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研究现状及司法实践论文
浅议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研究现状及司法实践论文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的统称，也就是说，司法机关不得采纳非法证据，将其作为定案的证据，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议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研究现状及司法实践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议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研究现状及司法实践全文如下：
【摘 要】随着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对刑事司法领域的改革也在加紧进行。而证据规则的建立是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关键，只有做好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能更好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关键词】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理论研究一、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研究现状。
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选择
对我国是否应当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目前诉讼法学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普遍持肯定的观点，只有少数学者持反对意见，理由是排除非法证据的适用会使犯罪分子漏网;非法证据的排除会损害社会整体利益，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我国的侦查技术和设备落后，现阶段性不具备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条件。并认为应当尽快确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对在我国应采用什么样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众说纷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五种：
1、全部排除说。该说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既然已经明确规定了严禁采用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自然违反法律规定获得的证据就失去证据效力，即使查证属实也不能作为证据采用，从而认为应立法予以严格排除。
2、区别对待说。该说认为应该将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区别对待：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无论其真实性如何，若作为证据就等于承认刑讯逼供、威胁取证、诱骗取证等活动，从而直接背离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因而应将其排除;而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则不会因收集程序和方法的违法而改变其性质，就可以采信。
3、真实肯定说。该说认为应当重视证据的客观性，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应把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与非法证据区别开来，不因收集证据的方法、程序的非法而否认证据的客观真实性的法律效力，如果非法证据经过调查属实，并对证明案件事实确有必要，则可予以采信。对其违法行为可视情节轻重予以追究处理。此说实际上肯定了非法取得的证据的效力，真实地反映了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有关非法证据的状况。但此说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只看到了证据的真实性，却无视证据的合法性，这实际上否定了有关收集证据的程序规定，也忽略了刑事诉讼中保护人权的价值取向。
4、线索转化说。此说认为，应以补证方式即重新合法地取证，使非法证据合法化，或以非法证据为“证据线索”，靠它获得定案依据。此说认为，这样既是通过重新而合法地取证来对非法取证行为彻底否定，又是灵活运用非法证据。
5、排除加例外说。该说认为，对非法取得的证据原则上应予排除，但可保留一定的例外情形。这些情形主要可以考虑以下两方面因素：“一是案件的危害程度，二是司法官员的违法程度”。“设定例外的情形可以从犯罪性质分，也可以从法定刑方面分，还可以考虑被告之主观恶性等方面。”笔者认为，在刑事非法证据的采证问题上，具体实践过程中必须兼顾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以最大限度地兼顾两者是最佳选择。对于非法证据的取舍，我们应该以“公平”作为价值观，按照“均衡价值论”对非法证据进行考察，在利弊得失的选择上，使得大于失。非法证据应当禁用，但也不宜绝对化，应该设立若干例外情形。因此，笔者赞同排除加例外说。
浅议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研究现状及司法实践论文
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实践。
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屡屡发生，不时侵犯公民的权利或使公民的权利面临侵害的威胁。湖北佘祥林故意杀人案、云南杜培武故意杀人案、河北李久明故意杀人案、河南李作海故意杀人案等冤案、错案就是最好的实例，造成这些冤案、错案关键原因是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的刑讯逼供，刑讯逼供产生了非法证据，而这些非法证据又被法庭采纳。
最高法院建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实施状况究竟如何呢?要对这一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就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不过，根据中国的司法惯例，官方很少进行有关诉讼程序实施问题的司法统计，即便一些零散的数据存在，也经常不对外公布。而研究者由于经费、精力、条件等多方面的限制，也很难从事大规模的调查。
“非法证据”及其应否被排除的问题，近年来已经大量出现在中国的法庭上。尤其是被告人、辩护人，对于检控方提交给法庭的证据，一旦发现在收集的程序上存在明显的违法问题，经常会要求法庭认定该证据为“非法证据”，并申请法庭予以排除。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辩护方极少申请法庭对非法搜查、扣押、窃听得来的证据加以排除，也几乎没有因为侦查人员剥夺嫌疑人会见律师的机会而要求法庭排除被告人的有罪供述。申请排除的“非法证据”
最多的还是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的手段获取的被告人供述。尤其在被告人当庭翻供、法官质疑其为什么向侦查人员做出有罪供述的情况下，被告人、辩护人通常会辩解说原来受到了刑讯逼供，并请求法庭将原来的非法供述加以排除。至于对那些侦查人员以“威胁”、“引诱”、“欺骗”等其他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辩护方也很少会提出要求排除的申请。
那么，面对辩护方提出的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刑事法庭对此问题的处理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是置之不理，不对“非法证据”是否存在以及应否加以排除的问题做出任何结论，甚至就连专门的调查，审核程序都不举行;二是受理申请，并要求检控方加以调查，做出说明。即便将刑讯逼供的问题纳入调查的范围，侦查机关也几乎从不派侦查人员(尤其是被指控实施刑讯逼供行为的讯问人员)出庭作证，从而使审讯人员与被告人没有当庭对质的机会。侦查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似乎被用来反驳一切有关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指控。而对这种“情况说明”，刑事法庭基本上当庭予以采纳，并将其作为驳回辩护方申请的依据。于是，有关排除非法证据的问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以辩护方的申请驳回而告“解决”。
综上，我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和适用上还有很多不足，随着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我国急需建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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