要机构。可以说，这一时期台湾STS学科的发展主要倾向于STS教育方面，如研究STS课程设计理念，STS科学学习、教学与师资培训等等。从总体看，这个时期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其他方面的研究比较欠缺。
(二)转向与全面发展时期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一大批原属于科学哲学、科学史、社会学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开始涉足STS研究。学者们研究议题的多元化也使台湾地区STS研究的重心从原先偏重于STS教育研究转向于涵盖人类社会与科技互动所产生的社会性问题的研究，以期实现科学、技术和社会的有效互动。总而言之，除了原先STS教育研究之外，这一时期台湾地区的STS研究可谓四处开花，全面发展。一些高校的STS研究富有特色且表现突出，如清华大学(新竹)和阳明大学的医疗、性别与身体领域的研究，阳明大学的技术与社会研究，台湾大学的医疗社会学、科技与民主、科学教育的公民参与研究，成功大学的科技、医疗与社会的研究等。
从这一时期开始STS学者还大力谋求STS学科的建制化，如台湾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组”的设立(2000)、《科技、医疗与社会》的创刊(2001)、成功大学“社会、科技与医学研究中心(STM)”的成立(2007)。并且这一努力也得到官方的有力回应，如在官方的扶持下，由台湾著名的STS学者傅大为倡导的台湾“STS虚拟社群”(2002)的创建就是最好的例子。“STS虚拟社群”的诞生是台湾STS研究学术阵营初步形成的标志。台湾地区是“东亚STS研究网络”的重要成员，多次参加并于2003年承办 “东亚科技与社会国际会议(East Asian STS Conference)”等。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地区STS学者在台湾“国科会”资助下，联合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学者在2007年共同创办了《东亚STS研究国际期刊》(EASTS)。《科技、医疗与社会》和《东亚STS研究国际期刊》是台湾地区STS研究的专门刊物，发表大量台湾学者STS的研究论文。除此之外，如《中国科学史通讯》、《科学史通讯》、《通识教育季刊》、《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科学发展月刊》、《科学人》等其他一些刊物，也时有登载台湾地区STS学者的研究成果。
(三)整合与深入发展
从2008年至今，台湾地区STS学科发展有个重要特点――整合。首先是表现在研究机构和学术共同体的整合。2008年是台湾STS学科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就在这一年，台湾阳明大学整合校内外STS研究资源，创建了台湾地区第一个直接以STS命名的相关系所――阳明大学STS研究所。该所也是台湾地区最早招收硕士生的单位。同年，在台湾地区STS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台湾STS学会”得以成立，标志着台湾地区STS学术共同体的最终形成。随后，台湾的交通大学也建立了STS研究中心。2009年，在整合台湾清华大学(新竹)、阳明大学与交通大学三家STS的教研机构的基础上，台湾联合大学系统成立了STS研究中心。它的出现，也说明台湾地区各高校意在加快STS教育资源的整合，谋求STS教育的“本土化”，以加强台湾高校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的决心。其次是表现在STS研究两种取向的整合上。台湾地区STS研究存在着两种取向：一是科学教育取向;二是社会学取向。这种两种取向的STS研究原本壁垒森严，各自为政。而从近年的发展态势看，情况似乎有所好转。如2010年在台湾大学举行的“STS研究团队整合研讨会”，其副标题――“大S面对小S：科学知识面对社会(Science vs. Society)”、“谁的STS?哪个STS?(Whose STS? Which STS?)”，旗帜鲜明地表明台湾学者意图整合上述两种STS研究的决心[1]。在此次会议上，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进行了充分交流和探讨，对今后台湾不同研究旨趣的STS研究的整合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整合既是这一时期台湾STS学科发展的一种特点，也是台湾STS学科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体现。此外，台湾STS学科的深入发展还表现在其研究主题与内容的变化上，纵观台湾地区STS的研究主题，经历了从对科学技术的跨学科研究，到科技、医疗和性别的社会建构，再到公众理解和参与科技、医疗和社会政策决策的民主化等一系列社会运动的过程[3]。
二、台湾地区STS学科的发展特色
在发展过程中，台湾地区STS学科形成了自身的一些特色，值得一探。
(一)多元立体的建制构架
目前台湾地区STS学科已经构建起一个形式多样，内外互动，行之有效的立体化的建制体系。首先，台湾地区地方政府较为重视STS学科的发展，设置专门的机构如台湾“教育部顾问室”的“STS计划办公室”和“国科委”的“科技与社会(STS)”部，从事STS的教育与研究工作。其次，台湾地区高校成立专门的STS研究机构，如台湾清华大学的“科技与社会组”、阳明大学STS研究所、交通大学STS研究中心、台湾联合大学STS研究中心、台湾高雄海洋科技大学STS研究中心。除此之外，一些高校如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彰化大学、台湾大学、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等专门设置科学教育中心、科学教育发展中心以及科学教育研究所进行STS相关研究。第三，从社会团体看，台湾“科学教育学会”、“台湾 STS 虚拟社群” 以及“台湾 STS 学会” 的成立对整合 STS 研究资源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此外，一些社会机构和场所，如台湾科学教育馆、台湾“科技政策研究与资讯中心”、海洋科技博物馆、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的创建也为 STS 学科发展营造较好的社会氛围。第四，除了在岛内推进STS学科建制之外，台湾学者还大力发展STS学科的对外交流，如与中国大陆、日本和韩国学者联合创办《东亚STS研究国际期刊》、积极参与“东亚STS研究网络”和“亚太STS网络组织”。最后，从学术刊物看，在台发表STS研究的主要刊物有：《科技、医疗与社会》、《东亚STS研究国际期刊》、《中国科学史通讯》、《科学史通讯》、《台湾社会学》、《科学教育学刊》、《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科学教育研究与发展》、《科学月刊》、《通识教育季刊》、《民主》等。此外，台湾STS学者还出版了多部关于STS的著作和文集，其中以STS读本――《科技渴望社会》、《科技渴望性别》和《科技渴望参与》最为著名。
(二)“官”“民”互推的动力模式
从台湾地区的STS学科建制来看，它已逐渐走向成熟。这一方面得益于台湾地区STS学者的努力，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台湾地区官方的扶持和帮助。可以说，正是这种“官”“民”互推的学科发展的动力模式，才造就了台湾地区STS学科的蓬勃发展。
从STS教育学取向看，1990年5月台湾“国科委”为了让科学教育界能够更深层地了解STS科学教育理念及应用，特别邀请美国著名学者亚格尔(Yager)到岛内主持STS的研讨会，推广STS教育理念，并于1993年开辟资助STS教育相关课题研究的先河。这一时期，台湾师范大学在引进和推广STS教育，联合其他院校进行STS研究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STS研究社会学取向来看，台湾政府在1991年1月举办的“第四次‘全国’科学技术会议”，首次将“社会人文”列为主题，目的在于融合“两种文化”的分离[3]。而当时台湾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领域内部也正在酝酿着一种“外部转向”，部分学者逐渐转向STS研究，并大规模地引进西方的STS理论。可见，在台湾地区，无论何种取向STS研究的开创都可视为“官”“民”互推的结果。
在此后台湾STS学科发展历程中，这种“官”“民”互推形式更是屡见不鲜。譬如，为了创建学术阵营，以傅大为为首的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等领域内对STS感兴趣的学者，率先建立了“科技与社会”的电子邮件列表(email list)。学者之间的这种自发的行为最终得到官方的支持和帮助。2002年，在台湾“教育部”的支持下，台湾STS学者通过一个名为“STS社群建构”的整合型项目，建立了一个跨校、跨领域的台湾STS社群，即台湾STS虚拟社群。经由这些推动，2008年台湾地区成立了“台湾STS学会”，标志着这种STS学术阵营的最终形成。又如，在《东亚STS研究国际期刊》(EASTS)问题上，也反映出上述的互动和努力。《东亚STS研究国际期刊》之所以能在台湾创刊，当然离不开台湾STS学者的多方努力，但也离不开台湾“国科会”资助。否则，EASTS能否在台湾创刊还是个问题。而EASTS在台湾创刊，无疑对提高台湾STS研究的国际地位有着重要影响。
(三)个性鲜明的研究风格
台湾STS学者许多人都具有欧美留学的经历，如傅大为、林崇熙、吴嘉苓、雷祥麟、王秀云、王文基、陈恒安等人均有师承欧美的学术背景。因此，他们也大都采用欧美的理论进路来进行STS研究和教育。其中库恩、默顿、史蒂文?夏平和西蒙?谢弗 、蕾切尔?卡逊、福柯等人的著作对其影响甚广。台湾学者认为STS的行动者可以在当代各种的科技争端中扮演协商和代言的重要角色。因此，他们倾向于运用科学知识社会学及其对称原则、科技的社会建构论、行动者网络理论、科技系统论等理论进行STS研究。
台湾STS学界奉行的是一种“全球化思考，本地化行动(Think Globally，Act Locally)”的理念。虽然，在STS理论与方法上，台湾学者大都秉承西方传统，但他们关注的多是岛内有争议性的重大科技与环保议题，如核四存废争议、焚化炉争议、“国家”公园设立与原住民权益等问题，并将视角转向了日常工业生产和家庭生活，研究在科技社会化进程中人与科技之间相互塑造的关系[3]。所以，一些学者把台湾STS研究的特点表述为“关注日常生活的科技社会学”，是不无道理的。这样的研究路径，使得台湾STS研究具有相对确定的主题和范式，亦使得STS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反思性。就整个东亚地区的STS研究状况而言，台湾STS学者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后殖民时期科学技术社会史研究;二是科技与医疗、性别关系的研究。岛内许多著名的STS研究机构都把它们作为自身的主要研究方向。
(四)研究与教育相得益彰
台湾STS学者大都来自各个大学，在坚持研究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同时，他们还非常重视研究与教育教学的实践相结合。当然，他们的这种努力也得到了官方的有力支持。如前文所述，台湾地区“国科委”的科教处早从1993年起，就开始资助第一项有关STS教育的专项研究。而从2002年开始，“国科委”的人文社科处增设“科技与社会(STS)部”资助高校的STS课题研究。此外，台湾“教育部”则在2003年专门成立“STS计划办公室”，大力扶持STS的教育和研究。学者们正是通过这些资助计划和“校本化”课程，把STS研究和教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从2010-2011学年台湾“教育部STS办公室”的资助项目看，成功大学微生物及免疫学研究所的“医疗、科技与社会学程：整合及培育南台湾医学医疗科技跨领域教学资源”计划、阳明大学临床暨社区护理研究所的“护理、医疗科技与社会”计划、长庚大学中医系的“健康、医疗技术与社会”计划、南台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的“科技与社会(STS)及工程伦理”跨领域教学计划等都是极富校本特色的教学课题[4]。
三、台湾地区STS学科发展之启示
海峡两岸几乎都是同一时期引进STS学科的，但从总体上看，台湾地区STS学科发展得较为成熟，其发展经验对大陆地区STS学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加大政府扶持STS学科的力度
从整体上看，大陆地区STS学科的发展极其不平衡。一些省份开展得较好，而许多省份却几乎没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原因有多方面。它既需要STS学者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官方的有力支持。纵观台湾STS学科发展的历程，官方的扶持无时不在。从STS学科的引进、STS教育的推广、STS研究课题的资助、STS社团的成立、STS资源的整合等方面上看，都隐藏着官方重要的推手。可以说，没有官方的扶持，台湾STS学科的发展不可能有今日之成就。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在团体孵化、课题资助、社会认同等方面加大对STS学科的扶持力度，加速其建制化进程。
(二)多管齐下打造STS的学术阵营
台湾STS学科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就是在傅大为等人倡导下，并且在官方协助下成立了台湾STS虚拟社群(2002)这一学术阵营，自从它诞生之后，台湾地区STS学科发展的面貌为之一新，不同学科背景的纷纷加入这一阵营，扩大了STS学科的影响力。诚然，中国大陆地区已经有STS的全国性组织，一个是中国STS研究会筹备委员;另一个是全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STS专业委员会。这两个组织对团结全国STS学者、推动STS学科发展都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但它们的号召力与影响力还是有限的。如中国STS研究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于1994年，但至今仍处于筹备状态，以至于许多人忘记了它的存在。而全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STS专业委员会则是寄身于自然辩证法的“大口袋”，开展工作名不正言不顺。此外，纵观全国各地，STS学者也大都寄身于“自然辩证法”和“软科学”的阵营之中，很少拥有自身独立的阵营。因此，推动STS学术共同体的最终成立是件迫在眉睫的大事。首先，要整合两个全国性的STS组织。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有关部门可在全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STS专业委员会基础上，打造出一个独立的、具有更大包容性的STS的全国性组织。其次，要整合STS研究的人力资源。不仅是要整合“软科学”和“自然辩证法”领域中的学者，而且要整合自然科学领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STS有研究的学者，甚至于科技工作者、政府人员也应当被列入整合的对象，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一种拥有独立学科地位性质的学术阵营[5]。打造STS学术阵营并非易事，不仅需要STS学者的努力，如一些知名学者的呼吁和推动以及STS学科规范的制定等，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积极介入，大力的扶持。
(三)推动STS的教育和研究的合作
如前文所述，台湾地区STS学科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教育和研究相得益彰”，无形中形成一股合力，不断地推动STS学科的发展。反观大陆地区，虽然引进STS学科已有多年，也成立了一些STS教育和研究的专门机构，但STS教育与STS研究大都还处于相分离、相脱节的状况，如一些高校STS机构的老师，只希望在科研上有所作为，而不愿意承担基础的教学;又如一些高校老师，对STS研究虽有造诣，但学校没有专门的STS教研机构，或者学校根本就不重视STS教育，那也妄谈教育与研究的相结合。鉴于这种状况，台湾地区的发展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首先，已有STS教研机构的高校，要出台相应的规定，要求机构中教师必须从事STS教学，把自己研究的成果融入课堂中，在教学实践上形成合力以提高STS教育的实际效果;在一些条件成熟的高校，要抓紧成立STS教研机构，使一些对STS研究有所造诣的教师有其用武之地;在一些暂时还不能成立STS教研机构的高校，要鼓励对STS研究有兴趣的老师开设有关STS的素质拓展课程，这对于提高STS学科的认同感和学生综合素质大有裨益。其次，各高校要依托特色资源，开发设计出具有本校特色的 STS 课程体系。这样方能有的放矢，提高 STS 教育的实际效果。而且，要转变原有单调的课堂讲授的教学模式。在 STS 教学上应该采取多元化的模式，如可采取讨论、座谈等形式的教学加强师生间的互动[1]。此外，STS教育与研究的有机结合不能局限于高校层面，其他类型的学校也应该注重这样的结合。当然，STS教育与研究的有机结合也不仅仅局限于学校层面，而是要充分整合STS研究与教育的资源，把这种结合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唯有如此，才能提升STS的学科地位，推动它的发展。
(四)兼收并蓄提升STS的研究水平
STS学科是舶来品，即由国外引进的。因此，要提升STS的研究水平，固然需要批判性地吸收国外STS理论和方法，跟踪借鉴国外先进的STS研究经验，以拓展自身的研究视野。然而，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从台湾地区STS学科发展的经验来看，扎根本土化问题研究才是其蓬勃生机的活水之源。作为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所面临的STS问题确有自身的特点，如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因此STS研究的一个重要旨趣就是为实施“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创新驱动发展”等战略服务;又如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STS研究必须遵循共同富裕的价值导向，因此如何以STS 的新视角推动科技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与政策研究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再如我们是有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文明古国，如何利用STS观念，批判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以推动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也是STS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6]如果离开了这些现实的问题，STS研究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谈不上提升STS的研究水平了。因此，我们只有兼收并蓄，既立足本国问题，又撷取国外STS研究之长，才能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的STS研究之路，也才能让我国STS的研究水平有着实质性的提升。
注释：
①见台湾学者黄俊儒、杨文金、靳知勤和陈恒安等人的论文《谁的STS?――“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的“同”与“不同”》，科学教育学刊(台湾)，2008(6)：586587。 ②资料来源：台湾地区各高校有关机构的网站、有关学术团体网站以及台湾地区的期刊网站。
③傅大为系阳明大学STS研究所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史博士;林崇熙系云林大学文化资产维护系教授，美国维吉尼亚州立理工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博士;吴嘉苓系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社会学博士;雷祥麟系美国芝加哥大学科学史博士，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曾任教于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王秀云系高雄医学大学性别研究所助理教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科学史博士;王文基系阳明大学STS研究所副教授，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博士;陈恒安系成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德国慕尼黑大学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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