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焦虑困境与出路探讨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首先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其次指的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主要分为“社会主义初期文学”、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文学”、“中国先锋文学”、“中国自由文学”、以及“通俗流行文学”等五大类。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大陆当代文学大多数属于官方文学即所谓“体制内”文学。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焦虑困境与出路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焦虑困境与出路探讨全文如下：
摘要：当下文学理论表现出一种对自身存在的深切焦虑。西方文论的影响而导致的集体“失语”，文论家们在当下学术共同体和现实社会经验的位置得不到主观肯定，是这一焦虑窘境的两个主要方面。当代文论要走出这种困境，就应该直面中国文学鲜活的经验与现实问题，坚持多元主义的研究方法论理念，重建文学理论的公共性品格。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论;影响的焦虑;认同危机;出路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发展此起彼伏。从方法论热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再到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热，再到晚近文学理论的反思热，文学理论研究已有长足进展，形成了多种理论观点，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从另一个层面看，当代文论研究却始终暗含着危机和被质疑的声音，诸如研究对象边界的模糊、方法的碎片化和研究的有效性等问题。钱中文先生在2012年中国中外文论第九届年会上的致辞中，通过回顾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指出这种危机的存在，认为当下文学理论处在焦虑与不安中，似乎一切还没有真正开始，似乎一切都要重新再来。[1]换言之，中国当代文论患上了“焦虑症”或“经验贫乏症”。本文拟在分析这种焦虑困境如何产生的基础上，指出摆脱困境的出路。
一、“他者化”的影响而产生的
“失语”焦虑
按理说，中国文论的整体形象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对本土文学和文学理论认知的结果，其研究对象、言说方式和理论价值应当体现中国的时代品格和民族特色。但是，30多年来，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后殖民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文艺理论思潮在中国文论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成为文学理论研究成员共同探讨的话题，即以西方的问题为自己研究的问题，把西方的规则奉为自己知识创新的规则。西方
文论就像“镜像”一样，只有通过它来观看自己，最终形成自我的形象。在西方文论的话语空间中，我们似乎找到了研究的问题和方法，至于历史语境、文学历史发展变迁、逻辑起点等等是否与中国当代文学与文论的发展有相似、相通之处，彼此之间有没有对话的可能，这些问题则没有很好地考虑到。如果说，我们只是研究西方文学理论，研究其发展演变的规律以及讨论其热点前沿的问题，类似西方文学界研究中国文学一样。但是，当这些理论主宰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时候，西方文论就像幽灵一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论言说方式的阴影。
美国当代文论家布鲁姆写过《影响的焦虑》一书。作者很好地吸收了尼采和弗洛伊德两位非美国本土理论家的思想观念，并把他们的理论成功地运用到西方传统诗论的否定性研究中，向世人展示了传统影响的焦虑以及超脱这种忧虑的方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逆反”式批评理论。布鲁姆给我们的启示是，他者化的理论是自我创造新的观念和方法的基点，在否定、抵制与接纳、对话中，以现实的文学文本为依据，让异域的理论话语在本土理论建构中释放出新的生命力，实现理论的创生。笔者以为，这也是西方文论之所以不断发展和革新的根本原因，也是西方文学发展的基本途径。
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社会文化生活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迁，西方各种学术资源在中国不断传播，使我们讨论一些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具备了外在的可能性，拥有了一个“发轫的环境”，按说应该成为中
国文学理论发展和创生的契机。遗憾的是，精神分析、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等学术话语系统，我们在吸收和接纳的过程中走向了“滥用”和“泛化”的道路。1996年国内学者提出的“失语症”命题，就是对中国当代文论面对西方文论话语时发出的“集体无意识式”的责难，这也是中国当代文论患上“焦虑恐慌症”的深刻表征。
中国现当代文坛，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声音?其最基本原因在于我们根本没有一整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想想吧，怎么能指望一个“哑巴”在学术殿堂里高谈阔论!怎么能指望一个患了严重学术“失语症”的学术群体在世界文坛说出自己的主张，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没有自己学术话语的民族，怎么能在这个世界文论风起云涌的时代，独树一帜，创造自己的有影响的文论体系，怎么能在这各种主张和主义之争中争妍斗丽![2]
这番话把整个文论界压抑已久的“焦虑不安”的精神窘境集中表达出来，展现出整个中国当代文论“焦虑恐慌症”的面相。正如蒋寅先生评论道：“其实我感觉，近年‘失语症’一词的流行，已表明在这个问题上的确集中了学术界的某种焦虑。”[3]周宪先生也分析道：“其实是一种文化认同焦虑的表征。这种焦虑自近代以来像一个幽灵始终萦绕在文化共同体中。说穿了，这是一种对中国文化“他者化”的忧患意识。”[4]“失语症”的提出以及对其分析的态度和立场让我们共同体悟到：中国当代文论的焦虑症状就是西方他者的影响造成的。
我们知道，西方现代文论深刻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发展，包括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朱光潜和宗白华等老一辈文学理论大家，他们深受西方“他者”文化的影响，能融通中西、汇聚古今，创造了中国现代文论辉煌的画卷。但是，目前来看，作为“强者”的西方文论遮挡和垄断了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无法真正观察和表达自己，在很多层面上“模仿”和“迁就”西方的文论话语，致使自己完全笼罩在西方文论的光芒中，一旦脱离这种光芒，我们就无法按照自己的逻辑去推理和求证，进而丧失了自己说话的权力和创新的能力。
布鲁姆在论述“影响”的负面效果时引用王尔德的话说：“影响乃是不折不扣的个性转让，是抛弃自我之最珍贵物的一种方式。影响的作用会产生失落感，甚至导致事实上的失落。”[5](4)笔者以为，“失语症”的表述就能说明这一点。在西方他者面前，自我转让了自己表达的个性，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想象不再是从自己内心发出的真正属于自己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论所发出的声音的回音。
在对待外来文学理论的态度上，我们并没有像布鲁姆那样去“误读”，去阐释与过度阐释，完成对西方文学理论话语的转换，在交流与冲撞中提出新的命题或理论。“一些理论话语的引进，往往只维持一种话语的简单复制层面。一旦某种话语不再流行，便毫不留恋地迅速撤离，转入其他话语的复制工作中。这样一种浮在表面的学术话语实践方式，必然导致对话能力的丧失、话语转换的失效。”[6]因此，在充分认识到这种简单的复制对中国当代文论造成的“精神创伤”之时，也是文论自觉之时，失落感和焦虑感自然会从看似热闹的场面浮现出来。
当再次面对西方文论的“他者化”影响时，我们不难觉察西方文论在中国文论面前像一个虚假的“镜像”，像一个虚幻的“父亲形象”，彼此之间充满矛盾。一方面我们把西方文论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参照系，对西方文论流派众多、思潮迭起的发展趋势心存敬佩，感叹西方文论对西方文学史、文学发展变迁和文学文本的深刻认识;另一方面为了保持中国本土文论话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对西方文论预先抢占了中国当代文论的建构空间而无法超越，表现出更多的担忧、害怕和惊恐。如此一来，只要这种局面存在，中国当代文论患上“焦虑症”也是必然的，这也是目前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窘境。
二、主体主同危机而产生的身份焦虑
随着消费文化的到来，视觉文化日益占据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视觉愉悦压倒理性的静观，以语言文字为媒介进行书写的文学开始逐渐被边缘化。与之呼应，经典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的言说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无论是在大学课堂，还是在社会文化领域，听众越来越少，文论研究也就成为少数专业人士在小圈子谈论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具有自我高度反思性的主体，文学理论研究者自然会意识到如下问题：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我们所做的关于文学理论知识的阐释和建构能不能在彼此的交流和对话中站得住脚，我们所推进的文学理论研究是停留在“能指的游戏”的层面上，还是与现实的文学、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出理论的解释能力?当文学理论研究者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中找不到确切的答案，或者说自我在学术共同体和现实社会经验的位置得不到主观肯定的时候，认同危机及其诱发的身份焦虑便由此而生。
在文学理论界，文论家大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扮演着“立法者”的角色，他们“牢牢地控制着趣味和艺术判断领域。这里的控制意味着不受任何挑战地操纵各种机制，以使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意味着做出决定，发表权威评论，隔离，分类，对现实施以限制性的规定。换句话说，控制意味着对艺术领域行使权力”，[7](179)因此，在立法者的维护之下，文学理论形成了一套充分体现知识分子良心、社会责任、人文精神和审美观念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立法者之间的立论、辩论和交流才是合法的。重要的是，在那样一个充满追求崇高精神的意义世界里，文学理论研究者能够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
根据美国存在主义理论家蒂利希的分析，人的实存都是被非存在(空虚、无意义)所包围着，随时可能陷入虚无。个体体验到自身被这种非存在所包围并为之担忧，这便是焦虑，即意味着对自己认同的存在可能会丧失的担忧，或者自己的同一性丧失的恐惧，进一步说，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中获得所期待的内在自信的感觉遭受到诋毁和威胁。
针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者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盛行，使得文学理论的学科界限以及研究对象不断扩容，研究方法开始向多学科、跨学科的方向发展，研究视角也向多元和建构主义的方向发展，这样一来，文学理论所预设的对文学经典的阐释、文学永恒价值和普遍审美法则的建构被充斥着物欲与粗俗气息的大众文化包围，而大众文化培育的实利主义又让高高在上的文学理论的精英主义难以适应，同时，过去以哲学和美学为主导的文学研究方法被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方法所取代，文学的本质主义和统摄性思维被许多文学理论研究者指责为“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生产方式”，[8](3)诸如此类观念和方法论上的轮番冲撞，让大多数人对自己认同的存在感到担忧，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开始消逝。
即使那些主张解构主义的文学理论工作者，虽然他们抵制文学的本质主义特质，把解构和建构作为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方式，强调地方性建构和知识社会学的反思，但是围绕知识建构引发的一些问题：建构什么?如何建构?建构的价值标准是什么?知识建构在什么条件下成为可能?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不确定的，悬而未解的。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伴随着文论的研究成为一种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体验。借用蒂利希的话说：“人的存在包括他与意义的联系。只有根据意义和价值来对实在(包括人的世界和人本身)加以理解和改造，人才成为其人。”[9](46)面对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快速转换和现实世界的工具理性的价值诉求，文学理论研究者对于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容易产生一种丧失意义之源的焦虑。换句话说，建立在共同体基础之上的意义世界已经倒坍，相对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开始盛行，固定与安身立命的价值准则丧失，面前永远飘荡的是一些固定的“非存在”和“虚无”的东西，再加上学术道德的滑坡，无意义、无根基、无方向感和漂泊感成为当代学人的精神状态，认同的焦虑将是许多有学术良知的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慢性病”，即他们对自己身份的不安和担忧。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工作者而言，那种满怀雄心壮志去做“立法者”和重新建立“立法者”权威的认同是一种不太现实的想法。笔者以为，在一个到处浮现“合法性危机”的时代，我们只有在一种流动性、不稳定和矛盾的状态中，去思考和塑造自身身份的认同，这也是面对五花八门的文化现实所做出的一种正常和健康的反应。如法国当代思想家阿加辛斯基在评价现代文化时所说：“今天，如果承认世界是不稳定的，其中包括货币本身也是不稳定的，那么，认为存在着超越时间、永恒的模型的观点，在我们眼里就会显得有些荒谬。”[10](28)用一种普适性思维、一劳永逸的观念去关照和审视文化现实反而有些“不正常”，甚至有些“病态”。海德格尔说，“只有面对虚无，才会想到存在”，所以，面对流动、不确定和可能性的虚无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不安的心境，文学理论工作者更像一个“摆渡者”，摆渡于历史与未来、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国与西方、中心与边缘、地方性与总体性之间，在摆渡和动荡中经营和体验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认识。
她认为，“现代意识是‘摆渡’和‘过客’的意识。今后我们要这样去思维：一切都‘到达”和“经过”。没有任何固定的因素，赋予事物扎根现在并抵制时间所必须的东西”，“‘摆渡’是一种运动和短暂的体验，一种起伏变动和必然消失的体验，那么它应该有很多面孔;现代不仅抛弃了永恒，也抛弃了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单一形式”，[10](10?11)对于文学理论工作者来说，做一个理论的“摆渡者”，脱离了“立法者”的永恒性和权威性，同时把自己抛入一个非存在(哲学讲存在与永恒等同起来)中，用变动不居的方式来体验这个世界，在丧失了一切意义的语境中思考世界，从这一点来看，“摆渡者”与“阐释者”区别开来。如此这般，回过头来看看，文论家的身份演变经历了“立法者”到其身份地位的“倒塌”，再到“阐释者”的兴起及其地位的确立，再到当下“摆渡者“形象的浮现，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文论家应该在变动和摇摆中确立和寻找自己的身份感。 三、焦虑困境的出路
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来看，从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到解构主义，再到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制造一些抽象概念以及对概念的不同理解和演绎展开讨论，并且这些概念和理论观点的讨论大都是建立在西方经验的基础上，日益悖离中国鲜活的文学经验和现实。换句话说，当代文论离我们的现实经验越来越远，即使我们试图为自己建构一个如何多元开放的文论形象，也无法掩饰实际上的精神空洞和“经验贫乏”，因为，中国当代文论尚未从根本上形成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既与历史经验相隔阂，又缺乏现实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医治好中国文论的这一“经验贫乏症”，是中国文论摆脱“影响的焦虑”和确立“本体安全感”的关键所在。
首先，文学理论应该直面中国文学鲜活的经验与现实问题。这些现实问题有本土的文化背景作为支撑，其建立在中国本土文学经验基础上的学术命题有真实性和现实关怀性。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我们不能面对当下的文学现实，也就失去了理论的有效性，意义不大。我们当下所面对的文学花样翻新，目不暇接，丰富多彩，我们的文学理论应该面对这一现实，应该花费更多的精力去关心和阐发这一现实。”[11]的确，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丰富多彩，文学现象层出不穷。比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网络文学、超文本写作、口语诗写作、微小说、生态文学、底层文学、图文叙事体等等，这些鲜活的文学形式体现了中国文学现实和经验的复杂性、特殊性、多元性和异变性，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概念和术语去归纳和阐释中国文学的经验和现实问题，否则可能就是隔靴搔痒，这就要求文学理论必须从中国的文学实情出发，跳出单纯地追求文学理论自身的完美性和自洽性的冲动或设想，从中国文学的经验中产生本土性和原创性的理论。
比如，晚近在文学理论界出现的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日益成为新世纪的“新学问”。文学与图像关系问题直面文学遭遇到了“图像时代”而带来的“文学危机”，以及此危机背后整个人类所面临的“符号危机”，这一现实经验把一个鲜活的、有意义的问题推至学术前沿，这一研究有清醒的本土意识，不“停留在文化研究层面反复‘打滑’”，不过分“迷恋西方现代西学”而感到“影响的焦虑”，而是“注重中国传统和本土资源，更强调历史纵深感和实证精神，更关注个案分析和小中见大”。[12]像类似这样的研究，超越了以往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各持一端的做法，从历史命题和现实课题的立场上生发文学研究的理路，为走出文学理论研究困境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案。
其次，倡导多元主义的方法论理念。文学是多元复杂的，由于主观价值判断的不同，以及种种价值判断随着不同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因此，文学始终从整体上呈现出非稳定的特质，那么设想用单一的或者统一性的研究方法来解决文学的相关问题，这是不现实的。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差异性以及合法性，不是只承认一种方法或一种价值的合法性，而是在平等、民主和协商的语境中，坚持自身的差异与尊重他人方法的不同，达到最终肯定不同研究方法及其价值的合理性的目的。但是，在坚持多元主义方法论的合法性之下，我们还必须关注一些容易被忽视的相关问题。正如伊格尔顿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应该庆幸各种批评方法的多元性，采取一种宽容的普世主义姿态，并为我们能够摆脱任何单一方法的专制而欢呼鼓舞。然而，且慢兴奋过度。这里依然存在着某些问题。
其一，这些方法并非都能并行不悖。其二，这些方法中有些几乎就不是什么方法。[13](199)我们应注意到，一方面尊重文学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从某种意义上为研究者奠定自身进行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和建构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多元主义研究方法存在的基础是差异，但问题是，一些方法是不是切实可行，是不是并行不悖，能不能符合当前文学理论研究路径，这是必须引起我们警惕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多元性和差异性被不适当地无限夸大，以致走向一种工具性的技术形态，或者仅是一种研究的意识形态，就有可能走向研究价值的混乱和无序，必然导致不同方法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因此，多元主义方法论观念需要建立在文学研究方法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贴近文学理论和文学发展的现实，超越不同方法各执一端的做法，在彼此互补协商的情形下，推进文学研究的不断发展。
最后，重建文学理论的公共性品格。按照伊格尔顿的理解，“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是由以观察我们时代的历史的一个特殊角度”，“纯文学理论只是一种学术神话”，[13](196)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理论与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现实等有着特定而密切的关系，因此，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不应该直接为大众的物质消费服务，为大众获得审美快感而辩护，也不应该脱离作家、现实文本只是作为文学批评理论不断演绎的工具而变得越来越深奥。笔者认为，文学理论承担着
向社会传播公共文学经验，以及以文学经验为基础向公众传达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和反思的职能，表达一种公共性的主体性话语。比如进入新时期以来，在拨乱返正、思想解放的时代语境下，文学理论摆脱了依附于极左“政治”的地位，逐渐确立自主性的地位，表现出对个体与社会的本质关系、权力和生命的关系、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下社会人的主体性等问题的反思和批判。渗透着文学理论工作者对知识、真理、生命存在、自由、社会正义、良心和个体价值的深刻思考。虽然这些体现终极关怀的思考未必直接能够指导公众的生活，但是这些具有深度的思想观念能够影响社会公众对文学价值和人文精神的感知和评价。而当下的事实是，视觉文化的崛起和消费主义的盛行，使得人们的生活转向对个人物质幸福的追逐，而对社会公共领域的批判性反思能力显得相对匮乏。
与之相应，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呈现出公共精神素养“缺失”或者“消失”的景象，当下文学书写时尚、娱乐、休闲、惊悚、玄幻的世界远远多于对人性、道德和民族精神世界的沉思，而文学理论知识的价值取向也不再面对社会现实而获得自己的公共性品格。更为值得思考的是，文论成果也成为文学理论学科建设、高校研究者职称评价体制中的硬性材料，或者成为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以及专业化道路上知识生产链条上的“零部件”和“副产品”，这种过度“专业化”和“专家化”的走向，必将使得研究者陷入身份认同的焦虑和知识生产的合法性危机，而不敢“独立关注”公众文学经验和重大的公共领域事务。虽然上个世纪80年代的社会语境和文化氛围不可能重现，但是作为一种精神沉淀，公共性品格应该是当下文化实践和理论思考的基点，
所以，面对消费意识形态的“吞噬”和学术体制的“规训”，文学理论工作者应该设法避免退缩和彻底的整合，重建文学理论知识拥有的批判和反思的公共性品格，发挥其在中国当下文学现实和社会公共领域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